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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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異常跡象齊發,世界經濟的最壞結果是什麼? ☆作者:曹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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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31

【導讀】疫情之下,世界經濟進入嚴冬。目前來看,美國和全球所出現的金融市場動盪仍以股災為主,與2008年所出現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有所區別。美聯儲繼續以老辦法來解決新問題,其結果可想而知。同時,伴隨著疫情向全球擴展,金融市場的動盪也將向縱深延伸。作者認為,股市大宗商品、貴金屬以及外匯的同向震盪有可能穿透2008年金融危機後所形成的的杠杆牆。進而引發主權債務、非金融企業債務的快速衰退,並且導致家庭和金融機構在內的全面資產負債表衰退,並形成全球性的傳遞鏈條。目前有三大跡象表明危機即將來臨,第一是各類股權基金的資產負債表進一步衰退的危險;第二是非金融企業,特別是美國葉岩油行業的高債務風險已經顯露;第三是疫情之下服務業債權債務快速崩斷的危險。由此,世界經濟極有可能出現2008年經濟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與2010年歐債危機疊加的局面,並最終可能導致類似於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的重現。對此,保障包括經濟金融在內的全球安全的最好辦法是國際社會聯手抗疫,儘快切斷疫情對經濟的衝擊。

本文為“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文化縱橫專欄特稿,由作者授權原創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文化縱橫專欄特稿   “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 --- 疫情會引發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嗎?

 

▍我們在市場一線看到了什麼?

目前為止,美國和全球出現的金融市場動盪仍是股災類型的。儘管動盪的範圍和烈度已經超過我們通常的理解並有可能失控,但就其性質而言,還是與2008年以快速去杠杆為代表的金融危機有所區別的。

2008年出現的金融危機是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首先表現為家庭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自上世紀90年代後,隨著經濟全球化,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工資增長幾乎停滯不前,而消費卻在持續擴大。支持消費擴大的支柱是負債。久而久之,形成負債消費的模式,相應地,為維持這一模式,金融機構,尤其負債類金融機構杠杆是在持續加大加長中。在房價持續上漲的財富效應下,這種模式尚可運轉。但在房價下跌,使財產性收入下降時,按揭貸款的償還就發生了困難,致使按揭貸款證券化的產品大面積違約,進而金融市場出現了去杠杆的連鎖反應。不僅中小銀行,而且一些系統性金融機構因之倒閉。

由上,2008年金融危機的特點是家庭資產負債表衰退引起的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它基本發生在包括債券在內的債務市場上,體現為金融機構,尤其是負債類金融機構的快速去杠杆,反映在金融市場上是賣方危機。

這次金融動盪則發生在股票市場上,呈現為買方的困難,表現是股票價格的大幅下落。從交易角度觀察,上次表現為所謂的“市場死掉”,即交易對手喪失。這次表現為市場巨幅震盪,儘管美國股市有四次熔斷,但仍有反彈。反彈表明交易對手尚未完全喪失,市場仍在艱難運作。這在一定意義上意味著,投資人是用自有資金投資的,即使使用杠杆操作,或因杠杆率不高或有其他償還來源,使金融市場尚未出現嚴重的快速去杠杆特徵,使負債類金融機構尚未出現大面積連鎖倒閉現象。由此決定,目前的金融動盪還是局部性,還是股市系統內的漲落。用美國原財政部長,現哈佛大學教授薩默斯的話講,是“內生於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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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目前的金融動盪區別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構成了市場認為美國現在救市的辦法不靈的原因。目前市場上主流看法是,美聯儲通過一竿子將利率降為零,輔之以7000億購買國債和兩房債的辦法來向市場緊急補充流動性。這是用傳統應對2008年式金融危機的辦法來救股市的,是用治感冒的藥來治拉肚子。

市場認為,蘊含於股市內在規律的漲落機制在疫情衝擊下瞬間發作,加之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美國股市可能出現崩潰式下跌。而美聯儲似乎藥不對症的傳統救市辦法,又進一步加重了市場的恐慌。這些因素相互激蕩,構成了對當前金融動盪認知的困惑以及預期的不穩,集中反映在股價下跌是否具有傳染性上。也就是說,在疫情衝擊下,目前的金融動盪是否會持續發酵?是否會從股災蔓延到債券市場,蔓延到信貸市場,蔓延到貨幣市場,再繼續蔓延到整個世界,形成跨市場跨區域的以包括家庭、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政府和國際收支機構在內的全面資產負債表衰退型的國際金融危機?   

▍我們擔心什麼?

市場的擔心也是我們的擔心我們擔心,在疫情衝擊下,股市大宗商品,貴金屬以及外匯的同向震盪會穿透2008年金融危機後所形成的槓桿牆。

如果與2008年前的情況做一個比較,就會發現,當時美國的杠杆率比較高的主要是金融部門和家庭部門。而在過去十年中,這兩個槓桿率有了顯著的下降。

首先,在嚴酷的市場事實教育下,美國家庭不再一味地寅吃卯糧,再加上近幾年就業的好轉,收入有所提高,美國家庭資產負債表得到某種程度的修復,變得相對穩健。

其次,美國吸取了金融危機的教訓,加強了對金融機構的監管。2010年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核心是賣方和買方市場相隔離,任何金融機構不得穿透。十年來,這個沃爾克原則上深入金融市場,從而使得金融機構在資產負債表修復的同時,經營也變得更加謹慎了。

然而,也須指出的是,在家庭和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修復的過程中,美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卻在擴張,非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也在擴張。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簡單。2008年金融危機是以快速去杠杆為代表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為了頂住快速去杠杆,政府就得加杠杆,以防止資產負債表崩塌所導致的經濟社會全面危機。美聯儲除了大幅降息以外,還通過大量購買國債支持政府開支,構成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基本內容。十年來,美國政府債務水準不斷升高,屢屢推高債務上限,目前國債餘額已超過GDP。與此同時,由於貨幣供應快速增長,致使市場利率水準不斷下行。利率甚低,誘使非金融企業擴大負債,不僅經營良好的企業加長了杠杆,而且“僵屍企業”也獲得了融資。終於形成與家庭和金融機構杠杆率相反的走勢。

政府、非金融企業與家庭、金融機構杠杆率相反的走勢,客觀上形成了一個杠杆牆。這是目前金融震盪還拘泥於股市的原因,但同時也是市場恐慌的根源。市場擔心當前的金融動盪會導致主權債務和非金融企業債務的快速衰退,進而穿透杠杆牆,引發家庭和金融機構在內的全面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並向國際傳遞。

現在看來,這個擔心不是多餘的,因為已經看到了跡象:

第一個跡象。這次股災導致很多對沖基金出現巨幅虧損。如果投資者大量贖回,特別是在對沖基金使用杠杆操做的情況下,不僅股價還會大幅下跌,而且會使杠杆的還本付息更加困難,招致各類股權基金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這種衰退會收縮市場,使各類金融市場有關金融產品更加密切接觸。如同新冠肺炎一般,密切接觸會使敏感資產更易受到傳染,加大了資產負債表全面衰退的可能性。這也是美聯儲超常規向市場補充流動性的重要原因。

但是,目前美聯儲補充流動性的機制,還沒有把這些買方市場基金機構納入在內。2008年的時候,賣方市場的投資銀行機構也出現過類似的問題。美聯儲迫不得已將高盛和摩根史坦萊等所有的投資銀行全部納入負債類金融機構,不僅通過創設新的流動性補充工具對其補充流動性,而且可以直接再貸款給這些投資銀行機構,同時要求它們接受負債類金融機構的監管。隨著股市動盪的加劇,我們認為這次也不排除美聯儲舊瓶裝新酒,或採用直接購買股票的方式,或採用將買方市場的基金納入負債類金融機構的方式來救市。

第二個跡象,或許更為重要的跡象。非金融企業,尤其是葉岩油行業的高債務風險已經顯露。在過去的十年中間,美國發展最快的一個既傳統又新興的行業就是葉岩油。葉岩油是用高杠杆推動起來的產業,其負債率非常高。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的負債本息高達9300億美元。同時,這個行業生產成本又很高,平均在40美元左右,只有16家企業成本在35美元以下。

由於種種原因,俄羅斯和沙特未就油價達成一致。它們無視疫情衝擊使全球石油需求下降的事實,不僅不限產保價,反而全面增產,甚至還要長期對抗。俄羅斯認為,根據其外匯儲備情況,可維持油價25美元到30美元達十年之久。這種反常的情況使全球油價立即暴跌到25美元左右,並預計還將維持相當長的時間。其結果就是攪亂了長期形成的全球石油市場秩序。對美國來講,這不僅意味著會把葉岩油擠出世界市場,更重要的是,隨著葉岩油行業的衰退,其資產負債表也會快速衰退,逾1/3的葉岩油高收益債會立即成為垃圾債。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石油產品不僅僅是能源產品,也是金融產品。許多金融衍生工具是架在石油價格之上的。石油價格意外下跌,會使衍生工具對沖失效,造成更大的金融風險。也正是這個原因,美國這次應對金融動盪的一個重要舉措是購買葉岩油,加大石油儲備,以此來穩定石油價格,進而提升葉岩油企業還本付息,兌付債券的能力。目前,美國政府初步承諾向葉岩油企業採購3000萬桶葉岩油,預計今後還會加大採購量。

第三個跡象。歐美的產業結構是服務業為主的,而服務業又是受疫情衝擊最為嚴重的行業。服務業的財務特點是以現金收入為主的,同時又是以包括人工在內的固定費用支出為主要開支的。如果現金收入不夠的話,他的債權債務就會快速收縮。舉一個例子,在超市經營中,貨物採購所需的流動資金,或是從銀行貸款的,或是通過分期付款方式由供應商提供融資的。如果超市出現銷售困難,就會牽扯到它的供應商,並涉及到各個製造行業的財務安排。2008年美國三大汽車公司所發生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就是由其汽車銷售信貸公司的壞賬所肇始的。為防止服務業債權債務快速崩斷的危險,美聯儲就需要面對服務業大幅度地全面補充流動性。更為嚴重的是,服務業又是就業比重較高的行業,一旦服務業資產負債表衰退,就會出現大規模失業,並因此極易導致家庭資產負債表衰退。這也構成了美國要免除學生貸款利息,補助網課費用,並動議對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財務資助的原因。

目前來看,這三個脆弱點日顯突出,並有可能連成一片。這增加了美國救市的緊迫性。然而,美國現在的救市辦法似乎還不能全然解決問題。美國雖然向市場補充大量的流動性,但大多是流到了負債類金融機構。這類金融機構,在過去十年間,資本充足率有了較大的提升,杠杆率有了明顯改善,流動性並不短缺。特別是在沃爾克監管原則下,即使有充沛的流動性,這類金融機構也難以使其流入最需要的地方和行業。

於是,美聯儲迫不得已跨過商業銀行等負債類金融機構直接進入市場。一是,直接進入商業票據市場,直接向企業提供流動性。3月17日美聯儲宣佈重新啟動這一安排。商業票據不再通過商業銀行的再貼現而由央行直接貼現,以緩解生產鏈條和銷售鏈條中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燃眉之急。二是,無限量按需買入美國國債以及其他債券。3月23日美聯儲開啟了無限寬鬆的貨幣政策,宣佈美聯儲不僅購買國債,也購買公司債。目前美聯儲購買公司債的範圍和條件是:機構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公司評級至少BBB-/Baa3,剩餘期限不足五年的美國公司投資級債券。初步安排是自3月23日起,每天購買750億國債和500億MBS。

美聯儲這種無限量QE並直接進入市場的非常之策,遠遠超過了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安排,使人為之瞠目。這種非常之策能否奏效,市場正在觀察。隨著疫情的發展,經濟的下行,金融市場是否還會進一步惡化,也尚且不知。唯一知道的是美聯儲的彈藥已經用完了,政策利率已經是零了,甚至具有了負利率趨勢,傳統的貨幣政策已經到了極限。這反而使未來的不確定性在加大之中,市場依然彌漫著恐慌情緒,甚至更甚。

▍最壞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認為,最壞的後果是出現堪比1929-1933年大危機。這既是底線思維的需要,也是疫情所引導的現實經濟金融運動趨向。我們注意到,疫情的發展對全球經濟金融表現具有邊際引領作用。目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還在世界上蔓延。一般認為,在疫苗還未有效大規模使用前,疫情就不能撲滅。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是巨大的。這不僅因為它是供給和需求兩端同時衝擊的,更重要的是,抗疫的邏輯與經濟活動的邏輯是相悖的:抗疫需要隔斷,而經濟活動需要互聯互通。這意味著如果疫情持續時間越長,對經濟的衝擊越大,經濟偏離正常軌道的可能性就越高。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危機僅是疫情發展的後果之一。由於目前的經濟下行和金融動盪不是經濟金融體系內生的,而是外在衝擊引發的,這就使貨幣政策處於被動防守的地位,只能視疫情的發展,一步一趨,逐步加碼。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一步一趨的貨幣政策已使政策利率下降為零,但效果不彰。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唯一的指望就是無限量購買國債。這既意味著美聯儲開動印鈔機來支持國債的發行,也意味著美國政府財政開支可以無限擴大。兩相綜合,就是美國政府債務無以復加地增長。這實際開啟了財政貨幣化進程,是現代金融理論(MMT)的現實運用。

3月2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總額為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畫。對美國航空企業直接資助250億美元,並有可能使其國有化。市場預計未來直接資助的企業名單還會加長。除此之外,更有甚者,刺激計畫還包括了“直升飛機撒錢”。由於擔心失業問題嚴重化,招致家庭負債表衰退,刺激計畫將向年收入不足7.5萬美元的每個單身成人一次性最多發放1200美元,為年收入低於15萬美元的每對夫婦最多支付2400美元,將失業救濟金每週增加600美元,最多持續4個月。

美國目前已是全球疫情的“震中”。出臺歷史上非戰時最大的財政刺激計畫,既反映了疫情的嚴重性,也表明貨幣財政政策目標的轉變,即不再把防範金融危機做為唯一目標,而是緩衝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減少疫情對社會的傷害,為疫情引發的次生災害鋪上“安全墊”。無疑這是有道理的,但問題是完全靠美聯儲印鈔票來支持財政開支,這個路子能走多遠?這顛覆了現有的財政金融學認知框架,使人感到茫然。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財政無限制地透支中央銀行會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而美元又是國際貨幣,其通貨膨脹就是全球性的。飲鴆止渴,後果難料。

即使拋開這些長期重大問題不談,眼下的緊急情況是:美國貨幣財政當局的這些措施並未有效緩解美元的國際流動性緊張局面。倫敦市場隔夜拆借利率仍在上漲,美元指數一直取上升態勢,目前仍維持在高位。對美元流動性的苛求,也使資金開始從發展中國家向外流出。對中國而言,儘管人民幣資產的利差水準高,中國的基本面比較好,但是,最近幾周,資金還是外流的。人民幣兌美元仍處於貶值狀態,匯率仍維持在7.05人民幣以上。

在這種情況下,不排除會出現類似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式貨幣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就是由於資金的大幅外流,導致本幣對外幣的大幅貶值,進而引起了宏觀經濟的嚴重紊亂,並遲遲難以恢復。我們注意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這種風險,例如,在金磚國家中,如南非、巴西幾乎都是具有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的雙赤字國家,它們的風險是值得高度警惕。而2019年阿根廷再次爆發貨幣危機就是前車之鑒。

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排除再次出現類似2010年的歐債危機。現在最主要的關注對象仍是南歐國家。十年前,歐豬五國,即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財政狀況惡化所導致的歐債危機至今令人記憶猶新。現在義大利、西班牙的情況又開始令市場擔心:疫情十分嚴重並還在嚴重化,政府花了很多的錢,看來還要花更多的錢。它們的財政狀況以及未來的主權債務狀況如何,成為一個大問號。這些國家都處於歐元區,本身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政府債務融資依賴于歐央行,而歐元區又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會不會對其主權債務進行新安排,就變成問題的焦點。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安排和救助,歐元區存在的價值就大打折扣,甚至有崩潰的風險。

由上,可以看到,如果出現金融危機的話,這次危機跟過去看到所有的危機都不一樣。既是股災,也是類似於2008年以快速去杠杆為代表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同時還是類似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而且還可能加上類似于2010年歐債危機式的主權債務危機。在疫情衝擊下,這些危機全疊加在一起,會形成一個前所未見的複雜局面。眾多經濟學家預測,這種複雜局面會導致類似於1929-1933年大危機的出現。

這裡,需要著重說明的是:如果說1929-1933年大危機是經濟社會內在矛盾所引起的,而這次可能發生的大危機則是疫情外在衝擊所導致的。上世紀二十年代,國際貨幣體系還是金本位制。受制於金本位,一旦因經濟週期或其他原因引發金融動盪,流動性就會瞬間枯竭,債權債務關係瞬間斷裂,金融體系瞬間崩潰。這構成了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出現的歷史背景。

二次戰後以來,隨著宏觀經濟學的成熟與廣泛運用,中央銀行可通過調控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市場利率的高低以及流動性的多寡,不僅可以管理總需求來熨平經濟週期,而且也可以隨時補充流動性來維持債權債務關係的穩定。因此,在二次戰後大多數時間避免了經濟週期性波動及“擦槍走火”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即使像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可以迅速行動,至少可以防止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出於同樣的邏輯,此次金融動盪也是這樣應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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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次金融動盪卻是由疫情觸發的。疫情是導火索,不撲滅疫情,僅靠貨幣財政政策的被動防禦是遠遠不夠的,甚至防不勝防,更何況疫情本身就是大炸彈。我們已經看到,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還不在於短期的衝擊,而在於後遺症非常之多,使經濟的自愈能力變得十分之差。中國目前的情況就反映了這一點:停工停產容易,復工複產困難。目前看來,疫情至少要持續到今年年末,而且不排除來年還會發作。如果是這種情況,可能在未來幾年中,全球實體經濟都會處於非常低迷的狀態,金融動盪也因之此起彼伏。

對照1929-1933年大危機的情形,當時大危機的嚴重後果還不在於四年危機,更在於危機後1933-1939年長達六年的蕭條。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遷延反復,很可能導致全球經濟進入一個漫長大蕭條時期。事實上,本周美國失業人數已高達340萬,是1929-1933年大危機以來最高的。這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經濟根源就是大蕭條。

在這個意義上,保障包括經濟金融在內的全球安全最好的辦法是國際社會聯手抗疫,儘快切斷疫情對經濟的衝擊。這既是唯一可選擇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是最好的包括防範金融危機在內的全球安全政策。值得欣慰的是,3月26日召開的以全球抗疫為主題的G20特別峰會為此開了一個好頭。

▍戰後世界經濟體系的緣起與發展

現行的世界經濟體系,是資本的積累過程超越國界所形成的體系。工業革命使得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率先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而西方國家通過工業化成長為發達國家的事實,又為其他後進國家樹立了楷模,遵循這一工業化模式實現現代化成為各國的普遍選擇。更為重要的是,資本積累的內在規定性使得資本在深度和廣度上必然持續擴張,也使世界其餘部分不斷捲入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普雷維什、伊曼紐爾、阿明、沃勒斯坦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以“依附性的工業化發展”描述這樣的歷史進程。

從這個意義上講,現行的世界經濟體系是以資本積累為軸心、也是以西方為中心建構的體系,它不僅體現在以西方成功經驗為基礎建立的成套的規則制度體系中,而且也體現在其他後進國家的客觀行動邏輯與行為規範上。並因此形成在全球資本積累框架下的“中心”與“週邊”的格局,呈現出國際社會以“發達與不發達”為區分的時代特徵。但與此同時,這個體系也一直處於演進過程中。

從演進的角度觀察,當今的世界經濟體系起源於民族國家的形成。地理大發現後,歐洲地區因經濟利益出現了民族意識,並在17世紀後逐漸建立了“民族、領土、主權”三位一體的民族國家,不僅成為後來國際社會的基本政治經濟單元,也相應地形成了協調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隨著歐洲工業化發展,其對世界的擴張也在不斷深化,此種誕生於歐洲的國際秩序也就成為世界性秩序。

從經濟學意義上看,工業化是大規模標準化的社會化生產,市場的容量始終是其基本約束條件。當國內市場佔領完畢,就需要佔領海外市場,當世界市場分割完畢就需要重新分割。重商主義的保護主義由此應運而生,而作為其衍生的“炮艦政策”就是必要的—“誰的拳頭硬,誰就能佔領市場”。強國是市場佔領者的代名詞。換言之,由於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的基礎是民族國家,民族之間經濟利益衝突所導致的國家競爭就成為這一秩序的底色,“實力原則”就成為這一秩序的基本規則。“國家崛起”和“霸權轉移”的世界秩序觀由此形成。

在這一秩序觀下,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隸屬關係就成為天經地義的秩序安排。從這一秩序觀出發,一百年前的“中國問題”被視為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中殖民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民族革命以及亞非拉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都被視為衝破這一體系的努力。21世紀冷戰結束前,無論西方傳統意識形態還是前蘇聯的世界革命論,都是依此來看待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其區別僅在於西方傳統意識形態從捍衛這一體系的角度反對這一努力,而前蘇聯則是從最薄弱環節打破帝國主義的角度來讚賞民族解放運動,但與此同時這一運動也僅被認為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們都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的現實折射。

民族國家競爭的極端化就是戰爭,戰爭是這一秩序內在邏輯的自然外化,反過來又強化了對這一邏輯的認可。於是,在世界市場瓜分完畢的情況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緊接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是發達國家的矛盾衝突,卻蔓延到了不發達國家,成為人類的災難。它表明此種以“民族國家+實力原則”的競爭路徑不僅不可持續,也不能持續。無論持何種主張,何種意識形態,各國普遍意識到世界秩序必須發生改變,需要建立可以普遍接受的國際規則取代無序的實力競爭。將發展中國家以平等的身份納入秩序之中,成為必然的選擇。代表這一共識的就是“雅爾達協定”。

二戰結束後,作為“雅爾達共識”內在邏輯的外化,形成當代多邊國際治理的新框架。它有兩個區別于以往國際治理的新特點:一是尊重民族自決權,從而使發展中國家至少名義上平等地納入全球治理體系,而不再依附于宗主國,傳統殖民體系因此崩潰。發展中國家的獨立,使其有了選擇發展經濟社會道路的權利。二是不同於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中的單邊強權或雙邊默契型的治理方式,建立了多邊協商的國際規則治理,體現為各領域的規則制度日益細化,相應地產生了各種國際組織以解釋、監督、仲裁規則的執行。概括來看,二戰後全球建立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治理框架主要有三個支柱:

第一,聯合國,主要負責國際政治秩序協調。其基本原則是大國小國一律平等,各國享有同等投票權;重大國際政治、軍事問題需要在聯合國表決,聯合國安理會依據大國一致原則協調衝突。

第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隨後的WTO,主要負責國際經濟秩序協調。如前所述,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為瓜分或重新瓜分世界市場會導致戰爭。為克服這一舊有邏輯,開放市場進行自由貿易就是必需的。起初,這一訴求主要體現在商品貿易上,減低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就成為自由貿易秩序安排的重點。後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不僅需要貿易自由化,而且需要投資自由化,即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自由化,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因此演變為WTO。

第三,佈雷頓森林體系,主要負責國際貨幣和金融秩序協調。在這一體系中,美元是國際貨幣,是一種假美國主權貨幣為手段的國際公共產品。由此也就產生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秩序安排。

二戰後建立的新的以“中心”和“週邊”為特點的國際秩序,雖然是美國主導的,但與歐洲中心時代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秩序相比無疑是歷史的進步。最明顯的反差就是一戰到二戰只有20年短暫不穩定的和平,但是二戰後迄今,持續70多年,沒有再出現全球性的戰爭。更重要的是,舊殖民體系的瓦解,穩定的國際環境使全球資本的流動有了長期預期,更多的資本開始流向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普遍走上工業化道路,尤其是東亞國家和地區。伴隨著這一進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週邊區”不僅經濟在成長,人均收入水準大幅度提高,而且社會也在發展,嬰兒死亡率、成人識字率和預期壽命都有極大的改善。由此,世界再未出現持續的全球性饑荒和烈性傳染病,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中心區”也享受了和平和發展的紅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按規則進行的多邊全球治理是人類文明的進步。它構成了今日在去全球化逆風面前捍衛全球化的理由。

▍經濟全球化與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

借助于戰後建立的按規則進行多邊治理的國際新秩序,世界經濟開啟了全球化進程,並且這一進程在冷戰結束後出現了格外的加速。當下的世界經濟已不再是從前“一個口袋裡的馬鈴薯”,彼此並無緊密聯繫而僅靠口袋束縛,而已經是各國經濟深度融合、相互依賴的整體。

從經濟學上理解這一全球化,它有三個含義:

第一,冷戰結束以後,兩個陣營的對立不復存在,體現在經濟體制上是各國都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體制一致性極大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提高了可貿易程度,並促進了全球性的投資貿易自由化,帶來了經濟全球化的紅利。據統計,在金融危機前的2002~2007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比前十年提高了一個百分點。隨著中國加入WTO,東亞地區在過去快速增長的基礎上,又比前十年增長速度提高了一個百分點。不僅如此,經濟全球化更體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上,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高於經濟增長速度一倍以上,而國際金融的增長速度又遠快於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尤其國際金融的快速發展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體。這也是金融危機能在各國傳染,在全球肆虐的原因。

第二,投資貿易自由化,不僅是商品貿易的自由化,而且是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的自由化。在生產要素中,土地因自然屬性不能跨國流動,而勞動力因制度原因也難以跨國流動,只有資本相對容易在全球範圍內流動。於是,資本就成為最活躍的要素,沿著利潤最大化方向在全球尋找與其他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由此出現了全球生產力的配置和產業佈局。一個產業不再遵循傳統的國際分工並拘泥于一國之內,而是橫向存在於世界各國,每個國家都只構成產業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最為典型的就是中國沿海“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原料在外,市場在外,僅加工環節在中國境內。所謂全球經濟一體化,其微觀基礎就是全球產業鏈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供應鏈。

第三,全球經濟一體化不僅出現在實業和金融形態上,而且也出現於管理與制度形態上。全球產業鏈的形成使附著於其上的服務外包開始興起,全球標準統一就顯得十分重要,因為這是包括智慧財產權在內的生產性服務業全球發展的基礎。全球統一的標準改變了企業的管理方式及形態,專注於全球供應鏈管理的扁平化管理應運而生。中間品貿易在全球的延伸幾乎使所有企業都鎖定在全球產業鏈條上,成為跨國企業,並因此對全球政治社會動向、金融風險乃至氣候變化等因素高度敏感。

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這一令人瞠目的進展,反映在國際格局上是形成了三個相互區別但又相互依賴的板塊:

首先,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板塊,將其工業化進程納入全球化之中。這一板塊內的國家以充沛並且低廉的勞動力與全球資本這一要素相結合,成為以加工製造為特徵的“世界工廠”,中國是其中之最。它們在為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從而為全球化作出貢獻的同時,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體現為巨額的貿易順差,中國又是其中之最。

其次,以俄羅斯、巴西、南非、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代表的能源原料出口國板塊,將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納入全球化之中。在以物質資源支持全球化的同時,因全球經濟發展,尤其是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這些國家出口大增並且價格上升,從而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累積了巨額貿易順差。

第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經濟體板塊,將其最具競爭力的生產性服務業,尤其金融服務業納入全球化之中。西方在改善全球技術獲得條件,降低融資成本,從而為全球化作出貢獻的同時,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這不僅反映在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產業利潤巨增上,而且也表現為因融資成本的降低以及金融服務的便利化,促使發達國家居民更容易負債消費,在較短的時間內使生活水準和品質得到大幅提升。

之所以說這三個板塊相互區別,不僅是指它們依託自身的資源稟賦形成了不同的產業優勢,更重要的是指世界形成兩大中心:傳統的“週邊區”因產業尤其製造業的發展變成了生產中心,而傳統“中心區”成為消費中心。“中心”與“週邊”的性質由此改變,過去“週邊區”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長期逆差轉變為長期順差,而原來的“中心區”該項目卻呈現為長期逆差。世界經濟出現了以此為標準的所謂“失衡”。表面上這一失衡是國際間投資與消費的失衡,本質上卻是儲蓄的失衡。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儲蓄率低,投資乏力;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因儲蓄率高而投資強勁。從這個意義上講,儲蓄失衡才是標誌。“週邊區”長期投資所形成的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的能力,已改變了依附于“中心區”發展的傳統模式,成為影響世界經濟格局的主動變數。

之所以說這三個板塊相互依賴,是因為國際收支是鏡像關係。發展中國家的經常專案順差與發達國家該專案逆差相對應,而發展中國家資本項目金融科目的逆差與發達國家該科目順差相對應。這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經常專案順差又通過國際金融市場返流回發達國家。商品與資金的逆向流動完成了三個板塊之間的經濟迴圈,發達國家的儲蓄不足也因這一迴圈而得到彌補,世界經濟失衡因此得到調整,經濟全球化就是在這樣的迴圈中實現持續和發展的。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關係,維繫了三個板塊之間的相互依賴,這是當今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積極作用。

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現行國際治理體系中的內在缺陷開始暴露,並日益成為損害治理有效性的障礙。這集中體現為單向性和不包容性這兩個方面。

所謂單向性,是指現行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預設了現代化道路的唯一性。截至目前,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經途徑。由於發達國家先於發展中國家完成工業化,其成功經驗便成了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指南,並被國際社會規範化和制度化,形成了國際治理的準則,進而上升為國際文化共識,呈現為“言必稱希臘”式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治理的單向性。

不包容性是由上述單向性所決定的。如果一個國家偏離了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現代化道路,例如使用國家力量來干預工業化進程,不僅自己會內心不安,猶豫不決,整個國際社會也會認為這是離經叛道,並試圖借助勸導、制裁等手段施加壓力,促使其“改邪歸正”。換言之,現行的國際治理規則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包容其他可能性。

在戰後初期南北差距顯著的情況下,單向性和不包容性的缺陷尚不引人注意。但隨著南北差距的縮小,這兩個問題日益明顯。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其變得不可忍受了。

區別於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危機肇始於美國,全球資金迴圈鏈條的斷裂是其表現,究其根源卻在於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由於美元是唯一的國際貨幣,國際貨幣體系成員國的國際收支順逆差因之表現為對美元的順逆差,對美元收支的規則和紀律以及美元作為國際流動性的補充就成為該體系的中心問題。理論上,由於美聯儲掌握著美元的發行權,美國是不會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發生危機的只可能是美元收受國。換言之,在美聯儲向全球提供既定流動性的條件下,如果其他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出現國際收支困難或危機,只能責怪自己的失誤,並因此承擔調整國際收支的主要責任。因此,美元收受國作為調整主體,必須通過緊縮財政、匯率貶值、擴大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恢復或擴大美元的獲得能力。在此基礎上,才能獲得國際社會——主要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必要救助。國際收支調節的單向性,是這一貨幣體系天然的預設前提。美國所說的“我的貨幣,你的問題”,是這一單向性最恰當的描述。

但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美元的國際流動性不存在問題的幻覺。起源於美國的以快速去杠杆為標誌的各類資產負債表的衰退,造成了美元流動性的嚴重困難,全球出現了“美元荒”。各國的國際收支相繼受到嚴重影響,並傳染到其國內的本幣資產負債表上,美國的金融危機由此變成全球性的災難。由於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架構中,不含有國際流動性補充國調節國際收支的義務和機制,面對這種全新的局面,以國際金融穩定為宗旨,專司國際收支順逆差調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因全球美元流動性不足而出現調節手段的短缺,陷入癱瘓狀態。

於是,我們看到了以下演進邏輯。現行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是建立在二戰後客觀存在的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二分的基礎之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的前提,也是治理的物件。世界經濟體系是由“中心”和“週邊”構成的既定格局,也應該是一成不變的格局。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快於發達國家。就GDP而言,目前兩者平分秋色,各占一半。南北差距的縮小,使原有的“中心”“週邊”的格局及其含義發生了變化,並特別凸現於全球經濟失衡上,結果是金融危機的爆發。理論上,這一演進邏輯是世界經濟體系中內在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運動。現行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是經濟全球化的必要條件,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南北差距的縮小又揚棄著這一體系,促使其向更高層次演化。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標誌著現行世界經濟治理體系走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

因此,改革現行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呼聲不絕於耳,成為當下國際社會的焦點問題。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增加發展中國家在體系中的代表性,以克服單向性;只能是允許實現現代化的不同道路的存在,尊重其他國家的選擇權,以提高包容性。“週邊區”正以全新的姿態成為重塑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中堅力量,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演進因之進入新階段。

▍“一帶一路”作為世界經濟治理理念的意義及實現方式

當國際治理體系演進走向新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國出現了兩種態度:一種是任憑風吹雨打,不思改進,抱殘守缺,甚至倒退;另一種是正視缺陷,迎接挑戰,砥礪前行,銳意改革。這兩種態度分別為“中心區”和“週邊區”持有,而目前中美貿易衝突是這兩種態度的典型代表。認知決定態度,態度的背後是一個崛起大國與一個守成大國對經濟全球化以及世界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理解的差異。

曾經領導建立現行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美國,已成為守成的一方,認為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任何改進,雖有益於世界,卻可能不利於美國。因此,特朗普政府上臺後,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美國政府退出了TPP,甚至揚言連當年美國領導創建的WTO與聯合國也可以考慮退出。相比之下,後來加入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改革的深化,開放的擴大,經濟持續增長,已成為崛起的一方,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歷史趨勢,現行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儘管是歷史的進步,但仍應與時俱進,糾正缺陷,改革弊端,使之適應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需要。中國政府因此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這一倡議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用”。這既是一種國際治理體系的原則,也代表了東方哲學對當代世界的理解。

所謂“共商”正是基於中國哲學的“中庸之道”,是中國傳統對世界的處理方式。既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經濟關係是包括國際關係在內的一切關係的底色,那麼處理關係的最佳態度是“和為貴”——因為唯有如此成本才最低具體來說,就是通過談判協商,尋找並擴大利益共同點,管理並縮小分歧點,在此基礎上形成妥協將有可能實現共贏。“共商”的實質體現了經濟學博弈分析中“競爭合作”是最佳博弈策略的原理。顯然,它與西方國際治理理念非黑即白、一味競爭的原則有著明顯的差異。

所謂“共建”也是中國經驗的總結。長期以來,尤其改革開放40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是落後的根源”,而“發展是硬道理”。做大蛋糕儘管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卻是解決問題的基礎。“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發展經濟,是“共建”的核心。這既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也是中國對世界經濟問題處理的思考方式。而這一思考方式已為國際社會所接受。2016年在杭州召開的二十國峰會上,各國領導人一致同意將發展問題置於世界問題的中心。

所謂“共用”,既是中國五千年來“天下觀”的體現,也是人類普世價值的反映。蛋糕做大不是目的,而“共用”才是真諦。“世界大同”是人類千百年來的嚮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其現代表述。

正是由於其“共商、共建、共用”的理念反映了人類的普遍追求,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基本訴求,提供了基於中國經驗的可行建議,“一帶一路”倡議受到了國際社會,尤其發展中國家的廣泛回應。鑒於這一倡議更具包容性,從而能改善現行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單向性和不包容性的缺陷,2017年聯合國第七十一屆大會將其納入“聯合國與全球經濟治理”決議,成為世界經濟治理的新理念。這預示著東方對世界的理解進入全球視野,正在修正西方中心論的世界秩序觀。

值得注意的是,“共商”“共建”,尤其“共用”理念的提出,就當下的逆經濟全球化的逆風而言,極具針對性。

此一輪“逆經濟全球化”思潮的出現,主要是由於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這是逆經濟全球化思潮的土壤,構成逆經濟全球化的社會動力機制。

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體現為世界各國生產要素趨於越來越自由地跨國跨境流動。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處於前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只有通過工業化的途徑,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報酬,吸引傳統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到工業部門就業。而在經濟全球化、資本可以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與當地廉價勞動力相結合,促進了低成本製造業的發展繁榮,也提高了當地勞動力的報酬。

其中,由於中國的勞動力不僅價格便宜,而且素質較高,20世紀90年代後,西方發達國家包括高端製造業在內的產業紛紛向中國轉移。中國不僅成為“世界工廠”,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成為全世界投資的“世界工廠”。但是,在中國的工資水準緩慢上漲的同時,製造業的競爭確實使美國藍領工人工資水準常年停滯。更為嚴重的是,隨著製造業不斷轉移海外,美國先前製造業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失業率也在上升,藍領工人的收入不僅相對而且絕對下降,形成了所謂的“鏽帶”現象。與此同時,借助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將其金融業及相關服務業的競爭優勢納入經濟全球化,不僅使這些行業利潤大幅提高,而且從業人員收入水準也在持續上漲。

正如對全球市場最敏感的人士喬治·索羅斯早在2002年就指出的,“全球化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它允許金融資本自由流動,相形之下,人員流動仍受到很大限制。由於資本是生產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各國必須相互競爭來吸引它,這妨礙了各國對資本徵稅和管制的能力”;而 “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使二戰後出現的福利國家變得不合時宜,因為需要社會保障的人們離不開國家,而作為福利國家過去徵稅的對象卻是能離開的”。美國製造業與金融服務業在產業比重和收入比重上的一降一升,再加上社會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導致了華爾街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的對立,以及美國社會的撕裂。“佔領華爾街”運動隨之出現,並演變為全球性的風潮。

英國脫歐,以及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正是這一動力機制的產物,也表明逆經濟全球化正從一種思潮變成建制化的安排。這一安排的焦點問題,正是就業以及與此相關的收入分配。事實上,美國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命題的主要政策可歸結為三項:一是反移民,通過設立隔離牆等措施阻止移民分食美國的就業機會;二是貿易保護,通過加征關稅等措施防止美國就業機會繼續流向海外;三是再工業化,通過減稅等措施吸引外資——首先是美國資本——回流,建立產業以創造就業機會。這些政策的出臺,從另一個角度凸顯了就業與收入分配在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性。目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就業與收入分配問題,已成為制約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不嚴肅對待這一問題就不能遏制逆經濟全球化的逆風。

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必須面對這一問題,這是中國的國際責任。國際社會在討論中國崛起問題時,眼光一般聚焦於過去40年中國以接近兩位數的年均GDP 增長,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這個故事的另一面,則是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中國現行貧困線標準是以2011年2300元人民幣不變價為基準的,按這一不變價計價計算,2016年後貧困線現價標準是3000元人民幣(相當於前段時間聯合國公佈的人均一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但仍低於聯合國目前規定的人均一天1.9美元的標準)。即使按中國現行的貧困線標準計算,40年前,中國人口的97.5%的人均年收入是達不到的。改革開放後中國居民的收入狀況大幅改善。2018年,低於現行貧困線標準的人口只有3000余萬。如果2020年中國脫貧攻堅得以順利完成,中國將告別絕對貧困。中國的人均GDP已達到9700美元,按人均GDP的90%是人均收入的統計規律計算,中國的人均收入已接近9000美元,屬於中上等收入國家。占世界人口1/5的國度脫離絕對貧困,走向共同富裕,不僅史無前例,而且為世界提供了可以想像的廣闊市場。

事實上,這可以從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表現得到佐證。在“十二五”規劃中,中國政府提出“兩個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即2010~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統計資料顯示,自2009年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增長基本上與GDP增長保持同步,而以農民為代表的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又快於GDP增長。若未來兩年中國的GDP增長保持在6.3%左右,並且居民收入增長仍與之保持同步的話,兩個翻番的目標是可以完成的。隨著居民收入的增長,中國的進口也在增長,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超過10%,下降到2018年的0.4%。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卻是第一大貿易體,是眾多國家的出口目的地。可見,在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過程中,中國是表現最為出色的國家。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居民收入的增長,揭示了“一帶一路”對經濟全球化的更深層次的含義。所謂“共用”,首先就是將中國日益擴大的市場開放為世界共用。這樣不僅可以遏制保護主義抬頭,而且可以讓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搭上中國內需擴大的快車,實現擴大就業和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標。所謂“共建”,既是與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共同建設包括軟基礎設施在內的經濟發展條件,也是在中國最落後和最貧困西部地區架起一條對外開放的橋樑,使其與其他國家一道,融入全球化,加快發展,共同提高收入水準。而“共用”“共建”自然會導致“共商”,政策溝通,民心相通,在尊重民生並惠及民生的前提下,塑造經濟全球化的新局面。正是由於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內需市場的擴大,2018年中國零售商品總額超過美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貿易之爭,由一般理解的市場之爭,實質上開始轉變為世界消費中心的轉移。這預示著隨著中國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中國市場的持續擴大並與世界共用,中美貿易之爭不再是零和博弈,世界經濟治理會有更光明的前景出現。

展望未來,中國正以世界最大市場的面貌進入世界舞臺的中央,為經濟全球化注入新動能;並憑藉“共商、共建、共用”的東方理念,在上海合作組織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進行實踐,改善國際治理狀態。這標誌著發展中國家開始以全新的姿態參與並塑造世界秩序,二戰後形成的“中心”與“週邊”的格局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而中國經濟以及中國居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是上述變化過程的關鍵變數。因此,我們堅持改革開放,把國內的事情辦好,使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居民收入可持續增長,是應對逆經濟全球化的正確道路,是“一帶一路”的應有之義,也是崛起大國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 

本文為“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文化縱橫專欄特稿,由作者授權刊發,原題為“疫情會引發新一輪的全球金融危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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