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遠基金會

探索中國近代以來不斷凸顯的文化連續性危機，從根本上解決普遍的文化焦慮，建立中國社會的文化自主權、價值系統和話語體系。探索社會結構變遷中產生的新興社會階層的新文化訴求及新政治訴求，在社會建設中夯實文化建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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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雲、楊程雪|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導讀】今天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9周年。2020年，也是中國向世界承諾消滅絕對貧困的收官之年，是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民族復興的重要節點。而減貧正是實現全民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本文從貧困問題與反貧困運動的角度，回溯了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歷史與初心。作者指出，貧困問題是引發中國近代政治社會危機最為重要的動因，是一條穿越中國不同革命階段的主線，但只有中國共產黨找到了完成這一艱巨使命的有效路徑。2012年以來，扶貧之所以成為全黨、全國、全社會的中心工作，是因為在全球化擴張的時代，革命黨領導下的國家仍面臨革命使命——消除貧困，且這一使命日益複雜難解。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的第一個挑戰，是如何進入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現代化軌道的話；那麼，如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則是共產黨能否領導中國最終實現現代化的新挑戰。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從根本上來說，是在新的政治經濟語境下力圖保持其革命性質的具體行動的思想準備。不僅如此，在治理手段和策略層面，近年來的“脫貧攻堅戰”也表現出另類革命實踐的特徵。因為在後革命時代，追求經濟現代化的過程，很難避免利益集團的形成，在這樣的背景下，要解決革命議程中未完成的任務，就很難依靠常規化的國家治理模式來落實。作者認為，絕對貧困的解決，意味著相對貧困的開始，貧困依然是困擾中國共產黨實現百年目標的重要問題。脫貧攻堅戰總要結束，但那些具有另類型革命特點的舉措將何去何從，值得繼續觀察。

本文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6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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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貧攻堅：後革命時代的另類革命實踐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與脫貧運動 

激進革命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著革命成為一種珍藏的記憶。在全球化擴張的時代，革命党治理下的國家依然面臨未完成的革命使命的挑戰。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時期強調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是一種修辭性的提醒，而是在新的政治經濟語境下力圖保持其革命性質的具體行動的思想準備。貧困，就是這個行動的先行場域。 

自2012年以來，扶貧上升為由黨的總書記親自負責的全黨全社會的中心工作，從科層技術治理角度開始的精准扶貧發展到制度治理創新的脫貧攻堅，從經濟社會轉型的發展工作擴展到全國上下的“脫貧運動”。顯然，扶貧超越了扶貧本身，被賦予了新時代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新內涵。我們看到，在脫貧攻堅中，貧困被寓意為“敵人”，扶貧被寓意為“戰場”，脫貧行動被寓意為“攻堅戰”，大批青年幹部被派往扶貧的“戰場”，生命的極致性付出被弘揚為“戰場犧牲的英雄”，扶貧工作會成了向貧困的宣戰會，脫貧的總結表揚會成了“戰役”勝利的慶祝會……脫貧攻堅的戰場充滿了“革命”話語。革命化語言和標語也讓扶貧這一社會問題產生了神聖感和宏大的儀式感。這一“革命化”現象，說明“扶貧”不是簡單的“脫貧群眾運動”，也不只是後革命時代社會動員的需要，而是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有悖於中國共產黨基本理念的日益不平等問題的一種政治回應和象徵性暗示。換句話說，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後革命時代針對如何把握社會利益分配這個全球性難題上向革命本質議程的某種回歸，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執政階段力圖在國家現代化道路上鞏固“初心”和“使命”的先行實踐。 

用革命色彩襯托的扶貧當然是隱喻性的。階級敵人不再存在，自當需要告別革命；但革命當初誓言要徹底消除的貧困依然存在，革命的“敵人”自然存在。因此，革命的本質任務仍未完成。在脫貧攻堅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斷通過其掌握的政治和體制資源超越現有科層技術和社會利益群體的束縛，對扶貧的社會經濟資源展開重新分配，動員資源的力度和強度幾乎達到了歷史之最。中國共產黨通過其領導的國家體制調節社會利益分配格局的能力，展現出相比晚清和民國的現代化國家能力的根本性提升，也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既能發動面向市場的改革，同時也有能力矯正發展差異的強大體制優勢。脫貧攻堅的實踐意義超出了一般經濟社會發展行動的範疇，產生了深刻的政治和經濟社會的外溢。但是，針對改革開放之後這場極為少見的大規模的民生實踐，卻很少有從貧困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的關係角度展開的討論。

近年來，在黨史界對於革命主題的傳統關注以外，社會學家提出了“把革命帶回來”的學術倡議。思想界和社會學科界似乎正在為從“革命”的發生邏輯出發，重新思考中國的傳統文明和現代中國的思想變局這樣的宏大敘事做學術準備。作為某種意義上的“革命形態”的脫貧攻堅實踐，為研究中國黨政國家的機制和中國共產黨如何塑造新的政治傳統，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樣本。本文並非對革命和後革命的含義展開學術討論，也不是對脫貧攻堅展開評價，而是旨在借用“革命”和“後革命”的表述，從中國近代政治社會的變革邏輯上，討論這場帶著濃厚革命色彩的民生運動的意義。 

▍貧困：一條穿越中國不同革命階段的主線 

革命是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發生重大變革的表述。革命幾乎是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社會各個階段最主要的標誌。與中國歷史上江山異姓、改朝換代的“革命”不同，19世紀中葉以後不斷發生的革命開始脫離朝代更迭的傳統模式，逐漸開始與以社會進化論為基礎的西方革命思想和革命實踐相聯繫。中國歷史之所以能夠進入一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階段，主要是因為清王朝統治體制之內已經不存在應付外強內亂的可能，體制外的倒逼機制自然形成，這就是地方勢力（中下層官紳和民族資產階級）、民間社會（會黨和新知識界）與國民黨（及其控制的新軍）的自下而上、內外呼籲的造反運動。需要指出的是，晚清的體制外造反力量與晚清之前改朝換代的造反力量，在構成、思想資源及行動樣板模式上都完全不同。 

儘管有學者從儒學的自我批判、闡釋和修訂機制角度出發，認為中國晚清以後的變革是中國文明延續和本土現代性的結果。但是，19世紀中葉國門逐漸開放後，中國與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在技術和物質文明方面的巨大差距進入國人的視野；同時西方啟蒙主義思想開始傳入中國，中國的知識精英開始接受一個嶄新的世界觀，“應對性”的變革動力的觀點並非完全來自推演。當清王朝幾百年統治走向沒落之時，欲取而代之的反抗者不再是那些重複歷史軌跡的傳統變革力量，而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認識到中國之落後根源與制度的革命者。如果說民不聊生是中國歷代朝代更替或統治合法性危機的根源的話，那麼清王朝統治的危機也不例外；但與歷史上的造反者不同的是，清末革命者的主張是通過與西方的對話和反思後獲得的，是中國歷史上繼宗教文化的學習之後，又一次系統的政治社會經濟的全面反思性學習。 

貧困問題是引發中國近代政治社會危機最為重要的動因，是穿越不同革命階段的重要線索。1904年光緒發佈的一道聖旨中指出“從來立國之道，惟在保民。近年以來民力已極凋敝，加以各省攤派賠款，益複不支”。光緒皇帝雖然認識到了中國民力已極凋敝，也就是國民處於極度貧困狀態，但是他無法認識到清王朝的體制和機制無力應對內憂外患的困境從而緩解貧困的現實，而革命者們則幾乎無一例外地主張通過實現現代化來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 

嚴複認為貧困是中國的大患：“故居今而言救國，在首袪此貧。惟能療貧，而後有強之可議也，而後於民力、民智、民德可徐及也。”嚴複不僅將貧困提到了中國所有問題之核心的地位，同時提出路礦扶貧（可以認為是“要想富先修路”思想的來源）、教育扶貧、綜合扶貧與小農經濟扶貧的一系列扶貧主張。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思想也是建立在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上，他在《建國方略》一書中系統論述了中國貧困形成的原因。他在1924年出版的《民生主義》一書中提出了“以民生為重心”的三民主義的治國方略，力圖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雖然通過推動現代化實現中國富強並消除貧困，是中國早期革命者的一致主張，但辛亥革命之後的國家建設實踐並未使國家步入擺脫貧困的軌跡。對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高度集權、民間社會和市場極不發達的國家而言，現代化很難通過自下而上的機制發生。先由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重新建構起符合現代化要求的現代型國家，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但是正如羅榮渠指出的，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在於清王朝解體後並未建立起一個現代型國家。國民黨雖然在民國的國家建設中試圖通過以黨治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克服辛亥革命之後多元地方權力中心導致的現代型國家建設的障礙，但是國民黨的民國政府依然是一個由多元地方政治軍事力量左右的聯合體，其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與中國鄉村存在著尖銳的階級矛盾。因此，國民黨政府缺乏足夠的政治權威，無法有效動員社會資源進行自上而下的現代化。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旨在解決的貧困和工業化問題，在民國時期沒有取得進展，國民黨的黨治統治因而陷入合法性危機。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明確將改造貧窮之中國成為富強的國家作為黨的使命。中國共產黨初期與國民黨聯合的基礎，也在於國民黨以平均地權為核心的三民主義理念。國民黨的有機構成決定了國民革命不可能動搖中國的基本階級結構，而解決中國的貧困和現代化的問題，又需要一個依靠社會大多數人（也就是農民）的政治力量的政治權威。很顯然，這個權威的建立需要採取激進主義的手段重構中國的上層建築。因此，中國消除貧困和現代化的任務也就從改良主義的路徑轉移到革命的方式。地主、資本家和封建割據勢力以及帝國主義，被認為是造成中國貧困落後的原因，因而被確定為革命的敵人。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在性質上依然在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即反帝反封建）；但在範疇上，這一革命已經被納入共產主義革命中。這正是中國共產黨走上中國近代政治舞臺的背景。中國近代的三大革命實踐是在中國傳統德治秩序崩潰、民族存亡危機逼近以及現代化遲緩的背景下發生的，脫貧與現代化雖然是中國近代不同形態革命的共同訴求，也是聯結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的紐帶，但只有當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這一問題的解決才出現希望。 

▍解決貧困：中國共產黨政治議程的核心 

中國共產黨與社會改良主義思想的最大分歧不在於中國是否貧困落後，而在於如何解決貧困和落後。雖然人們對於中國貧困落後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列強的剝削與封建帝國腐朽落後的觀點可能持有異議——比如奧斯特哈默在《中國與世界社會》一書中的討論。但顯然，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堅持這個觀點。關注中國革命的歷史學者和政治學者，大多從中國共產黨如何通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政黨建設以及群眾路線等方面，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基層動員和取得政權的機制；卻忽視了中國共產黨謀求政權的動機，在於通過激烈的革命形式重構能引領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含義。 

歷史表明，中國的民間社會缺乏有效推進工業化的自組織力量。中國的工業化既然不能通過民間社會自發組織，那麼國家出場，運用國家力量和國家方式就成了唯一的選擇，這和其他後工業化國家重視國家的理由是一致的。中國革命實踐的特殊性在於國民黨的黨治國家即國民政府，無力作為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承擔起推動工業化的任務，國家的重建最後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下實現的。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的合法性在於能夠完成國家的建設並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就提出了“要把經濟建設當作黨與民眾團體整個工作的中心，邊區黨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他還指出“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從這個意義上，不難理解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性特點及其在扶貧與工業化方面始終如一的追求，也不難理解中國共產黨發動改革開放的內在機制。這一點有別於工業化階段西方共產主義政黨的政治議程。 

中國共產黨在早期展開革命鬥爭的同時，在革命根據地實行了一系列廣義的扶貧實踐。這些實踐帶有“後革命化”國家常規制度建設的色彩，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初衷。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和陝甘寧邊區展開的土地改革、教育、醫療和最低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工作等，與當前正在展開的脫貧攻堅工作的內容和方式極為相似。

其一，這種相似突出地表現在圍繞邊區經濟落後問題所展開的經濟開發、制度調節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從某種程度上，這些工作呈現了當代開髮式扶貧和保障性扶貧的雛形。首先，在邊區的經濟工作中將農業生產確定為經濟建設的第一位，通過合作社的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的發展；其次，在邊區實行累進稅制，除了赤貧者免稅外，一切階級均需要按照累進原則向政府交稅，同時實行減租減息；再次，建立負責社會救助的專門機構，撥出專款用於救助災荒，安置難民。 

其二，在蘇區發展教育。這一措施類似今天的教育扶貧。到1934年1月，蘇區各鄉全部辦了小學，對所有的小孩都實行了免費教育。在發展義務教育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在蘇區廣泛開展成人教育，掃除文盲。例如，興國縣共辦夜校1900所，35歲以下不識字者均上夜校，其中女性學員占到69%。在開闢中央蘇區之初，毛澤東就指出不論性別、地位、身份，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也規定：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所能進行的範圍內，實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這個大綱中提到的工農勞苦民眾免費普及教育等條款，今天看屬於典型的教育扶貧範疇。 

其三，中國共產黨還在中央蘇區開展社會救助工作，成立勞動人民委員會，下轄勞動保護局、失業工人介紹局和社會保障局；各個地區的蘇維埃政權都設立相應的機構，主要進行因戰爭和災荒而產生的難民的救助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蘇區還成立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民間互濟會。黨不僅領導政權組織，同時也有領導民間組織的傳統。這一傳統從中國共產黨最早期的治理實踐中就已經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 

針對中央蘇區的民生工作，毛澤東強調，不遺漏一個人，不失落一個人，平等地對待和尊重所有的人，特別是婦女、老弱病殘和生活困難群眾等弱勢群體。這些提法與今天脫貧攻堅戰所要求的不落下一個人是一致的。 

雖然中國共產黨認為造成貧困的基本原因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以及官僚資產階級的壓榨，但是中國共產黨也清醒地認識到，隨著革命的勝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上述障礙逐漸被清除，但鄉村貧困的基本面貌並沒有改變。1956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中說，中國現在還很窮，要想中國富起來，還需要幾十年時間。毛澤東在1975年會見泰國總理克裡·巴莫時，還說“共產黨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貧窮”。這些思想反映了貧困在中國共產黨政治議程中的地位。 

因而，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隨即展開了系統的社會改造，目的還是消除貧困。作為一個繼承了革命傳統的革命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立即展開了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同時，中國共產黨清晰地認識到改造小農個體經濟的重要性，推動了互助合作和合作化。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全方位社會改造，推進了包括農田、水利、交通、教育、衛生在內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化建設。新中國成立之後至197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中國扶貧歷史上的開髮式扶貧階段。

1978年之後，中國實施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提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論斷。他指出，我們不是要解決溫飽問題，而是要消除貧困。他創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帶後富”的思想，首次提出了“小康社會”這一概念，並繼而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三步走”戰略。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奮鬥了幾十年，就是為了消除貧困”。鄧小平的思想明確了現代化與貧困之間的關係，也為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執政目標。 

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以後，開始面臨現代化、貧困、農業、工業化等一系列的系統性社會改造問題。雖然毛澤東認識到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以後，現代化不會馬上實現，但是中國共產黨在建設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實施的生產關係變革，並沒有能夠大規模減少貧困，“大躍進”也沒有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工業化問題。以消滅資本主義為目標展開的革命議程，顯然不符合中國的社會經濟實際。改革開放告別了理想主義，回歸到了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上，解決了一個普遍貧困的農業社會如何走向富裕的道路問題。 

雖然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始終強調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但在快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平等還是越來越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通過改革開放開闢的現代化道路，解決了通過經濟增長推動中國步入現代化軌道的機制問題。雖然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系統地關注貧困問題，如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實施了“三西”地區的扶貧開發以及“八七扶貧攻堅”等一系列扶貧行動，但不平等問題並未得到根本緩解，貧困群體脫貧越來越難。很顯然，在推動中國現代化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也面臨著如何處理效率與公平之間關係的重大挑戰。 

從中國歷史來看，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長期遲緩，一方面是因為缺乏民間力量形成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另一方面則源於國家政治權威脆弱，無力推動國家層面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形成了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新力量，從而在體制上具備了改造中國社會的政治和行政能力，避免了朝代更替的迴圈，將改造中國社會的進程納入有序的制度化軌道。但是，在後革命時代，中國共產黨依然面臨著利益多元化社會的利益調節和分配問題。 

▍脫貧攻堅：另類的革命實踐 

在某種程度上講，黨的十八大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力圖借助自身體制優勢協調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理念的開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現在，我國大部分群眾生活水準有了很大提高，出現了中等收入群體，也出現了高收入群體，但還存在大量低收入群眾，真正要幫助的，還是低收入群眾。”習近平在針對扶貧工作的一系列論述中，反復強調“共用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基本理念。習近平是論述貧困最多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這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發展階段對於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高度關注。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的第一個挑戰，是如何進入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現代化軌道的話；那麼，在進入現代化軌道並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如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則是中國共產黨能否領導中國最終實現現代化的新挑戰。

從政治治理角度講，後革命時代的黨政關係、國家-社會關係以及社會文化形態都發生了變化，這就使得執政黨無法應用革命手段進行社會利益分配。同時，規範的科層技術治理機制也無力調節社會利益分配格局，貧困問題依然是結構性的。因此，對利益格局的調節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既基於現有體制，同時又需要超越現有機制，這就造成了某種“革命”形態舉措的回歸。這些舉措包括了中國共產黨本身利益和其成員個人利益在內的利益格局的調節，呈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新能力。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是能否解決中國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重要標誌——這是中國共產黨選擇在即將完成小康社會建設目標的最後階段實施精准扶貧，並將精准扶貧推向脫貧攻堅戰的重要政治考量。從科層技術治理視角下的精准扶貧演化為大規模的“運動式脫貧”，並非“大躍進式”的大眾非理性運動，而是一場中國共產黨所熟悉的大眾動員和凝聚共識的社會行動，是後革命時代在“革命”的象徵符號的鼓舞下解決繼續革命問題的實驗。 

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客觀上說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會逐漸淡化；對客觀存在的貧困進行反復渲染和廣泛動員，正是旨在強化全社會對於中國共產黨“初心”理念的記憶。從為適應經濟增長而採用的黨政分開，到需要重新凝聚社會共識避免社會失序而回歸党的集中統一領導，五級書記掛帥、總書記親自領導的脫貧攻堅戰的政治寓意，正在於通過扶貧這樣一個“道德戰”重新建立起能應付錯綜複雜的內外環境的新的政治權威。從這點可以看出，脫貧攻堅在領導體制上的創新，其意義遠遠超過了對扶貧工作本身的領導。 

具體而言，為解決農村現有絕對貧困群體如何脫貧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實施了大量非科層技術理性的舉措，打破了已有行政和技術規範的制約，使得解決社會公平正義的政治議程超越了行政技術的理性程式：如集中資源投向三區三州等貧困地區，向貧困村派駐第一書記，將扶貧工作比喻為脫貧攻堅戰，在解決易地搬遷等問題上實行掛牌督戰等。不僅如此，在脫貧攻堅戰中，還出臺了許多基於市場同時又是逆市場化機制的舉措，如消費扶貧、扶貧車間、“萬企幫萬村”等。這些帶有革命色彩的短期性和不計成本的行動，背後隱含了政治議程壓倒技術理性的含義。與此同時，將脫貧攻堅最終的勝利以及取得勝利的品質，放置在監督和衡量黨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上，重置了公平和效益的議程優先性。在後革命時代解決革命議程中未完成的任務，很難依託已有的規範性國家治理框架來落實，因為追求經濟現代化很難避免利益集團的形成。同時，中國共產黨有過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這又警示了中國共產黨需要確保體制秩序穩定。因此，脫貧攻堅的很多超常規政策的含義，隱含了另類型革命的實踐形態。 

▍結語 

本文使用“後革命”時代，並非主張在全球化時代去革命化，也非主張任何革命行動的繼續。中國共產黨將現在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確定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為不符合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部分生產關係的繼續存在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激進的革命實踐自然也缺乏合法性。但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公平和效率之間的張力會長期存在。如何完成革命目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絕對貧困的解決意味著相對貧困的開始，貧困依然是困擾中國共產黨實現百年目標的重要問題。脫貧攻堅戰總要結束，但那些具有另類型革命特點的舉措，是隨著勝利進入紀念館還是作為新政治傳統的不動產，則值得繼續觀察。

—  2020年6月新刊目錄  —

▍特稿

01.戰國與希臘：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較|潘　嶽 

▍封面選題：病毒的全球時刻

02.全球化為什麼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後的世界|朱雲漢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張蘊嶺

04.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馮紹雷

05.全球化反覆運算演進：走向多樣化世界|王湘穗

06.病毒時刻：無處倖免和苦難之問|趙汀陽 

▍專題：擺脫貧困

07.脫貧攻堅：後革命時代的另類革命實踐|李小雲、楊程雪

08.精准扶貧如何改變鄉村治理結構|王曉毅

09.中國減貧：從地方性實踐到全球性意義|徐　進、李琳一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競合模式：高鐵技術創新的經濟社會學分析|馬　瑩、甄志宏 

▍歷史觀

11.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汪 暉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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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6月刊，原標題為《脫貧攻堅：後革命時代的另類革命實踐》。圖片來源於網路，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並注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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