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轉載自 民報。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曾有人說，台灣是外勞『逃逸的天堂』，但期待不到體制平等對待的她，卻不逃。
她一入境就成為人球，身無分文，走投無路之下，被仲介公會安置近5個月，剛開始係因案在身，媒合不到雇主，3月底勞動部未審先判，以她被起訴為由，一紙廢聘公文，正式終結她在台的工作機會。她不只一次的說：同鄉要她逃。其實我們很清楚，逃逸還有工作機會，留下來等待的，可能只有無情的遣返。
情感上，我們希望她逃逸，若他日被逮捕，被起訴的微罪，頂多罰金結案。但身為法律人，我只能讓這些話在舌間打轉，在嘆息中將它吞嚥。只是再見面時，她還留在原地，我的法律良知，也只能默默垂淚，卻聽到她說：逃避是地獄，勇敢面對才能抵達天堂；我不知這是否是可蘭經的箴言，只知道她的天堂失火了，肆虐的惡火，毒蛇般的逼近，她卻不逃逸。
她是性侵被害人，反被攀誣成竊盜犯，「贓物」是性侵加害人的『一條外褲』，任何具邏輯推理的人，都能了然，一個女性逃出案發現場，拿走男人外褲，現場曾經發生什麼態樣的刑案？
可惜從承辦員警，到地檢署檢察官，都因缺乏對性侵情境的判斷力，在她陳述性侵過程，既沒有依《性侵害犯罪防制法》於執行職務時知悉疑似性侵害，24小時內通報社工協助，更沒有依法立案調查，導致她在求助無門，以及母國駐台辦事處人員指示下返國。
同年12月再申請來台工作，一入境即因「竊盜罪」通緝犯身分被捕，檢察官僅以她通緝到案，未開庭訊問即浮濫起訴，似乎整個體制都在欺負她。被性侵變成竊盜犯，世道未免太離譜。
筆者是在進行外籍看護性侵研究時，開始接觸個案，那時她剛被仲介公司，帶到仲介公會尋求司法奧援，透過翻譯人員轉述，除性侵過程歷歷在目，對一些關鍵時間點，經常混淆不清，例如：案發時間她堅稱是106年7月，但反問她護照顯示106年4月她即離開台灣，她茫然以對……公會接下她的安置任務，並開始帶她尋求身心科醫生的協助，證實她因驚嚇過度，罹患『急性壓力反應』，主治醫師解釋，這是一種創傷症候群，個案因注意力無法集中，導致部分記憶成為浮島而無法連結，甚而消隱，顯然在訴訟上對她相當的不利。
這點從陪同她到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扶助律師，審查委員的話語自不言喻：「如果妳對自己的事，都這麼不用心，神仙也救不了妳。」這不就是弱勢人權的困境？弱勢者永遠不知自己的權益在那裡，而難以獨自改善其不利的處境。
一月初，仲介公會幫她召開『性侵被害人變通緝犯』的記者會，監察院主動介入了調查，但所有高唱外勞人權的政府單位，卻沒有停止對她的落井下石，終究政策本來不是為弱勢群族貼心設計的。
三月地方法院初次審理，已成為他案性侵被告的竊盜告訴人，透過在台家人傳達他已在紐西蘭死亡的訊息，整個案情變得猶如鄉土劇般懸疑光怪陸離；所幸受命法官在閱卷後，以不公開審理方式，保存她最基本的尊嚴，也體察到她並無逃亡意圖，一度要解除她限制出境的禁令。
三月底，勞動部以她被起訴為由，違背87年0904069號的公開函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為保障外籍勞工工作權，及避免司法程序進行中無居住處所及經濟來源，而發生逃逸之情事，甚而進而鋌險以謀溫飽，在外籍勞工未經法院羈押獲判決有罪服刑前，仍可繼續在華工作至聘雇許可期滿，或法院判決有罪服刑日止』，而違法將她廢聘，屋漏偏逢連夜雨，隔天又收到移民署，限定她10日內出境的處分書，這段時間，除提二件訴願，另外還要提起暫停執行處分，這些複雜的司法程序，別說外國人，可能連國人親自面對，都將無所適從。
四月底，律師從法院調閱到她去年警訊筆錄的光碟，筆者開始協助譯文工作，過程中發現警方找來的通譯，非但使用跟她家鄉所在地不同的方言，連最基本的出生年月日，都傳譯錯誤，違反《刑事訴訟法》的情事，更不勝枚舉。例如：被詢問到是否要找律師？她表示『要』，通譯未幫她翻譯，隨即直接否決，勒令她『到法院再找』，其他如被告權益告知書、夜間審問同意書，與修改過後的筆錄內容等基本文件，均未翻譯宣讀，更未轉述警察問題，即代當事人自白犯案，甚而多次發生嚴重傳譯錯誤，或重要案情未翔實翻譯；最最最極端荒唐，莫過於她陳述『阿公用手抓她胸部』，通譯竟能主詞顛倒： 『阿公拉我手抓他的胸部』，如此的翻譯品質，叫法院如何做出公正的裁判？這般無良的警方通譯，不知曾造成多少外籍勞工的司法冤案？
整個警訊筆錄譯文到尾端，讓人『拳頭都硬』的竟是，警方找來的李姓男通譯，在執行業務的過程，或因得知性侵過程，而太過亢奮，為實現個人性幻想，藉機拿起杯水用印尼話借勢恫嚇她說： 『……如果妳不喝我給妳的水，我就強姦妳。』影片中的她無助的推開杯水： 『我不要喝水……我不想發生這種事……』。為了要確定譯文的精準性，轉譯的過程，是一次次重複、暫停、倒帶、一字一句的展延，她情緒的翻滾，也隨著錄音內容Repeat，負面記憶被勾串致而崩潰大哭，她蜷縮在角落發抖，形容自己彷彿一次次的被拖到街上性侵。
那些難挨的暗夜哭聲被助眠劑吸收，她終日如行屍，抱怨腦幹痛到讓她抬不起頭來，醫生研判那是壓力臨界到個案無法承受而轉移的身心症，但她依舊沒有逃逸。
姑不論用以管理外勞與人力仲介業的《就業服務法》，條文前後不一、重複立法，空白授權給行政機關的權限過大，往往導致對於外籍勞工的保障全憑主管機關良心發現，如此立法品質，使得外勞與就業服務區塊，成為人治的三不管地帶，更對照勞動部委託民間學者的研究文獻顯示，外勞逃逸的主因，已全然並非『仲介剝削』；官方明知『逃逸才是剝削的開始』，卻縱容政策體制逼迫合法外勞逃逸，默許非法人蛇高利潤販售逃逸外勞，事後又為掩飾勞政單位的顢頇，則在每一次悲慘『人口販運』破獲的新聞，習慣性以『仲介剝削』作為檢討的句點。
換言之，合法人力仲介業對執政者最大的存在價值，無非是一款萬用『遮羞布』，用以遮掩自己的施政無能，而這種完美的切割，除了提供閱聽者發洩辱罵的芻狗，成功轉移對官方的究責，彰顯政治果然是高明的騙術。
對真正弱勢的落難外籍勞工而言，體制內的剝削與壓榨，依然在這已將兩公約內國法化的地方叢生，『人權』對執政者來說，向來只是個名詞，『民間疾苦』原本就是政治權力的陰影，而從她的故事我們見證到：落難外勞的逃與不逃，都身陷在失火天堂的迴圈。
(作者為法研所學生)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