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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時日

孫立人將軍當初在陸軍總司令任內時的官邸是在屏東，所以我父親從香港來臺灣的時候，就直接到了屏東市的勝利新村住下。在這個占地甚廣、綠樹成蔭的日式眷舍裡，住的大多是所謂孫立人系的高級軍官，鄰居們甚少往來，也絕口不談政治，生怕惹禍上身。在全台為數眾多的軍人眷舍中，這個安靜無聲的勝利新村可以說是十分特殊的一個。遠征軍的葛南杉、劉放吾將軍，陸軍副總司令董嘉瑞將軍，清華畢業留俄的李法寰將軍……都是認識而不相往來的鄰居。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被眷村裡同齡的孩子視為“匪諜之子”。

父親和母親被召往臺北拘禁之後，我外婆帶著我只有一歲多的姐姐也被趕出大宅院，帶著一小包細軟寄人籬下于一個姓田的中級軍官。在他家右側一間約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裡生活了7年，直到我和母親被放出來。當時外婆靠變賣從大陸隨身帶來的一點碎金子過活。那時孫立人還沒有被軟禁，他偶爾也會送來一點生活費。那個時代裡，眷村內外，本省外省，同樣“均貧”，大家就這樣活了下來，走了過來。

我7歲的時候我們母子被放出來，父親的屬下買了張火車票讓我們坐回屏東。外婆很“奢侈”地叫了一輛人力三輪車接我們母子回了家。那個屋子太小了，4年後，我媽媽跟孫將軍的另一個部下借了一筆錢，在他們家隔壁頂下來一間房，同樣是日本式的眷舍，隔成三戶，我們就住在其中最小那一小間。15年後，老蔣死了，爸爸出獄，這蝸居仍舊是一家人的棲身之所。

母親畢業于長白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修鋼琴和聲樂，出獄後教些小朋友彈琴。她當教員也是經過一番很辛苦的掙扎。因為入獄之後，她之前所有的學歷證件都沒有了。其實她有很多同學到了臺灣，他們都知道她的背景，卻不敢出面為她作保。後來曾經擔任長白師範學院院長的方永蒸敢於出面替她作保，她才能參加一關關的考試。記得母親剛開始擔任教員的時候，每天清早5點多出門，搭乘軍用大卡車，一路顛簸到位於窮鄉僻壤的學校，傍晚7點左右才能回到家。

對於我來說，幸運的是，小時候雖然因為坐過牢而被戲稱為“小匪諜”，卻沒有被同齡的孩子排斥。基本上，臺灣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像是一個逃難社會，或者說，是一個巨大的難民營，人心是浮動的。三教九流，五湖四海，都聚集在這個破茅草屋裡混口飯吃，有幾分相濡以沫、苟求性命於亂世的味道。

不過，我要說句良心話，就是蔣介石還沒有“誅九族”，沒有讓“匪諜”或政治犯的子女吃不上飯，或者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黑五類”。我求學謀職，參加大學聯考、畢業後通過特考及高等考試，都沒受到什麼影響。在戒嚴時期，我可以去國外實習。蔣經國當政的時候，我去中華航空公司報考空勤人員——那時候我們要離開臺灣是很困難的，我知道他們做了很多身世背景調查，最後居然讓我考進去了。之後回到公務體系服務，職場生涯算是十分平順的。

從另一個角度說，父親的情況對我也還會有一些影響。我年輕時交女朋友，交往一段時間之後，對方父母一聽到我父親是“政治犯”就嚇得不行，之前交往的好幾個女朋友都因為承受不住家裡壓力而分手。後來我認識我現在的太太時，我先跟她說了家庭狀況，讓她回家徵求父母意見，如果他們有所顧忌的話，就不要再談下去。我不想瞞著他們，因為以前有過一些不愉快的經驗。

我的太太姓陽，是醴陵人，她的父親陽雲鋼早年是空軍官校22期畢業生，抗戰末期還到美國受過訓練。我太太——當時的女朋友回去跟家裡說了，身為飛行部隊上校大隊長的她父親並沒有反對，反而說：如果我的長官對這件事有意見的話，我就退伍不幹了。她把這話轉述給我，我蠻感動的。後來跟她交往了一陣子我們就結婚了。我岳父的仕途顯然沒有受到親家是“匪諜”的影響，他後來還曾升任聯隊長和空軍官校的校長。我想這些事情也可以看出：老蔣和小蔣對於父親蒙受的不白之冤，既是一手炮製，也是心知肚明的。

我們是1976年結婚的，一年前，蔣介石已經去世。老蔣去世不久，蔣經國就把我父親從監獄釋放出來。我父親後來也見過我的岳父母，同為湖南老鄉，結為親戚大家都挺開心的。

我的岳父有一位官校22期的同學叫黃鐵駿，1954年2月和劉銘三在新竹空軍基地把一架B-25轟炸機飛到了大陸，出海前叫不知情的劉銘三跳傘逃生。黃鐵駿原本就是中共地下黨員，可能後來覺得形勢不太好，快要暴露身份，他就駕機“起義”。

當時我的岳父也因此事受到牽連，他既是黃的同期同學，又是同鄉、鄰居、好哥兒們，被停飛了一段時間。黃鐵駿走後，留了老母親和太太在臺灣。那時候我們在臺灣，軍隊也都是用糧票，實行供給制。他這一“起義”，家裡人幾乎等於斷炊。我的岳父還用他的糧票的薪水奉養黃奶奶，一直到給她送終。黃鐵駿的太太非常漂亮，聽父輩們講像電影明星一樣。不知道中間有什麼緣故，她向上面表示，要去大陸把她先生給押回來，所以投靠情報局，聽說還經過了一些訓練。可一到香港，她就被埋伏在香港的共產黨特工抓了起來——現在想起來，那時候，臺灣到處都有中共地下黨員，她的行蹤，中共方面顯然都很清楚。黃太太被抓起來後，似乎還受了不少罪，她一腳被打殘，逐回臺灣，後來嫁給一個年紀很大的陸軍軍官。那個年代，臺灣兵荒馬亂，這一類悲歡離合、人間慘劇處處可聞。

葉落歸根

在沒有經過正式審訊的情況下，直到1971年5月，對父親、陳鳴人、彭克立與曾長雲這四人做出判決。罪名是將軍隊交共軍整編，與策反孫立人叛亂。四人各被處無期徒刑。1975年蔣介石去世，父親這四人被減為15年。可是至此他們已經坐了25年牢！沒有辦法，只好再發一紙裁定書將他們四人於1975年7月14日釋放。父親與陳鳴人的家人都在臺灣，所以獲釋後他們就回了家。曾長雲、彭克立的家屬都在大陸，他們離開龍潭保密局監獄之後，就一起以犯人身份住進了養老院，兩人互相照顧，度過殘生。

父親入獄時47歲，正當壯年，出獄時已73歲，成了兩鬢蒼蒼、形容枯槁的老人。85歲時，他中風癱瘓在床，一年後病逝於屏東醫院。彭克立於1988年回湖南長沙定居，臨行時帶走了先前病逝的曾長雲的骨灰。有人把父親臥病在床與彭克立帶曾長雲骨灰上飛機的照片給已90歲高齡的孫將軍看，他悲憤不已：“李鴻他們何罪？一關20多年，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立了那麼多戰功，竟一筆抹殺，公理何在？”又一連聲說：“是我連累了他們，我為什麼要召他們來臺灣啊！我竟聽信蔣介石的承諾！”愧悔之情溢於言表。

父親出獄後，我們家裡幾乎不談過去這些事情。我也很少跟他談以前的事。一則談起來大家心裡都很難過、傷感;二則他怕再講什麼惹來禍害。父親出獄的時候，電話在臺灣才開始普及開來。我們家的電話，一直有錄音中的沙沙聲。對方好像是明目張膽地告訴我們：我在監聽你！父親出來以後，每隔一段時間還要去派出所報到。那時候臺灣的氛圍你不必懷疑有沒有人在跟蹤你，因為這是公開的、必然的。而原本單純的母親經歷這樣長期的刺激，也變得緊張、多疑，杯弓蛇影，她常常認為某某人是來監視他的。

父親後來在獄中成為虔誠的基督徒，跟他關在一起的其他人似乎都沒有信教，唯獨他一個。他每天看《聖經》，那本《聖經》用紅鉛筆畫滿了圈點。出獄之後，他除了每天看《聖經》外，每週還要去教堂。中華教會離住家有段距離，每星期我媽媽都會騎車帶他做禮拜。

父親原本就是一個沉默寡語的人，多年的牢獄之災，也看不出他有什麼負面情緒。遭受如此冤屈，我也從沒有聽過他罵蔣介石，他曾對我說，蔣是一個蠻勇敢的人，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他曾在北伐戰役中身先士卒，率隊衝鋒。講到老蔣扶植小蔣繼位，他說：為了（蔣經國）一個人，他（蔣介石）犧牲了多少國家精英！這是我聽過唯一一句對蔣先生說得比較重的話。包括孫立人在內，別人罵蔣介石，他很不高興。我覺得這可能是他們那一輩人的一種修養。

現在提起父親，在我腦海裡浮現的就是一個蒼老沉默的老人的樣子。家裡沒有父親年輕時的照片，不要說軍服了，他獲得的中外勳章我也從沒見過。他出獄時，隨身帶了一張兩寸的大頭照，應該算是囚犯照吧。他以前在戰場上是什麼樣子我完全沒有概念。媽媽曾笑著說他：啥都不會，可打起仗來才狠呢。他的晚年，因為我媽媽當老師，白天不在家，我和姐姐在臺北工作，操持家務的就是這個老爸爸了。一個那麼低調，曾經為國家幹過大事的將軍，“除了打仗啥都不會的人”，到了晚年就是煮飯、買菜、上教堂……

孫立人的老部下受到牽連，即使沒有牢獄之災，過得也很淒慘。比如在仁安羌解救過英軍的劉放吾叔叔，在屏東靠賣煤球為生，當年虎虎生風的劉團長後來看起來就像個種田的。他用一些碎的煤渣壓成煤球，然後拉個車子挨家挨戶送，說起來真的很淒慘……希望海峽兩岸以後不要再發生這種事了……我的母親還在世，但是經過了這一連串的恐嚇與刺激，即使事隔五六十年，聽到以前的事或回憶以往，她仍然會陷入到那種激動恐慌的情緒裡。因此，我們在母親面前，更是從來不提往事。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臺灣去世。之後，臺灣也掀起一股翻案風。父親住院時，當時的“國防部長”鄭為元受孫立人將軍請托，找一個副官來到屏東探望父親，送了10萬台幣交給我，還要我當場簽立收據。

孫立人將軍帶兵當作自己骨肉。我看到這些叔叔伯伯，包括我爸爸，都對他一直非常尊敬。就在這一年的8月15日，父親去世。這個消息本來瞞著孫將軍，怕他不堪老懷悲愴。孫將軍問家人：“李健飛（父親的字是健飛）怎樣了？怎麼沒有他的信？”家人無法隱瞞，讓潘叔叔向他報告實情。孫將軍當時老淚縱橫，哀慟不已。他連續幾天一直念叨著李鴻的名字，還要到屏東為父親主祭。家人和部屬一再勸阻，最後他親制挽聯由長子孫安平代為主祭。

蔣經國死後，對孫將軍的看管也開始有所鬆動。有一次，我跟我媽媽、姐姐一起去台中市向上路的孫府去看他。曾經跟我們關在一起的潘德輝叔叔，那陣子在台中服侍孫將軍。會面前，潘叔叔先跟我們說，孫將軍年紀大，你們儘量不要讓他傷心。那時候他身體還好。我們陪他吃飯，他平常最多吃一小碗，結果那天吃了兩碗，看起來挺開心的。我姐姐問他：“我們小孩子印象做將軍的應該是雄壯威武，可是我看我爸爸像個小老頭，也不多話，你怎麼可以讓他當將軍呢？”孫將軍笑了，回答說：“一個好將軍話不需要太多。”其實，孫將軍自己似乎也不是一個能言善道的人。

1988年10月，父親的骨灰由母親護送到香港。再由在大陸的大哥定一、二哥定國迎回長沙，安葬在當地的烈士公墓。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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