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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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文明都衰落了,中國文化卻依然在? ☆來源:漢周讀書

♦ 本篇文章轉載自 漢周讀書。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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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秋雨授權自  瞭望智庫(zhczyj)

摘編自《給青少年的中國文化課》,磨鐵圖書2020年7月出版,原標題為《中國文化長壽的原因》,原文有刪減,不代表漢周讀書觀點。


一直以來,大家都很熱衷於討論:中國文化為什麼能成為人類古文化中唯一的倖存者。

這個問題,前輩學者不太注意,因為他們常常處於國力凋敝、任人宰割的時代,很難正視中國文化的強勁生命力,而且他們也沒有到全球各地進行對比性考察的條件。

到了我們這一代,情況發生了變化。

今天,小編分享余秋雨的一篇文章,他花費幾十年時間,走遍全球重大的古文化遺址,尋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01  體量巨大

一種文化所佔據的地理體量,從最原始的意義上決定著這種文化的能量。

照理,小體量也能滋生出優秀文化的雛形,但當這種雛形發育長大、伸腿展臂,小體量就會成為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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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黃河(陝西段)

 

中國文化的體量足夠龐大。與它同時存世的其他古文化,體量就小得多了。

即便把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發祥地的面積加在一起,也遠遠比不上中國文化的搖籃黃河流域。

如果把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地域都算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地域的面積總和大了幾十倍。

不僅如此,中國文化的遼闊地域,從地形、地貌到氣候、物產,都有極多差異。

永遠山重水復,又永遠柳暗花明。

一旦踏入不同的地域,就像來到另外一個世界。

相比之下,其他古文化的地域,在生態類別上都比中國單調。

中國文化的先祖們對於自己生存的環境體量,頗為重視。

雖然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他們還不可能獨自抵達很多地方,卻一直保持著宏觀的視野。

兩千多年前的地理學著作《禹貢》、《山海經》,已經表達了對於文化體量的認知。

後來的多數中國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狹小的所在,一開口也總是“天下興亡”“五湖四海”“三山五嶽”,可謂氣吞萬里。

這證明,中國文化從起點上就對自己的空間幅度有充分自覺,這種空間幅度轉化成了心理幅度。

在中國文化的巨大體量四周,還擁有一道道“隔離帶”。

一邊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險峻的高峰和高原,一邊是難以穿越的沙漠和針葉林,一邊是古代航海技術無法戰勝的茫茫大海,這就保障了中國文化群體在生態底線上的整體安全,也構成了一種內向的宏偉。

這種內向的宏偉,讓各種互補的生態流轉、衝撞、翻騰、互融。

這裡有了災荒,那裡卻是豐年;

一地有了戰亂,可以多方遷徙;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滄海桑田未有窮盡。

這種生生不息的運動狀態,潛藏著可觀的集體能量。

由地域體量轉化為集體能量,其間主體當然是人。

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統計,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規模巨大的群體中。

現代的研究條件,讓我們可以為先輩追補一些人口數字。

先秦時期,人口就有兩千多萬;

西漢末年,六千萬;

唐朝,八千萬;

北宋,破億;

明代萬曆年間,達到兩億;

清代道光年間,達到四億……

這中間,經常也會因戰亂、災荒和傳染病而人口銳減,但總的來說,中國一直可稱為“大山大川中的人山人海”。

正是這龐大的地域體量和人群體量,中國文化有了“長壽”的第一可能。

 02  從未遠征

地域體量和人群體量所轉化成的巨大能量,本來極有可能變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但是,中國文化沒有做這種選擇。

這首先與文明的類型有關。

世界上各種文明由於地理、氣候等宏觀原因大體分成三大類型,即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農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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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6日,金山嶺長城風光壯美如畫。

中國雖然也擁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長的海岸線,但是核心部位卻是由黃河、長江所灌溉的農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細作”型的農耕文明。

草原,是農耕文明“籬笆外”的空間,秦始皇還用磚石加固了那道籬笆,那就是萬里長城。

而大海,由於缺少像地中海、波羅的海這樣的“內海”,在古代航海技術的限制下,中國文化一直與之不親。

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偉大,卻都具有天然的侵略性。

它們的馬蹄,常常忘了起點在何處,又不知終點在哪裡。

它們的風帆,也許記得解纜於此岸,卻不知何方是彼岸。

不管是終點還是彼岸,總在遠方,總是未知,也總免不了劍戟血火、佔領奴役。

與它們相反,農耕文明要完成從春種到秋收的一系列複雜生產程序,必須聚族而居、固守熱土。

這種由文明類型沉澱而成的“厚土意識”,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素質。

“厚土”,當然會為了水源、田畝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權而常常發生戰爭。

但是,也因為“厚土”,他們都不會長離故地,企圖攫取遠方異邦。

中國航海家鄭和,先於哥倫布等西方航海家,到達世界上那麼多地方,卻從來沒有產生過一絲一毫佔取當地土地的念頭,這一例證最雄辯地證明,中國文化沒有外侵和遠征的基因。

在古代世界,不外侵,不遠征,也就避免了別人的毀滅性報復。

縱觀當時世界別處,多少輝煌的文明就在互相征戰中逐一毀滅,而且各方都害怕對方死灰復燃,因此毀滅得非常殘忍,不准留下任何文化記憶。

反過來說,如果哪種文明在遠征中戰勝了,那也只是軍事上的戰勝,而軍事戰勝總是暫時的。

在古代世界史上,很多軍事戰勝恰恰是文化自殺。文化被綁上了戰車,文化的傳承者全都成了戰士和將軍,一批又一批地流血捐軀在異國他鄉。

因此,正是中國文化不外侵、不遠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毀滅的保證。

當然,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內戰,但那些內戰打來打去都是為了爭奪中國文化的主宰權,而不是為了毀滅中國文化。

因此,不管在內戰中誰敗誰勝,對文化都不必過於擔心。

 03  以統為大

一個龐大文化實體的隕落,不會剎那間灰飛煙滅,而總是呈現為逐漸分裂,直至土崩瓦解。

而且,恰恰是大體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長期分裂,大體量所產生的大能量不僅無法構成合力,還會成為互相毀損的暴力。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出現過不少分裂時期,但總會有一股強勁的力量把江山拉回統一的版圖。中國文化的“長壽”,也與此有關。

照理,統一有統一的理由,分裂有分裂的理由,而且都十分雄辯,很難互相說服。

真正說服我的,是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

他沒有來過中國,卻對中國有特別深入的研究。

他說,中國文化的生態基礎是黃河和長江,但是,這兩條大河都流經很多省份,任何一個省份如果要憑藉著黃河、長江來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都輕而易舉。

因此,僅僅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須統一在同一個政府的統治之下。

他不懂中文,但是來過中國的歐洲傳教士告訴他,在中文中,統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個字。

這樣,他也就為政治生態學找到了地理生態學上的理由。

這樣的文化闡釋,論證了作為中國文化根基的農耕腹地,不應該長時間分裂和敵對。

其實,早在《尚書》、《公羊傳》、孟子、墨子、申不害那裡,就一再出現過“一匡天下”、“大一統”的觀念,而從秦始皇、韓非子、李斯這些政治家開始,已經訂立種種規範,把統一當作一種無法改變的政治生態和文化生態。      

必須指出,秦王朝統治者的“一匡天下”、“大一統”,完全是為了建立獨家獨姓的極權帝制,其間的種種殘暴、蠻橫令人髮指,不應該獲得太多頌揚。

事實上,他們也早早地斷送了自己的生涯。

但是,他們留下的有關“大一統”的文化遺產,哺育了此後一個個追求統一的王朝。

在他們身後的兩千年間,出現了大批著力於統一或分裂的人。

人們經常可以看到那些強踞一方而自立為王的分裂主義者,反過來,又可以看到不少以統一為名試圖推行獨裁專制的政治人物,因此,我們不能簡單以統一還是分裂來斷其善惡。

但是,如果以概率論統計,兩相比較,往往是那些著力於統一的人更有遠見。

他們中的傑出人士,因大器而握大脈、控大局,是統裂之間的“大者”。

由於他們,中國一次次由分裂走向統一;

也由於他們,多數中國人在文化上養成了作為大國國民的心理適應。

正是這種心理適應,指引著歷史的步履,使中國和中國文化始終沒有分崩離析。

 04  避開極端

避開極端,其實就是中庸之道。

如果對中庸做最簡單的解釋,中,是指中間值;庸,是指尋常態。

正是這兩方面,構成了普遍意義上的延續態勢。

中庸與時間有奇特姻緣。無數事實證明,有了中庸,就能擁有更多時間;反之,放棄中庸,則會讓時間中斷。

中國的歷史那麼長,遭遇的災禍那麼多,在很多時候似乎走不過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偉大文明終於倒地不起一樣。

但是,中國卻一次次走通了,越過了災禍,越過了滅亡,踉踉蹌蹌地存活了下來。

細察每一個生死關口就能發現,正是中庸,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庸為何能避禍、避亡?原因是,它避開了在關鍵時刻最容易出現的各種極端主義。

極端主義極有魅力,口號響亮爽利,令人感動,極端主義者就像站在懸崖峭壁邊上的好漢,渾身散發著英雄的光輝。

因此,他們總是擁有大量的追隨者、崇拜者、死忠者,勸也勸不回。但是,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口號不是路標,好漢不是嚮導,懸崖不是大道。接下來的路,該怎麼走呢?

極端主義者不僅割斷時間,而且也割斷空間。他們遲早連追隨者的勸​​告、建言、修正也無法容忍,把這些夥伴當作叛逆者一一驅逐,孤苦伶仃地堅守著越來越局促的“原教旨主義”。

於是,空間的局促又加劇了時間的短促,覆滅不可避免。

中庸與他們一比,總是那麼平淡、那麼家常、那麼低調,引不來任何喝彩和歡呼。中庸只在輕腳慢步地四處探問,輕聲慢語地商量勸說。

但是,過不久,一條小路找到了,一種諒解達成了,一番口舌刪掉了,一場惡鬥讓過了。

看起來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只不過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了,而且是平順地活下去了。

中國文化在整體上拒絕極端主義,信奉中庸。

古代經典在這個問題上的反复教導,深契大地人心,結果,即便是那些很容易陷入極端主義的外來宗教,一與中國文化接觸便減去了殺伐之氣,增添了圓融風範。

為什麼在各大文明間,只有中國能夠全方位地實踐中庸?

說到底,這還是與農耕文明相關。

農耕文明靠天吃飯,服從四季循環,深知世上難有真正的極端。

冬天冷到極端,春色漸開,夏天熱到極端,秋風又起。

這種“天人合一”的廣泛體驗經由《周易》提升,儒家總結,成為文化共識。

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哲學,也都有過“中道”的理論,但只有中國,讓中庸在世俗生活中長久普及,成了一種誰都無法忽略的實踐形態。

正是這種實踐形態,避免了中國文化在懸崖邊墜落。

 05  科舉制度

各種“長壽”原因,在實際執行中,還應該落實在一個具體項目的操作上。

這個具體項目,自己也要頗為“長壽”,有時間陪著中國文化走過千年長途。

這個項目,就是科舉制度。正是科舉制度,使中國文化拉出了一條通向“長壽”的特殊纜索。原因何在?

第一,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的潰滅,首先潰滅於社會亂局。

因此,必須選取足夠的社會管理人才。

科舉制度的使命,正是以文化考試的方式選拔各級社會管理人才,保全了文化的土壤。

第二,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也曾建立過良好的管理系統,但是如果地域較大,各地的管理者容易自立格局、自選下屬,時間一長,便會與周邊產生裂隙。

而科舉制度全國統一,以統一的標準、統一的機構完成統一的選拔,這從文化上堵塞了分裂的可能,反過來又保護了文化。

第三,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由於沒有建立代代延續的選拔機制,幾代之後就會難以為繼。

科舉制度保證每隔三年提供大量管理人才,源源不斷。

這是中國文化保持有序延續、有效延續的重要原因。

第四,源源不斷的管理人才的產生,必須依靠豐沛的應試資源。

科舉制度對此創造了一個千年實踐:

在中國,不分地域、不分門庭、不分職業、不分貧富,只要是男性,都有資格參加選拔。

在唐代,連外國人也能應試。

這種全民動員,不僅使得備考的生源十分充沛,而且極大地強化了文化在全社會的整體生命力和號召力。

第五,社會上最容易產生焦躁動蕩的群體,就是青年男子。

科舉制度讓全國這一群體的很大部分,都成了極為用功的備考人員、應試人員,而且很多人屢敗屢考,終生應試。

這就讓社會提高了安全係數,而且安全在文化氣氛中。

第六,如此規模的考試,所出試題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個國家的文化選擇。

科舉考試越到後來越明確,以儒家經典為主要考試範圍。

這一來,全國千萬青年男子,為了做官日夜誦讀儒家經典,誦讀到滾瓜爛熟,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他們的初衷,只為個人前途,但結果是,那些儒家經典受到無數年輕生命的接力負載。

這可謂,經典滋養生命,生命滋養經典。

後一種滋養,更是讓經典永顯青春血色,舉世無雙。

第七,這麼多由誦讀經典而終於為官的書生,有沒有能力參加社會管理?

正巧,他們為了應試而天天誦讀的,不是曠世玄學,不是古奧經文,不是隱士秘籍,而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

拿著這些大道理去做縣令、太守,大致屬於“專業對口”。於是,社會治理和文化傳承相得益彰。

第八,科舉考試並不看重天才勃發、奇思妙想,而總是安排刻板的格式,後來甚至限定了“八股”模式。

這會讓李白這樣的稀世天才難以進入。

但是,由於科舉考試的目的只是選拔官員,而不是培養詩人,因此這樣的安排並無大錯。官員將來要做什麼?

在多數情況下,也就是在刻板的格式中規矩行事,有所創新也不失前後左右的基本關係。

那麼,科舉考試就是對行政模式的預示。

李白不適合從事管理職務,因此不能以他的缺席來非難科舉。

科舉如果隨興而不刻板,那就長不了,結果也就無法輔佐中國文化走長路。

第九,科舉考試總體上公平嚴格,卻也會有一些作弊的所謂“科場案”。

由於這種案件直擊吏治命脈,每次都採取酷刑嚴罰,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民眾由此明白:做官以文化入場,對此絕不能作弊。

這種共識極大地提升了文化對於官場倫理的奠基性價值,這在世界其他文化系統中看不到。

僅此九項,已經足以說明科舉制度對中國文化的“長壽”所起到的作用。

確實,我們環視全世界,沒有發現還有哪一種體制,能像科舉制度那樣發揮如此全面、有效、長續的文化守護功能。

由於近兩百年的世界局勢,中國文化的生命優勢幾乎全部被掩蓋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勢。

這種負面處境又激發了一些人的另類偏激,極言中國文化的至高無上,甚至把其中大量腐朽、專制、低智的糟粕也名為“國粹”塗脂抹粉,結果更是極大地玷污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形象。

值得高興的是,對中國文化完全熟視無睹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

即便在遙遠的地方,興趣的目光也開始向中國文化移動。

世界上唯一長壽的超大文化,理應不卑不亢地等待別人的提問,再從容不迫地做一些解答。

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傾聽,一代代改進。

過後,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傾聽、新的改進。

再過幾十年,由於我們和後生們的努力,中國文化一定會以一個更健康、更平靜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並受人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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