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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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再出發 ☆來源:於導談天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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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6 

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習慣於把美國或西方的現行制度當作“理想模式”,以此衡量中國各方面體制的不足,甚至把“全盤西化”作為改革的終極目標。這種思維方式本身就是需要檢討的。 

首先,美國和西方,它們的經濟、社會、政治現實是否與它們所宣傳的這套制度相一致?它們做的和說的是否一致?如果不是那麼回事兒,那麼以西方所宣揚的這套理論為模本的全盤西化就成為一個偽命題。 

其次,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化是怎樣產生的?工業化作為人類歷史上生產方式的大變革,到底與西方所宣傳的這套制度是什麼關係?如果西方現存制度和工業化之間並沒有合乎歷史和邏輯的因果關係,那麼西方這套理論從根子上就是一個偽命題。 

第三,基於對前兩個問題的深刻審視,考察人類歷史的趨勢,人類的未來之路到底在哪裡?西方所宣傳的這套制度能夠終結人類歷史嗎?如果不是,那麼全盤西化就不僅僅是一個錯誤認識,它更是對人類發展道路的錯誤指引,甚至可能把人類引向大規模的毀滅性戰爭。這不是危言聳聽,西方所有嚴肅的歷史學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500年來,西方在傳播文明的光環下對人類的大規模屠殺史不是可以輕易抹掉的。 

第一個問題是現實之問;第二個問題是歷史之問;第三個問題是未來之問。本文主要從經濟的角度討論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 

新現實:中國改革開放40年對西方理論提出的質疑 

中國的主流學者喜歡用西方經濟學理論解釋中國現象。但是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人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西方人一度宣稱中國的制度是“落後”的,認為這是生產力不發達和科技落後的主要原因。中國的改革開放參考了西方市場經濟體制的合理部分,但並沒有全盤照搬,在改革開放中,中國的生產力以前無古人的速度迅速發展,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科學技術在某些方面已處於世界前沿,追趕的步伐日益加快。以中國巨大的消費和生產能力來看,中國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具有全面競爭優勢的國家。 

同時要看到,中國學界受自由派學者的誤導,嚴重歪曲了向西方學習的內涵。他們不研究西方經濟體系的實質,不研究那些形成西方經濟結構的基本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也不研究西方經濟的現實運行及其發展軌跡,僅憑他們在西方學到的一點經院派理論,就在一些領域力推連西方都沒有實行的自由經濟政策,這給中國經濟一些領域的改革進行誤導,產生了很大麻煩。例如在房地產、醫療、教育以及環境、資源、食品等為人民提供基本服務或基本生活條件的領域,由於向“完全”市場化轉型,致使全社會付出了巨大代價,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滿。 

中國發展的實踐,從正反兩方面經驗顛覆、或至少質疑了西方從政治學到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但是,引導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制度,仍然被國內外很多學者看不順眼。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事實和主流學者的教條認知之間,產生了巨大落差。 

這一現狀反映出國內思想界長期的混亂。同時,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及其突出表現,也使西方學者一時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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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裡德曼等主流經濟學家是怎樣認識美國經濟的 

美國的經濟現實,和美國的媒體所宣傳、並被中國某些學者奉為圭皋的制度特徵,兩者一致嗎?美國人做的和說的相一致嗎? 

1980年,弗裡德曼在他的堪稱自由資本主義綱領的《自由選擇》一書中批評了美國幾乎所有經濟政策。實際上,關於美國經濟的性質,美國很多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是有共識的。早在上世紀50年代,凱恩斯學派的著名經濟學家漢森、加爾佈雷斯和薩繆爾森就認為,美國實際上是一種混合經濟。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教科書中指出,“現代的社會經濟制度,沒有一個是其中的一種純粹形式。相反,社會是帶有市場、指令和傳統成分的混合經濟。從來沒有一種100%的市場經濟。” 

所謂混合經濟就是社會資本主義。美國經濟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及經濟運行的特徵都表明,美國經濟的實質是社會資本主義,雖然美國所有學者都不願意使用“社會主義”這個詞,而用“現代資本主義”來定義。 

2019年去世的安德魯·馬歇爾曾擔任六任美國總統的高參。他在2018年6月發表的《以蘇聯為例:評估計劃經濟與集權政體的可持續力》一文中指出:“總體來說,美國政府和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蘇聯經濟制度至少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上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對自由市場經濟的認識,並不像此後那樣堅定。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對上世紀30年代的記憶尤為深刻,特別是蘇聯的快速工業化與資本主義世界面臨的嚴重經濟危機形成了鮮明對比。”“更為根本的原因是,當時普遍流傳一個觀點,認為資本主義過去創造的一個時代已經終結……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以個人利益為基石的經濟制度,已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障礙。” 

美國人一邊在做著社會主義的事,一邊又極其惡毒地攻擊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徹底汙名化,聲稱自己的經濟制度是絕對自由主義的。從中可以看到美國文化的強烈的雙重性、虛偽性。這種雙重性源於其深刻的歷史、宗教文化和社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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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在歐洲是名正言順的主流價值觀 

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盧梭,在《論不平等》一書中抨擊了私有財產權。他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指出,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契約論是一種“自然權利”的假設是荒謬的。他說:“法律總是于有產者有用,於無產者有害,由此,只有人人都有而誰也不多有時,社會狀態于人類才是有利的。”他指出“社會秩序乃是構成所有其他權利之基礎的一項神聖權利。”為了實現一個良序社會,必須使“正義取代本能,並賦予人們的行為與此前所沒有的道德含義。”也就是說,是良序社會的要求而非個人的欲求,才是各種經濟政治權力的基礎。盧梭就此建立了集體主義或稱為“社會主義”的合法性。可以說,以盧梭為代表,18世紀的西方思想界產生了一種思想體系,其核心是只有在財產平等的基礎上,才能夠實現自由民主等價值。因此,盧梭被稱為“法國大革命之父”。法國大革命影響了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進程,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主義思想在歐洲大陸的傳播與合法化。 

19世紀,經濟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它以赤裸裸的“適者生存、物競天擇”的叢林主義而著名。自由主義的這種二元性,是現代資本主義歷史上左右搖擺的基本來源。當自由主義向左擺時,社會主義的政策主張就占上風,由此推動了持續近百年的進步主義和新政;當自由主義向右擺時,強盜資本主義就會復蘇,西方20世紀80年代後的新自由主義延續至今。而在美國,自由主義的存在有相當顯著的美國特色,它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 

在人類歷史上意義深遠的五次大革命中,只有美國革命是純粹自由主義的,它根本就不是社會革命。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都摻雜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思想成分,下層民眾被資產階級動員參與革命,但最終他們什麼也沒有得到。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則是社會主義的。 

20世紀初,資本主義體系內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俄國革命則讓人們看到了新的希望;作為新中產階級代表的知識份子階層大量轉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在歐洲已深深紮下了根,它實際上已經成為歐洲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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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在美國被汙名化 

極端利己主義偏見、種族偏見、新教偏見,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美國國家主義偏見,這些偏見是美國社會的本源性問題,是美國在意識形態上強烈敵視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因。 

1980年是美國經濟的一個分水嶺,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當時的雷根總統儘管其新自由主義調門很高,但只是進行了一些小改小革,主要是減稅政策;在金融監管方面主要是放開金融業的混業經營。小布希總統則在雷根的基礎上進一步減稅,這就大大增加了貧富差距。

從1978年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開始,到2018年的40年中,美國的GDP增長不到兩倍,標準普爾指數增長不到6倍,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卻增長了10倍多,而工人的收入只增長了12%。大公司的成長遠高於整體經濟成長,大公司的投資者獲利將近6倍。這清楚地說明,美國經濟已被泡沫化、空心化;受到衝擊的主要是中小企業和他們的職工。這同時也說明,美國的CEO們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導下,美國產生了兩類影響深遠的貧富分化:一是大資本集團和中小企業的分化;二是經濟掌權者和經濟無權者的分化,經濟權力更為集中化。 

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基金的資料,美國CEO與工人的收入比值,1956年約20倍,1978年上升到約30倍,而從1978-2000年的22年間,比值上升到368倍。金融危機爆發後,這一比值有所下降,現在仍達到278倍。一些有良知的經濟學家說,美國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挽救經濟危機,實際上挽救的是富人,而窮人什麼也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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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美國歷史不同階段GDP增長率

表1是對美國不同歷史階段GDP年複合增長率的綜合分析。可以看到,1934-1941年羅斯福新政時期和二戰時期是美國歷史上GDP 增長的最快時期。 

1948-1980年為新政延續時期,年複合增長率為3.7%。1980-2018年是新自由主義統治時期,總的年複合增長率為2.7%,比新政延續期低1個百分點。其間民主黨的克林頓和奧巴馬都取得了不俗的經濟成績,而共和黨總統在位時則要差的多。 

表1表明了兩個重大問題:第一,貧富差距的擴大和經濟成長率負相關。新政時期貧富差距低而成長率高,新自由主義時期則正好相反,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政策和自由資本主義的政策比較,優劣立見。第二,站在富人資本家一邊的共和黨不是經濟能手,相反傾向於大政府、嚴監管、高補貼、高稅收的民主黨才是真正的經濟能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OECD)等國際組織的研究報告不斷提出這樣的結論,許多著名經濟學家也不斷指出這樣的事實。但在美國,上層精英們對這些事實卻視而不見。 

伯尼·桑德斯在其所著《我們的革命——西方的體制困境和美國的社會危機》一書中指出:“如今,大多數媒體為少數幾家跨國公司所有,控制著美國人民的所見所聞……利用媒體的覆蓋面和宣傳數量告訴我們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媒體塑造了我們的政治意識,告訴我們什麼是‘現實的’範圍,什麼是‘可能的’範圍。” 

這真是一針見血。桑德斯告訴我們,美國所謂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不過是統治意識形態的遮羞布而已。美國內部也對所謂西方制度到底應該走哪條路爭論不休,共和黨主張弱肉強食的富人自由主義,民主黨則主張政府對經濟強干預和高稅收的窮人自由主義,兩派已經勢不兩立。 

永遠不要忘掉這句話:學術的背後是資本。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籠罩下,美國政府的各種經濟監管機構中所雇用的經濟學家,基本上是凱恩斯學派的;而大公司雇用或贊助的經濟學家主要代表的是資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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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發展:社會主義新解 

什麼是社會主義?美國到底有沒有社會主義?各國學術界為此討論了100多年。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經濟訴求,只要滿足這些訴求,社會主義就是存在的。弗裡德曼的《自由選擇》一書中系統地列出了社會主義訴求和自由資本主義訴求的分界線。而美國政治學主流意見認為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是一種政治訴求,其標誌是群眾運動、奪取政權、剝奪私產、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特別是後冷戰時期,政治學界的這種認識成了國家利益和國家戰略的主要表述,並在媒體和民眾中固型化。 

社會主義思想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對經濟公平和社會公正的訴求。對普通民眾來說,他們的要求是有安全而穩定的環境,能夠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能夠有尊嚴地生活。一個政體如果能夠讓絕大多數人得到這些要求,這種政治就是良政。政治的根本問題是能不能實現這種良政,或有沒有實現這種良政的趨勢和前景。 

有一派意見認為,人應該遵從物競天擇的規律,“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意味著生存競爭的勝敗取決於人的努力程度,失敗者只能說明自身的低劣、理應被淘汰。這種意識形態的總標籤就是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個人主義、部族主義、種族主義、資本主義等等就是建基在這樣的主張之上的。 

與之相對的另一種意見,認為人皆有同情心、有正義感,人和人之間應該互相幫助與合作。不同的人,其財富、知識和能力是有差別的,人們應該致力於消弭部分差別,讓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人的待遇;不同的人種創造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相互間應該平等,不應該自相殘殺。這種意識形態的總標籤就是社會主義。 

應該說,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都來源於人性本體,前者來源於人性中的自我約束部分,後者則來源於人性中的自我放縱部分。而民族主義正如湯因比所說,來源於原始時代人的生活實踐,在內部有所約束,在外部擴張放縱。在現代世界,沒有一個民族是崇尚某種單一價值觀的。關鍵是有沒有絕對化?有沒有虛偽成分?人類的未來更依賴於哪種傾向? 

一個公平的經濟獲得和一個公正的社會環境,是所有人得以生存的基本需求,滿足這些需求就是所謂“人道”、“人性”、“人本”的基本內容。在人類文明史上,這類訴求的明確提出至少有2000年了——孔子孟子的主張,世界三大宗教的主張,本質上都屬於這一類社會訴求。在人類歷史上這些訴求卻始終難以達到,相反,工業革命使更多的人陷入了貧困。 

20世紀迄今的社會主義發展演變,形成了三類模式:一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和前蘇聯模式;二是歐洲模式;三是美國進步主義和新政模式。教條主義的社會主義實踐已被證明不成功,而歐美模式可以概括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保留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即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同時也引入了社會主義的一些要素,並形成了法律制度框架對資本主義進行約束。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上,引入部分資本主義因素,包括私有產權要素。之所以引入了部分資本主義因素,首先來自中國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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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國不同階段GDP的增長率(%)資料來源:注2 

表2是新中國70年四個發展階段的GDP複合增長率。其中前9年的增長率特別搶眼,內含傾全國之力打了一場為時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這一階段的發展速度顯著高於美國的新政時期和二戰時期。這個時期的基本特點是,在一個弱小的資本主義工業的底盤上,加入了社會主義因素。 

第二個時期是大躍進、三年困難及調整恢復時期。第三個時期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其中既有對經濟造成破壞,也有經濟恢復增長時期。第四個時期是改革開放至今,其基本特點是在社會主義的底盤上引入部分資本主義因素。 

第一個時期和第四個時期的高速增長,顯然可以將其歸因於社會主義因素和資本主義因素共同發揮作用,而第二和第三個時期經濟造成破壞的因素,是極端片面的教條盛行,但是它給改革開放留下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它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能夠堅持實事求是的基礎。如果認為改革開放只是由於西方經營和理論的引入,那是對中國領導人智力的侮辱,是對他們長期革命實踐經驗的侮辱,是中國那些主流經濟學家的無知。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論述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發展的最新成果。 

在這個論述中,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第一個程式正義。所有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法律、政策、制度,都是具有社會主義的本質因素。官方的表述是,中國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內涵,它區別于傳統的、教條的社會主義。 

第二個程式正義即“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這是對第一個程式正義的一個限定。關鍵在於如何定義“剝削”,如何定義“兩極分化”。 

“剝削”是個古老的概念,馬克思第一次將剝削與剩餘價值掛起鉤來,賦予了“剝削”以科學的含義。但是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企業基本上都是小企業,所雇傭的工人基本是從事重複性勞動。那時還沒有“創新型企業”、“知識資本”、“人力資本”等概念,在計算勞動的回報之後,剩下的也只是資本的回報,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是實在而明顯的。但在當今時代,知識資本,人力資本的回報,創新型企業家的回報,顯然不能簡單地用勞動和資本的概念去規範。 

合理的貧富差距而不是兩極分化的貧富差距,其合理性在於人的體力和智力是有差別的。不問貢獻、一味要求拉平收入是不合理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裡的“勞”不僅指體力勞動,也應該體現智力勞動、特別是創造性勞動的價值。所以在給定條件下,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 

什麼是兩極分化?19世紀和20世紀初美國的強盜資本主義,以及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就是兩極分化。中國在目前階段由於引進了新自由主義因素,也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這是毋庸諱言的。中國兩極分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官商勾結的腐敗,以及偷稅漏稅等。中國的金融業、房地產業和礦業是兩極分化的主要領域,其中也包括演藝界。所以中國的兩極分化有制度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結構性因素。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結果正義。我們可以把“共同富裕”理解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公平。公平與平等、平均是不同的概念。平等是社會主義的旗幟和核心價值觀,但這個概念的涵義容易模糊,許多人用“平均”來定義“平等”。公平則是指公正的平等,即承認能力差別帶來結果差別的合理的平等,這更適合社會主義的定義。 

綜上所述,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可以理解為用改革開放、實事求是的思路去發展生產力,同時用政策、法律、制度來匡正這種發展,使發展符合公正原則,最終實現公平的發展。這是鄧小平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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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社會主義 

新自由主義在美國橫行了40年,美國中下階層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美國的公共產品提供也幾乎沒有增長。美國國內的種族矛盾、階級矛盾、文化矛盾很難解決。特別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住房、醫療、教育方面給中下階層帶來沉重打擊,他們在選舉中表達了自己的憤怒,選擇了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告訴他們,他們的苦難並不是資本家和華爾街的錯,而是因為中國和移民的低工資競爭搶奪了他們的就業機會,使他們的收入長期得不到改善。特朗普把國內中下階層的憤怒引向國外,在美國政客看來,這是調和美國內部矛盾的唯一辦法;而一旦對外霸淩政策失敗,國內必然陷入混亂。 

截止2019年2月底,在六名宣佈參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黨參議員中,有五位有社會主義傾向。他們的競選主張主要是實行全民醫保、免除大學學費和向富人徵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伯尼·桑德斯。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黨總統選舉提名戰中敗給了希拉蕊,評論認為,如果不是民主黨上層動用黨的工具進行干預,桑德斯將獲得民主黨提名,並可能在與特朗普的對決中勝出而成為美國總統。 

根據美國最近的民調,社會主義觀念受到更多人歡迎。連美國之音和福克斯這樣的極右媒體都在公開談論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復興,說明整個社會都在重新認識社會主義,說明美國政治風向的微妙變化。 

斯蒂格利茨在題為《新自由主義可宣判死刑 之後的路該怎麼走?》一文中指出:“什麼樣的經濟制度最有利於人類福祉?這個問題定義了當前的時代,因為在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經歷了40年的新自由主義之後,我們能夠知道什麼是行不通的。降低富人的稅收、放寬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的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這些新自由主義實驗被證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在幾十年的停滯甚至收入下降之後,新自由主義必須被宣判死刑。”他將未來的方向稱為“進步資本主義”。他主張: 

第一,重建市場、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平衡,政府有責任通過環境、衛生、職業安全和其他類型的監管來限制和塑造市場,有責任積極投資於基礎研究、技術、教育和衛生等市場不會做的事情。第二,承認“國家財富”來自科學探索,市場在促進社會合作方面仍起關鍵作用,但只有在依法治國並受到民主制衡的情況下,才能服務於這一目標。第三,解決日益增長的市場集中力問題。政府要發揮比新自由主義更積極的作用,否則由於資訊化、自動化和人工智慧的進步,不平等問題會變得更糟。第四,斷絕經濟權力和政治影響之間的聯繫,對資本主義的制約必須從減少貨幣對政治的影響和減少財富不平等開始。 

概括起來說,斯蒂格裡茨的主張就是通過市場來發展生產力,通過政府來消滅兩極分化,通過完善法律來消除權貴勾結。 

美國主要企業的經營者團體——商業圓桌會議8月19日發表標題為“為所有美國人服務的經濟”的聲明,改變了此前認為最重視股東利益將拉動經濟整體這一美國式經營理念,認為廣泛顧及客戶、員工、合作夥伴和地區社會等利害相關方,才能長期地提升企業價值。摩根大通、亞馬遜和通用汽車等有代表性的美國企業的181名經營領頭人簽署了聲明。 

法國學者湯瑪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風靡全球。這本書採集了重要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上百年的資料,證明在不加干預(即自由經濟)的情況下,資本的膨脹將會加速進行,而在經濟增長中絕大部分人的經濟狀況,與極少數擁有資本的人之間出現了極大的分化。解決之道就是要用累進的辦法,對收入、遺產和資本利得等收稅,也就是用社會主義的辦法對資本主義進行限制和調整。皮凱蒂特別針對中國的情況指出:“把反腐作為當前要務是完全必要的。不過,若以為腐敗是導致極為不公的財富不平等和財富過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過於簡單了。” 

當然,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至少要包括對市場行為嚴格的前端監管,以避免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資源枯竭、環境污染、食品有毒、藥品缺陷、職場危險、過勞致死等等危害。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由派知識份子所主張的經濟制度,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正在實行或曾經實行。它只是美國經濟學某一學派的構想,而且從來沒有得到過實踐檢驗,而且永遠也不會成為已被實踐檢驗的理論,其原因就是由於它的反人道性質。正如艾森豪總統所警告的:任何持有這種觀點的政黨,將在西方的政治版圖上永遠消失。 

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並不是“西方做的”,而只是“西方說的”,用“西方說的”替代“西方做的”,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扭曲。更何況,“西方說的”並不只是新自由主義這一種思路。用新自由主義取代“西方說的”也是一個很大的扭曲。然而最嚴重的扭曲在於,在將新自由主義引入中國,致使中國改革在一些重要方面失敗引起社會的普遍不滿,一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居然進一步將這種原因歸結為“沒有全盤西化”,這就不僅僅是學術認識問題,而是學術道德問題了。

這些經濟學家缺乏用事實和勇氣來檢驗他們大半生都陷入其中的理論的謬誤,相反卻更積極地用他們扭曲的理論去扭曲現實,並且用他們扭曲的理論去教導一批又一批的學生。這些學生已經或將會掌握中國社會各領域的權力,他們所形成的精英認知基礎,正在給中國社會造成巨大的困惑,即精英的理論和廣大群眾所感知的理論實際嚴重脫節。 

自由資本主義被中國主流學者搬到中國,不但致使醫療、教育和住房等民生領域的所謂改革遭到失敗,而且給中國帶來更為嚴重的問題。它給極端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和無政府主義披上了合法外衣,加劇了社會的道德淪喪。這導致中國社會曾面臨長時間的思想混亂局面;目前中國面臨艱巨的道德重建的歷史任務。也就是說,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由派知識份子所持有和鼓吹的那些理論,不但是不科學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其中某些人在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中,無恥地恐嚇中國人民,主張向美國投降,向美國投遞投名狀,實際上成為美國謀利益的工具。 

一個知識份子對政府的政策不滿意、有異見,這本屬正常,理應得到社會的寬容。但是如果他公然站在外國的立場、敵視自己的國家,損害本國人民的利益,甚至主張分裂國家,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允許這樣的敵人來教導年輕一代。最近香港暴亂,已經充分展示了某些以教師、經濟學家和其他什麼學者名義出現的思想敵人的危險性。 

毫無疑問,中國需要繼續開放,繼續向西方學習,但是這種開放式的學習必須建立在對西方深刻的分析和認識基礎上,而不是簡單的搬用西方教條。中國進一步改革的重心,應該是再一次豎起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深刻總結40年來的經驗和教訓,深刻分析和認識西方的歷史、文化、制度和思想體系,從思想方法的角度客觀認識,西方今天的發展歷程也有其成功和失敗的方面,只有經過一個去糟粕取精華的過程,才能提煉出對我們真正有用的“營養”。 

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是在總結了歐洲式社會主義和中國70年發展經驗的一個高度理論概括,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新發展,而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證實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效性,也就是說,它是一個經過實踐檢驗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新發展,顯然社會主義在發展道路上,通過不斷進行修正和調整,正在重新出發。

(編輯  季節)

 

(注1:此文《社會主義再出發》是一篇5萬多字長文的壓縮節錄,發表於《經濟導刊》2019年11月刊。原文的主旨是研究美國精神鮮明兩面性的來源。美國主流的一面是殘忍、自私、傲慢和貪婪,它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社會背景,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都不可能改變。任何沒有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戰略研究都是一廂情願型的。但是另一方面,美國仍然存在非主流的平等思想,原文也詳細探討了它的來源。美國的平等思想在主流思想的重壓下被迫改頭換面,但是仍然創造了新政時期經濟發展的奇跡。新政創造了美國的經濟框架,其主要方面已經是不可更改的了,非常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但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美國主流精神重新獲得了主導權,這就是新自由主義。這就產生了美國知行分離的制度框架和意識形態框架。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再次受到衝擊。和1929年大蕭條之後的狀況相似,美國正處在尋找新方向的社會衝突之中,這種衝突影響了全世界,是當今世界亂局的根源。因此觀察分析美國精神的走向,是當今戰略分析的一個基礎。原文將另有用處。) 

(注2:關於文章中中國GDP的資料來源,1960年以後的資料來源自聯合國資料庫,1950-1960年中國GDP的增長率資料來源自中國經濟網發佈於2013年7月16日的《數據簡報:1950年以來中國歷年GDP增長率匯總》,中國經濟網說明其資料來源於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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