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及政治包容

作者：施正鋒

言論自由並非無限上綱

去年，電影搞笑呈現蘭嶼達悟族反核抗爭片段，由於揶揄中帶有貶抑的調調、而非不傷大雅，引起原住民族的反彈。根據現有的法規，被侵權的受害者必須是個人，因此，凡是對於族群集體的羞辱，無法透過法律途徑來討回公道。其實，在陳水扁執政期間，民進黨政府曾經嘗試制訂『反歧視法』，卻因為朝小野大無疾而終。此回，時代力量黨團召開公聽會，疾呼『反歧視法』刻不容緩，不過，也有文化工作者舉美國的憲法及判例，質疑此舉是否因此會造成寒蟬效應、侵犯言論自由。

我們知道，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也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言論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法儒伏爾泰的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大家耳熟能詳，而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1948）、以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也都明文保護。我們由威權統治一路走過來，從黨外雜誌到地下電台，無

非要突破國民黨政府對於言論的箝制，當然知道言論自由的珍貴，尤其是自由雜誌鄭南榕因此引火自焚，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大家銘記心頭，不會 走回頭路。

然而，言論自由並非無限上綱，這也是普世所公認，任何人也不能仗恃言論自由來侵犯別人的權利。事實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3 條）揭示：「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一）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另外，該公約第 17 條規定：「一、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二、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該公約（第 20.2 條）又進一步規範：「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換句話說，國家有責任立法保護人民不受不當言論的攻擊。

誠然，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1791）就是為了保護言論自由所通過的，特別規定國會不得制定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只不過，這是原則性的規定。根據聯邦最高法院歷年來的判例，言論自由是受到下列限制：鼓吹會造成明確而立即危險的暴力、不實陳述（含毀謗）、淫穢猥褻、兒童色情、以及羞辱或是攻擊性語言用字。根據聯邦最高法院的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判例（1942），攻擊性用字不受憲法保障。另外，除非是針對公眾人物的政治諷刺、或是杯葛，如果是會造成個人不舒服的言論，不管是刻意、還是魯莽，也有可能不受保護。至於議者所提Texas vs. Johnson （1989），其實是針對焚燒國旗的抗議，認為屬於象徵性言論而加以保護，那是原則性的規範，並未否定對於特定負面言論的限制。 就『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實務運作來看，對於言論限制有三項要求。首先，簽署國必須立法明確規範、充分告知，以免賦予行政部門過多的裁量；接著，言論限制必須為了保障正當的重大利益，包括個人的權利、以及公共的利益；再來，這些限制是為了達成前目的所必要的，也就是得失必須合乎比例原則，以免連正當的言論都被打壓。

政治包容與順服的旅鼠

好幾年前，前副總統呂秀蓮對民進黨的初選辦法提出一些見解、並進一步宣布參加 2012 總統初選，然而，黨內派系對於她的建言不僅冷諷熱嘲、甚至於競相指責為破壞團結，也有毒舌派名嘴譏為鬧局，而少數的年輕黨員還發動勸退的網路連署。言論自由、以及參政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也是大家多年努力所爭取的，就一個自詡為「民主進步」的政黨，掌有權

柄者竟然無法包容黨內有不同的主張，視同制的批判為毒蛇猛獸，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就一個民主國家的選民而言，最基本的要求有三：首先是針對公共議題，對自己的看法有相當的自信；接著，相信自己的參與是有用的；最後，必須能包容社會上的不同看法。然而，我們看到台灣的政治人物，往往以面對外來威脅為由，不管是共產中國、還是國民黨，視內部的異議為毒蛇猛獸，對於桀驁不馴者橫加打壓，這當然是對於民主政治的一大斲傷。由

此可見，台灣的民主發展距離成熟的境界，還相當遙遠。

所謂的包容，就是對於我們不喜歡的人、或是其言行，還是要接納對方有表達的權利；因此，即使是有能力加以壓制，包括以人數進行否決，還是要想辦法讓對方陳述。當面對相當不以為然的立場，我們可以選擇全然擁抱、也可以全盤否決，而包容可以說是一種妥協的態度。就消極面來看，我們不可以限制異議的表達；就積極面而言，我們甚至於要提供有效的公共場域，鼓勵對方勇敢地陳述己見。也就是說，己是對方的見解不同，也有相同的表達權利。伏爾泰的一句名言「我雖然不同意你所說的，不過，我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大家應該是耳熟能詳。

那麼，為何會出現無法包容異議的情形？大體而言，這是一種權威性的人格所作祟，因為認為唯有自己的看法是對的、而別人的不同觀點就是異端，因此，為了保護社會的基本價值、防範對方影響輿論，最佳的方式就是限制言論的傳播，以免他們污染人心、危害社會。在這裡，被封鎖的包含特定人士（包含人格特質）、其訊息、以及表達訊息的權利。

其實，不管是多大的團體，只要是人相處在一起，即使是兄弟姐妹，多多少少是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兄弟之間必須維持表面的合諧，一旦嚴父過世，彼此難免為了分家產而翻臉。同樣地，政黨派系為了爭奪地盤，往往也是相互廝殺、你死我活。然而，我們不免納悶，如果大家有同胞愛、同志的情誼，彼此還想要共同相處，難道就不能在相互尊重的原則下，包容不同的觀點？

名政治哲學家 Michael Walzer 指出，包容的情況有四種。首先是為了彼此相安無事、避免玉石俱焚，不想翻臉，只好忍耐。再者是沒有把對方看在眼裡，懶得搭理，聽聽放炮就好，當作耳邊風，不要當作一回事。比較正面的思考是尊重對方的權利，再怎麼刺耳，也是要耐性子聽完，這是起碼的風度。最開放的態度是願意傾聽對方，即使是發牢騷，也願意好奇

地聽聽看。一般而言，居上風的人應該主動表達包容，更不用說是領導者。

其實，不包容的態度，除了涉及權利的限制，也是一種情感上的傷害。不管是反唇相稽，一付不耐煩的姿態，還是敬而遠之，都是一種高高在上、不跟你計較的姿態，表達的就是對方不如自己的訊息，這就是一種無形的侮辱，也是暗示對方不受歡迎，當然會讓人感到不舒服。

結語

既然無法期待社會自制，不少民主國家都有反歧視的法律，包括澳洲、比利時、加拿大、德國、荷蘭、紐西蘭、英國、以及美國等等，而聯合國還特別針對種族、族群歧視，提供各國立法的參考模組。當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我們不可能期待反歧視法可以立竿見影，還必須仰賴教育、以及媒體的努力。至於議者所謂「透過立法限制任何言論，都可能會對言論自

由造成難以返復的傷害、且易殃及池魚」云云，很難說不是犯了稻草人的謬誤。

我們所擔心的是，在排擠異議成為理所當然之後，接下來的，就是利用大家的危機意識，以面對外來威脅為由，在恐懼、以及焦慮交織的情況下，對於不順服者進行排擠、甚至於整肅，進而造成禁聲的寒蟬效應。最後，我們將會看到的是一群旅鼠，在高喊團結的口號之際，集體地追隨英明的領袖，終將盲目地投海自殺，不分中生代、還是年輕的世代。

容忍異端，正是我們社會所缺乏的，在從眾於主流的政治正確下，一切都有標準答案，基本上就是典型的「集體思維」（groupthink），不要說不可能有創新，連起碼的獨立自主看法都不允許。反正，出了是就不是歷史共業、就是集體負責，大家都在混日子。

不禁使我想起，有一回被檢舉，施老師老是在課堂講政治。問題是，政治學不能使用當代的例子，只剩下國外、或是歷史可以講，學生怎麼會覺得跟日常生活有相關？難道上課只是為了考試、出人頭地？

最後，我們引用英國政治哲學家 Bhikhu Parekh（印度裔、在 2000 年封爵）的一段話作為結語相互勉勵：

儘管言論自由是重要的價值，並非唯一的價值，因為尊嚴、平等、不受稍擾或脅迫、社會和諧、相互尊重、以及捍衛個人的名字跟榮譽，也都是過好日子的重心、值得保障。由於這些價值在本質上、或是在特定的脈絡下可能衝突，所以必須取得平衡。

Although free speech is an important value, it is not the only one. Human dignity, equality, freedom to live without harassment and intimidation, social harmony, mutual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one’s good name and honour are also central to the good life and deserve to be safeguarded. Because these values conflict, either inherently or in particular contexts, they need to be balanced.

引言於城鄉改造環境保護基金會主辦「繼重現狂飆論壇：大學雜誌 50 週年紀念」，台北，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17/4/21。初稿發表於《民報》2016/3/1、《玉山周報》2011/3/9。原本受教育部人權教育網第 85 期電子報言論自由權特刊邀稿，被判斷具有政治意味而認為不妥。解嚴也有一陣子了，看到主事的官員仍然那麼保守，令人搖頭。很想知道，究竟是部長、司長、科長、還是科員？邀稿隨便刪一半，那是無法接受的。

台灣開放黨禁與報禁的伏筆

作者：邱立本

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ー九六七年底創刊到八十年代間，《大學雑誌》 (The Intellectual)展現一代知識分子的風骨，敢於在權力面前講真話，以民間社會的力量，聯合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派，提出了《台灣社會力分析》與《國是諍言》等關鍵文章，凝聚了台灣當時黨內外推動改革的力量，對於蔣經國政府後來開放黨禁與報禁的決策，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台灣黨外力量的先鋒。參與大學雜誌的張俊宏、許信良等人，都是具有人文情懷，也熟悉中華文化的傳統。他們重視本土發展，推動民主，爭取言論自由，也爭取打開讀者心中的窗戶，看到國際的最新發展，也以中華民族的命運為己任。他們匯聚台灣最優秀的知識份子，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展示中道的力量，推動台灣往一個理想的社會發展。

中道力量就是不左不右，不被激進的力量所誘惑，強調理性的思考與行動，朝向民主自由與法治的目標，吸納社會不同階層與不同領域的力量，團結不同省籍，不會陷進統獨二分法的寬日。這也成為台灣在黨外運動中的主旋律，讓蔣經國在一九八八年去世前的一年，開放黨禁與報禁，從而奠定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大學雜誌》的英文名字是The Intellectual，意即知識份子。雜誌的言論，從創刊號就剖析知識分子的角色，不在於擁有顯赫的學位，或是在專業上如何厲害，而是強調擁有知識的人，怎樣參與公共事務，在公共議題上，成為社會的民心。

這樣的論述定位，在一個威權時代，具有 "去魅化"的作用，對於那些鼓吹一元化思想的官方教條，是思想上的顛覆。

《大學雜誌》從開始就不是用狹窄的省籍觀念來推動改革。恰恰相反，參與創辦的何步正，就是來自香港的僑生，當時還是台灣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參與《大學雜誌》文學策劃的則有政治大學西語系畢業的鄭樹森，也是香港僑生。我這位政大經濟系的香港僑生，於一九七一年參與編輯部工作，擔任執行編輯。當時的總編輯是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我還記得每 個月的工資兩千五百元新台幣，都是楊國樞教授將一個台大郵局的存褶與圖章拿給我，要我自己去領)。

 僑生參與台灣這一份重要刊物的誕生，不但顯示台灣的開放，更展示台灣是全球華人的文化中心，吸納各地華人的文化創意成果。今天台灣的大師級作家李永平，當年是台大外文系的馬來西亞僑生;他進入台灣文壇的第一部小說《拉子婦》，就是在《大學雜誌》發表。香港作家西西與也斯在台灣發表的首部作品,也是刊登在《大學雜誌》。

參與編輯部的言論主力，包括鄧維楨、陳少廷、王順、張俊宏、許信良。其後編委涵蓋了當時學界的精英，如楊國樞、孫震、丘宏達、陳鼓應、 胡佛、王曉波、劉福增等學者。事實上，在台灣文化精英推動改革的過程中，從來都沒有省籍的畛域之見，而是五湖四海，與執政者博奔。從《自由中國》時代的胡適、雷震、殷海光、傅正等，到《文星雜誌》時期的蕭孟能與李敖。都是如此。《大學雜誌》顯然延續了這一個重要的傳統，凝聚社會上不同領域、不同省籍的精英，加速了改革的歷程。

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正是台湾面堂时凰雨飘摇的时刻，中華民國失去了聯合國的席位，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蔣介石的健康越來越差，而蔣經國接班也要掃平所有的障礙。《大學雜誌》的不少編委，都被視為" 革新保台"的先鋒，發表的文章，都對台灣現狀與國際形勢作出前瞻性的分析。由許信良、張俊宏、包奕洪合寫的《台灣社會力分析》，以及一九七一年的《國是諍言》專號，不僅對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形成壓力，也開啟了朝野互動的新模式，匯聚了社會改革的力量。之後在保釣問題與其他棘手的政治議題上，《大學雜誌》成為台灣社會的清流，敢於在當局面前說真話。

而關鍵是大學雜誌推動的中道力量，成為朝野之間的共識，隨後的黨外運動，無論是中壢事件還是美麗島事件，都是本省人且外省人聯合一致抗爭，無分彼此，為八九十年代台灣的" 寧靜革命 "作出重要的鋪墊。從一個威權體制到一個民主政府，中間沒有經過翻天覆地的流血動盪，在於社會對穩定的重視，知識階層凝聚民主改革的共識，而又能超越省籍的鴻溝，重視兩岸的溝通與雙贏，讓台灣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

因而在大學雜誌創刊五十週年的時刻，重新回顧這一段歷史，發現昔日的中道路線，仍然是今天亟需的思想資源，反思如何衝破藍綠的壁壘，也超越統獨的矛盾，突破兩岸當前的僵局。這是最新的 "大學之道 "不但在政治上" 明明德"，也在於權力 "親民"，使得民間福社" 止於至善" ，讓知識份子The Intellectual 的理想火炬，繼續照亮台灣，也點亮兩岸關係危疑不定的夜空，還寶島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未來。 (作者邱立本，現任香港《亞洲周刊》總編輯)  

跳脫反共思維  重建兩岸新關係

作者：黃德北

一、前言

1960 年代末期至 70 年代初期，正是台灣政治處於轉型的初始階段，當時蔣經國面對國民黨權力接班的關鍵時刻，一方面要解決黨內元老與保守勢力盤根錯節的利益糾結，同時想要開創改革新局，更要面對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改善後的外交困境，於是這段時間出現了一段短期的「台灣之春」。與此同時，一群在體制內外的知識份子也利用這個機會開始推動政治變革的行動。他們以大學雜誌為平台，聯合各方人士，在思想上、文化上與政治上推動各項改革倡議，對於當時台灣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不過，隨著蔣經國在國民黨內的權力接班穩固，以及大學雜誌的主張觸及到國會全面改選等敏感的議題後，大學雜誌早期的重要參與者張俊宏、許信良等人開始逐漸不容於執政當局，他們最後被迫走上反對運動的道路，為早期黨外運動注入新的活力，使台灣政治出現一番新的局面。

經濟的停滯與倒退還不是最令人擔心的事，讓我們更憂慮的是政治上的反共意識形態的復辟及其與民粹主義的結合，對台灣未來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二、大學雜誌未竟的事業

不管是在大學雜誌時代或是後來的黨外運動時期，參與者都能涵蓋各方面的人士，橫跨省籍與統獨立場，全力為台灣民主化發展而努力，最終在無數前輩的犧牲奮鬥下，終於使台灣在 1990 年代進入民主化的時代。這時大學雜誌雖然已經落幕，但他們的努力與貢獻卻應該永遠被刻記在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的一頁中。

不過，受限於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當時台灣的主流論述都是充斥著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大學雜誌的先進們亦很難跳脫此一侷限，無法直接從超越冷戰的角度看待兩岸關係與世界形勢，在主張民主改革的同時，卻無法同時提出挑戰國民黨政府反共、親美日的主流意識形態。

在當時處於全球冷戰體系的格局下，台灣不得不跟著美國的指揮大旗下行動，但 1970 年代初美國因介入越戰，國力大幅削弱，不得不開始打「中國牌」，企圖「聯中制蘇」，台灣戰略地位因此出現劇變。1970 年代初台灣外交不斷受挫，導致島內開始出現質疑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正當性，正是這股力量迫使統治當局必須面對內部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也給予大學雜誌的同仁在體制外推動變革的政治空間。

大學雜誌雖然帶動了台灣變革的風潮，引領當時的狂飆年代，但對於國際局勢卻並未擺脫當時由美國所主導的反共陣線。隨著大陸與美國關係的改變以及大陸經濟的崛起，台灣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棋子，我們更沒有機會利用後冷戰時代兩岸關係和解的時機，發揮我們的優勢，將台灣經濟帶上新的轉型與成長，反而繼續延續冷戰時代的對抗路線，使得台灣經濟

逐漸停滯、邊緣化，台灣內部更因分裂的族國認同與民粹主義盛行，以致對於未來何去何從存在著嚴重的歧異，無法進行有效的對話與討論，更不能凝聚共識，共同走出一條光明大道。

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在 1990 年代達到最高峰後，開始逐漸出現慢性的衰退，近來更讓人擔憂倒退可能開始出現加速的現象。

三、兩岸關係是當前重中之重的工作

戒嚴時期，統治當局以反共為名，在島內實施高壓的統治與各種倒行逆施的政策，在國際上則堅持抱著美國大腿，充任美國的打手與扈從。抱持著這樣的立場，也使我們與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關係疏離，更與中國大陸處於對立狀態。由於妖魔化共產黨，因此所有左翼思潮與進步理論都被視為洪水猛獸，所有威權的統治方式都可以「保密防諜」為理由而取得正當性。

這些做法雖然在解嚴後得到一定的鬆綁，例如警總與人二室解散了、政治監聽也受到限制，但曾幾何時這些做法似乎又要換上一套衣裳重新復出了。針對這些倒退的作法提出質疑以及要求理性的論辯，則常常會被戴上紅帽子，壓抑了民主政治理性對話與討論的可能空間。

民進黨日益開始複製國民黨的思維與行為。當年國民黨強調「革新保台」，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拒絕與大陸改善關係，其背後的目的是在維持蔣家政權的存續，這與民進黨目前對大陸採取不戰不和的「冷和」對立，維持一黨一派的政治利益又有何差異？民進黨雖然提出轉型正義，但永遠不涉及白色恐怖的反省與轉型正義。當前從政府到民間雖然全力在推動各項「去蔣化」的活動，但同時政府仍然堅持執行戒嚴時代的反共、親美日的政策。為了黨派利益的考量，民進黨寧願與大陸維持對抗的關係，也不願思考如何與大陸和平相處，使兩岸之間無法進入良性的互動，彼此缺乏認識與理解，誤解日益加深，埋怨與對立不斷升高，未來終有一天會出現火車對撞的時刻，屆時我們要如何自處？

除了政治上可能出現發展停滯與倒退的同時，經濟上的影響更是令人憂心。1990 年代初期民主化在台灣得到初步實現，許信良同時提出「大膽西進」的主張，開始正視兩岸之間的關係，以及台灣如何與大陸經濟合作達到互助互利雙贏的局面。可惜這樣的先見之明，後來並不容於他的民進黨同志，使他逐漸從黨內的核心淪為邊緣。如果那時台灣各大知名代工工廠能以大陸市場為依託，或許可以發展出自有的品牌，擺脫低價代工的命運。

進入 21 世紀大陸經濟已經崛起，我們更應主動與其建立產業合作的關係，但因為統治當局擔心大陸經濟崛起後產生的磁吸效應，繼續採取種種經貿限制政策，使台灣產業的競爭力正在快速流失。由於對未來的不確定，許多企業也不願「鮭魚返鄉」在台灣進行大規模的生產投資，經濟持續低迷，大量年輕人被迫離鄉出外打拼，希望能找到經濟上的出路。經濟上的困境，加上政治人物的操弄，更使得「輕貧、窮忙」的年輕人充滿著憤怒與挫折，並將自己經濟上的困境不幸歸咎於中國大陸所造成，極不利兩岸關係的健康發展。

四、結論

大學雜誌的先賢們挑戰傳統的政治與觀念，引領社會新的思潮，終於突破威權的統治，讓台灣實現民主化的目標。今天我們在追思那個狂飆年代時，應該學習他們追求改革的勇氣與毅力，同時更要超越他們當時所受到的國際政治格局的限制，以更宏觀的視野來觀看兩岸關係與全球的政經變化。

在經過半世紀大學雜誌民主先賢的努力後，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取得不錯的成果，我們實在不應該再讓威權時代的某些作法重新回到今天的台灣。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台灣制度有其優越性，我們就應該要對台灣有自信，不要懼怕兩岸之間的正常交流與互動。我們相信透過這樣的良性互動，兩岸人民將會對彼此有更深入的了解，最後自然會針對兩岸的未來做出理性的選擇。我們應該尊重台灣內部多元觀念的發展，並給予我們的後代一個機會，由他們來決定他們未來的何去何從與安身立命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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