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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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 中國的裂變(上) ☆來源:多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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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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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裂變」形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變化,道出了其中最為重要的特徵。四十年間,中國在各種領域、各個層面不斷重構和再建,新的範式、新的秩序、新的形態被樹立。而曾經極左封閉的中共,也在推進改革開放過程中發生顯著改變,逐漸有了更多法治和制度化的現代色彩。


中國一位叫柳青的著名作家曾有一句經典名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其實,不單人生如此,社會亦復如斯。社會道路遠比人生道路更漫長和悠久,可緊要處同樣少之又少,能否把握機遇、銳意作為,決定其能否永續發展。這樣的緊要處,在台灣有蔣經國發展經濟和解除戒嚴,在日本有明治維新,在美國有1787年制憲會議、林肯(Abraham Lincoln)解放黑奴和領導南北戰爭。而對於1949年實現主權獨立的中國大陸而言,這樣的緊要處首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毛澤東去世後中南海的激烈政治鬥爭中勝出的鄧小平,對建政以來的重大政策進行了全方位調整和撥亂反正,將工作重心由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從而掀起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大幕。四十年來,中國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在經過反復探索、遭遇諸多挫折後,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中共發生了改變,民眾生活變得更多元和現代,國家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綜合實力不斷外溢,由近及遠,從影響港臺、區域延展到重構西方發達國家主導近兩百年的世界秩序。

人們普遍認為,沒有改革開放,這一切根本無從談起,甚至中共早就崩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翻版的「朝鮮Plus」。

中共的改變

事實上,對許多港臺及西方的人士來說,但凡談及中共,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還是會聯想到朝鮮勞動黨,認為二者大同小異,都非常專制、暴力和落後。這種認知雖然忽略了過去四十年中共的積極變化,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但確實在相當程度上符合改革開放前的中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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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階級鬥爭的弦越來越緊繃,最終釀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圖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驟起時的北京街頭景象。

改革開放前的中共受原教旨社會主義和列寧主義革命黨的階級鬥爭、專政思維等極左思想影響,加之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的殘留,導致1949年中共建政後政治運動接連不斷,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釀成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等政策災難。其中尤以文革期間最為混亂恐怖,極左路線、個人崇拜和封建專制均達到頂峰,法律幾乎形同廢紙。當時面對造反派的殘酷批鬥,被打得鼻青臉腫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都保護不了自己起碼的權利和尊嚴,最後被流放河南開封,受盡迫害而死,火化時甚至都必須使用化名。

在此,今日執掌中國最高權力的習近平同樣深有體會。早在文革前夕的1962年9月,他的父親、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就莫須有地遭到審查關押,前後長達16年,而作為「黑幫」家屬的習近平,也被多次關押審查。類似習近平這樣的家庭遭遇在改革開放前非常普遍,那些年不計其數的家庭突遭厄運乃至滅頂之災,「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思想彌漫全社會幾乎所有角落,給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秩序造成空前災難,中共建政取得的合法性面臨巨大拷問。

1978年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後,他廢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反對「兩個凡是」和個人崇拜,恢復和鞏固民主集中制,推動法治和制度化建設,情況才開始發生扭轉。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先是開篇直指改革開放前「黨內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獨斷專行、特權思想等不良傾向」和「大搞封建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派性分裂活動,肆意踐踏黨規黨法」,進而提出12條原則反對個人專斷,提倡恢復黨內民主。次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又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主張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這被認為是中共體制的的歷史性進步。

與此同時,鄧小平還廢止了改革開放前的以黨代政、黨政不分,推動黨政分開、簡政放權和思想解放。「六四」事件爆發後,中共一度向左轉和倒退,但經過鄧小平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又迅速回歸改革開放路線。2000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允許資本家入黨,加快中共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時至今日,相比改革開放前的極左和封閉,中共早已發生顯著改變,有了更多法治和制度化等現代色彩。

中國人的精神變化

2017年全球有近一半的數字支付都發生在中國,這一轉型是由千禧一代帶動的,他們「更為開放」,更容易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感……這是今年夏天英國《金融時報》對中國年輕人的描述。其實,不僅《金融時報》,《紐約時報》、彭博社近年來都在關注中國年輕人精神面貌的變化。

2016年《紐約時報》曾在《訪談:中國千禧一代的妥協與希望》一文中稱:「中國城市地區的年輕人對LGBT等社會議題抱有更開明的態度,對婦女權利更關注,對社會不公更難以容忍,遇到不公正的事情時,也會更無所顧忌地發聲。他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視野更國際化,會通過網絡彼此聯絡。」同年,彭博社亦稱中國年輕人「敢於實踐、夜貓子、崇尚多元化」,「這一代人比他們的父輩更加富有挑戰精神和個人特質,並且他們都目標遠大」,不願進入傳統就業市場,希望創業或從事直播、配音演員和遊戲測試員等新興職業。除了傳統文化的底色,這一代人,和港臺及歐美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已經沒有多大差異。

倘若時間倒回四十年前,這些在今天中國非常稀鬆平常的畫面,在那時完全不敢想像。1972年,義大利著名左派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拍攝的紀錄片《中國》就是另一幅畫面:幼兒園的孩子手把手在老師的帶領下邊跳邊唱《東方紅》;紡織廠女工下班後仍然不願離去,自覺地在工廠院子裏圍成小組,學習《毛主席語錄》;街上到處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標語;攝影機鏡頭緩緩掃過低矮的平房,門口聚集著一些看熱鬧的人群,衣著樸素,臉上的表情茫然而懵懂……這部影片本來是安東尼奧尼受中國政府之邀拍攝的,卻在拍出後被「四人幫」批評為「對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進行了醜化:把他們描繪成愚昧無知,與世隔絕,愁眉苦臉,無精打采,不講衛生,愛吃好喝,渾渾噩噩的人群」。改革開放後,這部影片得以平反並在2004年公映,被譽為再現了中國人的真實面貌。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人,在社會主義思想的塑造下,有一種革命浪漫主義,但由於不斷趨向極左、個人崇拜,鬧出了許多荒誕的笑話。譬如,曾任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的卸任元老李瑞環在其著作《學哲學 用哲學》中回憶道:「許多事情,今天看來非常離奇、荒謬、可笑。有個人被打為反革命分子,理由是他擦屁股的報紙上有領導人的名字。當時做早操要喊口號,一些地方規定,聽到向左轉的口令要喊『毛主席萬歲』,聽到向右轉的口令要喊『打倒劉少奇』,有人喊錯了,就成了現行反革命。」當時,一天多次的「早請示、晚匯報」極為普遍,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出現「兩個凡是」的荒誕。總之,儘管接受了政策災難的教訓,一些人已開始反思國家出路,醞釀思想解放,但多數人對外界非常欠缺認知,深受極左思想束縛。

後來隨著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出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常識開始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尤其是改革開放正式啟動後,鄧小平持續推動思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開放言論,加之對外開放帶來的思想碰撞,讓長期壓抑沉悶的思想領域出現噴湧,催生各種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潮流,給中國人帶來了精神洗禮。

在思想層面,極左思想被推下神壇,中國人逐漸開眼看世界,呈現社會主義、毛左、文化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民粹主義等並存的景象。在生活觀念上,中國人特別是千禧一代變得更開放、多元,呈現斑斕複雜的景象。他們的婚戀觀日益顛覆傳統的含蓄保守,變得開放、直接,甚至如《紐約時報》所言,「快性慢愛」、晚婚甚至不婚主義開始流行。他們對於工作多少有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多數時候視工作為飯碗而已,經常跳槽,熱衷於發展個人興趣。

今天中國的年輕人很願意花錢和購物,不惜淪為月光族乃至透支,常常在阿裡巴巴旗下的螞蟻花唄,以及京東白條等多個消費信貸平臺騰挪轉移。他們當中有人個性張揚,也有人非常「佛系」;有人陶醉於喪文化,喜歡宅在家裏刷抖音、看直播,亦有人追求文藝小清新,三句不離「詩和遠方」,還有人流連於酒吧、KTV。他們對於宏大敘事無感,厭倦權威、集體和道貌岸然。整體而言,今天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在方方面面都迥異於改革開放前,變得精彩、多元和現代,與港臺及西方人大同小異。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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