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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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華標準」重審西方文明史,能看到什麼?(1/3)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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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27 

導讀】巴黎聖母院的熊熊大火,教堂塔尖轟然倒塌的那一幕,讓「文明崩塌」的話題和爭論隨之而起。但即使巴黎聖母院比起紐約雙子塔更具有文明層面的象徵含義,我們也還是要問:哪個文明的崩塌?哪個階段的結束?歷史總是由勝利者為了獲取自身的合法性而書寫的。為了接近歷史的真實,我們需要跳出原有的敘事框架,對已經成為常識的定論重新進行審查。如此則可以發現,看似純粹的知識的背後總是隱現著權力的陰影。本文原載「觀察者網」,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文明史「中華標準」的確立

雖然作為現代社會科學概念的「文明」、「西方」、「東方」、「世界歷史」等,以及特指為不同文明類型的名詞「西方文明」、「中華文明」等,都是西方學術的理論創造,但這並不意味著學生只能全盤接受,不可以質疑老師、確立新的文明史對照衡量標準。今天的中國人不僅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確立以中華文明史為參照系的「中華標準」,基於如下兩大理由:第一、根據湯因比的研究,人類文明史到目前為止最多經歷了三代,而只有中華社會是貫穿了三代的時間「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其他幾大社會中,西方社會、東正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都屬於晚近的第三代文明,印度社會是第二代文明的產物;由於是唯一的「長輩」,中華5000年的全部歷史經驗構成了一個「天然標尺」,能夠用於衡量所有其他文明。第二、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目前只有一個通行的「西方標準」,但這個標準問題多多,對西方文明史和「世界歷史」的偽造、對其他地區尤其是中東地區文明史的曲解篡改和邊緣化處理,正是應用「西方標準」的結果;若要重新評估「西方標準」的適用性和可信性,只能依靠「中華標準」這個「天然標尺」。 

「西方標準」的確立是歷史的產物。近代以來,擁有了知識和科學力量的歐美學者,首先開拓了「理解人類往昔的意義」這一探索領域,實現了對人類歷史上所有出現過的文明進行全面科考研究。在科學方法尚未普及到其他文化中之前,全部的基礎研究以及根據原始材料進行的理論建構,也一直都在西方學者自己的圈子裡進行,屬於很少幾個歐美國家的國內科研項目,沒有來自其他文明並代表其它文明的監督者和挑戰者。

區別於「古物研究」的現代考古學,起源於19世紀中期在北歐率先發展起來的地質學。自從丹麥人湯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第一次提出了人類史前史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三年代分期系統之後,作為科學一個分支的現代考古學,即成為了研究人類歷史並對文獻進行「證經補史」的重要科學工具。由於最初只有西方學者掌握了這種工具,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西方具有充足的條件和充分的自由重新考察包括各民族歷史在內的人類歷史,並將終極解釋權壟斷在自己手裡。 

離歐洲最近又與歐洲歷史緊密相關的大中東地區是重災區。現代埃及學、亞述學、西臺學等綜合學科,都是西方學者開創的,至今也仍然是西方學者主導的,與本土學界沒多少關係。1822年,法國歷史學家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等人破譯了埃及象形文字,科學埃及學自此誕生。自1858年開始,法國考古學家馬里埃特AugusteMariette擔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長,在任期間雖然為保護埃及文物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時也將本土埃及學扼殺在了萌芽之中。

(待續)

 

作者:文揚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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