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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裡的“新聞”自然只能是舊聞，但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裡的許多內容，對中國草民百姓來說還是前所未知的黨和國家的重大新聞。

——九大時鬧得轟轟烈烈捧毛的“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首創者原來不是林彪而是鄧小平！

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大會報告稿中說：三年困難時期七分人禍三分天災，工作中出現急躁情緒，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澤東閱後召集中委擴大會議，印發劉的報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見很少有人提出異議，毛只能自己出來說：“從1961年11月份以來，我們連續召開了兩個會議，前面開了一個人大，這次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人大的報告中，說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一片光明。這次七千人的大會，卻完全相反，來一個一片黑暗，沒有前途。這樣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呢？這個稿子只看到一點現象，沒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寫一個。”毛的表態震動了高幹，紛紛轉向，“完全同意”毛意見，形勢當然“一片大好”。吳法憲說：“這就當場給劉少奇一個下不了臺，因為原來的稿子是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來了一個不吭聲，一句話也沒說。” 可見，在毛那裡，形勢判斷並非需要來自客觀事實，僅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觀判斷，故而才會不顧已經餓死四千萬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劉少奇不服，儘管修改稿中刪去“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大會發言中仍引湖南農民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說“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公開頂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劉已不聽話。

吳法憲挖出“七千人大會”之所以擁毛不擁劉的深層根源：“像信陽這樣餓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國應該還有不少。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對此有責任還是沒有責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見。但是，對著誰出氣呢？對縣委書記、省委書記、黨中央、毛澤東？誰敢呀！另外，到會的許多人，他們自己就是當事人、責任者。甚至可以說，參加‘七千人大會’的絕大多數人，都在響應毛澤東‘大躍進’的號召下，不同程度地說過一些錯誤、辦過一些錯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觀實際情況，就會反到自己頭上。真要這樣，烏紗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懷在廬山被撤職被批判，被定為‘反黨集團’，這記憶猶新的前車之鑒，使得許多人心裡有疑慮，想講又不敢講。有的剛講了一個開頭，就堅決要求不登簡報。實際上，在這樣的會議上是發揚不了民主革命。”

吳在回憶錄中多處認錯道歉。如武漢“七·二〇”事件後，中央文革開會面對面批判陳再道上將、鐘漢華中將，吳法憲出於“無產階級革命義憤”打了上將陳再道一記耳光，真正的以下犯上。吳還檢討了自己“錯誤地批判朱德委員長與李先念副總理”。

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捧毛發言，保駕有功，但林彪私下承認說了違心話：“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整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但毛對林彪講話十分感奮，批示說：“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會使人大為高興，要發給大家學習。” 文革爆發後，儘管林彪地位日隆，但“林彪對於‘文革’的態度是越來越消極。”實在令人感歎其先見之明。

文革初期幾十萬紅衛兵湧上“革命聖地”井岡山，山上很快斷糧，上山學生們竟有餓死。周恩來動員贛鄂閩浙粵等大城市蒸饅頭做點心，再由空軍飛機空投。“我們前後一共向井岡山空投了半個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數的學生們免于餓死。不過，最後還是餓死了極少數的幾個人，還有因為饑餓一下吃多了，撐死的也有。這樣的現象不僅僅局限於井岡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聖地’，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吳法憲認為毛搞紅衛兵大檢閱有心理享受的原因：“像這樣面對面接受紅衛兵的頂禮膜拜，毛澤東自己可能也覺得是一種心理上的享受。”然而，數百萬人擁京，交通、住宿、糧食全線告急，周恩來實在沒辦法，只得向毛請求限制進京人數。毛不滿意：“現在才接見了六、七百萬，少了。要再加一倍，還要保吃保住保行。”毛高高在上發指示，只考慮政治不考慮經濟，不管衣食住行這些麻煩事兒，才會有如此“無產階級領袖的大氣魄”。八次大接見後，幸虧73歲的毛自己吃不消，終於說了一句“不能再見了”，下面才敢發通知阻止學生進京。吳感歎：“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不知道給國家、社會和有關地區的政府、人民帶來了多麼大的負擔！幸虧是毛澤東最後自己受不了了，如果當時真的是像他說的那樣，接見人數再增加一倍的話，情況不知會糟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其實，毛搞大接見還有一層未被揭示的政治因素：向劉鄧等黨內反對派顯示政治實力——我在中央高層可能不占“多數”，但在人民群眾中卻是絕對“多數”。

江青、葉群兩大夫人參政——出席中常會與中央文革碰頭會，全是毛的安排授意。

江青訓周恩來一節，其它資料都是旁聽旁聞，吳可是親歷者，描繪尤為精細，相信會令很多“周迷”大吃一驚。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對周大發雷霆：“你周恩來，不是我們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對你沒有什麼可怕的！你周恩來比我的強的，只是組織才能，這點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則、大政方針是不行的！”周勉強說：“江青同志，你比我強，我得向你學習。”江青則說：“我們兩個配合起來處理問題，就是完人了。”會場一片寂靜，只有康生出來敲邊鼓：“希望周恩來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見，你們兩個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領導核心，可以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領會毛主席的意圖是很快的。”周只好點頭稱是。“以後江青越來越囂張，而周恩來對江青，唯唯諾諾不敢犯顏……陳伯達只是中央文革小組一個有名無實的組長，只有江青才說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來，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裡。”

還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為保護蕭華痛斥江青一節，其它資料說得都很粗略，吳法憲詳敘頭尾，音容宛然，包括嚇壞了的葉群哭抱林彪，強阻他拉江青去見毛。吳的分析也甚到位：“這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林彪對江青是不滿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過分譴責。”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續到“九·一三”事件。當時中央高層敢於當面斥責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王關戚倒臺一直語焉不詳，吳一一交待原因。本來，毛還想保一下戚，毛十分器重戚本禹，說過“我寫了那本《新民主主義論》，這本《文化大革命論》要由你來寫了。”江青也經常帶著戚進進出出，戚的風頭一時超過張春橋、姚文元。戚因此有點飄起來，送了一套《紅樓夢》給李訥，引起江青警覺，便對毛說戚改造不了，要把他拿掉，毛同意了。1967年底，逮捕戚時，戚根本沒想到：“為什麼要銬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什麼都沒有對我宣佈就把我銬起來，這是哪一條法律呀？！”他這時才想到求助法律。戚對江青還抱幻想，臨上車前，連叫三聲：“姚文元，請代我問江青同志好！”

“九·一三”以前，共成立14個中央專案組，成員多為抽調的軍師級幹部，約500多人。周恩來半個月召開一次專案組全體大會，四五百人全部到會，從晚上八九點開到第二天拂曉，真到累得不行了才散會。吳法憲認為將彭德懷冤案的責任算到黃永勝頭上是不公正的：“彭德懷的問題應該由毛澤東來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算到黃永勝的頭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黃永勝對彭德懷的問題是沒有決定權的。……為什麼只算沒有決定權的黃永勝的賬，而不算有決定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賬呢？”“不能說牽連到我們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牽連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誤’，牽連到周恩來的就都是‘違心的’。”

14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陶鑄、王任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劉志堅、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尹達、謝鏜忠，”九·一三”後，只剩下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其他都被“拿掉”了。自然文革結束後，一個都沒有“挺住”。

第一次讀到“二月逆流”譚震林講話的全版本，尤其是最點睛“三不該”——“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了三次。哭都沒地方哭，想來想去，自己不該那麼早參加革命，不該活到65歲，不該跟著毛主席。”不久，毛當面挖苦譚震林：“你說你不該那麼早入黨，不該活到65歲，不該跟著我革命，那你可以退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於你該不該活65歲，那怎麼辦哪，你已經活了嘛！”此後，毛一直忌恨譚，既不讓譚家黨支部停止對譚的“內部批鬥”，其它四帥二副總理都得到“解放”，也不讓譚出席八屆十二中全會。

“二月逆流”發生後，毛怕老帥受批判後有異動，派人去西山監視徐、葉、聶三帥，生怕他們搞軍變。幸虧“臥底”空軍副司令王秉璋兩個報告都說老帥受批判後有轉變，一致認為文革搞得好，“對反修防修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起到很大作用，這才解除毛對三帥的懷疑。而停止老帥家中的黨支部批判，居然是林彪的建議。林向毛建議：“這種辦法不宜多搞，會把老帥們的身體搞壞。”不過，從1967年2月開始批起，一起批到1969年4月結束，四帥三副總理還是被整整批了兩年多。

九大時鬧得轟轟烈烈捧毛的“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首創者原來不是林彪，而是鄧小平！

《吳法憲回憶錄》中還抖出一些大陸人民從未與聞的“舊聞”。1959年，徐海東大將給毛寫信：“毛主席年歲大了，應該交班了，應該交給劉少奇。”毛接信後從此不理徐，徐只得“長期休養”。

吳法憲說，向中央呈遞“伍豪”材料的原來是許世友。楊成武與吳法憲當時就明白江青搞“兩條路線鬥爭史提綱”，只寫毛林江，目的是為自己日後掌權作鋪墊。吳還轉述林彪語：“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過康生，想盡一切辦法接近毛主席，經常是毛主席一邊寫文章，她就在一邊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後才結了婚。”

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打響平型關戰鬥。但在此前，115師參謀長周昆奉命赴洛陽國民政府第一戰區，領取115師的第一筆軍餉——三萬銀元。周昆見利忘義，攜款逃跑，貪為己有。從此隱名埋姓，不知去向。吳法憲說“至今下落不明”。1950年代就有廈門一高炮師長逃到臺灣並升了官；1965年10月，出現首次“跑飛機”事件——南京空八師飛行員李顯斌駕駛一架轟—5型飛機逃台；九大甚至出現非黨員代表；“九·一三”後，儘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積極配合周恩來處理善後，堅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且對林彪進行揭發批判，但不僅仍打為林彪死黨，且全體空軍海軍都被懷疑，每個機場、港口均進駐一個陸軍營。後來，軍以上高幹因“九·一三”被立案審查的達800多人，全軍牽連受審查達幾十萬。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的空軍副司令曾國華中將，在“學習班”裡被整死。

1970年九屆二中廬山會議上，吳聽毛說與陳伯達“30年沒有很好地合作”，心裡反駁道：“既然是這樣，那為什麼要反將陳伯達一直留在身邊，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呢？這是怎麼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見，就算總帳老賬，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對彭德懷、劉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讓人心寒哪！”

毛澤東批陳的真實用意是他對林彪說的一段話：“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吳當時就腹誹：“‘陳伯達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來。’這是什麼理由嘛！其實陳伯達的威信一點都不高，在中央文革裡，他就像個受氣的‘小媳婦’，康生、江青都是隨便罵他諷刺他。”不過，廬山會議前期，江青派受到林彪派猛攻，1970年8月25日上午，江青帶著張春橋、姚文元事先未經聯繫求見毛，毛不見江青：“你走。”但單獨見了張、姚，兩人抱著毛的大腿痛哭，把毛的褲子都弄濕了。“這個張春橋真有辦法，到毛主席那裡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過來了。”這才有毛扭轉乾坤的《我的一點意見》，明確保江抑林。

廬山會議翻船後，吳法憲“深深後悔自己不該到中央來，如果我仍然在空軍工作的話也不會有如此的遭遇。我想還是林彪說得對，我們這些‘丘八’不懂政治，鬥不過他們。”李作鵬在下山回京的飛機上也說：“我們這些人太不適應中央的政治生活了！”因此，儘管九大以後周外出均由康生代理周主持中央工作，稱為“康代總理”，但兩人私人關係一直不甚親熱。這次廬山會議後，周恩來與康生同機下山，十分熱絡，吳當時便想：“周總理很值得我們學習，善於‘看風使舵’。”

廬山會議後，毛讀了邱會作的檢討，對邱說：“邱會作，你的字寫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後你可以當主席。”邱趕緊站起來：“毛主席萬壽無疆！”

廬山會議後，林彪手下“五虎將”被批，林彪頂住壓力就是不檢討，但“我應當實事求是地說明，從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我沒有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主席不滿的話。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個禁區，或者是有什麼其它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1981年，吳保外就醫於濟南，這才讀到1971年8月毛澤東南巡與各省黨政軍領導的講話，“當我在事情發生十餘年後，看到他這些談話時，心情很不平靜。幾十年來，毛主席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光輝形象。我始終認為，毛主席是我們党的最高領袖，我對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義的化身。遇到任何問題，都要想是不是忠於毛主席。但是看了這樣的一個講話，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話來說：毛主席言行不一。……毛澤東經常親自宣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他自己有意見當面不講，或者是只講好聽的，卻跑到下面去煽風點火，還一再對我們封鎖消息，不准參加談話的人把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他有意見可以擺到桌面來談嘛！他自己老是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他自己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

吳還說張春橋原很有希望成為接班的人選，毛澤東曾向林彪表露過此意。但一下子將張手下的王洪文提起來，當了中央副主席，排位第三。“王洪文和張春橋在許多方面是無法比的。”吳表示非常不理解。四人幫倒臺後，“我當時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總認為葉帥、汪東興他們對黃吳李邱都是瞭解的，我們的問題很有可能得到解決。”不料，反而由隔離審查轉為正式逮捕，進了秦城監獄。“我從15歲起參加革命，跟著共產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拼命工作，什麼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麼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唯獨沒有想過，要為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產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這位元空軍司令保外就醫後，需要生活自理，居然不會燒水，分不清人民幣一塊二塊！看來確實是“一心一意於工作”了。

“九·一三”事件後，空軍司令部氣象部副部長不相信林會叛逃，公開說：“這是不可能的。”任由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等人找他談話，仍不相信。

剛被隔離時，吳法憲的生活待遇是每年大約七八百元用他自己的工資，月均60元以上，差不多是一個中層幹部的月薪，很可以了。

回憶錄最後部分針對“判決書”逐條駁斥，自己為自己平反，至少可供文革史家聊備查考。吳說了大實話：“當時的一些問題，並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於利害關係和實際需要不想說清楚，或者不允許別人說清楚。”

吳還提供了一則統計資料：文革中全國共有73萬人遭到迫害，其中34800人被整死，平均每省27071人受迫害，1242被整死。顯然這是一個大大縮水的資料。

吳完全同意改革開放，“通過比較，我認為這才應該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從內心裡擁護我們党改革開放的根本國策。”

吳的結束語是：“我衷心地希望這樣的日子不再有、希望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不再經歷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過的痛苦與磨難。”“因為在幾十年的黨內殘酷鬥爭過程中，很難找出幾個沒有整過別人的黨內幹部。”吳晚年常常教導子女：“高處不勝寒，還是人間好！” 其實，吳這個空軍司令，不過是個運輸大隊長兼江青的“飛機人質”。江每次乘機一定要吳陪同，即要吳對她的飛行安全絕對負責。

像所有“污點人物”一樣，《吳法憲回憶錄》免不了有不少掖掖藏藏之處，但畢竟提供了一些親歷、親見、親聞的“三親”第一手材料，也算這位中將對文革研究作出的有益貢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有要犯中，還只有他一人有勇氣寫自傳。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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