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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寒門子弟而言 理想化的人生設計是奢侈的 ☆來源:文史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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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4

江西省宜黃縣農家子弟楊仁榮曾以全縣理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航飛行設計專業,四年內因為有一門功課沒通過,未能拿到畢業證。肄業的他在北京飄蕩,長達9年未能與父母聯繫。直到近期他的母親被診斷出癌症,這只斷線的風箏才回了一次故鄉。 

媒體在報導此事時,將楊仁榮冠之為“狀元”,這當然是比擬,但依然是不合適的。且不說現代的高考和古代的科舉考試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考試,即便簡單類比,縣試第一名是“案首”,和殿試第一名的“狀元”,中間隔著無數個舉人。有些縣試頭名的秀才,終其一生,連個舉人的功名都沒取得,遑論進士了。

中國人有著根深蒂固的狀元情結,儘管科舉制度廢除已113年了。狀元是有科舉制度以來讀書人最高的榮耀,意味著一舉成名,一步登天。“狀元”離開大學後長期處於半失業狀態,不敢見江東父老,如此才有強烈的對比,有視覺衝擊力。 

現代的高校招生的考試和古代的科舉是很不同的,首先是錄取數量和比例。自1999年擴招以後,每年高校招生數很多,楊仁榮考上大學的2003年,全國共613萬人參加高考,錄取382萬,錄取率為60%。 

古代會試和殿試三年一次(國家有重大慶典額外加恩科)。清朝文科殿試自順治三年始,至光緒三十年舉行最後一次殿試止,共舉行112次,取中文進士26849人,平均每科240人。

兩種考試更不同的是性質,高考是選拔合格的高中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種入門考試。一位考生考了全縣甚至全省第一名,只能說明他的基礎好,和是否有出息沒有必然的聯繫,他還要經過四年的學習,能否成為一個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有沒有競爭力,尚有諸多的變數。顯然,楊仁榮就是大學四年的馬拉松比賽中的掉隊者。科舉考試是官員選拔考試,一旦在最高級別的會試、殿試中勝出者,考取了進士,就必須授官,最差也是各部的主事和地方的知縣——知縣是妥妥的“百里侯”,而狀元則授從六品的翰林院修撰,比其他進士起點要高半階。 

古代中國人之所以崇拜狀元,信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歸根結底是利益使然。一位聰明的讀書人,通過一場場考試就能年年輕輕當上一縣之長,比起戰場上浴血奮戰立功做軍官和奔赴南北做生意發財,性價比高得多,能不讓人豔羨麼? 

古代科舉一旦考上進士,就有托底的制度保障,進士出身的人進入官場,哪怕情商再低,只要不犯錯受處分,其社會地位也會比大多數人高得多。而今天的高等教育並不給大學畢業生提供托底的保障。在剛恢復高考制度的前十幾年內,大學畢業生數量少,政府包分配,一畢業就是國家幹部,身份和待遇馬上比大多數工人和農民高。這是一種制度性托底,所以才是“天之驕子”。在楊仁榮讀大學時,即便有一張985大學的畢業證,在就業市場上也不會有人給托底,何況他只是肄業。 

楊仁榮的遭遇當然只是個案,但這個案能折射出,在高考這一指揮棒下,考試成績幾乎意味著一切,而考試之外的人生教育缺失。楊仁榮這樣的寒門子弟的成長路更是缺乏這種教育。據《中國青年報》報導:“在親戚們眼裡,楊仁榮內向、斯文、愛看書。家裡有面牆貼滿了他的獎狀,最後貼不下了,只能另找一面牆。他是家族裡成績最好的孩子,總是被當作同齡人的學習對象。”對這樣學習成績好的乖孩子,身為農民的父母很難關注其心理狀況,也多數沒有能力及時提醒,為孩子普及一些必要的社會知識。應付高考的知識可以來自老師,而對社會的認識則無人提醒,完全靠自己摸索。 

來自農村的寒門子弟和出自官員或知識份子家庭的子弟相比,不僅學習條件有差距,更大的差距是眼界,是社會知識的獲取途徑和社會資源的提供。著名作家劉震雲曾回北大中文系演講時,說過他剛從河南延津縣進入北大學習時一件糗事:他看到班上北京籍的女生在課餘咀嚼什麼,像是老家牲口的反芻,大為不解,問於同宿舍的北京哥們,才知道那是口香糖。 

內向而自尊的楊仁榮,在大學四年的道路無人指導,最終荒廢了學業,不但不能衣錦還鄉,而且無顏面對含辛茹苦供自己讀書的父母,只好選擇了讓父母更為傷心的逃避。從他和記者的對話中可看出,他是一位對社會的複雜性和人生的無常缺乏起碼瞭解的天真青年。他不喜歡自己所學的飛機專業: 

每天在工廠跟圖紙打交道嘛。我就特別煩。你想像一下,一架空客A380牽涉的零件可能有幾十萬個,設計人員大概幾千個,一個人負責幾十個零件的設計、製造、改進。這種工作就像一個龐大體系中的螺絲釘,你就被釘在那個地方了。 

連就業最起碼的敲門磚——畢業證都沒拿到,他竟然有這樣的自信:“剛畢業的時候覺得自己很有本事,很有想法,創業的話一年可以掙上百萬元。” 

楊仁榮喜歡理論物理,人生的理想是當一個物理學家,而不是做“螺絲釘”一樣的飛機技術人員。離開大學十一年後,處處碰壁,他終於明白: 

畢業後,財富問題確實非常困擾我。我有時想,如果自己生在一個很有錢的家庭,現在應該已經成為一個傑出的物理學家了。這一點我是很有自信的。但我現在首先需要保證生存,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理想只能暫時拋在一邊。 

說實話我現在有時有點後悔,當時為什麼不按部就班,去大公司,大國企,在裡面待個10年,怎麼也混到中層了。那裡福利好。 

他這種醒悟仍然是“理想化”的,在大公司、大國企待個十年,混到中層的概率也是很低的。當然比起讀大學時的想法,已經很現實了。 

對寒門子弟而言,生存才是人生第一大學問。這本應該是常識,他卻大學四年內,不明白這個道理。 

不知道楊仁榮是否知道他江西先賢陳寅恪先生的求學之路。今天陳先生是學界公認20世紀很少有人可超越的學問大家,是“教授中的教授”。陳先生年輕時完全以求學問為目的,而不追求學問之外的“俗利”。他從13歲開始,在日本、德國、美國、法國、瑞士等國家的著名學府如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哈佛大學留學二十年,醉心於自己喜歡的學問,最近連一張博士文憑都不屑拿到。 

陳寅恪可以這樣灑脫,他是世家子弟,祖父是做過湖南巡撫的陳寶箴,父親是著名的詩人、進士出身的陳三立,陳家的姻親皆是晚清名宦。這種有形的財務支持和無形的社會資源,一般寒門子弟望塵莫及。陳寅恪可以這樣的做,他的祖父陳寶箴在年輕時就不敢這樣做,只能跟著曾國藩做幕僚,扎扎實實做那些繁瑣而勞心的事,一點點積攢經驗和業績,最後官至巡撫,為兒孫提供了從心所欲寫詩和做學問的條件。 

魯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說:“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年輕時,誰沒有過高蹈而豐滿的人生理想呢?但骨感的現實會教會一代代年輕人明白好好生存下去是最重要的。但願,楊仁榮明白這些,還不算太晚。

 

【本文刊發於113日《南方週末》,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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