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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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五年中國將變成一個高收入的國家|中國未來,“有為政府”如何作為 ☆來源:中國經濟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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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2

現在全國上下正在齊心協力,抗擊肺炎疫情。各個地方也在加班加點,為明年全國人大即將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在各個地方的落實做好準備。我宣導的作為第三代發展經濟學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知成一體”。因此,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各位談談怎麼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為各個地方在“十四五”規劃期間實現高品質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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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規劃的三個鮮明特徵

“十四五”規劃對我國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規劃,因為這是我國進入新時代以後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實現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實現兩步走戰略的第一個規劃,要為這個戰略目標的實現打下牢固的基礎。

在“十四五”規劃期間,我國將會跨過12,700美元的門檻,從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變成一個高收入的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將是一個里程碑。目前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僅占全世界總人口的15%,中國變成高收入國家以後,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將會從15%增加到34%。

我國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國內地區的發展差距相當大。有14個人均GDP已經超過2萬美元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廈門、珠海、南京、武漢、寧波、無錫、常州、鄂爾多斯,總人口達1.5億;同時也有像甘肅、山西、雲南等等,人均GDP到現在還在7000美元以下,還有6億人口每個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幣左右。在這樣一個差距相當大的大經濟體裡面怎樣實現高品質發展?

在“十四五”期間,也將是2016年20國集團在杭州峰會提出的新工業革命由方興未艾到快速發展的一段時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各個地方怎樣根據各個地方經濟的實際狀況,和國內國外形勢的變化,來制定一個高品質發展的規劃。這是各位關心的課題,也是奉行“知成一體”的新結構經濟學所要思考的課題。

推動“十四五”期間高品質發展的原則:

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各地經濟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不管在哪個發展階段,經濟發展表現出來的都是收入水準的提高。要不斷提高收入水準,有賴於現有的產業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湧現,由這樣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水準。同時,也要根據新產業新技術的需要,不斷完善硬的基礎設施,像電力、電信、道路、港口;以及軟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環境、營商環境、法制環境等等,來降低交易費用,讓技術和產業的生產力可以得到充分發揮。上述是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

但是怎麼樣利用這個機制來推動各地可持續的高品質發展?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各個地方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必須充分利用各個地方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並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為什麼必須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較優勢?因為只有發展的產業符合當地的比較優勢,生產成本才會最低,這是構成競爭優勢的物質基礎。但是在市場上面的競爭不僅是生產成本的競爭,而是總成本的競爭,總成本除了生產成本以外,還包含決定於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好壞的交易成本。

怎麼樣讓企業家按照各個地方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成本來選擇產業、選擇技術,以及怎麼樣把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前者需要有一個制度安排,就是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必須反映這些要素在這個地方的相對稀缺性。如果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相對豐富,那麼就應該資本相對昂貴,勞動力相對便宜。如果是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短缺,那資本就要相對便宜。如果有這樣的一個要素價格體系,企業家為了自己的利潤的最大化,就會多利用那些豐富的、廉價的要素,少用那些稀缺的、昂貴的要素,企業家選擇的技術,就會符合當地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技術,所進入的產業就會是符合當地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產業。怎麼樣才能形成能夠充分反映各個地方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這就要求在產品和要素市場上是充分競爭的“有效的市場”,這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的制度基礎。

不過競爭的市場固然能夠引導企業家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但這影響到的只是在生產過程中的要素成本。要變成競爭優勢,還需要有和所要發展的產業相適應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的完善,企業家自己是無能為力的,需要政府説明協調或有政府來提供。所以,要按各地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除了有效市場之外,還需要有“有為的政府”,根據各個地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供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以及軟的制度安排,幫助企業家把當地的比較優勢變成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優勢。所以經濟要快速發展,一方面必須有一個有效的市場,另一方面也必須要有有為的政府,兩隻手都要硬。

推動“十四五”期間高品質發展的方法:

“因勢利導”和“倒彈琵琶”

各個地方在“十四五”期間,怎麼運用按照當地比較優勢的基本原則制定規劃來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具體如何操作?新結構經濟學把各個地方的產業,不管在哪個發展階段,根據三個維度來劃分。這三個維度是:第一,現有的產業跟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技術差距有多大?到底是已經在全國全世界的技術前沿,還是在全國全世界的內部,和前沿存在有一定的差距;第二,這個產業到底是符合當地的比較優勢,還是違背比較優勢?是否過去有比較優勢,現在喪失比較優勢?第三,這個產業的產品和技術的研發週期,到底是短週期,半年、一年、18個月的研發就可以有新產品、新技術,還是長週期,要得到新產品新技術這個研發,要10年、20年有的甚至要30年,才有新產品新技術?新結構經濟學根據這三個維度,把各個地方的產業分成5種不同類型的產業。

第一種類型是追趕型,這種產業當地現在有或者正準備進入,但是生產出來的產品一般品質比較差,價格比較低,固然也有市場需求,並且能盈利,代表在這個水準的產品市場上有比較優勢,但是和發達的國家的產品比,價格差了好幾倍,像一些裝備、工作母機,我國的賣100萬美元,瑞士、德國的可以賣300萬美元、500萬美元,這樣的產業屬於追趕型。

第二類領先型,我國的產品、技術已經在世界的最前沿,或是接近世界的最前沿,家電產業、華為生產的5G通訊設備等屬於這一類。

第三類轉進型,通常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過去是世界領先,但是由於工資上漲非常快,我國在這類產業中逐漸失掉了比較優勢。這類產業稱為轉進型是因為有部分企業需要進入到附加值較高的微笑曲線兩端,建立品牌,從事產品設計和市場行銷等。附加值較低的生產製造那部分必須轉移到工資水準比較低的內地,或是海外去創造第二春。

第四類是換道超車型。這類產業有一個特性,它的產品、技術的研發週期特別短,通常半年、12個月、18個月,就有一代新產品新技術。由於它的研發週期特別短,最重要的投入是人力資本,包括高科技人才和對市場方向把握非常好的企業,金融物資資本所需相對較少。以“人、機器、資源智慧互聯”為特徵的新工業革命大多集中在這種換道超車型產業。發達國家經過工業革命以後二三百年的發展和積累,金融、物質資本比我國豐富,但是在後天的教育以及先天的天賦為主要組成部分的人力資本上我國沒有什麼劣勢,所以,在以人力資本為主要投入的換道超車型產業上,我國和發達國家可以齊頭並進,並且已經有很多成功的典型,像華為、中興、大疆、科大訊飛、阿裡、騰訊、百度。在這些產業上我國可以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個起點上競爭。

第五類是戰略型,這種產業和第四類換道超車型產業特性正好相反,產品的研發週期特別長,10年,20年,有時候更長,要有高人力資本投入,也要有高金融、高物質資本投入。我國即使跨過12,700美元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相比於美國人均GDP已經達到6萬多美元,我國也不過只有1/4不到。在這類產業上我國還不具有比較優勢,但這類產業影響到國防和經濟安全,不能沒有,否則國防安全會受到威脅,經濟上也可能會像目前一些核心晶片那樣出現被“卡脖子”的情形,所以,我國也必須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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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畢節市夾岩水利樞紐工程大壩正在建設中,這是“十三五”期間國家分步建設的172項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圖:新華社)

各個地方的產業都可以分成這五種類型,這五類產業各個地方的政府如何在市場中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來促進其發展?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因勢利導”,二是“倒彈琵琶”。

因勢利導主要針對的是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包括追趕型、領先型和彎道超車型。如果是追趕型,當地的產業是在低水準的產品和品質上有比較優勢,但是跟發達國家來比,技術還相對落後,怎樣來縮小技術差距?一是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在引進技術的時候,有的是買更好、更新的設備,有的是購買專利,有的是要到國外去設立研發中心雇傭當地高水準的人才,或是在國內設立研發中心,來掌握這個技術,各個地方的政府要分析現有的產業狀況,瞭解企業的需要,説明當地企業克服在技術追趕上可能面對的困難,幫助企業更快地提高技術和產品品質水準。

領先型的產業必須不斷研發新產品、新技術以在國內、國際市場維持領先地位。在基礎科研(R)和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D)中,企業對開發(D)有很大的積極性,因為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出來以後,可以獲得專利,可以獲得國內國際市場上的壟斷利潤,成功以後回報非常高。但是在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上面要取得成功,必須有基礎科研(R)的突破,基礎科研的成果是一篇論文,是一個公共產品,一般企業不太願意在這方面耗費資源。可是要是沒有基礎科研的突破,那麼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就會成為無源之水。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合力通過設立國家實驗室,省、地級的實驗室,建立產學研合作,支援領先型產業新技術新產品開發所需的基礎科研,幫助企業克服基礎科研上面的瓶頸。

轉進型產業過去有比較優勢,對地方的經濟發展的貢獻很大,但是一般勞動力太密集,現在已經逐漸失掉比較優勢了。各個地方的一縣一品,一市一品大多是這樣的產業。這類產業有一部分可以通過“機器換人”來提高它的生產力水準,但由於附加價值的瓶頸限制,這方面的空間有一定的限度,有些有能力的企業可以通過品牌建設,產品設計、市場銷售管道進入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生產活動。其中的生產加工部分如果“機器換人”成本還太高,則需要轉移到工資水準比較低的中西部省份,或是海外工資水準比較低的地方,去創造第二春。對進入到微笑曲線的兩端所需要的人才,如設計人才,地方政府設立職業培訓學校幫這些企業培養人才,如果轉型為面向全國全世界市場管道中心,地方政府可以為其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商業環境;對於轉移到其他地方去創造第二春的企業,當地政府可以組織企業抱團和承接地的政府對接,在承接地築巢引鳳,讓轉移過去的企業能夠很快的煥發出新的青春。

對於換道超車型產業,新工業革命裡的智慧製造、智慧聯通的軟體和硬體,這類產業以人力資本為最主要的投入。怎樣把有天分的人,集中來發展這種新的產業?如果當地已經有很好的大學,會有很多人才;如果大學較少,比如像深圳,可以創造有利的環境把企業和人才招引進來。中國有些省份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像設立夢想小鎮,能夠把有創新能力的人才集中在那個地方腦力激蕩,開發新產品、新概念、新技術、新業態。新一代產品開發出來要大規模生產,或開發出新的生產、營業模式的時候,也需要資本投入,這就要把風險資本的投入,地方政府可以設立引導基金,支援創新型企業和吸引風險資本來投資。

對於關係到國防和經濟安全的戰略型產業,因為違反比較優勢,在市場中沒有辦法實現盈利要求,總的來說需要有中央政府財政補貼。六七十年代很多三線建設就屬於這種方式。由於中美關係從合作夥伴變成競爭對手,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對我國的進一步發展至關重要,在“十四五”期間戰略型產業會有長足的發展。這些項目總要落地,各個地方可以配合中央的政策,讓這個產業能落地生根,並為下面所要談的“倒彈琵琶”創造條件。

通常戰略型產業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非常密集,超過一個地方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地方政府很難以自己的力量來支持這種產業的進一步升級和發展,不過地方政府可以利用這種產業帶來的技術力量和相關的產業鏈“倒彈琵琶”,結合當地的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的稟賦條件,發展符合當地比較優勢的產業。在改革開放以後,這樣的成功的例子不少,例如四川綿陽是三線建設的重要城市,能夠生產資本、技術非常密集的飛機發動機、雷達等國防軍工最前沿的產品。改革開放以後,綿陽的長虹電氣就是利用原來生產雷達的工程技術力量,結合當地勞動力,生產資本和技術較雷達低的家用彩色電視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國內最有名的彩電品牌。重慶也是一個重工業基地,能夠生產坦克,90年代利用其技術和產業配套的優勢發展成為全國最大、最有競爭力的摩托車生產基地。在“十四五”期間,各個地方除了按照當地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因勢利導”產業升級之外,如果有戰略型產業也可以“倒彈琵琶”,下個資本和技術臺階,根據當地的要素稟賦,進行軍民結合,發展符合比較優勢,有大的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的新的民用產業。

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介紹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思路,以及怎麼運用這個思路於政策制定的實踐上。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知成一體”,本著“因行得知,用知踐行,唯成證知,知成一體”的理念,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同仁樂意以所知貢獻於各地“十四五”規劃的制定和執行,並以此來進一步深化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謝謝各位!


 相關閱讀: 

《林毅夫:中國未來,“有為政府”如何作為》

本文發佈於2014-10月 

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看,我國改革開放35年來取得了巨大成績。中國已經從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2013年年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800美元的國家和全世界最大的貿易體。但是,目前我國仍然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為此,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即國民生產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人均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要達到這一目標,未來幾年經濟增長需要保持平均每年7.3%的速度。

如果實現這一目標,我認為,人民幣將繼續升值。因此,到2020年,考慮到人民幣升值的因素,我國的人均收入有可能達到127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設立的指標,一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過12700美元的門檻就已躋身高收入國家的行列。當然,12700美元和美國52000美元、德國45000美元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但可以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高收入行列的經濟體只有兩個: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從中等收入邁入高收入的經濟體有13個,除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外,其他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從“二戰”到2008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美國的差距縮小達到10個百分點以上的經濟體只有28個。在2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近180個國家一直處在低收入狀態或中等收入陷阱中。我國無疑是幸運的,35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從一個低收入國家成功躍升至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而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能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的國家數量非常少。

“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績效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並不在於自身的不努力。他們大都做了各種嘗試,可是成功的少之又少。與此同時,從“二戰”到現在,沒有一個經濟體是因按照西方主流理論制定政策而獲得成功的;少數幾個成功的經濟體所推行的政策從當時主流理論來看是不正確的,例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採用的是出口導向戰略,從傳統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入手發展經濟,而非採用當時主流的進口替代戰略,直接去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當然,這並不是說違背主流經濟理論來制定政策就一定可以成功,但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確實出現了“不靈”的問題。今天在這裡,我希望就這個話題與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

反思發展經濟學

對於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怎麼向市場經濟轉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即以“休克療法”來推行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到位地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當時很多國家都是按照這種方式來轉型,結果卻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在上述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面前,我們必須對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進行反思。為什麼?理論的目的是説明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論不能説明我們認識世界,比如,不能回答包括諸如為什麼有些國家是貧窮的,或是為什麼根據理論的邏輯所制訂的政策不能達到所預期的效果,甚至按照理論做政策,其結果比原來還糟,那麼,應該對相關理論產生懷疑、進行反思了,並思考可以真正説明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替代理論。

發展經濟學是“二戰”後才從主流經濟學分離出來的一個新的子學科。“二戰”後,原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開始了現代化建設,發展經濟學也應運而生。當時的主流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要變成現代化的國家就必須以政府為主導來發展現代化的、大規模的資本密集產業。

“二戰”後,許多新獨立的、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推行的都是這種經濟政策,其導致的結果是建立起現代化的大工業體系,並確實有一段時間,通過投資拉動了經濟快速增長,但是,其後經濟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由於效果並不理想,所以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國改革開放時,就出現了“第二版”的發展經濟學,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一版本的發展經濟學提出,應該讓政府從市場退出,建立完善的、像發達國家一樣的市場經濟體系。

對於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怎麼向市場經濟轉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即以“休克療法”來推行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到位地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當時很多國家都是按照這種方式來轉型,結果卻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因此,有一些經濟學家就稱之為“迷失的20年”

前兩版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發展中國家不如發達國家,但是,根據這些理論來制定政策結果更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及時反思理論本身,並提出新的理論模式與框架。

“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經濟會最有競爭力,可以創造最大的剩餘和資本的積累,比較優勢提升,產業就可以升級。

我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版”認為,既然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一個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就應該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有行為者都是理性的,政府、企業、家庭、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學家所謂的“理性”,就是當一個行為主體面臨選擇時總會做出他所認為的最好選擇。我想用這種方式來研究:為何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他們的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都並不一樣?什麼因素驅動了這些結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如果按照這種範式進行研究,就是“結構經濟學”。

但是,為什麼說這是“新結構經濟學”?因為想將它區別於之前的“結構主義”。這在現代經濟學中也有先例。如道格拉斯·諾思以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本該叫“制度經濟學”,後來為什麼叫“新制度經濟學”?因為美國在20世紀初的時候有一個“制度學派”,為了有別于制度學派,所以就叫“新制度經濟學”。

我想研究的是: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結構是由什麼決定的,其結構是如何變化的,如何推動經濟的發展。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認為一個國家在每一個時點的經濟結構是內生的,取決於這個國家在那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

為什麼發達國家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主導?因為他們勞動力相對少、相對貴,資本相對多、相對便宜。在可選擇的產業當中,選擇資本密集的產業因其資本相對價格較低,所以成本相對最低、最有競爭力。發展中國家如果選擇同樣的產業,則成本相對高,競爭力就不如發達國家。因此,發達國家在資本很密集的產業就具有比較優勢;相反,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如果所有的產業都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更有競爭力,其產業結構就是最優的。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目的是希望人均收入水準達到發達國家的水準,那麼,勞動生產率水準就需要和他們一樣高,產業結構也就需要和他們一樣。但是,結構主義忘記了一點:要素稟賦結構。要達到像發達國家一樣的產業結構,需要每個勞動者所擁有的資本必須和發達國家一樣多。這還不是說在少數產業上,而是在全部產業上每個勞動力擁有的資本必須和發達國家一樣多。

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是資本相對短缺,於是,就需要提高要素稟賦結構,使每個勞動者的資本所有量增加。要素稟賦結構提升帶來產業結構提升,規模會越來越大,市場交易的範圍會越來越廣,交易的價值也會越來越高,所以必須要完善相應的基礎設施和制度。

“二戰”後,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產業、技術、基礎設施和制度等結構沒有不斷地提升和完善。我認為,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經濟會最有競爭力,可以創造最大的剩餘和資本的積累,比較優勢提升,產業就可以升級。隨著產業升級,市場範圍擴大,風險和交易量都會加大,這時就必須完善相應的硬的和軟的基礎設施,來降低交易費用。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前提,是必須有一個能夠很好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這個價格體系只有在競爭的市場中才會存在。所以,要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市場”。但這時有人就會問了:如果有效的市場那麼重要,還需要政府做什麼?因為經濟發展不是靜態的資源配置,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產業結構必須不斷升級的過程。在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過程中,必須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需要有一定的激勵,才會有人願意去冒這樣的風險。

當然,他的成功並不只是由他是否有勇氣第一個吃螃蟹來決定,還和是否具備匹配的基礎設施和完善的制度環境有關。這些並不是靠單個企業家自己就可以做到的,需要有協調。在發展的動態過程中,政府必須對外部性進行補償,並協調各種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所以,除了需要有“有效的市場”外,還需要有一個“有為的政府”。

新結構經濟學”的產業政策

中國現在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改善營商環境和政府治理,建立有效的市場,並根據現有產業和世界產業前沿的差距,按照比較優勢,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發揮“有為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

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目的是為了改進經濟績效。如前所述,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需要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經濟發展是產業技術不斷升級的過程,而政府的支援對加快市場經濟的技術研發、產業升級和經濟多元化來說都很重要,因為需要政府來補償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解決企業間的協調問題。在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時,產業政策是個有用的工具。新結構經濟學的產業政策可以分為追趕型產業政策、領先型產業政策和退出型產業政策。

第一類,追趕型產業政策。追趕型的產業政策是指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政府要選擇性地支持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產業。所謂“潛在的比較優勢”,是指在經濟體中,某個行業要素生產成本低,有成本優勢,但其交易成本過高,以至於無法在本國或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政府一旦幫助這些企業解決外部性和協調問題,降低先行者的風險,減少其交易成本,這些企業就有可能變成這個國家的競爭優勢產業。

無論是16世紀的英國追趕荷蘭,19世紀中葉的美國、法國、德國追趕英國,還是“二戰”後日本追趕美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亞洲四小龍”追趕日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這些國家的產業政策通常都選擇要素稟賦結構相似、發展很好、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差大約1倍的國家的成熟的、可貿易的產業來追趕。

為什麼必須與其追趕物件有相近的要素稟賦結構?因為要素稟賦結構相同,比較優勢就相同。通常意義下,要素稟賦包括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如果是農業,必須要有相同的自然資源條件。如果是製造業,則只要看人均收入水準即可,因為人均收入反映的是人均資本的擁有量。一個國家如果連續二三十年都保持經濟快速發展,資本一定會積累得非常快,工資上升也會非常快。原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逐漸失掉比較優勢,變成與其發展差距不大的國家潛在的比較優勢。

根據上述思路,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制定追趕型產業政策的六個步驟:

第一步,找出那些要素稟賦結構相似、人均收入高出本國國內1倍甚至2倍的國家,或者是在此20年前收入水準與我國相當的國家。從這些目前發展非常好、符合上述特點的經濟體來看,他們成熟的比較優勢產業就是我國潛在的比較優勢產業。

第二步,瞭解了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產業後,要看一下國內有沒有私營企業已經進入。如果有私營企業已經進入,其要素生產成本應該低於參照國相關企業的成本。若無法在國內外市場上競爭,一定是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交易費用過高,政府就應該幫忙考察到底哪些軟硬基礎設施造成了高交易成本問題,為企業解決這些瓶頸限制。

第三步,對於那些沒有本國企業或出口企業很少的產業,可以向第一步中選取的國家尋求外商投資,消除他們來投資的瓶頸限制,或者啟動新企業孵化項目。

第四步,除去那些第一步所選取的行業之外,政府還需要注意私人企業的自主發現,並為已在新行業裡獲得成功的創新企業的擴大規模提供支援。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色資源或者是新技術產生的新機會。如果有企業家已經發現這種機會,政府也應當幫他們解決在發展過程當中存在的瓶頸、受到的限制,讓產業的發展從新技術和本國特殊的要素稟賦中受益。

第五步,在那些基礎設施差、商業環境惡劣的國家,可設立經濟特區或工業園區,解決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差的問題,以吸引外商和國內企業投資,鼓勵產業集群。

第六步,政府必須對先行企業有一定的外部性補償。外部性的補償只需要很少的資源,比如給予有時限的稅收優惠、優先貸款權等。傳統進口替代戰略產業政策中的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補貼的量大,而且,即使建立起來,也需要有補貼才能生存。而這裡所說的補償只針對外部性,企業是有自生能力的。

第二類,領先型產業政策。發達國家的產業基本上都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像我國這類中等偏上的發展中國家也有一些國際領先型產業。這些產業的新技術、新產品都必須依靠自主研發。自主研發需要有基礎科研和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

直至今日,發達國家的基礎性研究中的絕大多數是由政府支持的。比如美國的國家健康研究院、國家科學基金會。但是,政府的資金是有限的,因而需要進行有選擇的支援。當這些發達國家在基礎科研上有突破了,新產品的開發則基本上是由企業來做。企業在做的時候,政府並不是完全不給予幫助的。政府的説明主要體現在產品研發之後的採購環節。通過政府採購,可以幫助企業較快地形成規模化生產以降低單位生產成本,提高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當前,我國已經有了一些處在國際尖端或者接近國際尖端的產業。在此情況下,政府應像發達國家那樣,對這類產業相關的基礎科研提供幫助,支持大專院校,或支持由行業形成的平臺進行技術知識的研究。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完全可以利用國外在基礎科研上的突破,結合國內市場的特性來研發新產品。對此,政府同樣可以參照發達國家的做法,對相應的研發或採購予以支持。

第三類政策,關於已經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如何退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總會有一些產業因為資本積累、工資水準提高失掉比較優勢。政府應創造條件,鼓勵其中一些有能力的企業轉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即轉向附加價值高的研發、市場管道管理和品牌等領域;或幫助他們將生產加工環節轉移到工資水準比較低的國家,利用當地勞動力資源優勢來提高競爭力,創造企業的“第二春”,將GDP擴大為GNP。

中國現在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改善營商環境和政府治理,建立有效的市場,並根據現有產業和世界產業前沿的差距、按照比較優勢,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發揮“有為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 

 

林毅夫教授目前擔任國家“十四五”規劃編制專家諮詢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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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食髦 Food Fashio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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