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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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為政之道 ☆來源:中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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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

張希清|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特別顧問、原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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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989—1052)以《岳陽樓記》一文,名傳千古;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幾為婦孺皆知。但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而且首先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從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及第,到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殉職於赴知潁州(治今安徽阜陽)任上途中的徐州,先後為官從政三十七年。他既歷知州縣,又數任朝官;既出宋夏戰爭前線為將,又入朝廷為相。韓琦(1008—1075)稱讚他:“雄文奇謀,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於來者。”(《增廣司馬溫公全集》卷一○八《代韓魏公祭范希文》)王安石(1021—1086)評論他:“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王文公文集》卷八一《祭範潁州仲淹文》)黃庭堅(1045—1105)則稱:“範文正公,當時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經武略,衣被諸儒,譬如蓍龜,而吉凶成敗不可變更也。” (《石渠寶笈》卷二九《宋范仲淹道服贊》黃庭堅跋)在范仲淹的從政生涯中,蘊涵著極為寶貴的政治思想和智慧,也蘊涵著極為豐富的經驗和教訓。而其為政之道最為突出的,則是“以天下為己任”。朱熹(1130—1200)說:“範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又說:“且如一個範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朱子語類》卷一二九《自國初至熙寧人物》)下面試就他“以天下為己任”的為政之道作一些簡要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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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患意識:“有憂天下之心” 

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首先表現在他“有憂天下之心”。(《歐陽修全集》卷六七《與范希文書》)中國古代士人,歷來具有比較強烈的憂患意識。所謂憂患意識,是指人們面臨自然、人生、社會所遭遇的苦難而產生的憂慮與思索。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前551—前479)說:“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孔子所憂的是道義。孟子(前372—前289)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章句下》)孟子所憂的是人生。西漢初年,賈誼(前200—前168)多次向漢文帝(前180—前157在位)上書陳述政事,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漢書·賈誼傳》)賈誼所憂的是國家的安危治亂,他的憂患意識則是一種憂國、憂民、憂天下的社會責任感。

范仲淹因為以天下為己任,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樣:“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章句上》)而且像他在《岳陽樓記》中所說:“進亦憂,退亦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是他的思想境界遠遠超出一般士大夫之處。

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十二月,時任監泰州西溪鎮鹽倉的范仲淹,即上書尚書右丞、樞密副使張知白(?—1028),渴望有機會“言天下之道”,以便“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範文正公文集》卷九《上張右丞書》)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四月,范仲淹又直接向垂簾聽政的劉太后(1022—1033聽政)和宋仁宗(1022—1063在位)上了一封《奏上時務書》,直言極諫,“欲傾臣節,以報國恩”。他提出了救文弊、講武備、選賢俊、抑僥倖、崇聖德、少巡幸、納遠謀、勿獨斷等八項建議,著重指出要“外防夷狄、內防奸邪”,“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範文正公文集》卷九)“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是一個掌管鹽稅的從八品小官,“泰州西溪鎮”即今江蘇省東台市,當時尚在海邊。范仲淹身在海隅,心憂天下,真可謂“退亦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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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入朝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九月,即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奏言:“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範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遂提出十項改革措施,絕大多數被宋仁宗採納,是為“慶曆新政”。可謂“進亦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又寫道:“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先憂後樂”正是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又一突出表現,也是他的思想境界遠遠超過一般士大夫之處。“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雖然在他五十八歲時才見諸文字,但卻是他一貫的思想。歐陽修(1007—1072)在《文正範公神道碑銘》中說:“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歐陽修全集》卷二一)說明“先憂後樂”是范仲淹經常“自誦”的格言;他之所以有“先憂後樂”的思想,正是因為他具有“慨然有志於天下”的“大節”。

范仲淹不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一生為官清白,富弼(1004—1083)在《範文正公仲淹墓誌銘》中說:“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琬琰集刪存》卷二)范仲淹晚年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他斷然拒絕,說:“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逾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七之二《參政範文正公》引《遺事》)於是,“盡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疏屬”。(《琬琰集刪存》卷二、富弼《範文正公仲淹墓誌銘》)范氏義莊歷九百年而不衰,為范氏家族的繁衍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遠超乎治第洛陽樹園圃之上。范仲淹之樂是“道義之樂”,已經遠遠超出“形骸”、“居室”之外。“心憂天下”即是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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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意識: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 

隨著士大夫主體意識的逐步覺醒,北宋中期出現了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漢宣帝(前74—前49在位)曾說:“與我共治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漢書·循吏傳序》,《晉書·孫波傳》)“共治天下”一詞因為避唐高宗李治(649—683在位)的名諱,後改作“共理天下”。范仲淹文集中說到天子與士大夫“共理天下”者,至少有十處之多。在北宋的士大夫中,范仲淹大概是談論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最多者之一。

北宋的皇帝也大多是認可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如雍熙二年(985)十二月,宋太宗(976—997在位)曾對宰相李昉(925—996)等說:“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長編》卷二六)宋仁宗(1022—1063在位)在《戒勵臣僚奏薦敕》中說:“朕制臨天下,思與賢材而共治之,故開薦舉之路。”(《蔡忠惠公集》卷九)

為什麼天子必須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呢?首先,歷史發展到宋代,天子不再是神,而是人。正如五代後晉大臣安重榮(?—942)所說:“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舊五代史·安重榮傳》)宋朝以軍事政變得國,“天命”說也沒有太大市場。天子既然是人,就會犯錯誤,就不應該一人獨裁。其次,由於儒學的複興,士大夫們認識到在天子之上還有一個儒家的“聖人之道”。要治理好國家,天子的言行必須合於“聖人之道”。而這個“道”往往掌握在宗經學古的士大夫手中。士大夫有責任、也有能力與天子“共治天下”。沈括(1031—1095)《續筆談》記載:宋太祖(960—976在位)曾問宰相趙普(922—992):“天下何物最大?”趙普說:“道理最大。”宋太祖認為說得很對。南宋大臣留正(1129—1206)說:“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親與故者。”(《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四七)這裡的“道理”就是儒家的“聖人之道”。范仲淹在《遺表》中說:“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遊心儒術,決知聖道之可行;結綬仕途,不信賤官之能屈。才脫中銓之冗,遽參麗正之榮。恥為幸人,竊論國體。”(《範文正公文集》卷十八)范仲淹一生都是用“聖人之道”與天子“共治天下”的。天子與士大夫應該“共治天下”,在北宋中期已經形成一種共識。范仲淹的門人張載(1020—1078)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集·近思錄拾遺》),也是要與天子共治天下。“與天子共治天下”這一為政之道是北宋士大夫的一種主體意識和社會責任感。范仲淹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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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精神:“左右天子謂之大忠”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九月,契丹發兵號稱二十萬,大舉南下,十一月,兵臨澶州(治今河南濮陽)城下,直接威脅京城開封。宰相寇準(961—1023)力促宋真宗(997—1022在位)親征澶州,渡過黃河,登上北城門樓。宋朝將士望見皇帝儀仗,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此前二日,契丹統軍蕭撻覽(?—1004)被宋軍射死,士氣大挫。經過多次往返交涉,雙方遂訂立“澶淵之盟”。副宰相王欽若(962—1025)認為:“澶淵之役,(寇)準以陛下為孤注,與虜博耳。”(《涑水記聞》卷六)范仲淹則認為:“寇萊公(準)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範文正公文集》卷八《楊文公(億)寫真贊》)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與天子共治天下,自然就會把為了“卻戎狄,保宗社”而“左右天子”看作最大的忠誠了。而他自己為官從政也正是這樣做的。

一是直言極諫,愈黜愈奮。范仲淹認為:“儒者報國,以言為先。”(《範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讓觀察使第一表》)“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範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資政晏侍郎書》)立志要像靈烏一樣:“警於未形,恐於未熾。”“雖死而告,為兇之防。”“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範文正公文集》卷一《靈烏賦》)他三次入朝為官,都因為上書言事而被貶黜。例如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八月,范仲淹由知蘇州第三次被召入朝,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躋身侍從之列。當時呂夷簡(979—1044)為宰相。他三度入相,把持朝政達十一年之久,“進者往往出其門”。(《長編》卷一一八)范仲淹上書言官人之法,人主不宜全委宰相。呂夷簡大怒,指責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次年五月,范仲淹被貶,出知饒州(治今江西波陽)。但他卻愈黜愈奮,正如他在謝表中所說:“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範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邠州謝上表》), “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範文正公文集》卷十六《潤州謝上表》)

二是出將入相,敢做敢當。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十二月,宋聞西夏主李元昊(1032—1048在位)稱帝,遂命知永興軍(治今陝西西安)夏竦(985—1051)、知延州(治今陝西延安)範雍(981—1046)負責抵禦西夏。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於延州的三川口大敗宋軍,主將被俘,幾乎全軍覆沒,延州被圍七日,朝野震驚。范仲淹因韓琦(1008—1075)推薦,由知越州(治今浙江紹興)趕赴宋夏戰爭前線,與韓琦同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抵禦西夏。當時延州新敗,人心惶惶,范仲淹主動請求兼知延州。他選將練兵,嚴明號令,很快穩定了局勢。面對西夏,是攻還是守?宋朝大臣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宋仁宗最後決定採用韓琦所畫攻策,詔鄜延、涇原兩路於慶曆元年(1041)正月上旬共同進兵,討伐西夏。范仲淹請求他所在鄜延路正月不要出兵,先修復城寨,牽制西夏兵馬,與出師無異。慶曆元年二月,韓琦命環慶副部署任福(981—1041)率兵一萬餘人深入西夏境內,而在好水川中敵埋伏,主將任福戰死,又幾乎全軍覆沒。范仲淹遂提出“近攻久守”之策,被宋仁宗採納。為了“近攻久守”,范仲淹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進築城寨,建立鞏固的軍事據點。二是招撫屬羌,爭取宋夏交界處的少數民族。三是徵用土兵,屯戍邊境,農戰結合,大興營田。經過三年的努力,宋夏戰爭的局面得到徹底扭轉。慶曆四年(1044)五月,宋夏以元昊稱臣、宋歲賜銀絹、雙方互開榷市達成和議。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因抵禦西夏有功被召入朝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宋仁宗(1022—1063在位)多次賜手詔督促范仲淹等盡心國事,對當世急務提出建議。范仲淹遂奏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其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這十項建議基本都被採納,付諸實施,史稱“慶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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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是吏治改革。其一在官員的選拔方面,改革了恩蔭制度和科舉制度。其二在官員的升降方面,廢除了三年一升遷的製度,改為按政績選拔官員。其三在官員的待遇方面,定天下職田,以責其廉節。第二項改革內容是富民強兵。一是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二是合併縣治,減省徭役。三是存恤孤貧,廣施恩信。四是修置武備。第三項改革內容是加強法制。

范仲淹推行的“慶曆新政”,可以說是“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也可以說是“左右天子謂之大忠”的一次實踐。這次改革雖然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和宋仁宗的始從終棄而失敗了,但其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應該予以充分肯定;范仲淹等一大批士大夫所表現出來的擔當精神,至今仍然閃耀著光輝。

“有憂天下之心”的憂患意識,與天子“共治天下”的主體意識,“左右天子謂之大忠”的擔當精神,就是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為政之道。范仲淹以其先進的思想、寬闊的胸懷、人格的魅力成為當時士大夫公認的領袖,也成為中國古代官員的典範,直至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鑒價值和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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