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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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國政治經濟學模式(上)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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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4

何謂中國政治經濟學?鄭永年認為,中國在其漫長的文明史中發展出了另一套獨特的政治經濟模式。西方的自由市場以經濟與政治的分離為前提,資本的增殖往往造成對社會的破壞,也難以避免週期性經濟危機的風險;而中國自古以來都由國家來承擔經濟管理的責任,經濟從來都是國家整體治理的一個部分。在保持民間市場活躍的條件下,這種國家主導模式在規避經濟危機、開展大型基建與防止社會分化等方面有著巨大的製度優勢。正是這種制度優勢造就了中國近幾十年來的崛起。著眼未來,如何基於中國現實,提出中國問題,發展中國理論?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本土化建設任重道遠。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

當下的中美貿易戰,儘管表面上看是貿易衝突,但實際上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學模式之間的衝突。由於這兩種政治經濟學模式是中西方文明長期演化的產物,它們都具有各自文明的內在合理性和可持續性。不管兩者間怎樣競爭、衝突,也無法改變對方,各自都會按照自己的邏輯發展下去。本文旨在探討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學模式的起源、發展和現狀。中美之間是和平還是衝突,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這兩種政治經濟學模式之間的互動。

從更深層次來說,與西方政治經濟體系進行比較也有助於加深我們對中國自身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理解。自近代以來,儘管中國一直在或被動或主動地學習西方,但並沒有在本質意義上和西方趨同。中國更為本質的一些層面,包括哲學、文化、體制、個體和集體的行為模式等,不僅沒有被西化,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加中國化了。因此,在話語層面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我們就不應該繼續拿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評價中國、解釋中國了。中國學者需要反思西方中心的話語,找到中國自己的真命題,並努力實現中國現象的概念化和理論化。 

西方政治經濟學:政治和經濟的分離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都是是否把經濟活動視為是政治事務和國家的責任。正如經濟史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在近代之前,人類不同的文明曾擁有過相似的政治-經濟關係,那就是,經濟從來就不是獨立的一個領域,而是人類社會諸多領域中的一個領域,並且經濟領域和其他社會領域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共生共存。

然而西方自近代以來,由於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市場經濟逐漸從社會中獨立出來,與社會其他諸領域相隔離,最後發展成為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形態。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也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過程,這個過程至今仍影響著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經濟的分離既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根源,也是其社會問題的根源。而在東方尤其是中國,經濟活動從來就被定義為政府責任的內在部分,政府把推動經濟發展作為己任,同時也從中獲得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儘管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不同歷史階段表現形式不同,但經濟活動是政府的責任這一政治經濟哲學從古至今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直至今天,老百姓的文化心理中仍然對政府的經濟責任抱有高度的認同。事實上,如果把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源頭追溯到古希臘,我們會發現古希臘人對經濟的看法和中國十分相似:家庭被視為國家的基本單元和基礎,而經濟則是對家庭的管理。這點和中國古代哲學家尤其是儒家的看法非常相似。這一政治經濟概念到羅馬帝國也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

直到邁入近代,西方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才分離開來。有兩件經驗事實促成了這種政治和經濟的分離:第一,羅馬帝國的解體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羅馬帝國時期,帝國境內不同區域之間存在著廣泛的貿易。帝國解體之後,歐洲不再存在統一的政體和政治力量,原來帝國的土地被分割成數量龐大的地方性政體(或者小王國)。宗教成為最重要的力量。經濟活動分散化,寺院經濟就是表現之一。到了中世紀後期,歐洲城市興起。由於不存在統一的“中央政體”,城市表現為實質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體便是商人。商人不僅在歐洲經濟發展過程中,而且在歐洲近代國家的崛起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關鍵的角色。雖然商人(後來被稱為“資本家”)履行的主要是經濟功能,但經濟功能導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由於市場越大,利潤越大,城市商人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必然產生巨大的動力去沖破城市的邊界,創造更大的市場。而政治人物(國王)出於統治更多土地和人民的目的,和商人一樣也有擴張的衝動。因此,在擴張這一點上,國王和商人共享了同樣的利益:商人需要一個統一的“民族市場”,而國王需要統一的“民族國家”。這兩種力量的聯合,在歐洲形成了巨大的中央集權的動力。歐洲近代的發展首先是這一中央化的過程。

這種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的交易造就了歐洲的民主制度。國王要統一國家,商人要統一市場,兩者走到了一起。國王要統一國家需要商人的財政支持,而商人可以出錢,但又不相信國王。於是,商人要和國王簽訂“合同”,保護自己的私有產權,“私有產權的保護”就是國王和商人之間的“契約”。但光有這個“契約”對商人來說還遠遠不夠。如何保證國王在國家統一之後繼續履行這份“契約”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讓自己成為國王政治權力的根源。這便是西方最早“人民主權”概念的來源。這裡的“人民”顯然並非指所有人,而是僅指有錢的商人。這種“人民主權”的結果就是商人佔據議會,議會產生政府,也就是商人產生政府。近代歐洲的議會在很長時間裡就是商人的議會。商人馴服了政治權力,商人成為和國王分享政治權力的第一個“人民”群體。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當時西方的民主稱為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人。

資本依靠國家的力量成長,但當資本成長之後,其固有的擴張沖動便試圖逃離政治的製約而去尋求自身的獨立發展。資本尋求獨立的過程造成了經濟、政治和社會之間關係的急劇變化。至少在西方,社會的命運和經濟的這一“獨立”過程息息相關。當商人(資本)依靠國家力量得到了統一的民族市場,商人自身也成為政治的合法性基礎、控制了政府過程,就形成了實際上的政治和資本的合一。在這個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資本唯利是圖,而社會整體成為資本的犧牲品。雨果、狄更斯、馬克思等人都深刻描述過原始資本主義崛起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性影響。而當社會忍無可忍的時候,反資本的社會運動就不可避免,這也是社會主義運動興起的原因。而當社會主義運動最終以資本和社會之間達成新的均衡而終結時,就誕生了“福利國家”。

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過程,是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三者互動的過程。三者都有促成這種轉型的動力。就社會來說,就是追求至少是體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資、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環境、更多的教育等,也就是實現後來所說的各種“人權”。社會主義運動開始的時候人們所追求的就是這些利益。不過,馬克思當時認為只有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改變所有製結構才能實現這些方面的利益,因此他提倡革命。儘管這種新意識在當時也為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所接受,但至少在歐洲並沒有實現馬克思所預見的革命,只是到了俄國和其他一些落後社會才發生革命。這是因為馬克思過於強調社會力量的作用,對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的自身變化估計不足。實際上,當社會主義運動開始時,資本和政治都面臨一個新的環境,也開始了自我變化過程。

資本的自我變化是有動力的。首先,資本需要社會穩定。穩定的社會意味著可以預期的投資環境。為了穩定,資本是可以拿出一些利益來做交易的。在社會高度分化的情況下,單一的法治並不能保障社會的穩定,因此資本也並不反對“保護社會”。世界上第一份社會保障計劃產生在德國俾斯麥時期,這份計劃的目標就是為了保障社會穩定。第二個變化來自資本本身的矛盾,資本一方面需要剝削工人,但同時又需要培養工人成為消費者,因為資本所生產的產品需要通過消費才能轉化成為利潤。消費市場包括內部和外部的。當內部市場飽和時,西方資本主義就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對非西方國家一方面獲取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傾銷商品。培養工人消費者不是資本的善心,而是資本獲利機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觀層面,這個培養的過程也滿足了工人階層的利益。

政治變革的動力在於政治合法性基礎的變化。近代以來,早期君主專制的基礎是貴族。如上所述,商人崛起之後開始和貴族分享權力,所以商人是第一個參與到政治過程的“人民”群體,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儘管早期的選民極其有限,主要是有財產者、向國家納稅者,並不包括工人、婦女和少數民族等,但選舉邏輯本身俱有某種擴張性,即從少數人擴張到多數人。隨著選舉權的擴張,政治權力的基礎也發生變化。早期,政治權力的基礎是貴族和商人,後來逐漸擴張到工人。這個擴張過程剛好也是工人階級“中產化”的過程。當政治權力的基礎不再局限於資本的時候,政府開始偏向社會。這使得西方福利社會的發展獲得了巨大的動力。二戰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結合促成了福利社會的大發展。

福利社會的大發展強化了社會的力量,但同時也壓縮了資本的空間,導致資本、政治和社會三者之間新的失衡。因此,到1980年代,資本開始尋求新的方式來改變平衡,這就是美國里根和英國撒切爾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運動的大背景。這場運動是對二戰以來福利主義的反動。如果說國內的私有化在“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環境中還遇到了社會的強烈抵制,那麼在國際環境中它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造就了長達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資本的全球化使資本得以繞開本國政府的控制與國內社會的抵制,在全球範圍內暢行無阻,結果造成了不同國家之間資本、政治與社會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和社會的高度分化。

歷史地看,這一現象的關鍵就是西方國家政治和經濟的全面“脫鉤”。如前面所討論的,西方民主已經經歷了從傳統的“共和民主”向當代的“大眾民主”的轉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數人的民主,或者少數人之間的“共和”。但自1970年代以來,隨著“一人一票”制度的實現,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於選票之上。這一變化導致了幾個結果。第一,政府和發展的分離。儘管經濟議題總是西方選舉的主題,但政府和發展之間的關聯充其量也只是間接的,選票和政治權力之間則具有最直接的關聯。也就是說,經濟表現好有助於候選人得票,但僅僅是有助於而已,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對候選人來說,有太多其他的方法來獲取選票了。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擔“發展”的目標,但是缺乏有效的方法來實現發展目標。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經濟發生關係的方法無非就是財政和貨幣兩種。但當利率趨於零的時候,貨幣政策就會失效;當政府債務過大的時候,財政政策也會失效。西方政府現在傾向於使用量化寬鬆政策,但量化寬鬆本身並不解決問題,只是緩解或者推遲問題。第三,因為巨大收入差異造成的社會高度分化使得傳統政黨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體,越來越難以出現一個有效政府,更不用說一個有能力致力於經濟發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時代,西方多黨能夠達到共識,因為不管誰當政都來自這個小圈子;在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多黨也能達到共識,因為不管左右,政黨都要照顧到擁有最多選票的中產階級的利益。但在大眾民主時代,尤其是在面臨社會高度分化的時候,政黨之間只能互相否決,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會分化。

在上述這個背景裡,我們不難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都是西方社會內部政治、經濟和社會失衡的產物。西方如何通過改革使這三者重新回歸均衡?這尚待觀察。但可以預計,在政府不承擔經濟發展責任的情況下,即使政府可以積極履行中間角色(主要是稅收),而把發展責任簡單地留給資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狀態還是困難重重。  

(待續)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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