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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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疆域·國恥 ——清末民國地理教科書的空間表象 ☆來源:Zi 字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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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19

人們對空間的認識來源於對空間的視覺、聽覺、觸覺、運動感覺等,空間認識的對象由方向、位置、大小、形狀、距離等多種因素構成。本文所說的地理空間,具體指的是地圖上表現為由國土所構成的空間。

如所周知,今日的世界地圖是用各種不同的顏色把相鄰的國家區分開來,不同顏色之間的界線代表國與國的分界線:國境線(「border」)把一國的領土(「territory」)與他國的領土區分開來。按照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領土觀念,一國的領土乃是該國主權所及之範圍,國家對居住在其上的「國民」實行統治,未經許可的他國的介入被視為侵犯主權。然而,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有在進入近代以後,國與國之間才出現明確的國界線。在封建時代的歐洲,領主、諸侯、教會、自治都市等勢力割據抗爭,多種勢力相互重疊之事並非罕見。在中世紀的法國,一個地區有時同時受到幾重權力的控制。在英格蘭、威爾士、愛爾蘭等地,幾種政治勢力相互角逐的現象比比皆是。因此,在進入近代之前,歐洲的君主、諸侯等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界線並非涇渭分明。

在現代漢語中,與英語的「territory」一詞對應的詞是「領土」。在社會生活中,傳統的「疆域」一詞的使用頻率高於「領土」 。「疆域」一詞有表示極限、界限的「疆」和表示地理空間範圍的「域」兩層意思。「疆域」一詞原來是指皇帝統治下的國土,其歷史遠比「領土」一詞要長。《詩經》里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浜,莫非王臣」一語,這裡反映出來的王土思想典型地代表了傳統的世界觀。秦統一后,雖然形成了以皇帝為中心的一元統治體系,但是受信息傳遞手段、運輸能力等條件的制約,皇帝的權力不像近代國家那樣強大而能均勻地覆蓋於社會各個地區。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皇帝權力呈輻射狀向四周延伸,距離圓心越遠,統治力越弱。在清代,對蒙古、西藏等周邊地區實行以王公、貴族為中介的間接統治。與朝鮮、琉球、安南、暹羅等周邊世界之間,歷史上曾經存在朝貢/冊封的宗屬關係。雖然理論上朝貢國的土地也屬於的疆域範圍之內,然而必須看到,皇帝對於來朝的「藩屬」並不實行外交、內政上的實質性統治,「疆域」這一概念和近代意義上的「領土」觀念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15世紀以後琉球王國同時向和薩摩國朝貢這一事例說明,以為中心的中華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間的分界線是十分曖昧的,不能把它和今天地圖上區分一國領土與他國領土的國界線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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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綏成著《近代邊疆沿革考》一書,1934年版

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葛綏成在《近代邊疆沿革考》一書中指出,「從前對於省的界線,雖很注重;但對國界卻毫不關心。其故有二:一因那時候邊疆寥闊荒遠,而環繞鄰地,大都是知識淺薄的游牧民族,不曉得劃界的事情;二因又自誇為東亞大邦,以為人家不敢欺侮;所以古時是並無國界的規定」。在19世紀中葉以後才出現近代意義上的國界。進入19世紀后,西方列強不斷向亞洲擴張其勢力,將周邊的藩屬一一納入其控制之下,並向本土滲透。清朝政府在列強的武力之下,簽訂了《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承認列強提出的藩屬獨立、割讓領土和開闢通商口岸等要求。除了部分未定邊界之外,與周邊國家的國境線也逐漸以條約的形式劃定下來。由國境線和海岸線構成的地理空間,就是近代意義上的「領土」,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形成的「領土」。其中,1924年獨立(時稱蒙古人民共和國、1992年改稱蒙古共和國)的外蒙古不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之中。

為行文方便,本文把基於近代領土觀念的地理空間稱為「領土空間」,而把基於傳統的疆域觀念的地理空間稱為「疆域空間」。與「領土空間」相對應的領土概念有可能在短時期內為人們接受,然而,在社會生活和思想領域裡,「領土空間」往往與傳統的「疆域空間」相互交錯。在這一點上,清末、民國時期地理教科書的文本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在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學術體系中,地理屬於「史」的範疇。繼《漢書·地理志》后,歷代正史中大都有《地理志》。在各地的地方志中也有關於本地方地理沿革的詳細記述。進入十九世紀后,特別是鴉片戰爭后,的士大夫開始關心西方的各種事物,林則徐命人翻譯的《四洲志》(1839年)、魏源的《海國圖志》(1843年)、徐繼畲的《瀛寰志略》(1848年)等介紹西方地理的書籍相繼問世。通過這些書籍,士大夫們逐漸接受了以地圓學說為中心的西方地理學知識。十九世紀下半葉,人在沿海各地開辦的教會學校已經開設近代地理學課程,二十世紀初,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各種新式學堂普遍開設地理課。清末出版的各種地理教科書中包含了大量有關和外國的地勢、氣候、交通、資源、物產等地理知識。其中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等民間出版社出版的地理教科書成為普及近代地理學知識的重要媒介。熊月之在論及清末教科書在普及近代知識中的作用時提到:「對知識界來說,三十年前,八大行星之說,地層構造學說,還被視為玄之又玄、高深莫測的新學;二十年前,化學元素之說,萬有引力之說,還只有少數學者能夠理解;十年前,自主自由之說,反對纏足之說,還被視為洪水猛獸。到20世紀初,這些都已經變成蒙童教科書的內容,成為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都必須了解的知識和道理」。可以說,「近代」的形成乃是一個「知識」構建和社會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教科書起到了促使近代知識常識化的重要作用。以地理教科書而言,細分化的地理知識的普及把原本鬆散的或根本無關的個人和群體在空間上整合為一個集合體,促使人們把原本對家族和地方(用葛綏成的話是「省界」)的認同轉化為對國家的認同。而且,正如地理教科書所揭示的那樣,在中華民國成立后,這一要求在建設民族-國家的需要和外敵入侵的壓力交互作用下得到強化,地理教科書的編者們對地理空間的表述透射著對現實的焦灼感,「國恥」觀念在地理教科書中被空間化和具象化了。 

本文以清末、民國時期地理教科書為文本,試圖從教科書關於的「空間表象」的記述,探討在「疆域空間」向「領土空間」的嬗變過程中,地理空間和心象空間的交錯關係,從而揭示地理教科書在人的「近代意識」形成中的意義。

二、地理教科書的「領土空間」表象

在,人們習慣於用雄雞來比喻的版圖,筆者清楚地記得在國小課堂上,老師用教鞭指著掛在牆上的地圖說:地大物博、像一隻昂首報曉的雄雞屹立在亞洲東部。翻閱清末的地理教科書可以發現,在一個世紀前,這種適應學齡兒童特點的教學方法已經被普遍地運用於地理教學中。在清末、民國時期出版的地理教科書中,關於版圖的形狀,至少有下面三種形象表述。最早出現的是「大三角形」。在清朝學部審定的《最新地理教科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全國之境,為一大三角形,銳端當其西。東西橫廣八千八百里,南北縱長五千四百里」 。但是,這本教科書里沒有出現大三角形的圖像。 

教科書中表述的版圖的第二種形象,是191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地理》中的秋海棠葉(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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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的上半部分是秋海棠葉的示意圖,畫有秋海棠葉的葉邊和葉脈;下半部分是版圖,形狀和其上的秋海棠葉十分相似,並且按照當時地理教科書的地區劃分,把分為本部、滿洲、蒙古、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六個部分。《新地理》中,有一段關於這兩張圖的文字說明: 

中華民國之地形,頗似秋海棠之葉。西方為銳角,似葉之尖。東方則斜平,且有凹處,似葉之本。南北兩方或凹或凸,似葉之邊。熟審秋海棠葉,即知之地形矣」。 

此後,秋海棠圖形出現在民國時期出版的許多地理教科書中,各書對於圖形的文字說明也和上面的引文大致相同。有的教科書把「大三角形」和「秋海棠葉」相揉合,稱「全國地形略似橫鋪之秋海棠葉,以西部之蔥嶺為葉尖,東部之渤海為葉本,成一大三角形」。在193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國小地理課本》中,編者對的版圖作了如下說明:「中華民國地圖,不是很像一張秋海棠葉嗎?東部渤海灣入海的地方,很像葉腳,西部帕米爾高原,很像葉尖。……那曲曲折折的邊界,好像是葉邊,境內的山川縱橫,更好像葉的脈絡」 。

教科書中出現的關於版圖的第三種形象是桑葉。1922年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新法地理教科書》第三冊第一課「大勢」中有下面一段文字:「()全部地形好像橫鋪一個大桑葉,葉尖在西,葉腳在東;再巧不過,本是蠶絲髮源的地方」。雖然這本教科書中沒有出現桑葉的圖形,但是從上面一段文字可以看出,用桑葉來比喻的版圖源於是桑葉的發源地。在1938年世界書局出版的《高小新地理》第四冊第一課〈的領土和地勢〉的開頭部分,刊載了題為「的位置境界和地勢圖」的地圖(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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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的左下部分是桑葉的示意圖,形狀與圖1中的秋海棠大致相同。文中說:「領土在帕米爾之東,其形狀如一張橫鋪的桑葉。葉尖在西方,葉炳在東方」。比較民國時期教科書中出現的秋海棠、桑葉和現在的雄雞圖形,最大的不同在於秋海棠和桑葉圖形中包括了外蒙古部分,而雄雞圖形中不包括外蒙古部分。 

2、「領土空間」的具象化

「亞洲之中,國以數十,惟我,版圖遼闊,民庶殷繁,雄踞其東南部,蓋世界著名之大國也」。這是清末文明書局出版的《蒙學地理教科書》中關於地理的概述文字。同一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地理教科書》第一冊中稱「雄踞亞細亞洲之東南,在本洲十餘國中,版圖最廣,戶口亦繁,誠世界著名之大國也」。「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地理形象,在清末、民國時期地理教科書中已經定型。圖3是清末出版的《最新高等國小地理教科書》中的《大清國疆域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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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除去外蒙古部分的話,這幅地圖中表示的疆域範圍和今天的領土範圍沒有什麼不同。清末出版的地理教科書中有不少人物、建築物的木板畫插圖,由於印刷技術的限制,清末教科書中刊載地圖的不多。圖3通過列舉的鄰國、近海的方式來說明的地理位置,圖中標出了周邊的俄羅斯、朝鮮、日本、安南、印度五個鄰國,以及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四個近海的名稱。

在清末教科書刊載的為數不多的地圖中,標有經緯線的圖3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自從1884年規定以穿過倫敦郊外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經線為本初子午線之後,各國出版的地圖逐漸按此標準統一表示經緯線。但是,圖3以穿過北京附近的經線為本初子午線(即地圖中的「中」線)。以「中」線為起點,東西每隔4度標有經線。這讓人不僅聯想起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在距此大約三個世紀前的1601年獻給萬曆皇帝的世界地圖,但是意義卻徑庭有別。在利瑪竇精心繪製的地圖裡,利瑪竇為了迎合皇帝和士大夫天朝大國的觀念,有意把畫在了地圖的中央部分。利瑪竇向萬曆皇帝獻圖的目的,是想通過世界地圖引起人對西洋世界的興趣,由此為傳播福音打開方便之門。萬曆皇帝和徐光啟、李之藻等對利瑪竇的地圖表示出很大的興趣,但是,當時大多數士大夫卻把利瑪竇的地圖斥之為蠱惑人心的異端邪說。雖然利瑪竇巧妙地把置於地圖的中央部分,但是在地圖中所佔的比例遠遠比人們想像的小;圖3是近代在接受地圓如球的觀念后,從自我本位意識上描述的地圖。

在地理教科書中,的地理位置大多通過「四界」、「四境」來表示。清末出版的《蒙學地理教科書》中,編者對的地理位置、國界作了如下說明: 

之西界,踞亞洲之中樞,與英餓兩國屬地相接。……東隔東海,與日本國相望,南臨南海,接法屬之安南及英屬之緬甸。西南隔大山,與英屬之印度分界。自西而東北,包之三面者,皆俄國之屬地也。唯東北部之南境,隔鴨綠江,與朝鮮國相連。 

相比之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地理教科書》中「疆域」一節的說明更為詳細,除了上面提到的鄰國之外,還提到琉球、台灣和菲律賓: 

東北以鴨綠江、長白山與朝鮮分界,東界渤海、黃海、東海、南海,與朝鮮、日本、琉球、台灣相對。東南臨南海,遙望菲利濱、婆羅洲諸島。南接安南、緬甸,西南足-俞喜馬拉雅山,即印度。而不丹、尼泊爾二小國介其間。西連帕米爾,其地即亞細亞之中樞,與英俄兩國屬部相接者也。北方毗連俄羅斯之西伯利亞,橫亘數千里。 

民國初期出版的地理教科書基本上沿襲了清末教科書中的疆域敘述,商務印書館1912年發行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地理》第一冊第六課「邊界」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四境,惟東南濱海,其他皆為陸地,與強鄰毗連。東北為東三省,而奉天、吉林與日領朝鮮為界。吉林之一部,及黑龍江,與俄領西伯利亞為界。北為蒙古,亦與西伯利亞相連。西北為新疆,則接中亞細亞。西南為西藏,與英領印度接界。而不丹、尼泊爾兩小國,介居其間。南為本部之雲南、廣西、廣東,與英領緬甸、法領安南相接。此皆陸路之邊界也。……以四界鄰國言之,東北為俄,西南為英屬,南又有法屬,東更與日本遙相對立。是位置,適當俄、英、法、日四大國之沖,其關係豈淺渺尠哉。 

上面一段引文文中的「四大國」一詞,在此後出版的許多地理教科書的疆域敘述中多處出現。特別是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許多教科書強調被英、法、俄、日「四大強國」所包圍,處於十分險惡的國際環境之中。在1931年初版、1935年再版的《現代地理課本》的「四境」一課中,有如下一段敘述: 

東南與日本之琉球群島及台灣島隔海相對;南與法屬安南、英屬緬甸為鄰、西南與英屬印度,及不丹、尼泊爾兩小國相接;西及西北與俄屬中亞細亞為界;北及東北大部又與俄屬之西伯利亞相連,而一部分復與日屬之朝鮮接壤,故吾國實處於英、法、俄、日四大強國之間,其關係非常重大。 

由上可見,在清末、民國時期地理教科書中,的地理空間不再象以往那樣被描述為自明的同心圓似的空間,而是按照近代有嚴格自他分界的「領土」觀念來被表述的。但是,對於的空間位置的感受――即反照在人的意識和感覺上的心象空間,教科書表述的側重點各有不同。清末的地理教科書以比較客觀的口吻提及周圍的鄰國,相比之下,民國時期的疆域敘述較多地使用「強鄰」、「四大國」、「四大強國」等字樣,及至1930年代,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教科書對失地的敘述和想象折射對喪失現實領土空間的痛。

在大多數清末、民國時期的地理教科書中,除了現實的「領土空間」之外,關於在近代喪失的國土的記述構成了空間敘述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民國時期出版的教科書中,關於「失地」的敘述比比皆是。教科書中提到的失地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歷史上曾經向朝貢、成為的藩屬,後來脫離而獨立或成為別國的屬地;第二,按照清政府和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割讓給他國的土地;第三,他國在的租界以及「九·一八」事變后被日本佔領的東三省,它們形式上雖然是領土的一部分,但無法行使主權。

民國成立后出版的教科書中,有許多關於清中葉以後喪失的藩屬或屬國的記述,其中最早的例子見於商務印書館1912年初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地理》。編者庄俞在該書第一冊「邊界」中提到,朝鮮曾經是的屬國,是東面的屏障,後來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既而被日本吞併。北面的烏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下游一帶,西面的蔥嶺以西、西伯利亞以南的土地曾經是的領地或藩屬,清朝咸豐年以後為俄羅斯所奪。南面的緬甸、安南從前從屬於,現在分別從屬於英、法兩國。  

在民國時期,各家出版社為配合課堂教學,除了各科的學生用書之外,還出版了《教授法》供教師使用。和學生使用的地理課本相比,地理《教授法》中關於藩屬、屬國的記載要詳細得多。例如,歷史學家呂思勉在1916年出版的《新式地理教授書》關於「朝貢國」一課中,以較長的篇幅詳細敘述了周邊的藩屬脫離的歷史過程: 

朝鮮、本藩屬。中日戰後,離我獨立,日俄戰後,歸日保護,至清宣統二年,遂為日所並。琉球、在東海之東,與浙江省相對。自明以來,臣服。清光緒五年,日本並之,廢其王、建為沖繩縣焉。安南、在滇越之南,本我朝貢國。自法越夠搆兵,越屬割地,清廷不之顧,光緒十年,因越事與法搆兵,及議和,割歸法屬。緬甸、在雲南西南,亦我朝貢國。清光緒十二年,為英所滅,今為英領印度之一部。錫金、在西藏之南,昔亦臣屬。清光緒十六年,歸英保護。今為印度之一部分。 

和前一節中討論的地理教科書關於「領土空間」的敘述不同,關於「失去的疆域」的敘述不是以靜止不變的地理空間為對象,而是通過引入時間坐標,把的地理空間放到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中來敘述,從而引出了關於「地理空間的縮小」這一重要問題。嚴格說來,「地理空間的縮小」與其說是一個地理學問題,還不如說是一個歷史學問題,涉及到如何解釋在十九世紀中葉后經歷的地理空間上由大到小的變化這一問題。關於地理教科書對「失地」的解釋,將在下一節中討論,這裡先讓我們按照時間順序看一下清末、民國時期的地理教科書中關於「失去的疆域」的敘述,從各個時期的疆域敘述中發現一些變化的規律。

在二十世紀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出版的教科書中,「朝貢國之割讓」、「割讓地」、「喪失的藩屬與邊地」、「東北的失地與國防」等標題隨處可見。鑒於教科書中相關內容重複部分較多,下面繼上文引用的1912年和1916年出版的教科書中關於「疆域空間」的敘述之後,從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版的教科書中各選取一例,加以比較。下面是192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學院審定《新時代地理教科書》中有關疆域的一節: 

的疆域,在清代初年,幅員很大,藩屬很多。自西力東侵,就受著帝國主義的侵略,所有領土和藩屬,給俄日英法諸國割去的很多。綜計喪失的地方,約佔全面積的三分之一呢。……現在東北方面,凡沿海地帶及黑龍江左岸,直到外興安嶺,都已完全喪失。西北方面,則霍爾果斯河的西岸,齊桑泊和蔥嶺以西的地方,也都劃出國界以外。自俄國勞農政府成立后,又佔據的外蒙古,因此西北的形勢,日形危急。。 

1938年,世界書局發行的《高小新地理》在「喪失的藩屬與邊地」一節中,有如下一段敘述。 

為東亞第一大國,歷來附近各小國因仰慕的文化,無不以朝貢稱藩為榮。所以當清朝極盛時期,東有朝鮮、琉球,南有安南、暹羅、緬甸、蘇祿,西南有不丹、尼泊爾、哲孟雄,西有乾竺特、巴達克山、阿富汗、不哈爾、浩罕、哈薩克、布魯特等藩屬。現在除阿富汗、暹羅獨立外,其餘都為各地國主義者蠶食了去,無一為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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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書局發行《高小新地理》

在194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高中本國地理》中,編者葛綏成把的疆域分為「過去的疆域」和「現在的國境」兩部分,關於失地作如下說明: 

在東半球的亞細亞洲的東南部,疆域要算漢、唐、元、清四代為最大:漢代東開朝鮮,南略安南,西通西域,北達蒙古;唐代版圖,東抵於海,南及南洋群島,西逾蔥嶺,北被大漠;元代勢力遍及全亞,兼領歐洲東部;清代東北沿外興安嶺到鄂霍次克海,並奄有庫頁島地方,西北以巴爾喀什湖為界,包有伊犁河流域和齊桑泊、阿爾泰泊一帶,在西南有尼泊爾、不丹諸部來內附,在南面又有安南、緬甸,東面又有朝鮮、琉球等藩屬,在東南又有直轄的台灣島,聲威可說很盛。四代之中,又以清代和民國關係為更密切,這因為現在中華民國版圖,是繼承清代最後所有的版圖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本教科書里,編者關於「現在的國境」位置的敘述精確到小數點后第二位:的領土東北到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會合點(東經135.2度)、西到蔥嶺北端(東經73度)、南起南沙群島的詹姆士灘(北緯4度),西至蔥嶺北端的烏赤別里山口(東京73度),北達阿爾泰山的薩彥山脊(北緯53.48)度。在這裡,關於「」的地理空間分別在過去的「疆域空間」和現實的「領土空間」兩種不同的時空中被表現出來。

比較上述各個時期地理教科書中關於「喪失的疆域」的敘述可以發現,教科書中描述的疆域空間隨著時代的推移有逐漸擴大的趨向,南、西、北三面疆界的變化尤其明顯。二十世紀十年代的教科書提到在過去喪失了朝鮮、琉球、安南、緬甸、錫金五個朝貢國,其中疆域空間的西北部包括「蔥嶺以西、西伯利亞以南的地區」;在二十年代的教科書中,疆域空間的西北部包括了額爾齊斯河西岸、齊桑泊及蔥嶺以西的地區、東部包括了黑龍江西岸和外興安嶺;在三十年代,教科書向讀者展示的疆域空間達到了頂峰,南至蘇祿群島、西至阿富汗,遠遠超過了本文圖1《大清國疆域總圖》的範圍,甚至比清代中期繪製的《皇清一統輿地圖》還要廣。本文第四節中將引用的兩幅《中華國恥圖》形象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地理教科書展示的疆域空間。

在一部分教科書中,除了關於失地的歷史過程,還具體記述了根據不平等條約割讓給外國的國土的面積。例如,三十年代世界書局出版的《國中本國地理》在有關疆域部分的內容中,不僅記述了的領土面積,還詳細記述了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歷次喪失的國土面積。「合算全(國總)面積,共有35,222,040平方里,佔有全世界陸地十四分之一,亞洲陸地四分之一。不過在十九世紀上半期,領土面積,要比現有面積多到三分之一。自從清道光以後,動不動將幾百萬幾十萬方里的土地,斷送給外國,於是只剩了現有的面積。但是中華民國仍舊不失為亞洲第一大國,世界第四大國」。在前引《高中本國地理》第一章里,編者葛綏成以一覽表的形式列舉了歷代朝貢國的地理位置、面積和入貢年代。例如,朝鮮位於東海、面積為255,256平方公里、漢、唐、元、明時朝貢;安南位於印度支那半島、面積為451,215平方公里,歷代屬於的版圖,五代時始為外藩;阿富汗位於伊朗高原、面積為619,094平方公里、清乾隆二十七年入貢。

筆者見到的關於邊境失地的最為詳細的記述見1938年世界書局出版的《高小新地理》。下表由筆者根據書中關於失地的位置、面積、條約等內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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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國別計算,俄羅斯以佔領等各種形式獲得的土地面積大約為170萬平方公里,英國則獲得大約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二者相加共計200萬平方公里。

關於19世紀中葉以後喪失的國土的記述,不僅見於地理教科書,歷史、國文教科書中也多有出現。191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訂正最新國文教科書》第七冊第三十四課「海參崴」一節中有如下一段描述:「海參崴是吉林省沿海之地,清咸豐十年與俄羅斯訂約,割讓滿洲土地三十一萬一千六百餘平方里,海參崴遂為俄地」 。

叢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地理教科書的編者們在描述現實的「領土空間」的同時,還向讀者展示了包括歷史上的「藩屬」在內的巨大的「疆域空間」。不可否認,有關「疆域空間」的敘述字裡行間滲透出傳統的疆域觀念,教科書編者們的失地之「痛」中不免含有對往昔帝國夢想的追念之意。但是,必須指出的是,教科書編者們描述「失去的空間」,與其說是為了過去,不如說是在觀照現實。他們向年輕的讀者們敲響了警鐘:正處在列強環伺的萬分危急之中,她的身體——國土——在近代是如何被肢解的、現在正如何進一步遭到肢解。

從本文第二、第三部分可以看到,清末、民國時期地理教科書在關於地理空間的描述中,不僅使用了現實的「領土空間」概念,同時也使用了傳統的「疆域空間」概念,而在20世紀30-40年代出版的教科書向讀者展示了東起鄂霍次克海、南到蘇祿群島,西至包括阿富汗在內的中亞細亞,北及外興安嶺的巨大的「疆域空間」。那麼,教科書的編者們在根據歷史上的地理空間構築和想象「過去的疆域」的同時,賦予了它/它們怎樣的意義呢?從歷史「疆域」與現實「領土」之間的反差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編者身體上的「痛」意識和心理上的「恥」意識的作用。呂思勉在《新式地理教授書》中談到台灣被割讓時,寫下了這樣一段議論: 

吾國失地之歷史亦多矣,而其最可痛、最可惜者,尤莫如台灣。他地方或為彈丸黑子,而台灣則儼然大島也。他地方或為荒涼未開闢之土,而台灣則已建為行省也。剝床之痛,既已及膚,覆車不戒,能無噬臍。 

呂思勉認為,台灣是的行省,喪失之,一如危及人的生命一樣,將危及國家的命運,因而是「最可痛、最可惜」的。在近代以後經歷的地理空間的縮小,在地理教科書的編者的筆下更多地敘述為「國恥」。

在論及近代「國恥」觀念的發生時,人們自然會聯想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其後清朝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檢索19世紀中葉的主要歷史文獻可以看到,近代「國恥」一詞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才開始使用的。英法聯軍對京城的洗劫和清朝被迫與列強簽訂城下之盟,使清統治集團深感喪權失地之痛。1860年,袁甲三在一份奏摺中指出:「臣愚以為首在慎採納、節糜費、精訓練、儲將才,庶幾外侮可御,國恥可雪」。1862年,蔣琦齡在奏章里也稱:「可使制挺以雪國恥矣」。這些都是「國恥」一詞的較早的用例。1895年清朝甲午戰敗之後,「國恥」成為較為廣泛的社會觀念。1896年,梁啟超在《變法通議》里強調,變法「近之可以激發國恥」。自此以後,更多的人開始使用「國恥」一詞。而「國恥」作為社會觀念滲透到社會層面,則是在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凱北京政府提出《對華二十一條》要求之後。《對華二十一條》內容包括允許由日、德兩國協商解決德國在山東權益的移交問題,將旅順、大連的租期延長九十九年等。5月7日,日本駐大使日置益向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在五十小時之內作出答覆。次日,袁世凱召集國務會議,決定接受日本政府的要求。此事公開后,蕪湖、漢陽、漢口等地相繼發生罷市風潮,社會各界紛紛表示強烈抗議,後來,5月7日被定為「國恥紀念日」,「勿忘國恥」始成為婦孺皆知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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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國恥紀念日的陶枕

那麼,「國恥」觀念是怎樣進入教科書並與的「失地」發生關聯的呢?在筆者閱讀的清末地理教科書里,有一部商務印書館1905年出版的學部審定《最新地理教科書》(謝洪賚編),文中使用了「國之恥」一詞,其內容如下: 

外國人民之居者,不為法律所轄,由其國領事自治。吾國人民寓於外國者,則皆歸所駐國有司管轄。我邦雖有公使領事,不得過問。是諸國以文明降等之國視我,而不以平等相待也。國之恥歟,抑吾民之羞也。 

在這裡我們不難看到,編者從近代國家的主權觀念出發,對於列強在享有治外法權而不給予以同等待遇而感到憤慨,將這種不平等關係視之為「民之羞」與「國之恥」。而在中華書局1916年出版的國文教科書中,以「國恥」為題敘述了清中期以後戰敗賠款、失去藩屬(緬甸、安南、琉球、朝鮮等)、割讓和租界土地(台灣、澎湖、香港、租借旅順、大連)等歷史,把這一系列失敗稱之為「國恥」,謂:「夫國之恥,即吾民之恥也。人人知恥,誓圖自強,庶猶有雪恥之日。不然,將永受外人之侮辱矣」。細細考察上述「國恥」敘述,可見有兩層內容:一是對失去朝貢國、無力保護藩屬而感到的「恥」。例如,在商務印書館1913年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地理教授法》第一課里,編者許國英說:「朝鮮、安南、緬甸等國,昔為藩屬,今已為英法等國所有。民當引以為恥」。呂思勉說:「彼其所以不恤屈己,而朝貢於者,以□□□強,臣服焉,足以託庇也。而今是諸國皆亡矣,坐視而不能救,對於諸國國民,能無愧乎」。應該指出的是這裡所說的「恥」以與周邊國家/地區之間傳統的宗屬關係為前提的,這種宗屬關係雖然未必意味著對藩屬進行實際的統治,但在理論上卻具有上下尊卑的「朝貢」關係的特徵。在與周邊國家/地區的朝貢關係解構過程中,和周邊國家/地區同時被近代世界體系給邊緣化了,遭遇近代國際秩序的不平等的待遇,這就是另一層意義的「恥」――清中期以後失地喪權之「恥」。教科書中的「國恥」一詞絕大多數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例如,前引許國英說:「吉林商埠甚多,大都成於中日戰後,於國恥紀念,頗有關係」、「日本之築安奉鐵道,未經允許,自由行動者也。其蔑視實甚。外交家當引以為恥,且當引以為前車之鑒」。在日本向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後,「國恥」一詞更是頻繁地出現在教科書中,有的教科書還將「國恥」列入標題。例如,1924年3月初版、次年4月第三十三版《新學制地理教科書》第三冊第一課的標題是「國恥紀念地――金州半島」。編者指出:「金州半島,伸出奉天的南部,有大連旅順兩良港,清光緒二十四年,被俄國租借,又移轉於日本;民國四年,日本更迫我訂展期的條約;國人雖一致否認,但是租期已滿,日本並沒有交還;所以金州半島,要算是的國恥紀念地」。

那麼,在近代,何以會蒙受「國恥」呢?對此,大多書教科書是從內外兩個方面進行解釋的。一位編者說,清中期后「內政腐敗、產業落後」,與歐州各國的外交和戰爭無不失敗。另一位編者認為,旅順、大連從俄國轉入日本手中,對此無力抵抗,原因在於「國力積弱」。更多的教科書把失地、喪權歸因於帝國主義對的侵略。193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國小地理課本》第三冊以〈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為題,對十九世紀以來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進行了總括: 

自近百年來,屢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或用兵力,或用經濟,或用其他詭秘的手段,要將地大物博的生吞活剝。的藩屬,像緬甸,安南,朝鮮等,都被英、法、日各國奪去了;領土像香港、台灣等,也被英、日各國割據了;沿海的重要口岸,可築軍港的,如旅順、廣州灣等;可築商港的,如大連等,多被各國租借了。甚至在大城市中,像上海、蘇州、福州、廣州、蕪湖、漢口、重慶、長沙、天津等,也都有各國的租借。……的國際地位,若要和英、日等國,同站在自由平等的線上,必須收回各國在華的租界,及其他因不平等條約所喪失的一切主權。 

這段文字明確地揭示出失地之「痛」與「恥」乃是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和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要想取得與列強平等的國際地位,就必須收回租界、恢復主權。這成為貫穿於民國時期地理教科書疆域敘述的主旋律。為此,包括清末的地理教科書在內,許多教科書的序言都提到要通過講授失地的歷史,培養兒童的愛國思想。前引蔡元培校訂《最新高等國小地理教科書》的〈編輯大意〉中說:「學生肄習地理,在使知地球大勢,及與各國疆域之大概、利害相關之要端,養成其愛國心為主」 。謝洪賚在《最新地理教科書》中開宗明義地說:「兒童肄習地理,以略知世界大使,激發國家思想為宗旨。……讀地誌易生國家興衰觀念,本書於宗邦失敗之由、鄰國強盛之故,靡不隨時稱述,以期喚起兒童愛國之精神」。進入民國時期后,幾乎所有的地理教科書都把培養兒童的愛國精神做為地理教育的目標,向讀者呼籲,人人都有收復失地之責。

筆者曾經說到,清末、民國時期的地理教科書中提到的「失地」包括朝貢國的土地、依據條約割讓給列強的國土、列強在的租界以及被日軍佔領的東北。必須強調的是,在地理教科書中,「失地」和「領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關於這一點,呂思勉在前引1916年出版的《新式地理教授書》中曾經指出:「朝貢國看似非領土之比,然惟朝貢國失,而後領土危。朝鮮亡而後安奉鐵路成,間島交涉起;緬甸亡而後滇邊蹙,其明證也」。顯然,在作者看來,朝貢國的土地不屬於的「領土」,因此,也不在應該收復的「失地」之列。

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教科書中,出現了「領土」、「領海」的概念。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復興地理教科書》第一冊專辟一章題為「的領土與領海」,開頭一段如下。 

一個國家統治權所及的地方,不是別的國家可以侵犯的,叫做「領土」。 ……沿海各國為保護漁業和國防,都有「領海」。領海以內,有完全主權,別國不得侵犯。現在各國,以六海里(約是一公里)為領海的定界。 

「領土」、「領海」的概念出現在教科書中不是偶然的,它與30年代日本佔領東北、建立偽滿州國密不可分。這套教科書書名中的「復興」二字,正反映出「國難」中的處境。1937年日本對發動全面侵略戰爭后,地理教科書中關於保衛的「領土」與「領海」,加強國防建設的記述明顯增加了。1937年8月初版,1941年1月第八十七版《高小地理課本》第三冊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四省的地位,和蘇聯、日本相近,自從甲午戰爭以來,他們各在這裡扶持其勢力,中東、南滿鐵路,就是他們經營東北的急先鋒,其間不知經過多少的國際糾紛。不料民國二十年,突然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到現在竟成立了偽「滿洲國」。此種偽組織,世界各國至今均不承認,我全國民眾尤須具極大的勞力,來收復失地。因為這四省土地是我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豈容他人侵佔分割,以致影響東亞的和平。

與此同時,編者還呼籲:「疆域廣大,海岸線又長,和接界的又是英、法、蘇聯、日本等強國的屬地,因此我們要保全領土、領海,為國家自衛起見,不得不建設相當的國防」 。

從總體上看,教科書呼籲收復的失地,是指通過不平等條約割讓的土地、列強在的租借地、英俄佔領下的帕米爾高原、俄國控制下的外蒙古以及「九一八」事變后被日軍佔領的東北的土地,而歷史上朝貢國的土地不包括在內。

五、「國恥」的具象化——《中華國恥圖》的空間表象

上述國恥意識在列強的侵略下歷經了不斷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在抗日戰爭期間被表象化為「國恥圖」。這裡具體分析1930年代出版的國小生地圖冊中的兩張《中華國恥圖》(圖4、圖5),分析地理教科書是如何表述地理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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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地圖》是配合高小地理教學用的地圖冊,完成於1936年6月,1938年5月初版。在圖4(以下簡稱1938年國恥圖)的背面,編者以「喪失的邊疆」、「喪失的藩屬」、「租借地」三個標題對地圖的內容作了說明。另一本國小地圖冊《本國新地圖》初版於1933年,內容經過修訂後於1939年1月出版了新版本。在圖5(以下簡稱為1939年國恥圖)的背面,編者分「總說」、「喪失的邊疆」、「撤銷的藩邦」、「租借的地域」、「外人在華的政治勢力」和「外人在華的經濟勢力」六個標題對地圖的內容作了說明。

比較兩張國恥圖不難發現,二者都採用了「今國界」和「舊國界」的雙重國界來表示的疆域。「今國界」代表現實的「領土空間」,「舊國界」中包含了朝貢國和近代以後割讓的國土。按照編者的意圖,「今國界」與「舊國界」之間的空間便是所喪失的疆域。比較二圖不難發現,在1939年國恥圖中,蘇祿群島(現屬菲律賓)位於「舊國界」的最南端,而在1938年國恥圖中則不見。除此之外,兩張國恥圖的「疆域空間」幾乎完全相同。

一如本文開頭所述,在以為中心的中華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間,不存在近代主權國家之間那樣明確的分界線。有意思的的是,上面兩幅國恥圖的製圖者在以及周邊的藩屬和外部世界之間劃上了清晰的界限,稱之為「舊國界」,用來區別表示現實的國境線的「今國界」。在原圖中,「舊國界」用紅色的粗線、「今國界」用黑色的點線表示。製圖者的意圖當然是要突出由「舊國界」圍成的「疆域空間」。此外,在國恥圖中,「今國界」和「舊國界」之間的部分也塗上了與其他部分不同的顏色,這樣在視覺上強化了讀者對「喪失的疆域」的感知。下面的表二由筆者根據兩幅國恥圖的內容以及說明文字加以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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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恥圖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圖中標出了每塊「失地」喪失的時間、經過等等。例如,在1938年國恥圖中,朝鮮部分以紅色字樣標出「一八九五年獨立、一八九五年日佔」;台灣部分標有「一八九五年割與日」、越南部分標有「一八八五年割越南與法國」、暹羅部分則標有「自主」、東三省部分標有「現在日本勢力之下」等等字樣。在1939年國恥圖中,朝鮮部分標有「一八七六年朝鮮獨立、一八九五年日本佔領」,台灣部分標有「一八九五年割與日」,安南部分標有「一八八五年為法佔領」,暹羅部分標有「自主」,等等。地圖是同一瞬間的地表現象在平面上的縮影,也就是說,地圖上的地理空間是與時間完全分離開來的,但兩幅國恥圖都引入了時間軸。如此一來,突出地表現了從「舊國界」所代表的「疆域空間」到「今國界」所代表的「領土空間」的變遷過程。製圖者們的意圖正是通過形象化地突出兩個地理空間之間的反差,以視覺方式強化失地所意味的「國恥」。

本文通過對清末、民國時期地理教科書的文本和地圖的分析,考察了教科書在地理空間表述上的特徵。清末、民國時期的地理教科書關於「」地理空間的表述有下面兩個源頭:基於近代國家主權觀念的「領土空間」和基於傳統疆域觀念的「疆域空間」。關於現實的「領土空間」,有的教科書把國境線的經緯度精確到小數點后第二位數。正如兩幅《中華國恥圖》所顯示的,「疆域空間」的範圍在倍受日本侵略的1930年代被擴大到極至:北起外興安嶺、南至蘇祿群島,東起鄂霍次克海、西到包括阿富汗在內的中亞地區。

人們的空間認識是受歷史、社會、心理等各種因素影響的主觀行為。面對同一個自然景觀,不同文化背景、歷史背景或不同心理狀態的人,有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觀察。教科書關於「」地理空間的描述同樣也受到歷史、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20世紀上半葉,經歷了巨大的歷史變動。1911年清王朝崩潰,繼之而起的是亞洲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民國在繼承清朝巨大版圖的同時,也繼承了清中葉后失去「藩屬」、割讓國土、喪失主權等「痛」與「恥」的歷史遺產。而且,在民國翻開歷史新的一頁之後,這種負的遺產繼續增長,民國必須面對主權受侵害的現實:日本向提出《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外蒙古在蘇俄的影響下脫離獨立,「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的東北、繼而又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近代的這些遭遇,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20世紀上半葉人對地理空間的認識。顯然,地理教科書的「疆域空間」在20世紀30年代之所以擴大到極至,是和日本對的侵略密不可分的。1937年創刊的《救亡日報》發刊辭中有下面一段文字,「我們確是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我們堂堂華族既不能屈膝請降,為了保全民族的光榮,自惟有不惜犧牲,焦土抗戰。這是我們今日唯一的最後手段。正像疾病一樣,我們現在是到了第三期,已經危險萬分,若不迅速謀所以挽救危亡之道,則民族子孫就將淪為外敵的奴隸而不克複振」。

在清末、民國時期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地理教科書的編者們通過文字和地圖描繪了一個「疆域空間」,他們不是在追憶往昔帝國的「榮光」,相反,是在向年輕的讀者們展示過去和現實的地理空間之間的巨大反差,同時,在敘述和回想的交叉點上尋找「痛」的記憶,咀嚼「恥」的感受。就此而言,地理教科書描述的「疆域空間」是一種心性地理的空間,《中華國恥圖》則是具象化的「心性地圖」(mental map),反襯出近代以後所經受的「國土的喪失」。當我們翻閱時人的著述時,不難看到類似這樣的文字:「吾人回顧漢、唐兩代光榮之歷史及廣大之疆域以及與今日求生不得之局面相較,洵不能同日而語!感念疇昔,能不悲傷!光復舊土,還我山河,是在吾人好自為之,勿謂漢、唐盛業永不能再見於今日也」。

 

黃東蘭,日本愛知縣立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東洋文庫客座研究員,《新史學》編輯委員,亞洲教育史學會理事。黃教授為南京大學歷史系大學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東京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主要從事國際關係、概念史、社會史和近代學術思想史研究。著有《近代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汲古書院2005年版),該書於2005 年獲日本第31屆藤田獎、2006年獲首屆樫山純三獎。主編有《身體、心性、權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新史學:再生產的近代知識》(中華書局2011年版)等,譯作有《靖國問題》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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