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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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斯蒂格利茨:透析貿易戰,中美如何解決各自問題 (二) ☆來源: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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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好像已經開始了,澳大利亞說是拿到了豁免權,歐盟、日本和韓國眼下也在軟硬兼施。

斯蒂格利茨:我覺得不會有哪個國家會給特朗普很大的讓步,問題是,它們會不會為保存顏面而進行交易?可能只有中國會。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鋼材僅占美國進口總量的2%,考慮到這點,中國也許會報復,小範圍地以牙還牙一下。

《財經》:美國在經濟上挑戰中國,如果保護主義升級,中國是不是只有貿易戰一條路可走?

斯蒂格利茨:中國一直以來都以負責任的態度對特朗普進行反擊。既便要開戰,中國也只會力圖做得非常巧妙,不會大吵大嚷。他們會以潤物細無聲的形式傳遞出資訊:中國不會發動一場貿易戰,但如果特朗普這樣做,中國也會接招。

《財經》:如果有貿易戰,也會是一場靜悄悄的貿易戰?

斯蒂格利茨:一場靜悄悄的貿易戰, 但沒有子彈。美國不想買中國的鋼鐵,中國就不想買美國的高粱。誰在乎高粱?當然是種高粱的農民,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總之,中國會明確表示美國要付出代價,但不像特朗普那樣製造出很多噪音。

對歐洲來說,美國要是不想達成交易,歐洲會弄出很大的動靜,歐洲會採取行動。

《財經》:美歐貿易戰會是怎樣的情形?

斯蒂格利茨:我認為歐洲將瞄準美國500強企業哈雷大衛森(Harley-Davidson)生產的摩托車、田納西和肯塔基州產的威士卡,為什麼?政治。他們在歐洲製造波本威士忌酒,甚至喝它,其實那個酒真的難喝。

所以,這不會是一場全面的貿易戰,但它會發出明確的資訊。好消息是,特朗普花了一年的時間做這件小事,而他只剩三年的在位時間。

《財經》:他不會連任?

斯蒂格利茨:不會。

《財經》:也許有人認為特朗普的政策正在推動美國的經濟轉型,使他最終成為像甘迺迪和雷根一樣的變革性總統?

斯蒂格利茨:不會。

我認為一般來說,他被視為美國最糟糕的總統。在某些方面,現在可能會成為美國的轉型時刻。我們可能會意識到我們的方向很危險。大部分美國人被落在後面,我們失敗了,敗得很慘。這可能倒逼我們認真地解決這些問題。

這也會促使美國在所謂的規範與法律之間進行一場大討論。我們一直想當然地認為,一國之君的總統會以負責任的方式行事,而不會造成利益衝突。現實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制定一部法律。可是我們不想為所有的事情制定法律,比如關於亂扔垃圾我們可以出臺一部法律,但若真的執行,將非常可怕。事實上,大多數人現在不會亂扔垃圾。

當總統不服從基本的人類尊嚴,會怎麼樣?社會對此的法律思考可能是變革性的。這不是個玩笑,而是社會該如何運作。所以從法律、社會和經濟教學的角度來看,特朗普是一個失敗社會的好例證。

《財經》:特朗普對中國的指責是,在加入世貿組織16年後的今天,中國仍未向以市場經濟原則為基礎的經濟轉型。中國政府繼續大力干預市場,極大地扭曲了國內產業的價格和成本。

斯蒂格利茨:我很難詳細地一一評估所有的指責。我想眾所周知,中國想從美國購買很多高科技產品,但美國有高科技出口管制。剩下的美國產品中,中國理所當然想要購買的也不是那麼明晰。美國產的汽車對中國道路情況來說太大,更何況中國要大力發展的是電動車。別克等品牌在中國市場成績不錯,但它們在中國製造。

智慧財產權是一個棘手的領域。看看美國發生了什麼:每家公司都在起訴其他所有公司。比如蘋果和三星之間打來打去。現在的智慧財產權制度有很多含混不明之處。而在這種含糊不清的情況下,盜用智慧財產權通常很難證明。

最後變成,惠普是不良企業?蘋果是不良企業?穀歌是不良企業?每個企業都被其他企業起訴。有人稱,美國在律師方面花費的比在研究方面的投入多很多。我們創建了一個智慧財產權制度,但除了對打官司的律師之外,這個制度運作不暢。

我擔心這個糟糕的體系在中國的背景下,就會變得特別難以執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設計智慧財產權制度。

《財經》:有觀點認為,中國加入WTO付出的代價包括,內需始終不足,總要靠貨幣超發來刺激經濟增長。

斯蒂格利茨:中國一直過度依賴債務融資來促進經濟增長。中國現在公共投資、住房、醫療、教育的需求巨大,如果政府通過徵稅來增加收入,同時更好地應對這些需求。從碳稅、財產稅、資本利得稅到擁堵稅等等,會刺激經濟,使經濟更有效率。現在中國的一個主要缺陷是過度依賴債務來刺激經濟。

《財經》:中國的不良資產和債務問題引發了很多關注,對於債務重組,你有哪些建議?

斯蒂格利茨:當債務越滾越大時,政府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每個國家負債過高時,必須進行債務重組。美國破產法第11章、第7章和第9章針對公共機構和企業有不同的破產程式。我非常支持債務重組,因為重要的是向前看。借貸者應當認識到,一旦決定是錯誤的,他們將得不到償還。我們有一本書名為《太少,太遲》(Too Little, Too Late)。債務重組應該深入而迅捷,越早越好,如果觀望過久,做的太少,債務重組會抑制經濟。

《財經》:對中國政府你是否也會有同樣的建議?

斯蒂格利茨:中國與完全正常的市場經濟有點不同。中國可能會更容易,因為通常是些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是國家的這一部分與另一部分的資金問題,這比你欠我錢可能更容易一點。起碼在原則上更容易,歧義性的後果更少。但是,國家走向市場經濟應該有一個原則,即銀行不應放貸太多。我喜歡這樣說:必須建立一個共用責任制。

《財經》:2016年的時候你在《中國艱難的新常態》一文中指出,片面強調供給側改革的建議是幼稚的。在經濟發展初期,如果就業充分,就在供給側採取措施;如果需求不足,提高供給效率只會導致更多的資源利用不足。中國經濟結構在向內需拉動轉型,美國是消費型國家,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二靠消費,但美國經濟增長難以重複過去的高增長。美國的經驗對中國有何借鑒?

斯蒂格利茨:你用消費(consumption)這個詞。美國的一個重大失誤是有過多的私人消費,沒有足夠的公共消費用於教育、健康、用於創建好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應該以不同的方式宜居。就像我之前所說,不僅是私人消費,而是強調靠徵稅來支持的公共消費。

美國的另一個敗筆是不受監管的金融部門可以隨性而為。

《財經》:金融危機後美國通過了有史以來監管力度最大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現在國會裡尤其是共和黨要廢除這一法案,尋求減少外資行和小銀行的合規負擔。

斯蒂格利茨:因為銀行想要賺錢,希望在五年後的金融危機中再次獲得救助,它們從中漁利。

對美國來說,這些都是悲傷時刻——我們正在重複過去的錯誤。它顯示了在美國政治中,金錢的力量。它從方方面面表明,在特朗普當政之際,美國已經失去了方向。當不平等成為美國的主要問題時,我們建立了為億萬富翁和大企業提供資金的稅收政策,受傷的是普通美國人,這是犯罪。

沒有中國模式,只有東亞模式

中國基本沿用的是東亞模式,但中國出發的角度不同。中國更窮,有更多的政府主導。

《財經》:你一直在關注中國的發展,2015年《名利場》(Vanity Fair)上《中國的世紀》(Chinese Century)的文章更引來許多關注與爭議。在你看來,中國經濟過去40年的發展脈絡是什麼?

斯蒂格利茨:它是一個連續的統一體,但想清楚每個階段很有助益。

第一個階段是個人責任制和走向城市化的開端,鄉鎮企業非常重要,通過合資企業等形式中國開始參與到全球化中。

到了我所說的中國世紀之際,中國已是全球主要的參與者。根據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評判標準,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是思考一個不同的中國的時候了。

在過去五年中,中國國家領導人使中國更加融入於這個世界。在措辭上,十六大報告中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到了十九大報告,目標已變成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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