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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15
文余秋雨授權自 瞭望智庫（zhczyj）
摘編自《給青少年的中國文化課》，磨鐵圖書2020年7月出版，原標題為《中國文化長壽的原因》，原文有刪減，不代表漢周讀書觀點。
一直以來，大家都很熱衷於討論：中國文化為什麼能成為人類古文化中唯一的倖存者。
這個問題，前輩學者不太注意，因為他們常常處於國力凋敝、任人宰割的時代，很難正視中國文化的強勁生命力，而且他們也沒有到全球各地進行對比性考察的條件。
到了我們這一代，情況發生了變化。
今天，小編分享余秋雨的一篇文章，他花費幾十年時間，走遍全球重大的古文化遺址，尋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01 體量巨大
一種文化所佔據的地理體量，從最原始的意義上決定著這種文化的能量。
照理，小體量也能滋生出優秀文化的雛形，但當這種雛形發育長大、伸腿展臂，小體量就會成為束縛。
航拍黃河（陝西段）
中國文化的體量足夠龐大。與它同時存世的其他古文化，體量就小得多了。
即便把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發祥地的面積加在一起，也遠遠比不上中國文化的搖籃黃河流域。
如果把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地域都算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地域的面積總和大了幾十倍。
不僅如此，中國文化的遼闊地域，從地形、地貌到氣候、物產，都有極多差異。
永遠山重水復，又永遠柳暗花明。
一旦踏入不同的地域，就像來到另外一個世界。
相比之下，其他古文化的地域，在生態類別上都比中國單調。
中國文化的先祖們對於自己生存的環境體量，頗為重視。
雖然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他們還不可能獨自抵達很多地方，卻一直保持著宏觀的視野。
兩千多年前的地理學著作《禹貢》、《山海經》，已經表達了對於文化體量的認知。
後來的多數中國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狹小的所在，一開口也總是“天下興亡”“五湖四海”“三山五嶽”，可謂氣吞萬里。
這證明，中國文化從起點上就對自己的空間幅度有充分自覺，這種空間幅度轉化成了心理幅度。
在中國文化的巨大體量四周，還擁有一道道“隔離帶”。
一邊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險峻的高峰和高原，一邊是難以穿越的沙漠和針葉林，一邊是古代航海技術無法戰勝的茫茫大海，這就保障了中國文化群體在生態底線上的整體安全，也構成了一種內向的宏偉。
這種內向的宏偉，讓各種互補的生態流轉、衝撞、翻騰、互融。
這裡有了災荒，那裡卻是豐年；
一地有了戰亂，可以多方遷徙；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滄海桑田未有窮盡。
這種生生不息的運動狀態，潛藏著可觀的集體能量。
由地域體量轉化為集體能量，其間主體當然是人。
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統計，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規模巨大的群體中。
現代的研究條件，讓我們可以為先輩追補一些人口數字。
先秦時期，人口就有兩千多萬；
西漢末年，六千萬；
唐朝，八千萬；
北宋，破億；
明代萬曆年間，達到兩億；
清代道光年間，達到四億……
這中間，經常也會因戰亂、災荒和傳染病而人口銳減，但總的來說，中國一直可稱為“大山大川中的人山人海”。
正是這龐大的地域體量和人群體量，中國文化有了“長壽”的第一可能。
02 從未遠征
地域體量和人群體量所轉化成的巨大能量，本來極有可能變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但是，中國文化沒有做這種選擇。
這首先與文明的類型有關。
世界上各種文明由於地理、氣候等宏觀原因大體分成三大類型，即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農耕文明。
2020年7月6日，金山嶺長城風光壯美如畫。
中國雖然也擁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長的海岸線，但是核心部位卻是由黃河、長江所灌溉的農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細作”型的農耕文明。
草原，是農耕文明“籬笆外”的空間，秦始皇還用磚石加固了那道籬笆，那就是萬里長城。
而大海，由於缺少像地中海、波羅的海這樣的“內海”，在古代航海技術的限制下，中國文化一直與之不親。
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偉大，卻都具有天然的侵略性。
它們的馬蹄，常常忘了起點在何處，又不知終點在哪裡。
它們的風帆，也許記得解纜於此岸，卻不知何方是彼岸。
不管是終點還是彼岸，總在遠方，總是未知，也總免不了劍戟血火、佔領奴役。
與它們相反，農耕文明要完成從春種到秋收的一系列複雜生產程序，必須聚族而居、固守熱土。
這種由文明類型沉澱而成的“厚土意識”，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素質。
“厚土”，當然會為了水源、田畝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權而常常發生戰爭。
但是，也因為“厚土”，他們都不會長離故地，企圖攫取遠方異邦。
中國航海家鄭和，先於哥倫布等西方航海家，到達世界上那麼多地方，卻從來沒有產生過一絲一毫佔取當地土地的念頭，這一例證最雄辯地證明，中國文化沒有外侵和遠征的基因。
在古代世界，不外侵，不遠征，也就避免了別人的毀滅性報復。
縱觀當時世界別處，多少輝煌的文明就在互相征戰中逐一毀滅，而且各方都害怕對方死灰復燃，因此毀滅得非常殘忍，不准留下任何文化記憶。
反過來說，如果哪種文明在遠征中戰勝了，那也只是軍事上的戰勝，而軍事戰勝總是暫時的。
在古代世界史上，很多軍事戰勝恰恰是文化自殺。文化被綁上了戰車，文化的傳承者全都成了戰士和將軍，一批又一批地流血捐軀在異國他鄉。
因此，正是中國文化不外侵、不遠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毀滅的保證。
當然，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內戰，但那些內戰打來打去都是為了爭奪中國文化的主宰權，而不是為了毀滅中國文化。
因此，不管在內戰中誰敗誰勝，對文化都不必過於擔心。
03 以統為大
一個龐大文化實體的隕落，不會剎那間灰飛煙滅，而總是呈現為逐漸分裂，直至土崩瓦解。
而且，恰恰是大體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長期分裂，大體量所產生的大能量不僅無法構成合力，還會成為互相毀損的暴力。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出現過不少分裂時期，但總會有一股強勁的力量把江山拉回統一的版圖。中國文化的“長壽”，也與此有關。
照理，統一有統一的理由，分裂有分裂的理由，而且都十分雄辯，很難互相說服。
真正說服我的，是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
他沒有來過中國，卻對中國有特別深入的研究。
他說，中國文化的生態基礎是黃河和長江，但是，這兩條大河都流經很多省份，任何一個省份如果要憑藉著黃河、長江來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都輕而易舉。
因此，僅僅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須統一在同一個政府的統治之下。
他不懂中文，但是來過中國的歐洲傳教士告訴他，在中文中，統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個字。
這樣，他也就為政治生態學找到了地理生態學上的理由。
這樣的文化闡釋，論證了作為中國文化根基的農耕腹地，不應該長時間分裂和敵對。
其實，早在《尚書》、《公羊傳》、孟子、墨子、申不害那裡，就一再出現過“一匡天下”、“大一統”的觀念，而從秦始皇、韓非子、李斯這些政治家開始，已經訂立種種規範，把統一當作一種無法改變的政治生態和文化生態。
必須指出，秦王朝統治者的“一匡天下”、“大一統”，完全是為了建立獨家獨姓的極權帝制，其間的種種殘暴、蠻橫令人髮指，不應該獲得太多頌揚。
事實上，他們也早早地斷送了自己的生涯。
但是，他們留下的有關“大一統”的文化遺產，哺育了此後一個個追求統一的王朝。
在他們身後的兩千年間，出現了大批著力於統一或分裂的人。
人們經常可以看到那些強踞一方而自立為王的分裂主義者，反過來，又可以看到不少以統一為名試圖推行獨裁專制的政治人物，因此，我們不能簡單以統一還是分裂來斷其善惡。
但是，如果以概率論統計，兩相比較，往往是那些著力於統一的人更有遠見。
他們中的傑出人士，因大器而握大脈、控大局，是統裂之間的“大者”。
由於他們，中國一次次由分裂走向統一；
也由於他們，多數中國人在文化上養成了作為大國國民的心理適應。
正是這種心理適應，指引著歷史的步履，使中國和中國文化始終沒有分崩離析。
04 避開極端
避開極端，其實就是中庸之道。
如果對中庸做最簡單的解釋，中，是指中間值；庸，是指尋常態。
正是這兩方面，構成了普遍意義上的延續態勢。
中庸與時間有奇特姻緣。無數事實證明，有了中庸，就能擁有更多時間；反之，放棄中庸，則會讓時間中斷。
中國的歷史那麼長，遭遇的災禍那麼多，在很多時候似乎走不過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偉大文明終於倒地不起一樣。
但是，中國卻一次次走通了，越過了災禍，越過了滅亡，踉踉蹌蹌地存活了下來。
細察每一個生死關口就能發現，正是中庸，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庸為何能避禍、避亡？原因是，它避開了在關鍵時刻最容易出現的各種極端主義。
極端主義極有魅力，口號響亮爽利，令人感動，極端主義者就像站在懸崖峭壁邊上的好漢，渾身散發著英雄的光輝。
因此，他們總是擁有大量的追隨者、崇拜者、死忠者，勸也勸不回。但是，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口號不是路標，好漢不是嚮導，懸崖不是大道。接下來的路，該怎麼走呢？
極端主義者不僅割斷時間，而且也割斷空間。他們遲早連追隨者的勸告、建言、修正也無法容忍，把這些夥伴當作叛逆者一一驅逐，孤苦伶仃地堅守著越來越局促的“原教旨主義”。
於是，空間的局促又加劇了時間的短促，覆滅不可避免。
中庸與他們一比，總是那麼平淡、那麼家常、那麼低調，引不來任何喝彩和歡呼。中庸只在輕腳慢步地四處探問，輕聲慢語地商量勸說。
但是，過不久，一條小路找到了，一種諒解達成了，一番口舌刪掉了，一場惡鬥讓過了。
看起來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只不過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了，而且是平順地活下去了。
中國文化在整體上拒絕極端主義，信奉中庸。
古代經典在這個問題上的反复教導，深契大地人心，結果，即便是那些很容易陷入極端主義的外來宗教，一與中國文化接觸便減去了殺伐之氣，增添了圓融風範。
為什麼在各大文明間，只有中國能夠全方位地實踐中庸？
說到底，這還是與農耕文明相關。
農耕文明靠天吃飯，服從四季循環，深知世上難有真正的極端。
冬天冷到極端，春色漸開，夏天熱到極端，秋風又起。
這種“天人合一”的廣泛體驗經由《周易》提升，儒家總結，成為文化共識。
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哲學，也都有過“中道”的理論，但只有中國，讓中庸在世俗生活中長久普及，成了一種誰都無法忽略的實踐形態。
正是這種實踐形態，避免了中國文化在懸崖邊墜落。
05 科舉制度
各種“長壽”原因，在實際執行中，還應該落實在一個具體項目的操作上。
這個具體項目，自己也要頗為“長壽”，有時間陪著中國文化走過千年長途。
這個項目，就是科舉制度。正是科舉制度，使中國文化拉出了一條通向“長壽”的特殊纜索。原因何在？
第一，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的潰滅，首先潰滅於社會亂局。
因此，必須選取足夠的社會管理人才。
科舉制度的使命，正是以文化考試的方式選拔各級社會管理人才，保全了文化的土壤。
第二，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也曾建立過良好的管理系統，但是如果地域較大，各地的管理者容易自立格局、自選下屬，時間一長，便會與周邊產生裂隙。
而科舉制度全國統一，以統一的標準、統一的機構完成統一的選拔，這從文化上堵塞了分裂的可能，反過來又保護了文化。
第三，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由於沒有建立代代延續的選拔機制，幾代之後就會難以為繼。
科舉制度保證每隔三年提供大量管理人才，源源不斷。
這是中國文化保持有序延續、有效延續的重要原因。
第四，源源不斷的管理人才的產生，必須依靠豐沛的應試資源。
科舉制度對此創造了一個千年實踐：
在中國，不分地域、不分門庭、不分職業、不分貧富，只要是男性，都有資格參加選拔。
在唐代，連外國人也能應試。
這種全民動員，不僅使得備考的生源十分充沛，而且極大地強化了文化在全社會的整體生命力和號召力。
第五，社會上最容易產生焦躁動蕩的群體，就是青年男子。
科舉制度讓全國這一群體的很大部分，都成了極為用功的備考人員、應試人員，而且很多人屢敗屢考，終生應試。
這就讓社會提高了安全係數，而且安全在文化氣氛中。
第六，如此規模的考試，所出試題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個國家的文化選擇。
科舉考試越到後來越明確，以儒家經典為主要考試範圍。
這一來，全國千萬青年男子，為了做官日夜誦讀儒家經典，誦讀到滾瓜爛熟，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他們的初衷，只為個人前途，但結果是，那些儒家經典受到無數年輕生命的接力負載。
這可謂，經典滋養生命，生命滋養經典。
後一種滋養，更是讓經典永顯青春血色，舉世無雙。
第七，這麼多由誦讀經典而終於為官的書生，有沒有能力參加社會管理？
正巧，他們為了應試而天天誦讀的，不是曠世玄學，不是古奧經文，不是隱士秘籍，而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
拿著這些大道理去做縣令、太守，大致屬於“專業對口”。於是，社會治理和文化傳承相得益彰。
第八，科舉考試並不看重天才勃發、奇思妙想，而總是安排刻板的格式，後來甚至限定了“八股”模式。
這會讓李白這樣的稀世天才難以進入。
但是，由於科舉考試的目的只是選拔官員，而不是培養詩人，因此這樣的安排並無大錯。官員將來要做什麼？
在多數情況下，也就是在刻板的格式中規矩行事，有所創新也不失前後左右的基本關係。
那麼，科舉考試就是對行政模式的預示。
李白不適合從事管理職務，因此不能以他的缺席來非難科舉。
科舉如果隨興而不刻板，那就長不了，結果也就無法輔佐中國文化走長路。
第九，科舉考試總體上公平嚴格，卻也會有一些作弊的所謂“科場案”。
由於這種案件直擊吏治命脈，每次都採取酷刑嚴罰，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民眾由此明白：做官以文化入場，對此絕不能作弊。
這種共識極大地提升了文化對於官場倫理的奠基性價值，這在世界其他文化系統中看不到。
僅此九項，已經足以說明科舉制度對中國文化的“長壽”所起到的作用。
確實，我們環視全世界，沒有發現還有哪一種體制，能像科舉制度那樣發揮如此全面、有效、長續的文化守護功能。
由於近兩百年的世界局勢，中國文化的生命優勢幾乎全部被掩蓋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勢。
這種負面處境又激發了一些人的另類偏激，極言中國文化的至高無上，甚至把其中大量腐朽、專制、低智的糟粕也名為“國粹”塗脂抹粉，結果更是極大地玷污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形象。
值得高興的是，對中國文化完全熟視無睹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
即便在遙遠的地方，興趣的目光也開始向中國文化移動。
世界上唯一長壽的超大文化，理應不卑不亢地等待別人的提問，再從容不迫地做一些解答。
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傾聽，一代代改進。
過後，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傾聽、新的改進。
再過幾十年，由於我們和後生們的努力，中國文化一定會以一個更健康、更平靜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並受人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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