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辰（山西晉城知行書院山長） 

我知道，在我周遭，很多處在不同人生境遇的人，正在面臨著劇烈的心理痛苦。或許因為考試成績、或許因為就業升遷、或許因為愛情與婚姻、或許因為失去親人。不論怎樣，這使得她（他）們受到無法擺脫的情緒困擾，心緒煩躁、寢食難安。白天昏昏沉沉，精神無法安寧，處理事情也常常不能專注，並伴隨著記憶力的下降。這些人的心裡，有著對於人生的很多疑惑，亟待通過心理諮詢來獲得解決。但是，決定選擇心理諮詢來療愈身心，對於中國人來說，需要莫大的勇氣突破心障，因為尋求心理幫助意味著開始懷疑自己有心理問題。而心理問題則常常與印象中的「神經病」、「瘋子」、「失控者」的印象關聯在一起，這使得心理問題不單單是一種身心的痛苦，同時伴隨著羞恥與接受歧視。這讓很多需要疏解心理困惑的人，寧肯在無助中躲避世界，或者麻痹在酒精與孤獨中，也不願意以承認自己有心理問題為代價而主動求助。

為什麼精神痛苦者就意味著可笑的、歧視的、有危險性的？這種精神病患者給予中國人的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當我們承認自己精神有問題，就意味著自己是個「異類」，意味著不再擁有與他人平等溝通的權利，不再被尊重，也不再被愛，甚至是令人避而不及的，這難道不令人惶恐嗎？在我的記憶中，小時候的村落裡，精神失常的人是擁有自由的。他們，可能會在村鎮的街道上閒逛，或者在田地邊看著某一處景物發愣，還會做一些重複性的農務。他們徘徊在正常人的生活中，有一些長輩或者充滿憐憫的鄰居會帶著笑容，把一些食物塞到她們手中表達關愛。但當社會從農業向工商業社會轉型，又從工商業社會步入人工智慧時代，社會生活的空間設置越來越秩序化、規則化與精細化，精神失常者將越來越不能適應這些生活設置，逐漸失去了自由的空間，成為被社會合力管控的對象。這些精神失常的人，本然應該是我們共同生活的一部分。但，隨著各種圖書、電影、小品對精神病患者的戲謔、醜化、放大其危險性，讓精神失常者成為一種如同外星人一樣的存在。這種被渲染與扭曲的印象，增加了精神失常者被社會大眾的歧視與誤解。在這種印象中，我們忘記了他們是有感受的人，是生活中遇到了挫折、正在經歷著煎熬的人；忘記了他們是我們落難的兄弟姐妹。

人是社會群居性的動物，一個人的精神問題並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病症表現，就如同一個人免疫系統出問題，表症卻只是皮膚的潰瘍點。在清代小說《範進中舉》中，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產生的戕害，通過範進考中舉人喜極而瘋表現出來，那個時代中，即便沒有發瘋的常人也都潛藏著「範進式」的隱患，而範進則是整個社會推波助瀾的犧牲者，範進的精神失常，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不是無辜的。而在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在極端禁欲主義的社會氛圍下，因為性的壓抑、因為性所產生的道德上的負罪感，令很多人陷入神經官能症、抑鬱、人格分裂的痛苦中，這些個體的痛苦正是社會內在深層問題的表症。奧地利心理學家佛洛德也正是因為大量的接觸神經官能症患者，才認識到維多利亞時代禁欲主義給與人的禁錮與壓抑，因此才構建「力比多（libido）」（性驅力）的心理學理論體系，並開創精神分析學派，其思想一直延綿影響至今。

范進中舉 /  圖片來源於網路

我們通過這些個案，對於整個社會其實可以見微知著，我們需要認真瞭解，他們是如何從像我們一樣的人變成精神失常的人。他們的遭遇與無法理解的現象，給予他們的內心製造了怎樣的矛盾與衝突，使得自己的人生無法通過這樣的關卡，精神因此打成了結。他們因為自己的真實感受，不能和外界妥協，不願自我欺瞞，也找不到整合內與外、是與非的方法，就只能活在內心的衝突中、分裂中。而在他們身上，卻潛藏著社會改革與進步的密碼，如果他們能夠擺脫社會文化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束縛，他們就會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並在血與火中，獲得對人生的洞見，成為社會振衰起敝的希望。精神失常者的內心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我們似乎沒有瞭解的興趣，我們只是希望他們的行為與思維符合我們共同的要求，希望他們的行為與思維呈現出我們需要看到的正常，因此我們會以治療與關懷為名，對他們實施我們常人的特權。在美國社會學家史考爾（Andrew Scull）所著的《瘋癲文明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歐洲曾經為了迫使精神失常群體表現出社會需要的「正常」，不惜用對他們使用過量胰島素、強電流電擊、甚至手術切除腦葉的方法，讓當事人失去感知而表現出一種麻木的「正常」。在戰慄中，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誰瘋了？精神失常者所呈現的，其實是我們常人的另一面，這個「另一面」就是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所說的「陰影」（Shadow）。榮格將陰影定義為「負面的人格」，也就是我們為了迎合外界期望而壓抑的部分，那些令我們痛恨、並想隱藏起來的、令我們厭惡的特質。

陰影同時也是我們未充分發展的功能。在陰影裡，有我們對社會的負面看法、有我們對生活的不滿、有我們壓抑的情緒、還蘊藏著我們無限的創造力，這也是為什麼《天才在左，瘋子在右》書中說：「天才與瘋子,其實只有一線之隔。」我們縱觀歐洲歷史就會發現，展現出巨大創造力的哲學家常常有著異于常人的人格特質，甚至被稱之為瘋子。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哲學的開創者的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說，上帝死了，強權政治和血腥戰爭已經註定要發生，尼采發表這種大逆不道、妖言惑眾的言說，被人當作了瘋子。但是，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卻證實了尼采的預言。法國著名的哲學家蜜雪兒·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早年患有嚴重的抑鬱症，並兩次企圖自殺，後受到了一位心理學家的陪護與引導後，寫出了法國的傳世佳作《瘋癲與文明》，對法國社會影響甚巨，福柯因此被認為是20世紀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之一。還包括「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榮格，與自己的老師佛洛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分道揚鑣後，經歷了四年的抑鬱，後因閱讀了呂洞賓（798－？）的《太乙金華宗旨》而展現出驚人的創造力，開宗立派闡發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 Psychology）。甚至，包括大名鼎鼎的佛陀（623B.C-544B.C），都是因為選擇背離當時主流的吠陀教，放棄王儲的尊貴、捨棄妻兒，最終在菩提樹下開悟成佛，用現代人的視角來看，這難道不是一種瘋狂到極點的行為？

《瘋癲文明史》  /  圖片來源於網路

瞭解精神失常者的內心世界，就是在為社會問題把脈，也是在瞭解我們自己的另一面。美國心理學家林涵（Marsha Linehan，1943-）曾在17歲的時候，被父母送到精神病療養院做檢查，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療養院讓林涵服用高劑量的藥物、進行電療、心理分析，卻對林涵沒有任何療效。持續服用高劑量的激素藥物讓林涵的狀況變得越來越糟，林涵回憶說，自己好像是掉在地獄一樣飽受煎熬，痛苦極了！這種痛苦的感受，讓林涵深深的體會到了其他精神病人同樣的害怕與無助，林涵暗自發誓：「如果我有機會出去，一定要想辦法再進來把大家救出去。」林涵在歷經住院26個月的精神折磨後，在醫院無能無力的情況下出院了。但林涵沒有忘記自己在療養院裡樹立的志向——要幫助曾經和她一樣受苦的精神病人，林涵抱持著這樣的希望，最終成為美國知名的心理學家，並開創了「辯證行為療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也因此拯救了無數個像林涵一樣飽受痛苦的人。面對精神病患者，我們不能只是提供所謂的「專業治療」，用病理化的理論去詮釋與診斷他們的表症行為，企圖讓他們變成我們，卻對於促成他們失常背後社會文化因素視而不見。《瘋癲文明史》書中說：「精神疾病有其社會與文化的面向，數世紀以來，他們已成了種種發生于人類文明中的瘋癲故事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將來也不太可能消失。」我們需要抱持著對精神失常者的尊重與關愛，一起探索其真實的心理現實，聆聽他的感受、看見他的世界，同時，也是認識我們自己。

編輯| 劉倩

參考文獻 ：

• [1]莫伯凱特（Jean Monbourquette）（2009）。《和陰影做朋友—接納自己不可愛的那一面》。臺北：上智出版社。
• [2]史考爾（Andrew Scull）（2018）。《瘋癲文明史：從瘋人院到精神醫學》。臺北：貓頭鷹書房。
• [3]吳敬梓（1996）。《儒林外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 [4]佛洛德（Sigmund Freud）（1900）。《夢的解析》。武漢：武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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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張辰 晉城知行書院院長，海峽兩岸心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兼執行長，晉城心理學會理事，晉城心理諮詢專業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心學特約專欄作家，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常年致力於心學的修習與心學教育，舉辦傳統文化與心理學講座數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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