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邵明（山西晉城知行書院副院長）  

歷史社會學家史考爾（Andrew Scull）在他的著作《瘋癲文明史：從瘋人院到精神醫學》中講到他使用「瘋癲」（madness）一詞，而不是比較科學性的概念，譬如精神障礙（mental disturbance）的原因在於，精神醫學的發展史很短暫，遠不足以涵蓋人類對於「瘋癲」的認識。歐洲的啟蒙思想家把理性作為人與動物的區別。然而作者開篇即提出令人深思的議題：我們真能確定瘋癲是站在文明的對立面嗎？通常人們是這樣認為的，但是一個矛盾的現象是，瘋癲若毫無價值，為什麼千百年來一直都是神職人員、小說家、藝術家、科學家等社會精英關注的主題呢？作者認為瘋癲並不在文明之外，而是對文明產生著深刻的影響。筆者會很快認同作者的這個觀點，原因在於自己曾「有幸」親歷瘋癲。而筆者之所以有勇氣寫下自己的這些經驗，是因為筆者相信人人皆有一顆瘋狂的心，只是被現代社會所謂的「理性」壓抑住了。筆者認為，瘋癲並不全都是生理層面的疾病，畢竟，每個人都可捫心自問，當你獨自一人時，你真的完全是你平時給人看到的樣子嗎？是否有一些心底的想法在時不時地「騷擾」著你，向你拋出一大堆惱人的問題？「引誘」著你去活出不一樣的人生？而你通常會覺得這些問題不現實、無意義，而選擇性的忽略掉。

圖1 | 《瘋癲文明史：從瘋人院到精神醫學》 

筆者在上學時並不是一個好學生，老師的評價通常是：看到他瞪著眼睛似乎在聽講，但根本不知道他的腦袋跑到哪裡去。其實筆者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注意力為什麼那麼差，總是像飄忽的精靈一樣四處遊蕩，也懊惱自己為什麼不能專心聽講。老師和家長所講的那些學習的好處或不學習的壞處，聽起來非常有道理，而且筆者也不是一個膽子大到敢跟權威正面對抗的人。在筆者的記憶裡，一直是戰戰兢兢的活過童年與青少年。然而筆者自認是這樣一個怯懦的人，依然沒辦法按捺得住內心的精靈，它像是有著生命，總是千方百計的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如同一個調皮不懂事的孩童。於是筆者就常處在內心的掙扎中，時而跟權威站在一起批判自己、教訓自己，時而筆者也非常清楚（但可能不想承認），有一個隻屬於自己的內心世界，不是家長、老師，不是任何人所能瞭解的。那個地段離真實的自己最近。筆者一邊聽著滿世界的謊言，甚至跟著這個世界欺騙自己，可是，在內心深處，那個小小的，甚至常常被自己忽略的世界，卻悄然成長著。它時而會「無意間」給出一些驚人的想法。還記得上初中時有一次在課堂上，閑極無聊就信手塗鴉，將兩個本來對立的政治團體的標誌間劃上了等號。老師看到後問我：「你認為它們是等同的嗎？」筆者一下子意識到自己似乎做了一件超過大眾認知的事情，好像心中的秘密洩露了出來，連忙對老師說只是隨便畫畫。當然，隨著年齡和知識的增長，筆者不會再簡單的將這兩者劃上等號。可是，當年會做這件事也不能說只是一個無知少年幼稚的想像，而更可能是因為筆者從小愛讀一些歷史書籍，即便只是當娛樂消遣，這樣積累下來，不知不覺間也有一種超出同齡人的識見，能透過現象上的不同看到更深一層的相同，然後在心理防禦機制比較弱的時候流露出來。所以那個時候的塗鴉，至少說明了筆者開始對一些我們生活周遭習以為常的觀念、想法產生了懷疑。可是當年那個天真的我，根本沒辦法預知到，那一絲懷疑的背後，居然是一股巨大的能量，當看似強大實質脆弱的主流意識形態再也無法捆綁住它的時候，它就像是一隻脫韁的野馬，猛烈佔據了我的生命，開啟了我「瘋癲」的人生。

圖2 | 電影《美麗心靈》劇照 

該片根據真實故事改編，講述了天才數學家約翰·納什在妻子的支持下，最終戰勝精神分裂症，獲得諾貝爾獎的故事

數年後筆者轉學至另一個區的重點高中，在未去之前，筆者便對這所重點高中產生諸般美好的想像，覺得那應該是聖殿一般的地方，老師和學生都溫和聖潔如天使，然而事實卻證明那只是個幻念。所謂的「重點」只是在那裡更有機會考上大學而已，其它方面的教育其實是無所謂的事情。在那裡，如果暴力跟提高學習成績無關，自然是會被老師排斥的，可是如果暴力跟提高學習成績有關，居然就變成一件被鼓勵的事情。筆者就曾親眼看到幾個學生因為學習成績或調皮的原因，被迫在教室前排蹲成一排，然後老師挨個踩踏他們的脊背。筆者驚訝于在這裡，暴力，或者其它不道德的事情，在事實上是一件被默認合法的事情。做這些事情並不在於這些事情本身有多麼的不好，而是看這些事情施加的物件或意義為何。譬如有位班幹部的自行車被偷了，他的想法居然是去其它學校偷一輛來補償自己的損失。意即對他來說，只要不在熟悉的環境裡做這件事就是可以接受的行為。還有一次，筆者同宿舍的幾位學生被老師體罰，他們聚在一起討論這件事，居然在攀比誰比較抗打，而不是自己憑什麼要被暴力對待。筆者當時非常的困擾，為什麼在這裡，暴力會成為一個解決問題的手段，而不是應該儘量去避免的事情。這讓筆者一度產生錯亂：究竟我是在一所駭人的監獄裡，還是在教書育人的校園裡？在初中時的那一絲懷疑，此刻牽扯出潮水般洶湧的問號湧現在筆者的心頭。知識高就代表一切嗎？如果知識高並不等於能力、德性、智慧的高，那麼我們學習那麼多知識的目的，難道只是為滿足個人的私欲嗎？這種心態又怎麼去實現課本上所講的那些偉大的理想呢？如果知識無法提高人的精神素養，課本只有用來考試的意義，那麼社會問題真的可以藉由教育來解決嗎？所謂的精神素養，如果不是一堆蒼白的道德說教，那麼它究竟是指什麼呢？

圖3丨榮格 

筆者當年無法跟那些慣于施暴的老師探討這些問題，也無法跟那些要麼瘋狂背書，要麼徹底放棄自己，瘋狂打網游的同學討論這些問題，也無法跟只希望筆者考個好成績，未來有個好前途的父母討論這些「不該是我操心」的問題。筆者的困惑沒有管道獲得解答，卻並不會憑空消失，而是開始逐漸分裂自己的精神，時而覺得轉學前那種單純的世界才是真實的，於是眼前的世界開始變得模糊不清、如夢如幻，這不是視力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時而覺得應該承認眼前的現實，於是強迫自己認同當前環境裡的價值觀：根本不存在精神素養這回事，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是一樣的，都是弱肉強食的，不同的只是人類有進行複雜思維的能力，所以無論是用腦袋還是用體力，重點只是變強。這成為筆者後來幾年裡一直深埋在心底的價值觀，直到筆者因此嘗遍各種焦慮、抑鬱、強迫、人格分裂、妄想、成癮與生理疾病的輪番折磨，崩解到瀕臨徹底滅亡的地步，卻因「偶然」遇到陽明心學和陳復教授，重新相信精神世界的實在性，才覺「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其實從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所講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的角度來看，筆者的這些經歷也並非偶然。自己所經歷的這些痛苦和解脫，某個角度上講也都是華人的宿命。華人在意識或潛意識裡其實非常在意通過知識來獲得成就，然而在中國的傳統裡，獲得知識是為修養德性從而能有治理國家的智慧。可是我們的現代教育照搬西洋，使得有知識不見得有德性和治理國家的智慧。因為我們所在意的，都只是技術性的知識，而事實上這類知識只能解決生活問題卻無法解決生命問題。可是，人如果連自己活著的意義都是模糊不清的，該如何能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呢？孔子（551B.C.-479B.C.）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句話同樣適合我們這個時代，事實上，討論這些觸及個人生命存在的根本議題，比討論家國天下的禍福，對筆者個人而言更具有實在性，筆者只有先厘清自己，才有可能考慮更大的事情。反過來說，連自己都搞不清的人，平日又何苦忙著當什麼出頭的韭菜呢？

圖4丨孔子 

在筆者看來，心理性的「瘋癲」，只有相對性而無絕對性，意即每個人其實都是不同程度的「瘋子」。「瘋癲」之人只是更大程度上沉浸在自己的內在世界裡，沒有很好的使內外獲得整合，例如筆者當時常呈現出內心劇烈的衝突，時而亢奮激昂，時而悲傷憂鬱；時而滔滔不絕，時而沉默寡言；時而溫柔和善，時而乖張暴戾。而這些行為與外在世界的真實情況沒有必然的聯繫，更多的是筆者對自己內在世界的一個梳理的過程，如同蛹蛻變成蝶要經歷的掙扎。這個過程是痛苦的，因此有情緒上的劇烈波動。陽明心學與陳復教授的觀念進入筆者的生命裡，其實意味著某個階段的生命整合已經完成，於是筆者的身心開始進入下一階段，如同寒冬過後萬物復蘇，形成新一輪的生命旅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這種懷疑—解構—再建構的過程，其實本來是生命正常的成長規律，然而我們的社會卻懼怕與排斥「異常」，人們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小心翼翼的「窺視」一下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當醒來時就又忙不迭地投入到滾滾紅塵中。其實一個開放、善意的社會環境，本可避免人有著過激的情緒，一味的壓制並不真的能解決問題，真相會千方百計的尋找突破口展露其自身，區別只在於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來呈現真相。

圖5 | 歐文·亞隆 

我們也可以看到精神、心理問題有著時代性。存在主義心理學家歐文·亞隆（ Irvin D. Yalom，1931-）在《存在主義心理治療》一書中講到，十九世紀末的維也納會成為精神分析的搖籃，是因為它有著晚期維多利亞時代的諸多特徵，譬如對本能（尤其是性本能）的壓抑，高度結構化的社會，以及對實證科學的盲目崇信。而那個時代的神經症多是人的自然傾向被壓制後的結果。而現在的西洋社會早已遠離那個時代，人們遇到的問題是過度自由後的無所適從。中國緊跟在西洋的後面，一方面傳統的社會結構經過一百多年的全盤西化，已經瓦解殆盡，另一方面一直在吃「西藥」的華人並沒有真正解決意義危機的問題，於是恢復傳統文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可是我們究竟要恢復的是什麼呢？是照搬一套古老的禮儀就叫做恢復傳統文化，還是說應該深挖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此基礎上開展出能精確回應當前時空的思想觀念，使得傳統文化不要再次淪為僵化的教條，而是能真正安頓華人的身心？這就涉及到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問題。在《精神分析與靈魂治療》一書中，榮格認為如果一個觀念只是發生在個人身上，那麼只具備主觀性，但如果這個觀念是整個社會所共有的，那麼它就具有客觀性。當然這種客觀性是指心理意義上的真實，而非理性判斷上的真實。譬如「聖母童貞生子」無論就事實來說是否為真實發生的事情，可是它作為基督教文化裡代代相傳的內容，仍然可能對西洋人的心理產生實質的影響，而無關乎當事人在意識層面裡是否相信有這回事。這其實就是前面所講的「集體潛意識」，這也可解釋為什麼中國經過那麼大的文化浩劫，中華文化卻依然可以死而復生，因為那其實是每個華人內心深處的渴求。

「集體潛意識」概念的提出，使得心理事件在人們的認知裡不再是主觀任性的產物，文化的實在性開始有著被科學探討的空間。這是中華文化現代化的起點之一。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需要跨越流於知識末節的清朝考據學，回到五百年前明朝的陽明心學中去尋找答案。陳復教授在〈心學心理學：心學如何在心理治療領域獲得突破與新生〉一文中指出，心學有著兩條內在覺悟的路線，一條是「自性」（the Self）的解脫路線，一條是自我（the Ego）的解放路線。前者呼喚人往內在探索本體，不假外求，人的心性刻度因此更加深密，外在的名相計較不再成為羈絆，儒釋道三教獲得調和與交融；後者讓人從社會規範與行為中意識到自己作為個體的存在，不再在家族與國朝中尋覓自己的位置，只有活出自我的價值才能活出自在。這兩者通常並陳在一個人生命裡，沒有自我則自性無法開展，沒有自性則自我無法伸張。我們從中可看出，心學其實非常適合當前工商業高度發展，自我意識獲得極大彰顯的時代。因為心學有足夠的能量，來包容人探索自我的價值，可是又不會僅止於此，而是在這個探索的過程裡不斷有自性來保駕護航，使人在成長過程裡雖然避免不了有所痛苦，但不至於陷入徹底的「瘋癲」。 

編輯 邵明 | 圖片來源|百度

參考文獻： 

• [1].史考爾（Andrew Scull）（2018)。《瘋癲文明史：從瘋人院到精神醫學》。臺北：貓頭鷹書房。
• [2].榮格（Carl Gustav Jung）（2014）。《精神分析與靈魂治療》。南京：譯林出版社。
• [3].歐文·亞隆（ Irvin D. Yalom）（2015）。《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北京：商務印書館。
• [4].陳復（2017）。〈心學心理學：心學如何在心理治療領域獲得突破與新生〉。諮商心理與複健諮商學報，30，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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