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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慣常的描繪，毛澤東與蘇聯關係疏遠，與他的那些在莫斯科接受教育的競爭對手不同，他與蘇聯保持著距離，並且借由長征為中共創造了一個本土的“起源故事”，不讓莫斯科搶中共的風頭。與最近的俄羅斯傳記作家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在其《毛澤東傳》的處理方法一樣，麥克奎爾通過展示毛與蘇聯在個人和政治層面錯綜複雜的關係，讓人們看到這種描述不盡準確。毛澤東只訪問過一次蘇聯，1949年，他在蘇聯停留了三個月。那次訪蘇對於毛而言是一次相當恥辱的經歷，儘管毛澤東的共產黨軍隊剛剛擊敗了蔣介石的國民黨軍，毛卻十分被動，一直在等史達林就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做出回應。但是，1936年毛澤東出於安全考慮把自己的兩個兒子送到蘇聯；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1938年離開延安，去了莫斯科學習。她之後在俄羅斯外省的一間孤兒院工作了一段時間，她和毛所生的女兒便在這家孤兒院上學，後來賀子珍被強制送進了一家蘇聯的精神病院。

麥克奎爾還指出這樣一個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允許一些“莫斯科人”（長期在蘇聯生活、學習者）繼續擔任最高領導職位。但麥克奎爾主要關心的是歷史人物的情感體驗，而非其政治影響。因而，即使像王明和鄧小平這樣曾在莫斯科留學的中共領導人，如果他們沒有留下任何證據表明他們在這場“中蘇戀情”中曾有過蘇聯戀人，她也不會在書中對他們有太多著墨。在順帶寫到鄧小平在莫斯科的學生時代時，麥克奎爾提及了一件令人很感興味的事情，鄧的蘇聯老師認為鄧的領導能力比他的同學蔣經國更高，雖然兩人都被認為是“優秀的政治工作者”。半個世紀之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施展著自己的領導才能，蔣經國則在臺灣發揮著自己的領導才能。

麥克奎爾有講故事的天賦，所以讀完此書，能夠在讀者心中留下長久印象的肯定是個人命運種種奇特的變故，而非任何總體性概括：例如，中共取得勝利後，那些講俄語的中國“孤兒”被中共中央委員會接回中國，這些人對中國沒有好感，特別是不喜歡中國的食物；李立三的遺孀麗莎在從幾年的單獨監禁中被釋放後，不得不承擔起照顧自己年幼孫子（有著四分之三的中國血統）的責任。這些人中有著最奇特命運的是白俄羅斯女工人芬娜·瓦哈娃（Faina Vakhreva，後取中文名：蔣方良），30年代初，芬娜在烏拉爾的一家機器製造工廠遇到了一個名叫“中國柯裡亞”的青年男子。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鎮壓共產黨時，蔣經國已經在蘇聯生活了兩年。蔣經國公開批評了自己的父親，在之後的十二年裡，他自願或非自願地留在了莫斯科。後來芬娜嫁給了蔣經國，並最終成為了端莊穩重但是非常低調的第一夫人。她沒有留下任何對自己一生的記述，留存於世的只有她的幾張照片，其中一張攝于她和蔣經國在雅爾達度蜜月期間，照片中的她穿著泳衣，擺著相當性感但不太舒服的姿勢坐在佈滿鵝卵石的海灘上。

相比之下，蔣經國則留下了政治觀點截然不同的兩本自傳。一本是經典的蘇聯回憶錄寫法，他用很積極的筆法敘述自己在蘇聯的經歷；另一本則是經典的反共寫作，對自己在蘇聯的經歷持否定態度。不幸的是，麥克奎爾沒有告訴我們這兩本回憶錄是怎麼寫出來的，甚至也沒有提到它們的寫作順序；但從她的列舉的書目來看，親蘇的版本似乎出版於1947年的上海，而反蘇的版本則是作為中央情報局分析員雷·柯林（Ray Cline）1989年編輯的一本書的附錄出版。

真正的蔣經國是怎樣的人呢？他是蘇聯的人質，反共的愛國主義者，沒有私人生活，被迫做苦力，一直在等待著自己回歸祖國的那一天？還是一個狂熱的青年共產主義者，為自己作為一個集體主義者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後來去了烏拉爾宣傳蘇聯的工業成就，然後又在那裡建立起家庭？麥克奎爾傾向於認為後者，但她認為，真正的蔣經國不是只有一面的，就像那些在蘇聯墜入愛河，並且愛上蘇聯的年輕中國革命者，還有他們的孩子心中不止一個家園一樣。

本文選自《紐約書評》2018年4月19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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