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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反思，當年「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被顛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二三十年間，從民間到官方，儒學正以驚人的速度復興，成為今天中國思想界的思想泉源，也成為民間流行文化的重要載體。現代中華儒學的真諦，在於追求社會的和諧，揚棄馬列毛的階級鬥爭與你死我活的鬥爭，回歸《禮運大同篇》所渴望的小康與大同的世界，追求一個和諧的、圓潤的天地。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紀念，當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口號，對儒家文化的不滿，發展為對「吃人的禮教」的大批判，也成為日後中國共產黨「破四舊」與文革的伏筆。但歷史的諷刺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二三十年間，從民間到官方，儒學正以驚人的速度復興，成為今天中國思想界的思想泉源，也為民間流行文化的重要載體。而官方在馬列毛的意識形態退潮之後，回歸儒家文化的基本，要發展「小康」社會，並且推動一帶一路，更有瞄準「世界大同」的企圖心，展示歷史的弔詭，正將一百年前所否定的思想，起死回生，復活為當前的主流的生活方式，勢將影響未來中國的發展道路。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被視為一場思想史的運動，對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思想源流作出反思，但肯定也出現一些過激與簡單粗暴的論述，包括對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的「一刀切」反對。不過，隨著歷史的沉澱，一百年後的中國，卻見證儒學的復興，讓被顛倒的顛倒回來。

現代中華儒學的真諦，其實在於追求社會的和諧，揚棄馬列毛的階級鬥爭與你死我活的鬥爭，嚮往天人合一的圓融境界，在人與自然、人與人和人與自己的關係裏，都追求一個和諧的、圓潤的天地。這也填補了共產主義退潮後的思想真空。《禮運大同篇》所渴望的小康與大同的世界，都成為今天中國改革的標竿。

在五四運動爆發後兩年，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在上海誕生，伴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冒起，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備受衝擊，在文革更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但文革的禍害，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予以糾正與批判。今天中共治下的神州大地，市場經濟非常發達，馬列主義已難以解釋中國的變化，中共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呼喚「儒學復興」，作為民族主義的旗幟，也作為重建公共道德的精神支柱。儒學為解釋中國發展提供理論資源。

同時，民間儒學也發展蓬勃，讀經班、背經典的運動在民間如雨後春筍，各電視台也紛紛舉辦「中華詩詞比賽」，「國學熱」、「儒學熱」以至「陽明學熱」此起彼落，「儒學復興」已成為今日中國的時代精神，「儒學復興」在官方提倡與民間自發齊頭並進中，告別「打倒孔家店」的時代。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言談之間，多次以儒家為首的中國文化作為思想資源，習近平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包括了「全國建成小康社會」，運用「小康」這個儒家傳統概念，解釋當今中國的發展情形。習近平也改變了過去中國領導人改革開放以後，對儒學的尷尬處理局面，大力提倡儒學，以至於明代興起的「陽明學」，王陽明「知行合一」的金句也成為習近平的「口頭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儒學學者、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也成為中南海的入幕之賓，為中央政治局講課《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儒學的高度重視。

中央領導人對儒學重視，地方官員也上行下效，被視為習近平親信的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主政貴州時，就為「貴陽孔學堂」增建「陽明館」，以紀念儒家心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除此以外，民間的儒學機構近年間更紛紛推出，「成人禮」這些古老儀式、「讀經班」亦大為風行。出自台灣的讀經旗手王財貴也在中國大陸深受歡迎，國學名家南懷瑾也在杭州設有「太湖大學堂」，香港的國學名師霍韜晦也在肇慶創立「抱綠山莊」，各種國學、儒學機構紛紛在十數年間在中國大陸拔地而起，根據《二零一八│二零二四年中國國學培訓行業分析與投資決策諮詢報告》，中國國學相關的企業亦已經有四千零二十三間，培訓行業的市場規模也至少有五百億人民幣（約七十六億美元）。

 

儒學成為安身立命之鑰

中國國學、儒學學習者眾多，儒學在學習者眼中被視為安身立命、尋找信仰的鑰匙。孔陽國學工作室在二零零六年，由吉林大學博士朱翔非創立，在香港也有分會，現就讀於香港大學的學員鄭舒升就認為宋儒程頤所說「觀雞雛，此可觀仁」的工夫使他獲益良多，這種「仁愛」工夫要求學員想像手中有一隻剛出生的小雞，當生出保護之心時，就會在「內心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愉快、温暖的感受和淡淡的喜悅」，鄭舒升說「儒學使她獲得了『永恆的快樂』」，了解到她與歷史上的古聖先賢有着同樣的追求，她找到自信的來源，達到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的境界。

高中老師鞠傑同樣是孔陽國學工作室的學員，她學習儒學數十年，她說學習儒學之前，自己的本性因為社會習染而隱沒不見，幾乎失去了「直」，正是儒學把她的「生命重新挽回」。她認為學習儒學後，感受到學生被她所感染，對於學習產生更大的敬意、更專注，師生關係也更融洽，可見儒學在當代中國被視為一種人的信仰，能鍛鍊人的意志，以及陶冶性情。

五四運動改變了中國近代史的進程，除了現實政治上使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憤而離席，使「山東問題」變成懸案，五四運動更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點。胡適把自由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介紹到中國，陳獨秀、李大釗把共產主義介紹到中國。西方各種主義、思潮在中國蔚為風行，相形之下，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就被「全盤西化」的風潮壓制下去，魯迅批之為「吃人的禮教」。

陳伯達提「打倒孔家店」

但「打倒孔家店」的說法並未見諸於五四運動時代的旗手陳獨秀、胡適等人，五四一代人物雖然懷疑、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但胡適也不過是說「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主張重新發掘中國文明的精神。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懷疑也被中國共產黨所繼承，在一九三七年毛澤東文膽陳伯達才發表的《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正式提出「打倒孔家店」的說法。

中共以「五四之子」的形象自我宣傳，把五四精神歸結為「愛國與進步」、「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而拋棄了「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的提法，「打倒孔家店」這句口號也成為了所謂「進步」、「反封建主義」的化身。在中共建政後，「打倒孔家店」才成為思想界主流之一，更成為國家執政方針，中共第一任領導人毛澤東就多次發表批判儒家、推崇法家、秦始皇的言論，晚年更有詩作寫道：「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明確地反孔、尊法家。文化大革命時期，「打倒孔家店」就為一大標語，其中「破四舊」、「立四新」更是把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幾近徹底改造，幾乎將中國的宗族社會連根拔起。

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後，崇尚叢林法則、競爭至上的「狼性文化」也成為社會主流，道德滑坡每況愈下，二零一一年的小悅悅事件，十八名路過途人見死不救，就反映著中國社會冷漠、缺乏道德的社會現狀。中國官員貪污、腐敗嚴重，中國遊客在國外沒有公德心的行為亦是臭名昭彰，中國「禮儀之邦」的傳統似乎蕩然無存，中國的道德水平亟待重整。

與此同時，中共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在中國社會沒有太大影響力，階級鬥爭、世界革命的話語不可能再提。去年暑假參與佳士工運的北京大學等學生也被監視居住，集體讀《資本論》、《毛澤東選集》也成為禁忌。於是，儒家倫理就成為中國官方作為政權合性的主要來源。習近平執政以來，對黨員的道德水平也達到了歷史新高，二零一二零年習近平就提出《中央八項規定》，二零一四年更提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提法，對於黨員、官員的私生活管理到無微不至的程度，宴會、酒席都被納入監管的範圍之內。

長期研究儒學的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鄭宗義就認為，這些要求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而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而作的要求：「反貪污，最後真的想回到三零年代劉少奇所說的共產黨員的道德修養，習近平的反貪是真的想教育共產黨員你需要有些道德修養，例如現在開會的時候不淮飲酒，不只官員貪腐問題而不准喝酒。」

鄭宗義亦認為強調黨員的道德修養傳統不是源於蘇聯，而是中共自行發展出來的，而弔詭之處是這些做法的思想根源又往往源於儒家：「三十年代，劉少奇寫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雖然一方面批評中國傳統儒家的仁、義、禮、智是『封建道德』，但卻強調共產黨員要有新的道德觀念，例如為人民服務、勇於犧牲的精神，但只不過是改頭換面罷了。」他也指出，道德要求「在馬克思裏面是沒有的，在共產政權當中，通常強調共產黨員的誓死效忠，像是鐵一般的意志，像蘇聯時列寧、斯大林的思想。要不像是中國這樣，強調共產黨員的修養。所以公平地說，在共產黨建立的時候，傳統文化雖然表面上是被批評，反對傳統文化，但很多傳統文化其實某個意義上是被吸納進共產黨的思想內部的，法家只是其中一個，儒家當然也有」。

習近平執政以來強調黨員的道德要求，某程度上也是回歸建黨的「初心」，希望通過強調中共黨員的道德素養，以整頓黨內數十年的貪污陋習，而馬列主義不可能成為這方面的思想支撐，儒家思想就成為惟一支柱。

歷史非常弔詭，今天習近平高舉儒家復興的旗幟，事實上也和中共歷史的暗流有繼承意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就吸納了許多中國的傳統價值，改頭換面而得以傳播。思想史家余英時在其新作《余英時回憶錄》中就指出在中國傳統裏，「公」、「私」兩個概念涇渭分明，「天下為公」、「公天下」的觀念在儒家傳統裏是正面價值，因此容易嫁接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也使得共產主義在傳播的過程中，更容易得到知識分子的接受。

中共傳統的儒家暗流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鄭宗義也認為中共不是純粹的馬克思主義政權，因為它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相信人的意志能改造客觀環境：「三面紅旗、大躍進的時候，為甚麼認為土法煉鋼可以超英趕美？因為只要你想，就可以做到的。這種強調主觀能動性、強調心的力量可以改變世界物質、物的限制，這種說法基本上都是中國哲學。就像毛澤東所說『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另一方面，曾經在文革作為指定接班人的副統帥林彪也在自己書房掛起「克己復禮」的書法，代表中共在前三十年雖然表面上反儒家，但事實上在深層文化意識當中，仍無法擺脫儒家的影響。

儘管儒家在今日中國深受官方與民間歡迎，但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儒學復興」始終保持警惕、謹慎的態度。自由派的上海大學朱學勤教授則認為，儒家倫理在古代有重要價值，但在當代已經不能成為政治的指導原則：「儒家在中國歷史上有類似於宗教的功能，有不能抹殺的作用，可以保存人性。我不同意魯迅《狂人日記》裏的說法『吃人』，因為如果是吃人，一、兩代就吃完了，就沒有了。」

但到了現代，朱學勤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中，能做到『修身』就很不錯了，『齊家』就不行了，孔子說『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男人願意，太太也不願意了，至於『治國』、『平天下』就要告別了」，認為政治儒學在當今中國沒有出路，也不能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

儒學呼喚入世精神

習近平一方面大力提倡儒學，以此重建公共道德，一方面卻仍然試圖將五四精神的解釋局限在愛國愛黨的層次。習近平在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的演講中說，「五四的核心精神是愛國主義」，把愛國主義闡述為「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不希望五四精神被演繹為對民主的追求，表現出意識形態的匱乏，既需要儒學等思想資源來支持當今政權，但亦不能放棄已失效的馬列黨國體制招牌。

從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

中國官方大力提倡儒學，由上而下地滲透，但從打倒孔家店到儒學復興的劇變，中國儒學復興已經星火燎原，民間的活力最終也會由下而上地影響政權。儒學復興不可能選擇性，只選擇忠君、有利於政權的解釋，弦歌不輟的禮樂教化之外，也必定會喚回處士橫議的時代，中國人在「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之際，必然會記掛著「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家國情懷，即便執政者祭出韓非「儒以文亂政」的禁令，但共產黨人鄧拓所說「頭顱擲處血斑斑」的儒家積極入世精神終究會回到神州大地。（實習生凌兆瑩參與研究和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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