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在我的一生中是頗具關鍵性的一年。那年正在服兵役，同時準備去美國留學，但是還沒有決定到哪一所大學。唸台大時我的外務太多又不用功，所以成績平平，自己也知道拿獎學金的希望不大，就把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和申請書一齊寄給申請的幾所大學。我的本行雖是電機，但從來只愛寫小說，寫學術論文還是頭一遭。那篇學術論文的內容有關邏輯電路，後來居然被美國電機工程學術期刊接受發表，但是當時並不知道好壞。聖母大學(諾特丹大學)不久就寄來通知，給我全額的獎學金，這篇論文應該起了些積極作用。其他幾所大學陸續也都錄取了我，但是都沒有獎學金，其中包括加州大學的柏克萊分校。
這反而構成一個難題。照理說我應該選擇聖母大學，因為只有它給我全額獎學金，而且學校的名聲也不錯。家裡人都以為我去定了聖母大學，但是我心裡實在想去柏克萊，因為那是美國學運的大本營，我早就嚮往的革命聖地。老實說，一直到上飛機前我都無法做決定，辦出國手續還是用聖母大學的入學許可辦的。到了舊金山，馮華清兄來接我，安排我暫住在舊金山百老匯街一家餐廳的二樓﹐晚上被餐廳的樂隊吵得睡不著。清晨起來，我走到百老匯街盡頭，看到晨霧漸消的海灣大橋仿彿從海中冉冉昇起。正如歌曲《我的心留在舊金山》所唱的，從此我的心就留在那裡。立刻寫信給聖母大學說抱歉不能來了，第二天就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報到。
當時這樣的決定實在有些冒險，因為帶的錢勉強只夠一個學期的學費和生活費。從舊金山百老匯街，我搬到柏克萊的青年會館，每天積極找地方住。剛好在當地的社區報上看到有人租房間給學生住，一個月才三十五美元，趕快打電話去問。原來這房間在地下室，下雨天還會積水，所以特別便宜。但我貪便宜還是租下，每天早上對著唯一的氣窗唱國際歌然後騎車去學校，倒也甘之如飴。一直到劉大任來柏克萊，那時也拿到獎學金，才搬去和他合租了間比較像樣的公寓。
和劉大任相識不過是出國前幾個月的事。那時台北有一堆喜歡搞思想的朋友經常聚會討論問題，輪流到幾個朋友的家，阿肥家是其中之一。阿肥就是邱延亮，搞現代音樂但對人類學和田野調查也有興趣，和我在台大文學院二十三號教室的哲學討論會認識後，從此成為臭味相投的朋友。他可以說是最早拒絕聯考的小子，比後來因為寫《拒絕聯考的小子》出名的吳祥輝早了許多年。在一次聚會裡我第一次見到劉大任和陳映真，而他倆那天也是初次見面，大家就談得很投機。劉大任說他才從夏威夷回來，但是覺得夏威夷這人間天堂很無聊不願意留在那裡，想去柏克萊。我說真巧我也想去柏克萊，說不定在那裡我們還會再見面。後來不但再見面，還成了室友。
我先到柏克萊，不久劉大任也來了，然後是王靖獻夫婦從艾荷華大學轉來柏克萊加大。靖獻那時的筆名還是葉珊，後來才改為楊牧。除了大任和靖獻，常相往來的還有傅運籌、鄭清茂、唐文標、水晶等人。一年後，李瑜和郭松棻又從洛杉磯加大轉來。這麼多隻健筆，更不要提隱居在柏克萊的張愛玲，一時柏克萊真是人才濟濟，盛況空前。其實還有李家同，不過那時他一心想當神父，寫文章還是後來的事。
在柏克萊我又認識了一批在加大唸書的台灣留學生，參加他們的讀書會。這些朋友和上述的文人朋友不是同一批人，應該說是思想比較左傾的一群。但是這讀書會不久就因為內部鬥爭而散伙，也是我第一次嚐到政治鬥爭的滋味。不過和國內相比，這只能算是茶杯裡的風波。在台灣的朋友卻真正受到政治的牽連，阿肥、單槓(陳述孔)、陳映真等人統統被捕。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個中原因牽扯到權力中心的政治鬥爭，這些朋友全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當時我只感覺到白色恐怖無孔不入，覺得這個社會非徹底改造不行。
在台大時我參與過兩份刊物的編輯工作，一份是《大學新聞》，一份是《大學論壇》，兩份刊物的社長都因為我的文章被台大記過。一九六八年，從前在台大一起辦《大學論壇》的老友何步正和我聯絡，說他幫忙一群有理想的朋友在台灣辦一份思想性的雜誌，希望我不但在海外幫他們拉稿，並且設法募款支援。這份刊物就是《大學雜誌》，這群有理想的朋友我也多半認得，多數是無黨派的書生如金耀基、楊國樞、陳鼓應，也有少數和國民黨走得比較近的如許信良、張俊宏。誰知道當時大家以為是老K派來臥底的，後來卻成為黨外健將，沒有他倆就沒有民進黨。
步正雖是香港僑生，但是對《大學雜誌》特別熱心，他有廣東人的牛勁，這就是為什麼搞革命不能沒有老廣的道理。正好我也深深覺得必須為台灣做些什麼，至少可以介紹國外思潮趁機點醒眾生。於是積極串連上述幾個圈子裡的朋友，出錢出力創辦了「域外集」。
「域外集」裡寫稿的人最初多半是被我強拉進去，不但寫稿，還要捐錢﹗但是大家的理想相當接近，所以我總是開玩笑告訴朋友，「域外」集也有稿費的，不過稿費是個負數。據步正說，我們捐的錢對當時的《大學雜誌》不無幫助。「域外集」維持了兩年多(大學雜誌第十五期到四十八期)，由我和大任等輪流主編。直到保釣風雲驟起，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釣運上面去，不久無可倖免開始內部鬥爭。「域外集」改為專欄「域外人語」，斷斷續續以專欄形式又繼續了一陣才結束。這時候《大學雜誌》已經成為台灣頗有影響力的思想刊物。我也回國，不再是域外人，和王曉波、陳鼓應、王拓等上山下海，在《大學雜誌》聯名發表「救救孩子們」(五十九期)為礦工請命。但曉波和鼓應不久被警總短暫逮捕，我再度出國，從此步入人生另外一個階段。
(原載於2012年二月號文訊雜誌83-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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