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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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開沅:進行體制改革,讓大學獨立自主辦好教育 ☆來源:陽明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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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8

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後人。  ——章開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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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斷掉了的傳統

經濟觀察報:從簡歷看,您是金陵大學的肄業生?

章開沅: 1946年我進入金陵大學讀書。金陵大學是教會大學,那時有一句話“北有燕京,南有金陵”。我沒有畢業就參加了革命,1949年隨著南下的大軍來到武漢,在中原大學教育學院工作,也就是現在的華中師範大學前身。不久我就受到了批判。

經濟觀察報:為什麼?

章開沅:當時辦學強調政治思想教育為主,像辦黨校一樣辦高校,真正的學科建設談不上。在一次大會上我把這些意見說出來了,結果被批判為“否定黨的教育路線”。那是1950年,後來我一直戴著一頂摘不掉的“世界觀沒改造好”的帽子。

經濟觀察報:您怎麼看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大規模院系調整?

章開沅:現在看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搞蘇聯模式,過分專業化,連課程都單一化;再一個問題就是把一些好的教會大學、私立大學完全收編為國有,而且將原有的公立大學也打亂了,北大、清華這樣的都變成了專業性大學。舊傳統完全斷掉了。八十年代劉道玉教授在武漢大學搞得那麼有聲有色,我是非常敬重他的;但是老實說,他的做法不稀奇,學分制啊、轉係啊等等,哪個是劉道玉自己發明的呢?都是老大學固有的東西,我上大學就是這麼過來的。

後來我做了大學校長才體會到,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學了不起,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大學校長們真了不起。他們當年的辦學條件比我們差,困難比我們大,可以利用的資源比我們少,卻能把學校辦得各有特色,並且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所以,在人們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與一位或幾位校長的名字緊緊聯結在一起,如北京大學與蔡元培、清華大學與梅貽琦、南開大學與張伯苓、浙江大學與竺可禎、金陵大學與陳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與吳貽芳等。

 02  不能用管理企業的辦法來管理學校

經濟觀察報:您一直在華中師大工作,是在1984年被任命為華中師大校長的嗎?

章開沅:我是被選舉出來的。當時進行教育改革,教育部派人來主持選舉,不記名投票,實際上是民意測驗。

經濟觀察報:海選?

章開沅:就是海選。選舉完就把票收走了,後來就宣布我得票最多。學校覺得奇怪,我更覺得奇怪,當校長是歷史的誤會,我連繫主任都沒有做過,最大的“官”是教研室主任。我和教育部談,當校長可以,每週我要有兩天的學術研究時間,不然我不干。教育部也答應我了,當然,後來一忙也顧不上了。那時候的經費沒有現在這麼多,辦學條件很困難的,但是辦學的大環境、辦學的自主性比現在好得多。當校長六年,我沒有參加過教育部一次大學校長會。我說我太忙了,有的時候是書記去,書記不去我派副校長去。那時候教育部也沒有哪一個說我對教育部不尊重,像我這樣的人還容納得下來。那時大家對教育部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沒有太多的忌諱。上面讓我幹什麼,我覺得可以就做,覺得不可以就讓底下的人去應付。

經濟觀察報:所以,您是以一個學者的姿態而不是官僚姿態來治校?

章開沅:說不上,我有自知之明。當時我在學校內部講,華師是“黨委領導下副校長負責制”。為什麼副校長負責制?副校長比我能幹,他們哪一個都做過很多行政工作,當然由他們負責。校長干什麼?我協調他們,集中他們的智慧。

我做校長,與其說我是聽上面的,不如說我是聽下面的。學生會主席都可以指導我。

經濟觀察報:大學校長到底應該對誰負責?

章開沅:我認為大學校長更應該對學校負責、對學生負責、對老師負責,而不是只對上負責。我一直主張“以生為本”,把學生看作教育的根本。教育離開了學生還講什麼呢?我從來都認為老師要把自己的位置放正,把學生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一句話,就是相互依存。首先要把學生當作一個人,不是當作一個物。現在講管理,最大的問題在於用管物的方法來管人,用管物質生產的方法來管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化,而非想盡種種辦法制定繁瑣的製度和指標。我提出過這樣的意見,上面有些人就講,沒有這套指標,我們如何去管理啊?指標是應該有的,但重要的是,指標要合乎人性,而不僅僅是合乎物性。用管理企業的辦法,甚至是生產流水線的辦法,來進行學校的管理,這沒有不失敗的。

 03  我們現在還有大學精神嗎?

經濟觀察報:1990年您卸去校長職務,到國外講學,直到1994年才回國。那時大學有什麼變化嗎?

章開沅:我1990年到美國講學,1994年回國。剛回來還沒有到現在這個地步,這十幾年發展太快了,變化太大了。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發展的,儘管體制、教學、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艱難。1990年代以後,“教育產業化”作為決策開始推行;1999年就從上而下倉猝地敞開“擴招”的大門,加上此前也是從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併,一味追求擴展辦學規模的狂熱浪潮開始形成了。

經濟觀察報:中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難道不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發展,不需要高等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嗎?

章開沅:當然需要。但是無論從哪方面說,都不能以犧牲整體質量為代價,否則教育即令轉化成龐大的產業,也只能淪為高成本、低效益的泡沫。不幸的是,高等教育開始進入新一輪“大躍進”,大學成為重災區。緊接著又是在“跨越”號召下出現瀰漫全國的“升級”狂熱。中專升為大專,大專升為學院,學院升為大學,其實好多學校根本不具備升級條件。許多正規大學也不安於現有定位,甚至連“教學型與研究型”這樣的雙重身份都不滿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綜合大學”躥升,而已經具有“研究型綜合大學”特殊身份的所謂“985”大學,又紛紛向“世界一流”狂奔。

大學內部的各係也不安於現有定位,紛紛爭先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升級”良機,於是好多系、所上升為學院,個別系還分身為幾個學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後,自行提升為牌號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學由於下屬學院太多,校領導管不過來,又在校、院之間設立“學部”,儼然泱泱大國氣派。

經濟觀察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學教育是否應該以市場為導向?你認為大學教育應該以什麼為導向呢?

章開沅:我不是絕對地反對“教育產業化”,只是反對把“教育產業化”作為最高的追求和目標。因為教育不完全是個產業,也不應該完全成為產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國家事業,是人民的一種權利。我不贊成以“教育產業化”為導向。教育有很多東西是不經過市場的,比如德育。市場的需要是經常變化的,今年有這樣的變化,明年有那樣的變化,學校有自己相對的穩定性。一些是社會的基本需要,像基礎專業,不管市場需不需要,都是必須要辦的。特別是像文史哲這樣一些學科,關係著國民素質、民族素質,甚至於民族精神健康的延續。

教育要作為先導,不僅是世風的先導,還要作為社會改善的先導。現在就是過分強調了學校服務於市場,服務於社會,但沒有考慮這個社會是不是健全的。學校除了要參與改造社會,還要掌握社會最需要的導向。我總認為,大學不要自己把自己貶低了,變成了市場的僱傭、社會的跟班。

經濟觀察報:大學現在很忙,因為學校越辦越大,學生越來越多,教師的教學負擔也越來越重。特別是年輕教師,為了從助教升為講師,講師升為副教授,每年還要達到發表若干論著的所謂“剛性指標”。

章開沅:校、院、所各級領導更忙,因為“擴招”也好“升級”也好,並無足夠的財政撥款,還得“自籌”財源彌補經費不足,於是便想方設法“創收”,乃至變相推銷形形色色的“學歷”,以及爭招生數額、爭項目經費、爭科研課題、爭學位授予點等等。而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又設計了繁瑣的申報、評審、驗收手續,大學領導又有多少餘閒精力用於改善管理以期實實在在地提高教學、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質的整體下降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而更為嚴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虛作假造成的誠信流失。我們現在還有大學精神嗎?今後大學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兩代人的真誠努力所能完成。 

 04  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經濟觀察報:您所列舉的這些問題,其根源在哪裡?

章開沅:首先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需要反思。那一套指標體系,所謂量化的、剛性的指標體系,把底下逼死了。過去也不是沒有這樣的問題,相對來講,要少得多。現在為什麼這麼多,這麼嚴重,而且累積不改呢?教育改革首先要改革教育管理方式,一是要回歸大學本位;一是要回歸教育本位。

其次,大學自己也要反省。也不能說什麼問題都是上面的,都是社會的不好影響了我們。大學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精神力量,大學為什麼這麼容易受到社會上壞的影響呢?儘管現在的主政者已把大學的定位從精英教育改為大眾教育,但大學(特別是著名大學)就整體而言仍然是培養人才的最高學府。因此,大學校園風氣的敗壞,乃是最可怕的敗壞,因為這必將影響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長。

這並非聳人聽聞。社會良心主要在大學,人類文明危機的問題,一些社會沉淪問題,都需要教育工作者匡謬扶正,形成強大的、正義的社會聲音。大學要明辨是非,堅持正確的,反對錯誤的,以自身的良好行為體現道德規範。大學要以正確的輿論影響社會。

教育應該首先治療自己,然後才能治療社會、治療全人類。我最寒心的、最痛苦的是,許多大學校長都認為某些教育評估是不好的,但是都不敢講。明明是辦了很大的錯事,公開的作假,大面積的作假,敗壞誠信,這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事。這傷害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夠消除的。

經濟觀察報:你怎麼看那些學術抄襲醜聞?

章開沅:真正的學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純真與虔誠。工作對於他們來說,奉獻更重於謀生,其終極目的則在於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惟有如此,才能不趨附、不媚俗、不出違心之言。我經常引用的一句詩是“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後人”,要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學術不是求名求利的私器。現在一些學者在學術上的墮落,抄襲還不是主要的,學術品格的墮落,才是更大的問題。學風是世風的反映,學風又應成為世風的先導。學風隨世風墮落,隨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不悲觀,不失望,寄希望於青年。歷史學家看過的東西太多了,經歷的事情太多了,一個最重要的醒悟,就是各種事物特別是社會的發展都是經過各種曲折、各種坎坷,甚至大起大落,但最後總是往前走的。我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學者跟利益結合了,用自己的學術工作來追逐私利,好像也可以顯赫於一時,但他們不能持續於長久。一個人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線。

 05  回歸大學主體,回歸教育本性

經濟觀察報:對於大學的一些問題,學生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會也不滿意,但大學為什麼並沒有什麼改變?

章開沅:學生罵大學罵得這麼厲害,我沒有想到。許多人都麻木了,有的自我感覺挺好。現在最大的損失,是禮義廉恥裡的這個“恥”字沒有了。大學本來應該是道德精神比較高的地方。過去認為當然的事情,現在成為不正常;過去不正常的事情,現在卻成為理所當然。過去我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第一、二屆評議組成員、召集人,學位評議真是很嚴謹,而且大家有個怪脾氣,越來巴結、走動最勤快的越上不去。有一位名校的黨史專家就是通不過。

現在形成一個弘揚正氣的形勢不容易,消極的、負面的東西太多,而且跟利益結合在一起。比如高校評估,評不上優怎麼辦?成了一個利益網,不是一個人分好處,大家都分享,都拉進去。包括現在的項目經費、課題經費,整個設計都是這樣。所以教育部也很忙,大學也很忙,其實忙來忙去,根本是沒有意義的一些東西,物理學叫“虛功”。

積60年高教工作的親身體驗,我總覺得教育應該是慢工細活,教師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園丁,必須按照植物的生長規律與季節的環境變化,循序漸進地從事本職工作,而最忌急於求成和揠苗助長。與其主觀武斷地通過行政命令推行一個緊接一個的所謂“創新”或“跨越”,倒不如讓大學保持相對安寧的校園,也許順乎自然的“蕭規曹隨”比什麼“開闢新紀元”之類豪言壯舉更有利於高教的發展。從歷史上看,無論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現為漸進式的積累及作為其結果的“水到渠成”。

教育改革,千頭萬緒。不容易改,也不能亂改,應該有步驟。但首先要進行體制改革,讓大學獨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規律來辦好教育。我深信,大學應該把握自己的命運,大學必須自我完善,大學也能夠自我完善,大學的希望在於大學自身!

本文轉自2009年9月4日《經濟觀察報》,原題為《章開沅:大學的希望在於大學自身》,採訪者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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