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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自述人生百年:總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來源:陽明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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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6

致敬| 著名學者李銳先生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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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1917·4·13-2019·2·16)

編者按:著名中共黨史專家、毛澤東研究專家、政治家、作家李銳先生於2019年2月16日上午8點32分在北京醫院逝世(北京時間,後文系李南央女士筆誤),享年102歲。他是兩頭真的代表人物,當代中國的良心。謹以此文表示沉重哀悼和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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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女兒李南央女士聲明 

李銳,1917年4月13日生於湖南省岳陽市平江縣,著名中共黨史專家、毛澤東研究專家、政治家、作家。1934年考入國立武漢大學工學院機械系;參加“一二九運動”,為武漢秘密學聯負責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分別在湖南、延安和中國東北從事青年和新聞工作。1945年後到東北,先後任中共領導人高崗、陳雲的秘書。

1949年至1952年任《新湖南報》主編、湖南省委宣傳部長。1952年調北京,主管水電。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長,毛澤東兼職工業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一切職務,1960年3月被開除黨籍。1979年平反後歷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中央組織部青年干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等職。代表作有:《早年毛澤東》《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大躍進親歷記》《論三峽工程》《廬山會議實錄》《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龍膽紫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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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李銳口述,崔敏記錄整理

 【崔敏按】 餘此生有幸與兩位德高望重的百歲老人——王懷安與李銳——相識,深交中受益良多。可惜,懷安老已仙逝;由於我跟李老的住處相距不遠,便隔三差五去李宅拜訪。近日談及今年(2016年)4月將是他的百歲生日(虛歲),李老顯得頗為興奮,即興對他的百年人生做了一個簡略的概括,我則鼓動他多說幾句,把百年的感悟充分地表達出來,於是便記下了以下這篇文字。

這一百年大致分可為五個階段:第一個二十年上學讀書;第二個二十年投身革命;第三個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腳下;第四個二十年復出工作;第五個二十年思考研究。

我曾當過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又曾擔任過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在兩個最重要的部門工作過。我當過三位中央領導人的秘書:先是擔任高崗的政治秘書;後來擔任陳雲的政治秘書;最後又擔任了毛澤東的兼職秘書。

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追隨者”,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發配北大荒,幾乎餓死;文革中又被關進秦城,住了八年監獄。平反後復出,加倍努力工作。

我對黨有兩個重要貢獻,一是寫了一本《廬山會議實錄》,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全貌;二是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阻止了鄧力群可能被推舉為總書記。我一生的著作(不包括日記),總計超過一千萬字。別人寫我的東西也有幾百萬字。

我從中組部的領導職務中退下來後,組織編寫了一整套《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共計十九本,此外每個縣都編了一本,搞清了歷史上的好多問題。例如:井岡山時期肅“ΑΒ團”,殺了十萬人;延.安.整.風後期搞“搶.救.運動”,打出一萬五千個“特務”,而國民黨卻說他們沒能打進延安一個特務(見唐縱日記);文革期間,秦.城.監.獄.關押502人,多數是黨.的高.級.幹.部,死.在.監.獄的30多人,精.神.失常6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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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近照(2016年)

第一個二十年是讀書,追求革命

我於1917年4月13日生於北平,祖籍湖南省平江縣,父親李勣芳自幼好學,1905年被官派赴日本留學,他在日本生活五年,深知日本的國策就是要滅亡中國,由此激發了強烈的愛國情懷,辛亥革命前回國,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擔任了國會眾議員。

可惜英年早逝,父親去世時我才五歲,上面還有兩個姐姐。我的母親是一位受過現代教育,有進步思想的女性,兒時母親常對我們講父親的往事,教育我們如何求學做人,特別不要趨炎附勢,品德最為重要。這些教導對我思想的形成潛移默化。

母親又把我送到當時新開辦的最好學校——楚怡小學和岳雲中學——讀書,這兩個學校都注重品德教育,校規嚴格,要求學生關心國家大事,從小養成好習慣,還開設勞動課,種菜,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學校還開展體育活動,組織各種球隊,當時我就是校隊的球員。

我在中學階段就喜歡寫作,是辦牆報的積極分子,還寫過一篇名為《走》的小說,描寫人力車夫的生活,結局是投奔了紅軍。從這篇小說可以看出我少年時期的思想傾向。總之,父母、家庭與學校的教育,對我一生走什麼路,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學畢業後,考取了武漢大學,那個時期主要是受魯迅文章的影響,思想更加激進。說實在的,在大學的兩三年,並沒有好好讀書,淨鬧革命了。當時,我是學生中的領頭人之一,積極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擔任了“武漢大學學生救國會”的常務幹事,創辦了《救中國》雜誌,我寫的發刊詞題目就是“團結、抗鬥、救中國”。

1936年上半年,我們收到了一份從美國傳來的中國共產黨號召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並讀了斯諾所著《西行漫記》,更加堅定了要尋找共產黨的決心。由於當時在武漢沒有黨的組織,我們便聯絡了八個志同道合的人,於1937年2月正式成立了一個的自發黨組織,定稱為“武漢臨時支部”。

不久,我帶著自發臨時支部所有人的入黨表去北平,找到了黨的組織,自發臨時支部所有成員都被接受為正式黨員。因此我的黨齡從1937年2月起算。

第二個二十年投身革命,成為職業革命者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我和幾位朋友到天津,又轉赴煙台、濟南,武漢、徐州、長沙等地,參加“青年救國團”等活動。1939年8月,我去重慶參加南方局青年工作會議,在重慶與《新華日報》記者范元甄結婚。南方局組織部長博古決定將我們調離大後方,送到延安去。會後,我和范元甄跟胡喬木同乘一輛卡車到了延安,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到延安後,我先在中央青委工作,後調入《解放日報》,在第三版(國內版)負責寫闢欄文章,主要任務是收集一些國民黨區的情況、材料。我寫的第一篇文章記得是《為大後方的大學教授呼籲》。

1943年4月初,在“搶救運動”中,我被誣陷為“特務”,抓進保安處關押了兩年。保安處的審問,通常是採用各種刑罰逼供,有的還長期帶腳鐐、手銬。在保安處對我審問時,因為我什麼都不承認,審問者發脾氣打了我一耳光。總的來說,對我的刑訊還不算太狠,一個是站,立正站著,不許動;再就是坐矮凳,時間稍長腿就腫了。

審問的時候,有人持槍晝夜輪班監視,不許動,眼睛也不許眨。這樣一直審了我五天五夜。和我關在一個窯洞的陳新,在我被審了五天五夜回監舍後,他跟我說:把他綁在十字架上,用鞭子抽,還坐老虎櫈、戴腳鐐,比對我厲害多了。

我從保安處放出來後,又回《新華日報》工作,我在《解放日報》前後不到三年,在報上發表過的文章和社論約有40篇。八十年代初,新華出版社為我出過一本《窯洞雜述》,全書22萬字,這本書就是我在延安文字工作的匯總。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於取得了徹底勝利。同年10月,我和范元甄隨同赴冀熱遼打前站的同志離開延安北上,經張家口到了承德,在承德創辦了《冀熱遼日報》。1948年2月,隨東北局書記高崗到東北,作了高崗的政治秘書。

1948年10月,解放軍攻占錦州後,揮師東進,準備解放瀋陽。東北局決定由陳雲帶領四千多人去接管瀋陽,陳雲讓我隨他去,這樣我又當了陳雲的政治秘書。接管瀋陽後,隨陳雲一路巡視鞍山、本溪、安東,最後轉到吉林、長春,走了將近一個月,印象最深的是豐滿水電站。

我過去沒見過水電站,豐滿那時有兩台機組發電,大概是六七萬千瓦,當時的感覺真是了不得。在鞍山和豐滿看到了現代先進的工業生產,對我產生很大的震動,這是後來願意轉行搞水電的動因。

隨著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的勝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我就跟陳雲到了北平,住在北京飯店。然後陳雲就到西柏坡開七屆二中全會,我沒有去,在北平我幫陳雲做了一件事,就是到琉璃廠買了許多從清末到民國以來經濟方面的書,裝了一大木箱,為他留在中央管全國的經濟做準備。

由於我一直想到下面做一些實際工作,經向陳雲提出後,他雖不想放我走,一再挽留,但最終還是同意了。這樣,1949年5月,我隨南下部隊回到湖南,先是負責創辦《新湖南報》,任社長,後來調任省委宣傳部長,在湖南工作了三年。1952年9月,被調到燃料部水電總局任局長(後轉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終於實現了我獻身於水電事業的宿願。

我在管水電時的一件大事,就是有關三峽工程的一場論爭。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嚮毛澤東建議:要解決長江的洪水,必須在三峽修個大水庫,把長江的洪水裝起來。這件事給了毛澤東一個很深的印象。林一山在《中國水利》上發表了《關於長江流域規劃若干問題的商討》的長文,正式提出修三峽解決長江的洪水問題,他規劃的蓄水高度是235米,比現在三峽大壩175米還高60米。

也就是要把整個重慶都淹沒了。這篇文章一出來,我們就看到了,我就在《水力發電》組織了一期長江規劃問題專刊,一共八篇文章,從各方面論述三峽工程的問題。此後,雙方爭論不斷,這樣,不同意見便引起了高層的注意。本來毛澤東是讚成三峽工程上馬的,他在1956年寫詩歡呼“高峽出平湖”,已經表達了贊成三峽上馬的意願。

1958年1月南寧會議時,他聽說三峽工程有一個反對派叫李銳,便說:“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銳都找來,當面談談吧。”於是中央辦公廳便通知我和林一山都趕到南寧,在毛澤東面前陳述各自的見解。

我和林一山到達南寧後,當天晚上就開會,談三峽。開會的房間很小,裡面坐了二三十人,一個長條桌,大家面對面就坐。我們倆人坐在毛澤東的正對面。毛就問:“林一山,你要談多久?”林一山說他要談兩個小時。

毛又問我要談多長時間,我說:“半個小時”。林一山的口才很好,他從漢元帝談起,談歷代皇帝怎麼防洪等,滔滔不絕講了兩小時。我感到他講的中心不突出,用了很多專業術語,在座的人不一定都能聽懂。輪到我時,就談得盡量簡短,深入淺出。

我說:修這麼大個水庫專門來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個水電站。長江跟黃河不同,是條很好的河流,現在長江在我們的手裡,完全可以通盤考慮,用各種辦法防洪。最後講到了三峽技術上的困難,這麼大的工程,最困難的問題是勘察,確定電站的大壩修在哪裡,要對河流分段進行地質考察,這個選壩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夠完成的。這樣一講,大家都聽懂了。

毛澤東說:“好,講得很好。但是講了還不算數,每人再寫一篇文章來,不怕長,三天交卷。”於是,我們又分別趕寫了兩篇文章。文章交上去後,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劃了很多紅槓槓,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問號的多。最後的會議上,毛澤東還批評林一山的文章寫得不好,說你是師範畢業,文筆不適,這就把他的意見否定了。

毛澤東誇獎我的文章寫得好,把問題講清楚了。三峽的問題就這樣定案了。南寧會議出了個《工作方法六十條》,裡面有一條是要“培養秀才”。毛澤東說,“我們就要培養李銳這樣的秀才。”

南寧會議快結束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對我說:“李銳,你來當我的秘書。”對此,我完全沒有精神準備,立即回答說:“我搞水電,很忙。”他說: “不要緊,兼職嘛。”這我就不好回嘴了。隨後,我給毛寫過三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毛看了這些信,對我能夠反映一些真實情況,當時還是比較滿意的。曾說:“李銳我感謝你呀,是共產黨感謝共產黨。”

有一段時間,毛不斷地表揚我,那時真可以說是被捧到了天上。萬萬沒有想到,僅僅幾個月後,廬山會議上風雲突變,我又從半空中摔了下來,幾乎粉身碎骨。

第三個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腳下

1959年夏季召開的第一次廬山會議,無論在中共黨史上或共和國歷史上,都刻上了深刻的印記。那次會議無端地打出一個“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我因在會議期間同黃克誠和周小舟在一起有些議論,最後被定為“追隨者”,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從此跌入無底深淵。

從廬山下來,又經過幾個月的揭發批判,隨後被送到北大荒850農場附近的興華村,與村里的一個單身老頭同住。那時糧食不夠吃,差點被餓死。我在北大荒得到的一個經驗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餓。

1961年11月,經在京的友人設法營救,我終於離開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此時,范元甄提出要離婚,我說同意,就辦理了離婚手續。水電部黨組曾討論過是否恢復我的黨籍,未被通過,原因大概是由於范元甄在離婚後又寫了兩本揭發材料,裡邊有我和她私下議論的一些話(文革過後鄧小平復出,他看過這兩本材料,說:“太惡劣了!”下令把它給燒掉了)。

由於黨籍未能恢復,又把我下放到安徽大別山里的磨子潭水電站,給水庫的職工當文化教員,也乾些體力活。文革開始後就不讓教書了,變成勞動改造。

1967年11月11日,突然把我送上一架專機直飛北京,下了飛機就把我送到了秦城。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夏秋之際,中央專案組來人向我調查毛澤東幾個秘書的情況,我說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等人都沒有問題,主席秘書中最危險的人是現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並寫了封信給總理,請他們轉交。

這下又闖下了大禍,當時的說法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字一句的傷害。”由於我揭發了陳伯達,我的問題又升了級,被關進了監獄,一蹲又是八年。

在秦城監獄,最厲害的是單間關押。一間小小的屋子,四面都是牆壁,看不到任何人,除了外面走廊裡哨兵的腳步聲之外,終日寂靜無聲。在這樣的環境中呆久了,大多數人都會成為傻子或者被逼瘋。我為了不至變成廢人,就在監房裡堅持跑步、鍛煉。

監獄裡見不到紙和筆,我就利用一次跌傷後要來擦傷口的龍膽紫藥水噹墨汗,在馬列著作的空白行間寫字,一共寫了400多首詩詞,平反後,將這些詩詞彙集起來,出了一本《龍膽紫集》,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個奇蹟。

我是1975年5月30日出獄的,出獄後,又被送回磨子潭。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形勢發生變化,1978年胡耀邦執掌中組部,組織部通知我到合肥住院治病,年底又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1月4日由合肥回到北京。從此,重返世間,後半生終於又見到了陽光。

當年毛澤東提倡“六不怕”——不怕戴機會主義帽子,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對我來說,除了頭顱尚在,這幾個“不怕”都經歷了,能活過來真不容易,在逆境中最終挺了過來,做到了敢於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

第四個二十年復出工作,彌補已經失去的時光

我於1979年1月恢復工作,任電力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兼基建工程兵水電指揮部政委,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1982年我已65歲,到了可以離休的年齡,但陳雲讓我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干部局,我便到了中組部,先任青年干部局局長,後來擔任了常務副部長。

這一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據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四化”標準,選拔第三梯隊,總共挑選了1000名省部級後備幹部。這是一項極為重要又有深遠影響的工作,後來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當選的中央領導人,大部分都從這1000人中產生,現在還有約600人在位,可見當時的工作成效卓著。

我在中組部的另一項工作,是組織編寫了一整套《中共組織史資料》,由我擔任編纂領導小組組長。這套史料搞清了歷史上的好多問題,功不可沒。

我曾被選為中共12屆中央委員,又曾是12、13屆中顧委委員。

第五個二十年思考研究,力求搞清楚更多的問題

離休以後,我還繼續關心國家大事,關注黨的事業,將精力集中於思考和研究,希望能夠搞清更多有問題。有人說我是“毛澤東研究專家”,不錯,我一生寫了評介毛澤東的五本書,對毛一生的功過是非作了實事求是的介紹與客觀的評論,對他晚年犯錯誤的原因也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毛澤東是一代偉人,但他晚年所犯的錯誤給黨和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這些問題是迴避不了的,必須認真地剖析和清理,我認為這對於黨的建設和國家的進步都是有益的、必要的。

我在晚年思考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1980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核心內容,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由此開啟了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

以往的主要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又不受制約,鄧小平提出必須改善黨的領導,並採取了若干相應的措施。

然而,前進的道路並不平坦,阻力重重。當前,經濟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政治改革的滯後更令人不安。新的矛盾不斷出現,不穩定因素日益突顯。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不是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思路去積極解決矛盾,而是向後看,試圖用高壓和完全否定個人自由來求得表面上的安定。

我對這些情況頗感擔憂。記得在八十八歲米壽時,寫過一首自壽詩,最後兩句是:“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憲.政.民.主應當是我們不懈的追求。

人生在世,總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為之奮鬥的事業,更要對得起歷史。

這是我對後來者的殷切期待,願與朋友們共勉。

 

整理、編輯丨青鳥  圖片丨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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