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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6
2021年12月9-10日，美國新的國際表演秀——“領導人民主峰會”召開。此舉引起很多國家的疑慮甚至不滿。當前，連美國的不少學者、媒體及相關機構，都對美國民主對內引起社會失序、對外造成國際動盪的狀況表達了各方面的擔憂和批判。
核心提要
2021年12月9-10日，美國新的國際表演秀——“領導人民主峰會”召開。此舉引起很多國家的疑慮甚至不滿。當前，連美國的不少學者、媒體及相關機構，都對美國民主對內引起社會失序、對外造成國際動盪的狀況表達了各方面的擔憂和批判。作為長期從事全球治理研究工作的新型智庫，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對諸多美國文獻進行梳理，12月6日發佈《十問美國民主》研究報告，尖銳地提出十個關於美國民主的問題，希望幫助世界全面認清民主，推動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形成。
- 一問：多數人的民主還是少數人的“民主”？“少數人統治像癌症一樣擴散”，權力為資本服務，越來越多政客不把選民的真正利益置於首位。“比起想像中的民主國家，美國更像一個寡頭政權”。當今的美國民主是否稱得上人民當家作主？
- 二問：實現權力制衡還是導致權力濫用？政治運行出現了“超級極化”。美國政客的手段遠超電視劇《紙牌屋》。接近八成的受訪民眾認為，政府腐敗是他們最擔心的事情。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被頻頻濫用。美國人民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也已經“降至冰點附近”。
- 三問：增進民眾福祉還是加深民眾疾苦？截至2020年底，有超過5000萬美國人面臨食物不足問題，該數字相比2019年增加了近50%。超過22萬人露宿街頭。基本生存權得不到保障。美國家庭財富近20年都沒有增加。最富有1%的美國人掌握約43.27萬億美元的財富，是最底層50%的美國人財富（3.03萬億美元）的14.3倍。“美國議員依賴1%的錢連任，為1%的人服務，甚至離任時再靠1%的人賞賜。”
- 四問：捍衛自由還是妨害自由？“超載自由”導致牽扯精力、浪費資源的文化戰爭，“可能導致民主幻滅，也耽誤了美國防疫，正在殺死美國人”。虛偽的言論自由通過社交媒體，放大仇恨和極端情緒。64%的美國人認為，社交媒體對美國走向有負面作用。
- 五問：保護人權還是侵害人權？每年有3.8萬餘人的死與槍擊有關，其中20%為1-17歲的兒童和青少年。美國僅占世界人口的4%，卻占全球槍支自殺人數的35%。2020年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感染人數、死亡人數都遠遠位列全球第一。有人感歎，“這是一場屠殺”！
- 六問：促進團結還是導致分裂？52%的特朗普選民和41%拜登選民認為紅藍州脫離聯邦、分開建國，對當下的美國而言或許是更好的選擇。美國正陷入一場“冷內戰”。認同“非裔美國人受到很多歧視”的比例，從2013年的19%增至2020年的50%。美國還存在著奴隸制的陰影。2016年至2017年，極右翼肇事者發動的襲擊數量翻了4倍。
- 七問：實現夢想還是帶來夢魘？美國人對美國夢絕望，以至很多人為美國夢寫訃告。59%的美國人認為，媒體和記者故意誤導人們。美國人對國家發展道路越來越悲觀。美國人對美國發展方向非常不滿意的人數由2017年的33%上升到2021年的50%。8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自身政治體系需要重大變革或徹底改革。
- 八問：改善國家治理還是導致制度失靈？兩黨間的相互爭鬥屢屢讓政府關門與停擺。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相互掣肘使得國家內部相互爭權內耗、聯邦政令不暢、基建難以推行。加州已經籌備高鐵建設超過25年，至今未完全開工。“坍塌”的災難應對，風險防範不力、救援賑災遲緩及官員作壁上觀不斷，“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的種種檔都表達一個中心思想：別依靠我們。”
- 九問：給他國帶去發展繁榮還是災難動盪？約有24.1萬阿富汗人在2002年戰爭後被殺。18.3~20.6萬名伊拉克平民死于2003年戰爭後的暴力。葉門現有約2070萬人（占總人口71%）需要人道主義援助。美國是當今世界名副其實的“難民製造機”，至少有3700萬人因美國911事件後發動的戰爭而流離失所。
- 十問：維護世界和平發展還是破壞國際秩序？自1880年首次發動對外軍事干預以來，截至2017年，美國一共進行了392次對外軍事干預。美國建國以來，超過92%的時間處於戰爭狀態。美國在80個外國和殖民地（領土）維持著大約750個海外軍事基地。美國在 2020 年軍費支出為 7780 億美元，占全球軍事支出總額的39%。中東、北非依然約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衝突邊緣。“美國的貨幣，世界的問題。”
- 美國之外57%的人表示，美國的民主“曾經做得很好，但最近幾年不行了”；另有23%的人表示，美國從來都不是其他國家的民主典範。
- 美國在“民主”的名義下，能夠體現自己意志的卻是“錢主”（Money-cracy）、“槍主”（Gun-cracy）、“白主”（White-cracy）、“媒主”（Media-cracy）、“軍主”（Milita-cracy）、“藥主”（Drug-cracy）。能做主的並不是人民，“一國六主，實無民主”。
-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世界上沒有唯我獨尊的民主模式，民主是豐富的、是多元的、是由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多樣化道路，而非被迫強加的單一套路。建議美國政府在舉辦所謂“民主峰會”時不妨捫心自問以上10個問題。
報告中、英、法、西、俄五種語言封面
正 文
民主意味著人民當家作主。1863年，亞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表達了“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永續於世”的期望。美國人民的長期鬥爭推動了美國民主的發展。然而近年來，隨著美國政治行為的日趨蛻變，少數人俘獲權力並決定票選結果的情況越來越頻繁，令人質疑當今的美國民主是否稱得上人民當家作主。
民主是各國人民的權利，不是個別國家的專利。任何國家宣佈自己壟斷“民主”的定義或模式都是荒唐的。
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歷史上較早推行現代民主制度，美國人民也為民主權利進行了長期的鬥爭。然而，近年來，美國民主卻逐漸蛻變，對內淪為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侵犯人權，造成社會撕裂，對外成了美國維護霸權、干涉他國內政、破壞國際秩序的幌子和藉口。
2021年12月9-10日，美國新的國際表演秀——“領導人民主峰會”召開。此舉引起很多國家的疑慮甚至不滿。當前，連美國各界的不少學者、媒體及相關機構，都對美國民主對內引起社會失序、對外造成國際動盪的狀況表達了各方面的擔憂和批判。作為長期從事全球治理研究工作的新型智庫，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對諸多美國文獻進行梳理（共270項英文引注，此版略），12月6日發佈《十問美國民主》研究報告，尖銳地提出十個關於美國民主的問題，希望幫助世界全面認清民主，推動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形成。
一問：多數人的民主還是少數人的“民主”？
民主意味著人民當家作主。1863 年，亞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表達了“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永續於世”的期望。美國人民的長期鬥爭推動了美國民主的發展。然而近年來，隨著美國政治行為的日趨蛻變，少數人俘獲權力並決定票選結果的情況越來越頻繁，令人質疑當今的美國民主是否稱得上人民當家作主。
1.1 少數淩駕多數
21世紀以來，在美國總統大選乃至各類選舉中，誰勝誰敗取決於“關鍵少數”的現象頻繁發生。這導致候選人把越來越多的資源投入到“搖擺州”、“關鍵選區”等少數人身上。僅在21世紀以來美國一共舉行的6次總統大選中，就有兩次是民選得票數較少的一方當選： 2000年，小布希是依靠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當選的；2016年，希拉蕊比特朗普多得280萬張普選票，是美國史上至今最懸殊的得票差距，但特朗普仍憑藉304張選舉人票入主白宮。而2020年的大選至今依然處在爭議中。顯然，“關鍵少數”在越來越多的時候比大多數更具有決定性作用。
在各州層面，兩黨為爭奪權力，正在爭相重劃選區邊界，追求的是哪怕在得票數較少的情況下，自己都會成為取得勝利的一方，這就是當今美式民主中著名的“傑利蠑螈”現象。它意味著少數人在通過政黨選擇選民，而不是由選民來選擇政黨。由“傑利蠑螈”導致的少數淩駕多數的戲碼越來越頻繁地上演：以威斯康辛州為例，2018年，前共和黨州長斯科特·沃克在全州範圍內以約3萬張選票敗北，但共和黨仍然可以拿下99個州議會選區中的63個。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党人文集》中，曾為民主政府定下一個基本準則，即“多數人的意志應佔據上風”。然而，面對美國當前的政治生態，政治學者史蒂文·希爾形容“少數人統治像癌症一樣擴散”，他指稱，隨著美國的政治體制在過去數十年間不斷演化，它富有缺陷而陳舊的機制頻頻背離漢密爾頓的標準，助長了“少數淩駕多數”的危險實驗。
1.2 權力為資本服務
從美國政治的實際運作看，權力更傾向於為擁有資本的少數富人階級服務，而非為大多數選民的利益服務。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指出，政府的政策走向常常有悖於工薪階層利益的方向，“比起想像中的民主國家，美國更像一個寡頭政權”。
大量的學術研究表明美國政界在圍繞資本利益運作。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的一份報告在分析了近1800項美國政策後得出結論：普通民眾和代表群眾利益的群體幾乎沒有獨立的政治影響力，而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組織化團體卻有極強的左右政策的能力。一項針對美國國會參議院投票模式的研究發現，相比於其他類型的群體，參議員的偏好更反映捐贈者的偏好。而針對美國眾議院的一項研究則表明，僅占選區人口5%的百萬富翁獲得的代表權約為該地區50%最貧窮的群體的兩倍。此外，還有研究表明，國會議員對富人的反應速度要遠甚于對窮人。窮人代表的缺失已擴散至美國政治的各個層面。在州一級，富人對州政綱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窮人。
競選標價、政治獻金及政治遊說等現象，暴露出美國政治權力已淪為資本的工具。希拉蕊洩露的郵件揭示總統競選過程中金錢俘獲政治暢行無阻。隨著時間的推移，選舉耗資大有攀升之勢。2004年大選時，美國總統選舉數額8.8億美元。2016年則攀升到15億美元。2020年拜登與特朗普角逐的總統競選花了超40億美元，堪稱史上最昂貴的大選。2020年美國國會改選也創造了總支出達87億美元的歷史紀錄。
政治遊說也印證美國資本操控權力。2020年，美國用於政治遊說的資金超過35億美元。其中，美國的醫療衛生業和製藥業遊說費用創下歷史紀錄。
1.3 民眾意願難以真正實現
金錢政治下，越來越多政客不把選民的真正利益置於首位。這意味著廣大普通民眾即使選出了符合選舉程式的領導人，他們也未必能如期履行競選承諾，兌現民眾的意願。
21世紀已完成任期的三位美國總統，無一能完全兌現競選承諾。小布希承諾減少政府開支，停止向外派軍。實際上卻先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政府的開支急劇上升。
奧巴馬競選時承諾要發起一系列改革財富分配狀況的行動，包括改革企業稅法，制定“巴菲特規則”等，最終均淪為空頭支票。
特朗普未兌現的承諾佔據其許諾的53%。他揚言要廢除奧巴馬醫改，向基礎設施投資5500億美元並設立基礎設施基金，引領製造業回流，保證經濟每年增長4%，保證工人六周帶薪休假、將所有非法移民都驅逐出境，頒佈禁止白宮和國會官員接受遊說的五年禁令……這些承諾不僅無法在全國範圍內兌現，甚至連具體行動都低於預期。
從小布希、奧巴馬到特朗普，總統在更替，但民眾的意願卻越來越難以實現。民眾的意願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會被提及，在選舉結束後就逐漸被政客們遺忘。
二問：實現權力制衡還是導致權力濫用？
美國的開國者們設計了“權力分立與制衡制度”，是為了防止權力腐敗與權力濫用。假如“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被用來阻礙權力發揮有益作用，或被用來充當腐敗與權力濫用的擋箭牌，那就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義。
當前，“美國的三權分立體系正受到威脅”，“最高權力部門道德逐漸淪喪”，而美國人民對於美國政府的信任度也已經“降至冰點附近”。不得不問，美國最初的民主制度設計，還能實現權力制衡，抑制權力濫用嗎？
2.1 為“反對”而反對
兩黨爭權已成為當代美國政治觀念最大變數。黨派忠誠原則已經替代民主原則成為美國人的主流價值觀，政治運行出現了“超級極化”（hyperpolarization）。美國政客的手段遠超電視劇《紙牌屋》。
濫罵詛咒對手。政客們正毫無底線地利用選民之間相互厭惡的情緒，因為他們知道，兩黨選民相互厭惡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準，超80%選民總體上討厭對方的政黨。據統計，2017年以後，政客們在社交媒體上使用髒話的頻次直線上升。
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熱衷於用惡毒低俗的言語對政治對手進行人身攻擊，引導大家認為，投票給他就是愛國行為，甚至稱不給他投票的人會“一輩子做窮鬼”。有統計認為，特朗普公開發言時使用頻率最高的就是“髒話”。在政治集會上，特朗普也不放過攻擊對手的機會，以至於一位密西根州的官員說：“每當總統在政治集會上對我們的州長說出了有攻擊性的話語，網路上就會馬上充斥對州長的暴力言論。”
謊言謠言氾濫。特朗普稱國內主流媒體是“假消息媒體”、“人民的敵人”。民主黨也稱特朗普和共和黨是謠言和謊言的製造機。據統計，特朗普在任期間散佈過超30000條謊言或謠言。
選民左右為難。在這樣的資訊環境下，選民變得無從判斷。在2020年的大選調查中，56%的拜登選民認為，自己投票給拜登的原因是不想讓特朗普當選總統，儘管他們不一定同意拜登的主張。2020年總統大選投票的背後，選民們隱含的想法是，絕大部分雙方選民都認為“對方的選民不可能理解自己的想法”，“我選擇的黨派是在捍衛美國的核心價值觀”。還有40-50%的選民直接放棄投票，因為他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黨派或候選人可以代表自己”。
2.2 合法腐敗成為常態
濫用制度大肆斂財。近年來，美國的腐敗程度年年提升，已經達到2012年以來的最高水準，利用制度漏洞進行腐敗的行為呈上升態勢。令人費解的是，對競選團體進行政治獻金與對議員進行遊說是有法律依據的。大公司只要搞定議員，就可以推動國會制訂只對自己公司與行業有利的法律，全然不顧民眾利益。同時，議員本身可以利用遊說與政治獻金的制度漏洞謀取私利。
政治中的腐敗。遊說與政治獻金本身是合法的，但他們背後隱藏的部分卻不一定。眾議院議員科爾特茲揭露過，議員們在不違反任何法律的情況下就可以大肆斂財的手段，即通過幫助大公司立法，進而幫助自己得到一系列潛在的好處。更有研究發現，參議員總是可以踩中股票能夠大幅獲利的交易時機。雖然議員年薪為稅前17.4萬美元，但大部分議員卻都是百萬富翁。在新冠肺炎疫情後的貨幣大放水中，美聯儲的高級官員們頻繁地進行股票與債券的交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2020年有接近八成的受訪民眾認為政府腐敗是他們最擔心的事情，連續6年高居榜首。
合法交易腐敗。“現在我對我所擁有的財產數量感到震驚”，前總統奧巴馬如是說。奧巴馬在2017年卸任第一年就已可拿到場均40萬美元的演講費用。克林頓夫婦在2001-2016年總共賺取了超過1.5億美元演講費。前政要往往在黨內具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奧巴馬在任就被指責有“帝王式總統行為”（imperial presidential behavior），儘管已經卸任，卻仍有人認為“如今的民主黨是奧巴馬的民主黨”。
政商間旋轉門。以軍工行業為例，通過“旋轉門”機制，軍工企業高管可以搖身成為政要，卸任的政府要員又可再次進入華爾街。拜登政府的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丁在提名前就是雷神公司董事會成員。拜登負責審查高層任命履歷的國防機構過渡團隊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來自“武器工業資助的組織”。在醫藥行業，通過旋轉門機制進入政府的高官保護了處在壟斷地位的醫療利益團體、大型醫藥公司，使得他們利用專利及壟斷性的醫療合同等保護了行業的高額利潤，而不顧“在每五個美國人中有四個美國人會認為醫療價格太貴了”的人民呼聲。
2.3 權力恣意任性
權力濫用的方式不斷“創新”。雖然憲法在制訂時的初衷是防止權力濫用，但兩百年前的權力制衡框架難以堵住權力濫用的新實踐。
濫用立法權力。議員的基本義務是代表人民通過立法。但如今議員們的心思看起來並沒有放在立法上。2021年5月，參議院少數党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公開聲稱“會把100%的精力用在對付拜登政府上”；在衝擊國會事件發生後的2021年1月6日，有147名共和黨議員投票支持推翻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而當2月再問起這些議員是否認為特朗普是因為選舉過程存在舞弊而敗選時，絕大多數議員卻選擇拒絕回答；2018年，時任眾議院少數党領袖佩洛西發表時長為8小時7分鐘演說，2021年11月18日，眾議院少數党領袖麥卡錫發表長達8小時32分鐘的演說，創下眾議院演講時長新紀錄，成功將本應在當天完成的提案投票拖進第二天。
濫用行政權力。2020年12月大選結束後，特朗普通過黨派內部和個人影響力，要求佐治亞州州長推翻該州拜登勝選的選舉結果；要求佐治亞州州務卿幫忙“找到11780張選票”；當發現自己任命的新大法官巴雷特不合心意時，就準備廢黜她。州政府層面，前紐約州州長科莫因為涉嫌行為不端而引咎辭職。在1996年到2016年間，單在紐約州就有超過30位州政要被指控犯罪。
濫用司法權力。“現在，最高法院越來越多的決定都沒有進行過聽證，也沒有給出過任何司法解釋”，最高法院在進行判斷時越來越多地使用“影子訴訟裁決”。這種制度本來應該被用在應急事件的裁決上，但在近些年有關比如選舉規則、新冠醫療、移民問題等國家重大、長期政策的關鍵性裁決上，最高法院也只給出很少的解釋，甚至根本不給出任何解釋。以至於人們現在開始認為，“最高法院現在擁有的權力實在太大了”，“毫無疑問司法權已經是我們代議制民主中的大問題了”，“人民希望最高法院來拯救美國政治，但他們找錯了地方”，“法院是反對民主的”。
三問：增進民眾福祉還是加深民眾疾苦？
美國《獨立宣言》稱“我們堅信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人人擁有造物主賜予不可讓與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林肯總統把《獨立宣言》精神當作“判斷國家政策和實踐的道德準則”。可見，美國把增進民眾福祉作為其民主制度存在的基礎。那麼，美國民主下的美國現實與人民的願望是否相符？美國民主是增進了民眾福祉，還是加深了民眾疾苦？
3.1 民眾生活每況愈下
如今的美國民主是否保障了美國人的生存、生活、教育等基本權利呢？2020年針對163個國家的一項報告顯示，近十年“社會發展指數”僅有美國等三個國家出現了下滑，且美國總體指數下降最多，其中主要包括人身安全、健康和幼兒至12歲的教育。
基本生存權得不到保障。自1990年來，美國貧困人口一直保持在3000萬人以上，貧困率在10%以上。美國農業部的資料顯示，2020年美國有10.5%的家庭、3830萬人面臨饑餓問題，更有14.8%的有孩家庭、610萬兒童面臨饑餓問題。另一份報告表明，截至2020年底，有超過5000萬美國人面臨食物不足問題，該數字相比2019年增加了近50%。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曾撰文感歎，“貧窮在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死亡判決……全國各地的家庭都在擔心如何養活他們的孩子。”
許多民眾無家可歸。據統計，在2020年至有58萬美國人民無家可歸，超過22萬人露宿街頭。近八年來，美國露宿街頭的人民數量年年走高。據預測，2023年全美無家可歸者人數將達到驚人的116.8萬，超過疫情前的2倍。失業貧窮、家庭暴力、毒品濫用是造成無家可歸的直接原因。為此，《洛杉磯時報》問了一個振聾發聵的問題：“這裡有那麼多財富，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無家可歸？”
貧困人口居高不下，教育的差距也越來越大。202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2015年美國前1%學區的學校開銷與全國學區平均值之間的差距比2000年擴大了32%，這意味著富人的教育資源不僅遠遠好於普通人，且差距還在不斷增大。當問及2050年美國經濟、政治、醫保、公共教育、貧富差距、居住條件、恐襲威脅等多項社會問題的前景時，每項均有超過半數的美國人感到悲觀。這一切，正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曾擔憂的：“美國社會的表面塗了一層民主的漆皮。”
3.2 中產階級的悲歌
多數美國人以中產階級自居且為此自豪，也常常願意相信美國是以中產階級為主且相對平等的社會。
然而，《鄉下人的悲歌》一書出版，美國中產階級日益窘迫的處境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研究顯示，美國中產階級生活越來越艱難，中等收入階層占總人口比例從1971年的61%縮小到了2019年的51%，同時期低收入階層卻從25%升至29%；此外，2016年美國家庭財富的中位數甚至還不如1998年。這說明美國中產階級不僅比例縮水，而且“美國家庭財富近20年都沒有增加”。
美國總統喜歡將“中產階級”掛在嘴邊，奧巴馬說過“中產階級更好，美國就最好”、特朗普承諾“中產階級巨額減稅”、拜登號稱制定“為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然而，布魯金斯學會撰文提到，多年來美國中產階級“收入幾乎沒漲”、時間也更加緊張，“不僅要工作、照顧家人小孩、參加志願活動等，結婚率的下跌也導致了單親家庭的激增”。童年、婚姻、就業、育孩等多重原因使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尤其中產階級白人，走向了自殺、酗酒和吸毒之路，於是因陷入絕望而走向死亡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年輕化。
3.3 1% > 90%
一百多年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蘭代斯曾說：“這個國家要麼擁有民主，要麼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二者只能取其一。”美國民主演進到現在，是否真規避了布蘭代斯的警告？
最富有的1%所擁有的財富占所有美國人財富的比例，從1989年的23.6%上升到了2021年上半年的32.3%。據美聯儲資料，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最富有1%的美國人掌握約43.27萬億美元的財富，超過底層90%的美國人財富（40.28萬億美元），更是最底層50%的美國人財富（3.03萬億美元）的14.3倍。美國的低利率政策也給那些擁有股票和投資的人帶來了更多優勢。截至2021年二季度，最富有的10%的美國人擁有美國約89%的公司股票和公募基金，美國最底層的50%家庭僅持有大約0.6%。
1975至2020年，假定財富分配結構不變與實際財富分配結構比較，兩者的差別相當於最富有1%的美國人從底層90%的美國人手裡賺取了“驚人”的50萬億美元。斯蒂格利茨更指出，美國1%的人掌握40%的財富，幾乎所有的美國議員在任時都屬於1%的成員，依賴1%的錢連任，為1%的人服務，甚至離任時再靠1%的賞賜。《經濟學人》指出，“不平等的提升帶來資源的集中…財富的集中帶來權力的集中…直至導致災難”。
四問：捍衛自由還是妨害自由？
美國熱愛標榜美國民主捍衛自由，也自稱“自由的榜樣和希望的燈塔”。《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為民主捍衛自由奠定了基礎，婦女和少數族裔權利運動鼓舞了弱勢群體對自由的追求。隨著世界政治、經濟、科技的發展，尤其21世紀以來，許多情況發生了變化，如今的美國民主是在捍衛自由還是妨害自由？
4.1 “超載的個人自由”
政治學家撒母耳·亨廷頓曾警告民主超載”的危險性，當太多的利益團體向國家提出過多的要求時，可能導致民主幻滅——在不斷增加的承諾中國家難以為繼，由此可能造成暴民統治。這正在當前美國發生。
新冠疫情以來，美國爆發了“口罩自由戰爭”。相當一部分美國人認為不戴口罩是個人自由，與反對居家令、反對疫苗等思潮等一道形成了“新冠文化戰爭”。口罩、居家令和疫苗對大部分國家而言，都是防疫的基本需求。但對美國卻未必。CNN認為，這場牽扯精力、浪費資源的文化戰爭正在殺死美國人。
其實，《獨立宣言》中保障“自由”（Liberty）的權利，與部分人聲稱要保護不戴口罩的“自由”（Freedom）並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在系統性規則的基礎上負責、有序地行使自由的權利；而後者的涵義較廣，更多指向奴役的反義詞、心理或人身不受拘束等。這不該包含導致其他人生病甚至死亡的“自由”，況且科學也並不支持這種“超載自由”：2020年8月針對200個國家和地區的一項研究表明，口罩作為常規配置或政府建議佩戴口罩的地區，每週新增死亡率僅為其他地區的四分之一。
然而，美國領導人卻在煽動著這場“戰爭”。特朗普在任時期先稱支持佩戴口罩，自己卻很少佩戴；甚至還在自己確診前不久，公開嘲笑過後來當選的拜登總是戴著口罩。特朗普還多次發聲反對多州居家令等限制措施，發推特聲稱“解放密西根”、“解放維吉尼亞”、“解放明尼蘇達”，引致一些支持者認為這是“武裝衝突”的信號，不少美國人甚至持槍走上街頭抗議。
當前這種“超載自由”導致文化戰爭，“耽誤了美國的防疫”。對於這樣的“自由”，紐約大學一名教授寫道：“直白地講，病房裡難談自由，墓地裡沒有自由。”
4.2 “這就是生”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開始蔓延，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公開場合一直在淡化疫情的危險性和嚴重性，且多次聲稱病毒很快就會“消失”，但他後來承認自己早在月就清楚病毒的“致命”，為了“減少恐慌”，“可能”誤導了公眾。
對此，《國家》雜誌刊文“特朗普撒謊，美國人死亡”，稱如果特朗普早執行社交距離等緊急措施，本可以避免數萬美國人的死亡。然而，2020年3月，面對記者提問：“無症狀的職業運動員可以很快接受（核酸）檢測，但普通人卻要大排長隊甚至排不到，是不是有權有勢的人就可以‘插隊’？”，特朗普回答：“或許這就是生活。”
特朗普在2020年10月感染新冠、治療後即將出院時發推特說治療手段“非常棒”，呼籲“不用害怕”，然而《時代週刊》指出，美國的醫療系統導致普通人的治療體驗與總統十分不同：一是總統當時接受的治療手段，普通民眾很難獲得；二是近3000萬沒有醫保的美國人須花費3.4至4.5萬美元（不同年齡段的中位數）來治療新冠，即便有醫保的人也要支付1000美元以上，而40%的美國成年人稱無法承受400美元的緊急醫療開銷；三是彼時新冠檢測跟不上，有些地區的民眾甚至需要等待數天或數周才能確認自己是否感染，不少人還意外收到本應免費的新冠檢測帳單。
疫苗接種的步伐也印證了這種社會不公。比如接種初期，賓夕法尼亞州費城接種疫苗的人群中非裔人口僅占12%，而其在費城總人口占比為44%；佛羅里達州戴德縣這兩個比例分別為7%和17%；紐約為11%和24%。貧富差距也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比如根據2021年3月的資料，紐約市平均收入越高的區域疫苗接種率越高，其中平均收入最高的曼哈頓與最低的布朗克斯疫苗接種率也分別為最高和最低，為31%和20%，差距達到了11個百分點。
4.3 虛偽的言論自由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後者更被稱作美國民主的兩大支柱之一，但是實踐中一個嚴重的問題卻是虛假資訊的傳播難以治理。
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虛假資訊首當其衝。2015至2016年，候選人在政治廣告上總共花費了42.2億美元，其中網路廣告占到了2%至3%；到了2019至2020年，這項花費達到了68.9億美元，網路廣告爆炸式增至18%。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布拉德·巴斯卡曾表示，他們在臉書上競選活動的效率比對手高出100到200倍。關鍵在於，不僅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社交媒體如臉書也不會核查政治廣告的真實性，於是放任了誤導性內容的存在；此外，臉書針對個人資訊和興趣可 “精准投放”政治廣告，既可強化偏見，也可“壓制選民”，堪稱“個性化的謊言”。
因此，虛假資訊和社交媒體在政治中就擁有了很大的發揮空間。例如，通過演算法，社交媒體可以放大仇恨和極端情緒。《福布斯》網站稱，社交媒體使得美國政治更加分裂。一項調查顯示，64%的美國人認為社交媒體對美國走向有負面作用，其中第一大原因就是虛假資訊。密西根大學的一名法學教授寫道：“曾經保護弱者的第一修正案……如今正在為專制者、種族主義者、厭女主義者、納粹、三K黨、色情業者、集團公司收買選舉而服務。”
五問: 保護人權還是侵害人權？
美國把“保護人權”作為對外推廣美式民主的理由之一。然而，從美國自身的實踐看，美國民眾最基本的生命權都難以得到保障。美國民主對人權的作用是保護還是傷害？
5.1 每年三萬人死於槍擊
相較於全球其他國家，美國擁有最薄弱的槍支法律和最多的槍支——約3.93億支。槍支氾濫的問題一直是美國民主體制下難以治癒的傷痛。
2015-2019年間，每年有3.8萬餘人的死與槍擊有關，其中20%為1-17歲的兒童和青少年。2020年，受疫情影響，美國槍擊事件變得更加嚴重，有4.5萬人被槍殺。2020年美國謀殺案同比激增25%，其中芝加哥、紐約等城市的謀殺案比2019年多數百起。近5年的資料顯示，每年都有近千名美國人被員警殺死。
“這些悲劇絕大多數發生在遠離國家聚光燈的地方，（槍擊悲劇）出現在家庭裡或是在城市街道上，或者就像疫情危機一樣，比例懸殊地影響著少數族裔社區。”
槍支的氾濫，威脅著每一個美國人的基本人權。美國人在槍支殺人案中被殺的可能性是其他高收入國家人民的25倍。美國僅占世界人口的4%，卻占全球槍支自殺人數的35%。槍支的威脅，滲透著每一個美國人的記憶：“幾乎每個美國人在他們的一生中都會認識至少一個槍支暴力的受害者。”
5.2 “黑人的命也是命”
美國民主機制始終難以解決美國的種族歧視所帶來的人身安全問題。2013年開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廣受全球關注，但悲劇卻從未停止。“黑人男子在其一生中被員警殺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即使在令全球震驚的黑人喬治·佛洛德被暴力執法致死事件一周年後，全美員警至少又殺害了229名黑人。面對著逝去的229位美國公民的生命，人們難免產生疑惑，難道喬治·佛洛德的死真的改變了黑人的處境嗎？但數據是令人絕望的。
拉丁裔在美國也同樣飽受安全威脅。2019年，一名白人種族主義恐怖分子在德克薩斯州埃爾帕索開槍射殺了22人，傷及26人。同年，聯邦調查局報告稱，反拉丁裔或西班牙裔仇恨犯罪增加了21%以上。
2020年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2021年3月，一名21歲的白人男子在亞特蘭大的三家按摩院槍殺了6名亞裔婦女。在無助與絕望之中，美國亞裔最終只能依靠自己，走上街頭，掀起了“停止仇恨亞裔”運動。美國各族裔的人身安全權保障，難道真的無法通過美國民主機制得到解決嗎？
5.3 約80萬生命死於“屠殺”
美國民主的脆弱在災難面前暴露一覽無餘。截至2021年12月初，美國約有5000萬人感染了新冠，死亡人數約80萬。感染人數、死亡人數都遠遠位列全球第一。有人感歎，“這是一場屠殺”！
美國民主的低效，讓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很長一段時間內，從核酸檢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居家隔離、注射疫苗到醫療戰略儲備分配、緊急紓困法案等，聯邦、州、地方各層級之間，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門之間，以及保守派媒體和自由派媒體之間都充滿了兩黨分歧，讓疫情防控陷入“政治化內耗”。
美國新冠病毒危機小組委員會主席詹姆斯·克萊本指責稱，疫情在美國暴發六個月後，聯邦政府仍未制定統一的國家戰略以保護人民健康。“腐敗的政治階層、僵化的官僚機構、冷酷的經濟、分裂的公眾……一場強烈和無處不在的新冠病毒疫情暴露了美國已經身患嚴重的基礎病，卻多年來得不到治療。”面對約80萬因新冠而逝去的亡靈，難免讓人產生疑問，美國民主真的能有效保障美國人民的生命權嗎？
六問：促進團結還是導致分裂？
民主應該促進國家團結和社會和諧。如果導致國家與社會越來越分裂，那這種“民主”對國家來說就是有害的制度。
早在1796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告別演說即有警示：“派系的輪番統治，在報復精神的刺激下，將自然滑向黨爭——這本身就是一種可怕的專制主義，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家犯下了驚天暴行，並且可能異化為一種更正式、更永久的形式”。喬治·華盛頓還認為，政府做好公共管理的要義在於妥協，而妥協需要通過團結的承諾來兌現。如今的美國民主還有妥協和團結的影子嗎？
6.1 “各走各的路”
美國是由50個州組成的聯邦，民主應該促進各州之間的團結。然而，眼下美國兩黨卻不斷利用制度設計相互拆臺，導致美國政治極化傾向嚴重，社會失序並陷入重重矛盾,國內甚至興起了“各走各的路”的分裂呼聲。
維吉尼亞大學政治中心公佈的一項旨在探尋美國政治共同點的民意調查顯示，52%的特朗普選民和41%拜登選民認為紅藍州脫離聯邦、分開建國，對當下的美國而言或許是更好的選擇。雙方近90%的選民都認為，如果另一方的主張“得逞”，那麼他們將不再屬於美國。
對對方陣營的普遍失望，不斷侵蝕著選民對美國民主的信心。無論是特朗普陣營還是拜登陣營，絕大多數的選民對另一方的選民、民選官員和媒體來源都存有某種形式的疑慮。在特朗普選民的眼中，民主黨人與社會主義者之間無本質區別；在拜登選民的眼中，共和黨人在某種程度上與法西斯分子之間無真正差別。鑒於難以調和的分歧，紅藍各陣營中相當多的選民表示，願意考慮犧牲民主傾向和規範以優先滿足自身考慮。
事實上，分離主義在美國長期屬於邊緣論。近年來，美國難以扭轉的政治撕裂，卻使得國家解體的提議對右翼和左翼都產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喬治·梅森大學的弗蘭克·巴克利出版了《美國分離》一書，宣揚“美國分離的時機已經成熟”，鼓吹“美國解體有諸多好處”。《國家》雜誌的理查·凱特納寫道，“我們必須完成重建聯邦的工作，否則不如完全捨棄”。分離主義將美國置於一場“冷內戰”（Cold Civil War），如今的美國日益為兩種敵對的憲政、文化和生活方式所撕裂。
6.2 “滾回老家”
美國是多種族國家，民主應該促進種族間團結。當前貫穿美國政治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這個國家能否，以及如何作為一個多種族的民主國家存續下去？
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攻擊在號稱民主的美國不足為奇。前總統特朗普曾揚言讓四名民主黨少數族裔女議員“滾回老家”，去修整她們歸屬的那些破敗且犯罪猖獗的地方。女議員們反映強烈，紛紛表示“這是種族主義的模樣，而我們才是民主的模樣”。
隨著種族主義的蔓延，美國的少數族裔陷入不同程度的身份危機，刺激著美國種族分裂的神經。政治學家邁克爾·特斯勒指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一致認為，美國在過去50年中並沒有取得真正的種族進步，認同“非裔美國人受到很多歧視”的比例從2013年的19%增至2020年的50%。
美國民主之下，還存在著奴隸制的陰影。“黑人對國家的種族進步尤其感到憂鬱。超過80%的成年黑人認為，奴隸制的遺留問題影響了今天美國黑人的地位，其中59%的黑人認為影響非常大。約78%的黑人表示，在給予黑人與白人平等權利方面，美國走得還不夠遠，有一半黑人說國家最終不可能實現種族平等。”
新冠疫情期間，美國泛起反華種族主義和遏制中國的政策，使亞裔美國人成為仇恨攻擊的目標。2020年以來，美國反亞裔的暴力活動激增。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4月的民調顯示，81%的受訪者認同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行在增加，32%的亞裔成年人害怕受到威脅或人身攻擊。美國民主曾經主要建立在移民的基礎之上。當一部分美國人高喊著讓另一部分本土出生的少數族裔美國人“滾回老家”的時候，他們又能回到哪裡呢？
6.3 撕裂的價值觀
美國是移民社會，價值觀多元，民主應該促進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團結。然而，當今美國，在少數族裔受迫害的同時，白人也感到受歧視。白人父母驚訝地發現，六歲的孩童在學校接受的教育是“大多數白人都很壞”。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和哈佛大學等機構的聯合民調顯示，55%的受訪白人感覺受到較差的對待。
這種為民主所掩飾的、看似矛盾的價值撕裂，實則源於美國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義。在前總統特朗普執政的四年，曾經處於邊緣地位的白人種族主義觀念，逐漸滲透進美國主流民主政治辯論。特朗普意識形態最極端的政策顧問斯蒂芬·米勒，提倡一系列煽動白人種族焦慮的理念，包括警示白人正在被非白種人擠佔的“大取代”理論，移民導致的白人種族滅絕，乃至種族科學與優生學等理論。
白人至上主義思想迎合了傳統白人男性的優越感，同時也利用了他們的恐懼感。縱觀歷史，美國白人的身份認同建立在相對其他族裔的優勢之上，美國知識份子杜波依斯稱之為“白種人的工資”。這種自我暗示給予美國白人一種自身社會地位高於黑人同行的心理回饋。當美國社會試圖朝著更廣義的“平等”轉變時，許多白人擔心社會資源向少數族裔傾斜，內心感到被剝奪與不平衡。美國社會學家邁克爾·金梅爾將此描述為“受害的權利”。
華盛頓特區的政治精英正是巧妙地運用“白種人的工資”和白人“受害的權利”，進而加劇整個社會的價值分裂。特朗普政府無視日益嚴重的白人極端主義傾向，為政治暴力鋪平了道路。2016年至2017年間，極右翼肇事者製造的襲擊數量翻了4倍。
政治學家弗蘭西斯·福山指出，“早在特朗普當選之前，美國已逐漸被強大的利益集團所俘獲，並被鎖定在一個無法自我改革的僵化結構中，美國的體制正在衰敗。特朗普本人既是這種衰敗的產物，也是這種衰敗的促成者。”2020年特朗普連任失敗後的“衝擊國會事件”成為了一次令全球震驚的美國悲劇。美國價值觀的撕裂正在不斷擴大。
七問：實現夢想還是帶來夢魘？
作為新大陸的美國，長期以“美國夢”吸引世界各國移民。可以說，實現夢想是大量美國人移居到這片土地的動機。那麼，美國的民主能否保障“美國夢”，就是影響這片土地能否安居樂業的關鍵。站在2021年的歷史方位看，美國的民主，給人們實際帶來的，更多的是夢想還是夢魘？
7.1 美國夢的破滅
一個多世紀以前，作家霍雷肖·阿爾傑在《衣衫襤褸的迪克》等暢銷小說中，塑造出一系列通過個人奮鬥從貧窮走向富有的人物形象，也為美國塑造出能夠實現“美國夢”的熱土形象。然而，當今的美國，獲得階層上升或收入提高的途徑已經變少。“霍雷肖·阿爾傑書中那種相信自己能改變命運的精神已經被一種失敗感所替代，這種失敗感混合了窮人的仇富和文化衰退。”
美國夢正在破滅。調查顯示，在美國，相信“努力工作能帶來成功”的窮人比例，比拉丁美洲低20倍。“與幾十年前相比，今天分享美國夢的機會要少得多。1940年代出生的人中有90%最終在收入分配中處於比他們父母更高的位置，而1980年出生的孩子中只有40%做到了這一點。”
美國人對美國夢是如此絕望，以至很多人為美國夢寫訃告。《紐約時報》悲情地哀悼：“當我意識到我的家庭被認為是‘非法’的時候”，“當我意識到每週工作50個小時後，我沒有能力儲蓄的時候”，“當我意識到我的美國同胞中有多少人重視自私而不是社區、重視權力而不是正義、重視偏見而不是公平、重視貪婪而不是慷慨、重視蠱惑而不是科學的時候，美國夢已經死去”。
美國夢曾是美國民主支撐下的耀眼燈塔，難道真的就此熄滅了嗎？對於美國民眾而言，美國夢是逐漸熄滅的，經歷了漫長的掙扎過程。但對於很多2020年以來的新移民而言，他們的美國夢在邊境線上就死去了。
7.2 美國負能量
美國人對美國民主所標榜的新聞自由失去了信任。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社交網路媒體，充斥著輿論負能量。
“59%的美國人認為，新聞工作者和記者故意誤導人們，說一些他們知道是假的或嚴重誇張的事。59%的美國人認為，大多數新聞機構更關心支持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而不是向公眾提供資訊。61%的美國人認為，媒體在客觀和無黨派方面做得不好。”
美國民眾對社交媒體同樣感到失望。CNN民調顯示，“超過3/4（76%）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社交媒體巨頭臉書正在讓美國變得更糟糕，而非更好。近半數受訪者（49%）表示，他們認識的人會因為臉書提供的內容而相信陰謀論，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據臉書前員工爆料：“約有12.5%的臉書用戶（約3.6億）認為，在睡眠、工作、人際關係或養育子女方面受到來自臉書的傷害”，爆料同時顯示，“臉書被用於在印度傳播仇恨。”
美國民主之下的媒體失信、負能量的傳播，產生了另一種後果——反智主義。這一點在2020年美國抗疫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2020年5月，美國沙龍新聞網批評道，反智主義回來了……而且它正在殺害美國人：反智主義讓美國走到了文化民主的陰溝裡，這是一種病態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所有的意見都一視同仁，（醫護等專業人士的建議得不到尊重）否則就會被指責為勢利、自命不凡和對弱勢人群的輕蔑。當媒體失去信任，反智主義盛行，美國民主是否需要深刻的自我反思呢？
7.3 未來的迷茫與絕望
美國人對國家發展道路、發展方向的信心日漸喪失。美國人對美國發展方向非常不滿意的人數由2017年的33%上升到2021年的50%。85% 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自身政治體系需要重大變革或徹底改革。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關於美國2050年願景的調查顯示，約73%的美國人認為到2050年，貧富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57%的美國成年人認為，65歲及以上的人在2050年的生活水準將比現在差；約59%的美國人認為，到2050年，環境狀況將比現在更糟；60%的美國人認為到2050年美國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將不如現在；49%的美國人說他們對聯邦政府的功能紊亂非常擔心；48%的人說他們非常擔心政治領導人解決國家大問題的能力。
絕望蔓延的同時，美國年輕人開始選擇“躺平”。根據紐約聯儲2021年7月份的一項調查，2.3%的45歲以下美國人計畫離開勞動力市場，而45歲以上的美國人只有0.9%有類似計畫。曾幾何時，雄心壯志是令人欽佩的，現在，選擇退出職業生涯在推特上能獲得40萬個贊。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12月1日公佈的一項新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52%）的年輕人認為美國的民主“陷入困境”或者“正在失敗”。超過一半（51%）的美國年輕人，有時會感到沮喪或絕望，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在過去兩周內表示有過自殘的想法。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10月21日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8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自身政治體系需要重大變革或徹底改革。只有41%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民主體系”運作良好，58%持反對意見。
當工作依然不能讓美國人擺脫貧困的時候，他們除了迷茫、絕望和躺平，還能有什麼期待呢？最大的可能是迷失在毒品與槍殺中。2000年以來，因為吸毒與槍擊而死亡的人數連年上升。僅在2020年，謀殺犯罪率比前一年提高了30%，是近百年來最大升幅。有56.5%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對國內的騷亂感到恐懼。面對悲劇，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執行董事本傑明哀歎：“我們眼睜睜地看著謀殺在學校與公共活動中發生”，“人們看起來已經毫無禮貌可言了”。
2020年11月，美國俄勒岡已成為美國首個將“硬性毒品”合法化的州。據美聯社報導，2021年一年內有10萬美國人死於毒品過量，而造成如此慘劇的主要原因是芬太尼等阿片類藥物氾濫，以及新冠疫情讓吸毒者得不到及時救助和支持。
總統拜登在一份聲明中稱這是“一個悲慘的里程碑”。“里程碑”意味著毒品的悲劇對美國民眾的傷害已經達到了新的高度，但這種悲劇依然看不到盡頭，依然還在奔向下一個“里程碑”。
美國人的國家自信心嚴重受挫。2014年，有28% 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是最偉大的國家。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只是世界上偉大的國家之一，還有12%的人認為有其他國家比美國更加偉大。到 2019年，認為美國是世界最偉大的國家的比例降至 24%，而認為還有其他國家比美國更加偉大的人數比例則上升到 21%。
八問：改善國家治理還是導致制度失靈？
《美國憲法》明確：“我們合眾國人民，為了建立一個更完善的聯邦”。為了這個宗旨，開國者們在憲法的後續章節中詳細規定了美國最初民主實踐的雛形。
然而，200多年過去了，當代美國兩黨政客們看起來已忘記了開國者們制定憲法時的初衷。兩黨內耗如此嚴重，以至於如今在美國，聯邦政府關門成為家常便飯，達成一項法案困難重重，甚至連最能夠體現民主精神的總統選舉過程及結果，都無法獲得人民的普遍信任。
8.1 “否決政治”氾濫
為實現政府部門之間權力的相互制衡，開國者們在憲法中規定了議會與總統之間互相否定的權力。然而，這種相互否定已經淪為黨派爭鬥的前沿陣地，黨爭導致的惡意否決法案、政治威脅加劇、大選結果失靈等現象頻發，“否決政治”成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完善聯邦”的願望淪陷成為“身份政治”。
惡意否決法案。在美國日常政治討論中，總統是否是“跛腳總統”總是熱議的話題。如果兩院沒有掌握在一党手中，總統的提案就很難得到通過。以美國政府債務問題為例，自1959年以來關於美國債務數不勝數的討論中，兩黨間的相互爭鬥已經導致卡特政府關門5次，雷根政府關門8次，以及特朗普政府停擺長達34天。其他因為黨派爭鬥導致的不能通過的提案更是數不勝數。
政治威脅加劇。議員在對提案的投票過程中難以保持黨派中立，黨派內部的政治威脅讓議員如坐針氈。在2021年11月5日眾議院進行的拜登基建法案投票中，有13名共和黨議員投出了贊成票，而這馬上招來了其他共和黨議員對他們的辱駡，呼籲從黨內清除。實際上，早在該法案投票之前，眾議院少數党領袖凱文·麥卡錫就在共和黨內強調：不要幫助拜登。可見，議員在對一個經濟建設問題進行投票時，已經無法僅關注提案本身的合理性，他們不得不為自己的個人政治安全甚至人身安全擔憂。在2020年，針對議員的人身威脅比2019年上升了一倍。
大選結果失靈。“否決政治”最有諷刺性的表現是，總統候選人在選舉結果後公開不承認大選結果。2020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公佈後， 68%的共和黨選民認為拜登“竊取”了特朗普2020年本應獲得的總統大選勝利。特朗普則堅持認為選舉過程是“違法”的，連總統交接儀式都不參加。
8.2 聯邦與州政府相互掣肘
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相互掣肘使得國家內部相互爭權內耗、聯邦政令不暢、基建難以推行。政黨爭鬥加劇了聯邦政府與州政府間在工作協調上面的困難。
相互爭權內耗。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在管轄權歸屬上分歧明顯，德克薩斯州州長、2013年時任得州總檢察長的阿博特曾說過：“我上班，就起訴奧巴馬政府，然後再下班。”從社會福利權、移民管理權到槍支管控權，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花費了大量時間進行管轄權爭奪，某一個州、某一個地區要求獨立的呼聲不絕於耳。諷刺的是，雙方都聲稱是對方違背了憲法。
聯邦政令不暢。聯邦政府的行政計畫無法在另一黨所掌權州層面通過、實施。拜登在9月份曾簽署兩項行政令，分別要求美國政府雇員和政府服務承包商必須接種新冠疫苗。然而，拜登的行政令剛剛推出，德克薩斯州州長阿博特馬上在該州頒佈行政令，禁止任何實體公司，包括私營企業對員工或客戶實施新冠疫苗接種要求；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立即對拜登政府的疫苗行政令進行起訴，稱該行政令違憲；大家所熟知的“奧巴馬醫療法案”，儘管該法案已經在聯邦層面通過了，但至今為止仍然有12個州沒有通過該法案，而這些州幾乎全部都是共和黨人所把持議會的州。
基建難以推行。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在其任內都曾嘗試通過全國性的大規模基建法案，卻都因為分屬兩黨的各州國會議員的阻撓而失敗了。以加州高鐵建設為例，加州已經籌備高鐵建設超過25年，從2007年開始進行環境評估，並在2010年到2020年之間出具了超過4000份環評報告。結果，直到今天為止，該專案仍然未能開始大規模動工。2021年底，國會剛剛通過的拜登基建計畫後，佛羅里達州州長立即以“這個基建計畫不公平”為由提出反對。
8.3 “坍塌”的災難應對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其災難應對水準在近些年出現明顯下降。風險防範不力、救援賑災遲緩及官員作壁上觀不斷刺痛著國民對國家的信任度與自豪感。
風險防範不力。2020年加州森林大火整整燒掉430萬英畝森林，釋放了超過1億噸二氧化碳，相當於2420萬輛家用客車整整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這場大火的蔓延並非只因天災，防控措施虛設、救火隊員不足及裝備設備匱乏都是造成火災持續的重要因素。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上成為最嚴重的被感染國家，也與早期應對不當密不可分，“早期新冠疫情中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是可以預測和預防的，但政府卻毫無專業知識並且反應遲緩，這使得新冠病毒獲得了立足點。”
救援賑災遲緩。2017年，波多黎各遭遇了破壞性強颶風瑪利亞，儘管官方統計的直接死亡人數為64人，但研究表明與該颶風相關的死亡人數至少超過4645人，這其中有三分之一與缺乏及時的醫療救助有關。災後當地廣泛出現了食物飲用水不足、物資難以運達及醫療資源匱乏等現象，加重了當地居民的苦難。2021年6月暑期旅遊旺季，佛羅里達州的一棟12層的海濱公寓倒塌導致了98人死亡，而造成如此多人數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隊花了6天時間才移開廢墟並正式開展救援。
官員作壁上觀。2021年2月，美國德克薩斯州遭遇暴風雪導致大面積停電，許多民眾在當地30年來最低溫度下因無法取暖而備受寒冷煎熬，超過200萬人受災，至少47人因暴風雪死亡，部分地區電價漲幅甚至超過幾十倍。而該州參議員泰德·克魯茲卻在此時選擇與家人赴墨西哥度假，無視本州人民的艱難處境，招致全美各界批評。事實上，多份報告顯示，“各級政府缺乏明確的職責認定和預期”始終是美國進行應急救災時的“絆腳石”。更有觀點認為，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的種種檔都表達一個中心思想：別依靠我們。
九問：給他國帶去發展繁榮還是災難動盪？
美國向世界其他國家輸出美式民主，企圖將他國改造成民主國家，結果卻是攪亂了他國。美國對外輸出民主制度的行為直接導致世界範圍內的不少國家陷入連年的戰亂狀態，我們有理由質問，其究竟是給他國帶去發展繁榮還是災難動盪呢？
9.1 “阿拉伯之冬”
從2004年開始，美國在佔領伊拉克之後，為進一步推動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改革”而推行了一項重要的戰略計畫：“大中東民主計畫”。但是，美國對阿拉伯世界的國家進行的民主化改革真的為後者帶來了發展與繁榮嗎？
據“伊拉克死亡人數統計計畫”的資料，2003年3月至2019年4月，約有18.3~20.6萬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暴力。
2010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長期以來備受美國媒體稱讚，但十餘年後的今天，“阿拉伯之春”導致了中東地區陷入連年的戰亂狀態，給阿拉伯世界造成破壞性的影響，比如葉門、敘利亞。
據聯合國2020年12月的報告，葉門的衝突造成了約23.3萬人死亡，其中包括13.1萬人因缺乏糧食、保健服務和基礎設施等間接原因死亡。葉門的武裝衝突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葉門現有約2070萬人（約占總人口71%）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2011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間在敘利亞衝突中死亡的，知道姓名的人員達350209人，其中約每13名受害者中就有一名是婦女或兒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蜜雪兒·巴切萊特指出：“這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可核實的數字，而且肯定是對實際被殺人數的低估。”
2021年8月，美國軍隊撤出阿富汗，結束美國歷史上最漫長的戰爭。入侵阿富汗20餘年，美國給阿富汗留下來什麼呢？自2001年以來，約有24.1萬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戰區被殺。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約有354.7萬名阿富汗人在國內流離失所，阿富汗人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難民人口之一。而美國對阿富汗所輸出的民主的瞬間瓦解，讓全世界都倍感意外和震驚。
這究竟是“阿拉伯之春”還是“阿拉伯之冬”呢？
9.2 難民製造機
美國對外民主輸出在世界範圍內製造的難民不斷引發難民危機。如2015年歐洲遭遇的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難民潮；2021年9月，美墨邊境難民危機等。可以說，美國是全球難民危機的主要推手，也是當今世界名副其實的“難民製造機”。
2020年發佈的《創造難民：美國911之後的戰爭造成的流離失所》報告顯示：至少有3700萬人因美國911事件後發動的戰爭而流離失所。
據聯合國難民署2021年6月更新的統計數字，當前世界上難民輸出人數最多的前五位國家分別是：敘利亞、委內瑞拉、阿富汗、南蘇丹和緬甸，這5國的難民人數超過了全球難民總數的2/3（約1660萬人）。
這些難民輸出大國有的被美國高舉民主大旗長期侵略、有的被美國策動內亂、有的被美國施加了極大的政治和外交壓力而最終引發國內局勢動盪，這些國家的國民遭受了極大的災難。但另一方面，接收人數最多的前五位國家分別是：土耳其、哥倫比亞、巴基斯坦、烏干達和德國，卻沒有美國的影子。
截至2016年，從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因戰爭而失序國家而來的近520萬難民和移民抵達歐洲海岸。 目前，隨著阿富汗戰事的結束，歐洲開始擔心2015年的難民危機是否會重演？
作為難民製造機的美國，自身對難民卻並不寬容。2019年，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決定花費上百億美元在美墨邊境修建邊境牆。2021年9月，美墨邊境爆發的難民危機，再次暴露出美國移民系統的缺陷。除此之外，美國還不斷把棘手的難民問題甩給世界其他國家，增加他國的負擔。美國在2020財政年度安置的難民約11880人，僅占該年度美國需要完成的1.8萬個難民安置名額的66%。
9.3 引發他國災難
長期以來，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一系列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行徑將不少國家拖入連年的戰爭和動亂狀態，使其原本脆弱的經濟體系遭受重創、面臨崩潰，進而引發經濟災難；頻繁發動顏色革命，推翻他國合法政權，扶植親美政權；肆意制裁他國，造成人道主義災難。
長達十年的戰亂對敘利亞的經濟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性影響，使其滑向經濟崩潰的邊緣。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自2010年以來，敘利亞的經濟萎縮了60%以上，敘利亞磅已經崩潰。戰前，敘利亞鎊的交易價格大約是1美元兌50敘利亞鎊；但是，截至2021年1月，它的官方交易價格超過1250敘利亞鎊，非官方交易價格超過3000敘利亞鎊，相當於消費品的通貨膨脹率上升了300%”。面對敘利亞如此嚴重的經濟和社會災難，美國卻於2020年進一步加大了對敘利亞的經濟金融封鎖和制裁的力度。
美國發動的持續20年的阿富汗戰爭徹底摧毀了阿富汗的整個國民經濟。如今，美國雖已撤軍，但對阿富汗的經濟制裁仍在繼續，且制裁力度不斷加大——凍結阿富汗央行存入美國的近95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同時不斷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施壓，要求其暫停分配給阿富汗的4.6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自2021年8月以來，阿富汗人民可能面臨著最危險的時刻，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不知道下一頓飯從哪裡來。
美國在世界其他國家發動顏色革命，推翻、顛覆他國民選的合法政權，同時在該國扶植親美政權，作為美國在該地區利益的代理人。以美國壓制委內瑞拉為例，從2014年至2020年，短短六年時間，委內瑞拉的經濟萎縮了4/5，從南美最富有的國家淪為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2019年，委內瑞拉約有700萬人（約占委人口的25%）需人道主義救助。委內瑞拉有96.3%的家庭處於貧困狀態；2020年委內瑞拉國內經濟惡性通脹嚴重，通脹率達到3000%。
此外，美國還肆意制裁世界其他國家，使其深陷社會動盪、國家衰退的困境。美國對其南部鄰國古巴的制裁由來已久，也是最著名的制裁之一。截至2021年6月，受到美國制裁的國家或地區（單方面或部分）包括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利比亞、白俄羅斯、古巴、剛果民主共和國、南蘇丹等。其中，受制裁時間最長的四個國家分別是：古巴、伊朗、朝鮮、敘利亞。
十問：維護世界和平發展還是破壞國際秩序？
美國的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民主形式的一種，但美國民主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不尊重他國國情，通過軍事干預、美元霸權的經濟制裁等方式強迫其他國家採用美國民主的模式，有理由被全世界質詢：美國是在維護世界和平發展還是破壞國際秩序呢？
10.1 392次軍事干預
自1880年首次發動對外軍事干預以來，截至2017年，美國一共進行了392次對外軍事干預。也就是說，自美國誕生之日起，有超過92%的時間處於戰爭狀態，其和平時間不足20年。
截至2021年10月，美國仍然在80個外國和殖民地（領土）維持著大約750個海外軍事基地。美國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的報告指出，“美國的海外軍事基地常常會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支持非民主政權，並被反對（美國及其扶植政府）的激進軍事組織當作募兵工具。此外，美國的駐外軍事基地被利用，使美國更容易發動和執行災難性的戰爭，包括在阿富汗、伊拉克、葉門、索馬里和利比亞的戰爭等。”
美國對外軍事干預在不斷增多。1991年“冷戰”結束，美國對外的軍事干預不降反升。從1948到1991年的44年裡，美國發動了46次對外軍事干預，但從1992到2017年的26年間，美國對外軍事干預就增加至約四倍，達到188次。
美國的對外軍事干預不斷給他國造成破壞。截至2017年，美國軍隊有超過130萬現役人員，其中有超過45萬人駐紮在海外。美國在2020年軍費支出為7780億美元，占全球軍事支出總額的39%。美國對外國的軍事干預上癮，但卻給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例如近20年來，美國長期插足的中東、北非地區，近年來，依然約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衝突邊緣。
10.2 “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
美國在民主外衣的掩蓋之下，通過美元霸權收取全球鑄幣稅，成為全球食利國。
利用美元收割全世界，為維護美元霸權不擇手段。根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2009年的資料，高達65%的美元在美國境外使用。在南美、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美元作為貨幣。經濟繁榮時，美國常常用別國的錢讓自己更富；經濟蕭條時，美國用別國的錢讓自己脫險。
利用美元制裁全球其他國家。對於不接受美國民主的國家而言，美國隨時可以對其進行制裁，利用美元等工具封鎖該國的經濟。《紐約時報》2019年曾刊文指出，美國在制裁委內瑞拉時，採用了美元作為制裁工具，“在幾天內就使（委內瑞拉）石油出口和銀行系統癱瘓。”伊朗由於長期受美國制裁，很難購買到新的大型客機，客機日漸陳舊，最近20年來，已經有約20架客機墜毀，超過1千人死於空難。
美元“囂張的特權”廉價融資。 “廉價的外國融資使美國的利率保持在低水準，並使美國家庭的生活超出他們的能力（過度消費），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家庭最終補貼了美國的富裕家庭。這種消費方式在金融危機前達到頂峰，而這些為獲得不斷擴大的國際交易量，向美國提供廉價融資的國家卻蒙受了（美國）過度消費破裂所造成的損失。”2020年疫情以來，美聯儲的連續多次大放水，導致多國資本市場動盪。正如1971年美國前財政部部長約翰·康納利所說的那樣：“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
利用美元實現長臂管轄。即使是在美國沒有業務往來的公司，也仍然存在被美國追責和處罰的可能性。例如與伊朗經銷商簽訂美元協定的公司；接受非美國交易的美元電匯付款，而不檢查資金來源的公司；向被美國制裁的國家出口含有一些美國產品成分的公司等均有可能遭到美國司法部門的調查和懲罰。在美國長臂管轄權之下，美元就像“美國的陷阱”一樣，始終威脅著所有的經濟體。
10.3 霸權、霸道、霸淩
美國以霸權、行霸道、施霸淩的國際形象在特朗普任職總統期間達到了新的高峰。但美國的霸權、霸道、霸淩形象在特朗普之前也並不光鮮。
早在2009年，一項針對全球20個人口大國的民意調查顯示：“自奧巴馬成為美國總統以來，人們對美國的感情沒有多大起伏。“在19個國家中的15個國家（不包括美國）中，大多數人認為美國以其強大的軍事威脅欺負其他國家；在19個國家中的17個國家中，美國被視為不遵守國際法。”
美國的霸權、霸道、霸淩對內不得民心，對外引起他國反感。皮尤研究中心公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經濟體中，只有少數人認為美國的民主在世界範圍內給其他國家和地區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在今年春天的全球態度調查中，皮尤研究中心向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德國和韓國在內的17個經濟體中的18850名成年人以電話和網路的方式，詢問他們對美國社會和政治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美國之外的受訪者，57%的人表示，美國的民主“曾經做得很好，但最近幾年不行了”；另有23%的人表示，美國從來都不是其他國家的民主典範。
因此，我們不禁要問，當美國自身的民主模式引起本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廣泛質疑的情況下，不斷將美國民主推向其他國家，這是維護世界和平發展還是破壞國際秩序？
結語
“美國正走向自南北戰爭以來最大的政治與憲法危機，在未來三四年內，很有可能發生大規模暴力活動、聯邦權威瓦解、國家分裂成共和黨與民主黨飛地的情形。”2021年9月23日，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根在《華盛頓郵報》發表長篇評論，指出了美國民主當前面臨的危機。
民調也證明了這種潛在危機。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2021年7月公佈的一項民調結果，81%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民主面臨嚴重威脅。 越來越多國家的年輕人對民主的滿意度也出現了新低。55%的千禧一代對民主感到不滿意，他們正在失去對民主的信心；這不僅出現在美國，巴西、墨西哥、南非、法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的情況都很糟糕。美國民主至少在目前的狀態下，很難充當其他國家的良好榜樣。
大量的事實表明，美國在“民主”的名義下，能夠體現自己意志的卻是“錢主”（Money-cracy）、“槍主”（Gun-cracy）、“白主”（White-cracy）、“媒主”（Media-cracy）、“軍主”（Milita-cracy）、“藥主”（Drug-cracy）。能做主的並不是人民，“一國六主，實無民主”。美國的政治實踐讓美國民主成為了“少數人民主”、“金錢民主”、“腐敗民主”、“民主破壞者”、“世界霸淩者”、“國際規則踐踏者”……
然而，美國不顧自身民主弊病纏身，大搞“民主外交”，傾銷自己宣稱的民主模式，不顧各國需求、不理各國社會、不屑各國原則、不管各國目標，充分反映了美國“民主外交”的前提謬誤、框架謬誤、原則謬誤、目標謬誤。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世界上沒有唯我獨尊的民主模式，民主是豐富的、是多元的、是由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多樣化道路，而非被迫強加的單一套路。
建議美國政府在舉辦所謂“民主峰會”時不妨捫心自問這10個問題：美國民主到底是多數人的民主還是少數人的民主？實現權力制衡還是導致權力濫用？增進民眾福祉還是加深民眾疾苦？捍衛自由還是妨害自由？保護人權還是侵害人權？促進團結還是導致分裂？實現夢想還是帶來夢魘？改善國家治理還是導致制度失靈？給他國帶去發展繁榮還是災難動盪？維護世界和平發展還是破壞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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