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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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歷史造成了今天的我們?(下) ☆來源:理想國imag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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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6

▍領導人必須要有人文素養

李宗陶:這也是今天想向您請教的主題之一。儒家有經世濟用的傳統,想請您從歷史的角度來講講它在近代的演變。 

王汎森:西方漢學界一度對這個題目很有興趣,譯成英文叫Statecraft。我記得早年在美國開一個“經世”研討會的時候,有一些治歐洲史的學者來,他們不理解Statecraft這個詞。我在美國念書,感覺美國也沒有那麼強的讀書人經世濟用的理念,大部分是追求自己的興趣,把自己的專業知識擴充到極致,忠於自己的職守,對整個社會就會有用了。 

儒家文化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思想是經世濟用,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東西,一個可貴的資源,但同時也是一個負擔。一方面大家覺得要對社會負起責任,一方面很多人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以前的社會相對簡單,大家都讀四書五經,用費孝通對自然知識和規範知識的劃分,四書五經屬於規範知識。 

西方也是一樣,培養領袖人才,以人文學培養人才的時候,也是讀類似的典籍,古希臘的,羅馬的。這是培養性格、判斷力、表達能力、溝通能力的學問,跟儒家的四書五經一樣,都是規範知識,是一種教養式的學習,而專業知識是要在此基礎上再去擴充、發展的。關鍵是要透過這樣一種陶冶對事物有一個好的、基礎的、一般的判斷。 

這一套傳統之所以現在好像面臨危機,很重要一點是社會變得非常厲害,規範知識跟自然知識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以現今的政治來講,經世濟用需要的自然知識多到不可勝數。不過說到底,領導者的表達、溝通、規劃能力,還有對人的瞭解與體諒,這些能力還是需要規範知識和人文教養的。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念書的時候,大學部最大系之一是歷史系。普林斯頓很多歷史系的學生畢業以後是要回家做家庭(家族)企業的負責人,我就問,那不是該送去念管理嗎?回答是:不,管理企業是要領導才能的,要對人類世界的複雜性有非常深的瞭解,對道德、價值、文化有一定的判斷,所以最好要有歷史素養。 

李宗陶:在現代人那裡,經世濟用的情結是不是越來越淡? 

王汎森:當然淡了。現在總講年輕一代會是失落的一代,失落的意思很多,找不到工作、成為宅男等等,其中有一層意思我覺得是不再有新的希望和意義的來源。以前的讀書人不太會這樣——我有個意義的世界、希望的世界,如果我能夠的話,我要治國平天下。 

現在越來越年輕的一代,他們的意義、價值、希望的來源是正在形成中的另一種新模式。我的兒子一代沒有經世濟用的想法,因為父母一代的努力和社會的發展,他們可以過很不錯的日子,但也會相當困惑:人生沒有確定的奮鬥目標,因而覺得自己徹底失落了。這個問題會在下一代中越來越凸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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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與行的齊旋、分離 

李宗陶:經世濟用的式微引出一個議題:一個人的知和行是可以分離甚至是分裂的。這種分裂的痛苦在曾國藩身上表現得比較典型。

王汎森:我覺得近幾百年來,思想的世界跟現實的世界正在慢慢脫軌、脫節。現實世界變化很大,可是思想的世界和相應的政治原理幾乎原地不動甚至還有倒退。像晚明一代,商業發展、城市發展非常迅速,可是思想只有一段比較短時間的變化,到清朝又回到原來以農業為主的、有點輕視商業的、以均貧富為主導的思想,它跟活的、變動的社會形態其實是越來越脫節。 

曾國藩面臨的是晚清混亂的社會,既混亂又有相當程度的現代性。而曾國藩受宋明理學影響非常大,所以你看他一方面以聖賢自期,也希望所有人都做聖賢;一方面動輒自我反省、自責為禽獸,內心世界的反差非常大。他想像的那個理想社會,他所提倡的毅力、自律,跟他面對的真實世界好像已經分道揚鑣。 

靠那一套源于宋明理學的理想(他的知),靠規範和道德的力量,可以把晚清混亂的社會勉強維繫住,但是在我看來,他們沒有辦法形成一套貫串思想與現實的政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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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陶:到了李鴻章這裡,知與行的分離就不那麼痛苦了。 

王汎森:這對李鴻章比較不成問題。曾國藩常常責備自己有兩副面皮,為了成事,只好用另一副面皮,這跟他做聖賢的自我要求是有一段差距的。而李鴻章認識到現在社會是這樣的,不能硬拉回去,要用另外的方法;從某個角度講,他受傳統的影響和束縛沒有他的老師那麼大。 

曾國藩們的人生是分兩層的,都有一個invisible world(看不見的世界),它始終在跟現實的visible world衝突著、撕扯著。他日記裡那些帶有很強的、嚴格的道德意義的東西,在李鴻章的著作裡較少。曾國藩有一個很強大的內在,他能夠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能做那麼多事情,同時飽受限制和折磨,都來自於他那個invisible world。 

李宗陶:這以後,事實和價值部分或完全地分開就更加理所當然了吧。 

王汎森:在我早期生吞活剝亂讀書的年代,接觸到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手頭沒有這本書,也幾十年不曾再看,我似乎記得書中提到“齊旋”與“解體”的觀念:文明趨向沒落的過程是一邊螺旋上升一邊解體的近年來“齊旋”與“解體”這一對觀念常在我腦海中跳動,它們似乎可用來描述我觀察到的從晚清以來思想與社會的一些情況:原來有機整體的東西如仁義道德與現實手段、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等等,好像都慢慢分裂開來,然後在無限複雜、變幻的現實中“齊旋”,最後“解體”。 

到了“五四”以後,為應付快速的變動,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分成兩股急遽旋轉,一方面是工具理性愈為強大,另方面是過度泛溢出來的道德使命感。 

毛澤東在處理很多事情時都會這樣想:這麼好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做?“六億神州盡舜堯”,你為什麼不做?當然他的聖人理念已經和傳統的意義不同,是馬克思主義下新的聖人,夾雜著一點曾國藩式的影響——毛受曾國藩影響很大,蔣也受曾國藩影響很大——他不是沒有價值理性,只是它已脫離傳統,而且太過膨脹。這種新的變形的泛道德認知溢出,成為一種新創思維,權力又使得他們有強大的工具理性,兩邊配合著做。 

韋伯之所以覺察到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離,是因為在傳統的比較淳樸的社會裡,這兩個東西是不太能分得開的。而現代社會使得二者齊旋、解體,慢慢分開,直到工具理性發揮到前所未有的極致。 

價值理性最初是有的,之所以最後被淹沒,是因為在每天的政治操作跟鬥爭中,慢慢就忘記了為什麼要幹這件事。包括譚嗣同這些人,他們的價值理性慢慢膨脹,到最後脫離了人——人類不可能有那樣的世界,人基本上還是人,家庭中的人,社會中的人,硬把人抽離出來放進一個更大更抽象的“道德團體”,是不可能持久成功的,因為它跟人的本性有距離,人在那樣的環境氣氛裡不能生存太久。 

李宗陶:進一步談談毛蔣的思想同曾國藩這一支的關聯吧。尤其蔣的日記出來以後,發現了一些新東西。 

王汎森:這是值得好好講。晚清嘉道鹹那一段,一種略有更新的宋明理學復活,重視修身日記傳統,重視聖賢與豪傑結合,這是曾國藩和他的一群師友們很重要的一個思想:聖賢必定是豪傑,我們今天會覺得不可思議,可這是曾國藩的理想。他自己,包括湘軍裡面有名的將領,像李續宜、李續賓、羅澤南等等,都是聖賢複豪傑,早上還在讀宋明理學的書,傍晚就要帶兵打仗。這一群讀書人對清朝考據學很反感,他們要透過對自我道德主體性的強大鍛煉,造成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毛曾說過“余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在《講堂錄》裡說曾把洪楊一役收拾得何等漂亮(注:這是曾國藩頗受爭議的事功,是“外王”之體現,年輕的毛澤東持完全肯定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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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也是非常佩服曾國藩,讀他的日記、家書,據說死的時候陪葬的幾本書裡有它們。蔣是真心喜歡宋明理學,他日記裡有多處讀到忘了睡覺的記載。我想毛不會真正喜歡宋明理學,他喜歡的是另一套東西。毛非常崇拜胡林翼,潤之也是胡林翼的號。胡林翼的特別之處是實幹能力。毛蔣都是一手哲學,一手軍隊。 

毛沒有修身日記,蔣的日記是非常標準的理學修身日記。我做過幾篇關於明代以來修身日記傳統的論文,現在回過頭看,這些士人都忽略了人的主體脆弱性,總認為在理學自我修養的傳統之下,人可以徹底“存天理滅人欲”,透過對私欲(包括愛美、愛任何東西)的不斷滅除,使得自我異常強大;同時,他們也以此要求所有的人。 

蔣的日記裡,可以看到他每天都責備自己:我可以做到,但還沒有做到,“小子不才”……抗戰後期蔣非常依賴基督教的支持,請求上帝的幫助。但我在想,如果人沒有那麼大的脆弱性,為什麼還要求神來幫助你呢? 

16世紀西方傳教士最初接觸到王陽明的思想非常吃驚,人怎麼可以靠自己而不是神的幫助就能成神?西方比較早就在討論人的主體脆弱性。我是藉此來檢討中國近代這一支思想的影響。 

我讀蔣的《省克記》,發現他把全國當作一所大學校,所以他的口頭禪常常是說,如果他自己不能好好修身的話,何以教人?他對政府機關的腐敗不靈所發的言論,往往都是老師的口吻。我當年在史語所整理傅斯年的遺物,發現一張紙條,是傅跟陳佈雷的筆談。 

傅斯年在上面寫著蔣先生對上海市民要求:“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認為“此乃國家元首所以責其公務員而負責做到者,非對人民之言也。”陳佈雷答:“此語我一半同意。蔣先生向來總是以‘作之師’的精神講話,其講話之對象,都認為他的學生,不問官民也……”後來我發現,毛也說過全國就是一個學校。可見這是有一些共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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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為很多蔣的冊子是陶希聖他們寫的。但是《省克記》裡面,蔣往往自喜說他改寫了多少。他對寫成好文章非常重視,這很像以前的舊文人。有一個地方,他還說對《易經》始終沒有讀通,所以影響他對中國古代思想的瞭解。 

他對黑格爾、朱熹非常有興趣;對宋明理學的宇宙論、心性論這兩個部分也非常感興趣,所以花了大量時間讀宋明理學的書,像卷帙龐大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他是排日讀完的;像讀明代胡居仁的《居業錄》時,說“愛之不忍釋手”,這一類的話在《學記》裡還有不少。 

有很多時候他反省自己,好名、好殺、好色等。但他舊文人、理學家的那一面,其實非常強烈。他對知識份子是想控制,但沒有能力。蔣曾經表示他羡慕延安整風,可是他畢竟沒有做過,也做不到。 

我覺得受宋明理學影響過強的人對人的理解很容易有一個盲點,認為人可以“內聖外王”,可以無限完善,這可以有極大的力量,但是從另一面看,它忽略了人的主體的脆弱性,包括他們自己的脆弱性。我覺得人就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現實政治要以普通人為出發點來設計,而不是以聖賢來要求每個人,或以此為出發點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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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體制下面要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 

李宗陶:但今天的各路舞臺已經大變樣了,不再有聖賢的沉重,媒體上多見輕快的熱鬧。 

王汎森:臺灣也是,原來副刊都可以刊登非常嚴肅的文章,現在慢慢變了。我想現代政治、文化,包括很多東西都愈來愈有娛樂化和表演化的傾向。我常常開玩笑說臺灣政治是另一種綜藝節目,是一個表演,這是20世紀的通病,並且帶進21世紀。 

表面上看,這一套是近代從西方引進民主政治時一起帶進來的,可是我們恐怕忽略了人家後面還有一個invisible world,有一些內在的約定俗成的東西。比如說西方的校園裡很自由,但西方學校的長官有一種內在的權威。以我的感覺,現在大陸和臺灣的校園根本管不住。 

自由體制下需要有一個invisible的世界,就是有一些起碼的約定俗成——有點像君子協定,但不用寫在紙上,是人心裡都認可的那種。亞當·思密說的“看不見的手”,是建立在許多慣例和共識之上的,從一種文化內部自然生長起來的才會有看不見的規範,移植進來的只是看得見的部分。那些看不見的部分有待用心培養。 

以前,政治不幸是党幹部在操作、壟斷,可慢慢地政治是另外一群人在做。 

因為20世紀的政治帶有強烈的溝通性、市場性、甚至綜藝性,能在這個時代從政的是另一種人了。有人開玩笑說在兩蔣時代從政還比較簡單,現在變得很難了。現在是媒體政治,很多部會上班第一件事情是先看輿情彙報。 

我的個性沒辦法參與這個樣子的政治,很多讀書人也一樣,這是知識人從政治上“撤離”,我從自己身上看到這種撤離。傳統儒家培養的溫柔敦厚,舊的規範和意義之下培養出來的讀書人,跟這個時代的需求正在慢慢脫節。“天地閉,閒人隱”,這是《易經》裡一句話。 

李宗陶:部分知識份子撤離、噤聲,那麼留在公共舞臺上的主要是誰? 

王汎森:今後的政治家要麼必須有非常的抱負、要麼個性極強,才能在眾聲嘈雜中堅立于強勢。從前的士人是向內修身、自我教養,然後經世濟用;但現在必須向外,最好每天都在談話,好壞不論,每天出現在報紙上。 

還有當然是名嘴了。有一天我突然發現名嘴是一個身份,是這十幾年間出現的。社會上很多新的東西在生成,開始不去注意,慢慢的就會變成拿不掉的東西。名嘴就是一例,它使得政治進入一個新的形式。好處是你想瞭解一件事情,聽名嘴綜合一下就比較清楚了;壞處是沒命地談,24小時在那裡不停地說,干擾你,使得執行政策的人很辛苦——今天在臺灣做“部長”很辛苦。 

李宗陶:談談您用力較深的傅斯年吧,他的學術和政治報負。 

王汎森:他在一個對學術還沒有什麼認識的社會裡面,要建立這麼“豪華”的學術,好比在一個還是三等艙的社會裡建頭等艙的學術。這跟近代中國人要在一個還是三等艙的社會裡建頭等艙的政治一樣,都是很不容易的。 

“五四”以來提倡民主的人,因為沒有見過西方民主跟自由是怎樣發展出來的,就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想像,“五四”的刊物裡面充滿了這一類想像,它們把中國近代史拉向另外一邊去了;而另外一群人是完全不知道或者抵制民主體制。所以既要把一批人拽回來,又要把一群人推上去,我想對胡適傅斯年他們來講很難。學術如此,政治也是如此。 

李宗陶:因為移進來的都是概念,沒有操作,沒有細節。 

王汎森:所以有無限的水腫,膨脹的、過渡泛溢的想像。許多知識份子在左右的夾縫中生存,所以儲安平才說我們是第三種人。民主當然不是人類最好的政治,它的流行也就是這幾百年的事情。以前的人也在摸索集權的方式。 

晚清康有為在《公民自治篇》裡講,我們跟西方最大的不同:西方是全國人都在用腦子,清朝只容許幾個大官用腦子,其他人聽就是了,這兩種國家的水準高下立判。照理說有議會有民主,亂糟糟不會更沒效力嗎?結果陳獨秀髮現當時強大的國家都是民主體制的國家,這使他有很大的覺悟。我傾向於民主政治是一條較好的路,但裡面有若干問題需要摸索。 

寫于2012年,原載《南方人物週刊》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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