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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訪談】葛兆光:學術、時勢以及政治關懷(上) ☆來源:靜嘉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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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8 

▍東方歷史評論:我注意到,回顧晚清民國學術和學人的時候,您多次用到“時勢”或“形勢比人強”、這個說法。對這段歷史中的學術,您提出幾個大關節為其要害,其中也說到“時局刺激”。您認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形勢或時勢,對學術或此前書齋中的學者而言,最關鍵的“勢”的變化何在?

葛兆光:我在回顧晚清民國學術的時候,之所以用“時勢”或者“形勢比人強”這個說法,這是因為在我看來,學術史的轉型也好,或者學術有大成就也好,基本上“時勢”——或者改個說法叫“時代背景”——大概是最重要的。“天才總是成群地來”,一定有個時勢問題。我記得,兩年前在巴黎看博物館,印象最深的就是,為什麼這些著名的藝術家和藝術品都集中出現在某個時代,比如說路易十四時代?為什麼文藝復興偏偏在這個時代出現?我覺得“時勢”很重要,在中國同樣也是這樣。現代中國的學術轉型,或者學術產生重大變化的契機,都跟時代劇變有很大關係。

我們不妨看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中國學術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第一波,其實應該是嘉慶、道光年間的西北史地之學,這實際上跟當時整個清帝國出現了新狀況有很大關係。乾隆年間,大概在1759年前後實現清王朝版圖最大化,這個時候,清王朝在西北方向,把喀什噶爾(新疆喀什)、葉爾羌(新疆莎車)伊犁甚至唐努烏梁海(今俄羅斯圖瓦)那一帶都納入大清帝國,那麼,這個擴大後的版圖如何維繫?這些族群和宗教如何管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明代連嘉峪關外都不是中國了,明代以後,大清帝國把這個龐大帝國建起來,但是,那個地方曾經是俄羅斯帝國、準噶爾王國,再加上大清帝國一個交叉的地方,要瞭解、維繫和控制這個地方,刺激了對西北歷史地理的再認識。在強盛的乾隆時代可能危機感不是太大,但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其實大清帝國的勢力衰落了,俄羅斯不斷在這個地方製造問題,如何管理這個相對陌生的地方,就刺激了中國學者所謂對西北史地的特殊關心。特別是,清帝國的歷史淵源中,除了滿洲還有蒙古,所以,對蒙元史的認知也顯得格外重要,如果要回頭對蒙元史重新認識的話,必須對從中國、中亞到西亞的歷史有重新認知,剛好那個時候歐洲,包括俄羅斯,以及波斯有關蒙古史的新資料出來,對重新認識這個廣大區域的歷史和地理有很大刺激。你可以回頭看當時歐洲的東方學,在19世紀一個特徵是什麼?就是不光關注中國,也關注中國周邊,所以,後來有所謂“西域南海之學”。日本的東洋學也是如此,明治時代日本學者和歐洲東方學互相競爭互相刺激,對中國本部之外的西域、西藏、滿蒙、南海都格外有興趣。所以我說,從學術史上看,從清朝後期的西北史地之學,到當時的西洋人的東方學,到日本人的東洋學,實際上是一個大的潮流,才推動學術往這個方向走。當然,中國的問題是,這些所謂“西北史地之學”,在嘉慶、道光以後,一直到咸豐、同治這一段時間,雖然在少數學者中間很興盛,陳寅恪就說,那個時代,經學喜歡講公羊,史學喜歡談論西北,但問題是,西北史地之學後來並沒有跟當時中國重大的國家、民族、國際關懷聯在一起,因此它變成書齋裡的“絕學”了。這就有一個學術史的曲折,這跟時代大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第二個例子是20世紀20年代,“五四”以後,出現了研究白話文學、研究小說和研究禪宗史,你把這幾個“焦點”連在一起,顯然它與“啟蒙”和“國語”運動有關。過去傳統的文學或語言研究者,轉去發掘歷史上的白話文,發掘下層民眾說話的資料,也就是小說、戲曲、歌謠,發掘白話的源頭——胡適就追究到禪宗語錄。這跟胡適、陳獨秀在五四時代的大想法有沒有關係呢?有關係。放大了說,這是基於對一個現代世界大潮流的理解,他們覺得,現代世界主流是民族國家的形成,西方人認為,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國語的形成。胡適從美國回來的路上,非常仔細地讀薛謝爾(Edith Helen Sichel)的《文藝復興》,胡適的日記裡記載得很清楚,還有詳細的摘錄。他從閱讀中感到,一個國家能夠成為現代民族國家,一個最要緊的因素就是有國語,他認為,歐洲文藝復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形成各國的國語,慢慢形成民族國家,所以,他才從白話文開始推動新文化運動。這個大背景就刺激了學術方向的變化。你知道,我們傳統學術裡,原本對小說、戲曲、語錄並不關心,對禪宗也只不過把它當做精神和信仰,並不認為禪宗語錄的語言形式會有多大的意義,可是,胡適花那麼大的力氣推動小說、語錄的研究潮流,包括撰寫過去忽視的白話文學史,一個很強烈的動因是,白話就是國語,國語就是現代中國成為民族國家的條件,當時跟他的文學研究配合的,還有語言學界的國語運動。

第三個例子,就是到了抗日戰爭的時候,你會看到,邊疆研究成了一個很大的潮流,為什麼那個時候那麼多人講邊疆和邊政,然後“邊疆”還變成一個敏感詞,比如傅斯年就寫信給顧頡剛說,不要用“邊疆”這個詞,因為一用“邊疆”這個詞,那個地方就變成只是邊緣地區了,這對中國領土的大小與合法有影響。同樣,顧頡剛的學術轉向在那個時候也很明顯,早期推動古史辯運動的他,是瓦解中國歷史傳統的激進學者,把“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脈絡給瓦解掉了,可那個時候就轉過來提倡“中華民族是一個”,這就是“時勢”。另外,你說1949年以後,難道對學術沒有巨大影響嗎?以我自己的研究來說,我為什麼八十年代去研究禪宗和道教,這跟當時的“文化熱”也有很大的關係。

▍東方歷史評論:聽說您關於禪宗的那本書,那個時候非常暢銷。當然,那個時候出版體制沒有對接市場,所以那種暢銷,作者的收益不大。

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是很暢銷。其實,最開始我並不做禪宗,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主要是在做史學史、文獻學,後來八四、八五年才去做道教研究、禪宗研究,這個時代背景是什麼呢?顯然也跟當時也就是1980年代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批判有關。在追求現代化的大背景裡,出現“文化熱”,那時很多人都沿著魯迅“國民性批判”的路數,我們會覺得中國的禪宗也好,道教也好,都是傳統裡面會造成人的壓抑、內向和保守的文化因素。當然,現在看來這有點把罪過太多地歸咎于傳統文化了,但問題是在那個時代,這是追求富強、追求現代化的時代大潮流。恰恰可能是因為心中有理想和感情,筆下常帶感情的寫法,與當時的大潮流相呼應,所以這本書在當時很暢銷。我想,《禪宗與中國文化》估計印了近十萬冊。《道教與中國文化》的數量肯定不如《禪宗與中國文化》,原因一個是相對還寫得比較專業,另外一個也許是因為中國讀書人對禪宗的興趣,始終要比對道教的興趣大的多。

我一直反省說,那時候寫這兩本書,其實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八十年代大的時代潮流,是批判傳統文化,追求現代文化,那個時代大家的立場和理想相當單純,受時勢的影響和推動,當然學術研究就往這個方向走;但另一方面,我是中國人,在北京大學學古典文獻,習慣在古典資源裡面尋找自己的精神食糧,有時候也覺得禪宗的超越世俗的精神、清幽的美感體驗也蠻不錯,因此,內心充滿矛盾,所以你可以看到,“時勢”時時在影響你的研究。八十年代之後,到了1995年出版《中國禪思想史——從六世紀到九世紀》,稍後又出版《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對於禪宗和道教的理解,對於歷史和文獻的分析,顯然就和以前不一樣了,這就是“時勢”的影響。包括我九十年代做思想史研究,寫《中國思想史》,其實很明顯也有時代的因素,我原來曾經寫過一篇《思想史為什麼在中國還很重要》的演講稿,那是去普林斯頓大學擔任Global Scholar的時候,給的第一個公開演講,就是討論思想史為什麼在現在的中國還很重要,而西方的思想史研究衰落得很快,為什麼呢?其實,中國的思想史研究要解決的,要探索的,雖然是古代的東西,但實際上也是一個屬於現在時的立場、方向和取徑問題。所以,你看現在的中國學界,無論是左、中、右,都對思想史格外有興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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