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達旋

超級大洲,新文藝復興及文化相通:“一帶一路”引起的千年思維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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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2 

2013年9月和10月訪問中亞和東南亞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亞與東南亞分別提出建設一個劃時代合作的設想,這為隨後眾所周知的“一帶一路”倡議奠定了基礎。經過近四年的發展,今年2017年五月十四與十五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隆重召開。該論壇吸引了全球一百八十多個國家的一千五百位代表參加,其中有三十個國家是由國家領導為領隊。

毫無疑問,這一倡議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了地理、經濟、科技、交通、學術及地緣政治層面的廣泛討論。例如,由中國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在2015年完成的《一帶一路經濟學》著作和他與我最近提出的“無所不在經濟”就說明“一帶一路”可以為世界帶來無限的機會。最近我也與澳洲維多利亞大學的旅遊與綠色經濟中心主任及清華大學環境與健康研究所執行所長李光軍博士談到一帶一路將為綠色經濟帶來的發展與機遇。

“一帶一路”倡議最引人注目的是地理、經濟、科技、交通、學術及地緣政治的最大公約數,也就是它對中國以及對全世界的影響。這個最大公約數是什麼?顯而易見,那就是這篇文章的主題,也是最耐人尋味的那個問題: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到底能夠引起世界與中國千年思維的何種變遷?

2013年12月,我在臺灣清華大學以“超級大洲及新文藝復興”為題發表演講。

我做這個演講並不是因為我對“一帶一路”有所瞭解。事實上,那一刻,我對此一無所知。我做這個演講是因為我清華大學校長給了我一個重大的任務,那就是我在清華校園舉行的有歷史性首次的“東亞研究型大學聯盟(AEARU)”與"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LERU)”的四十多所頂尖大學校長的主題演講。在某種程度上,我是被迫上梁山的而急中生智想到此題目的。

很不幸的是,我得知“一帶一路”倡議晚了三年左右。可能是我孤陋寡聞,也可能是我當時在臺灣清華大學任職,所以我對習主席在2013年9月及10月向全球宣佈的“一帶一路”倡議並沒有立刻關注。

等到2015年3月,我來到澳門大學半年之後,在新加坡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時,有一天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的劉斐文老師對我說:“你一年半前的演講正是習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內涵”。劉老師的這句話令我有一語驚醒夢中人之感。

那劉斐文指的是什麼演講?而該演講又是怎麼與“一帶一路”扯上關係的呢?

原來斐文指的是在2013年12月,也就是習主席宣佈“一帶一路”兩個月後,我在臺灣清華大學主辦的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LERU)和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East Asia Research Universities AEARU)共同舉辦的第一屆聯合會議上所作的一個主題演講。

在那次臺灣新竹的會議中,與會者大多是來自于歐洲和東亞頂尖研究型高校(歐洲23所,東亞17所)的校長或副校長。很自然,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大學的責任。會議的主席是當時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陳校長要求我在會上代表清華做主題演講。

我對陳校長的要求想了很久。我一直問自己,我能夠在這個如此重量級的會議上提出新的觀念,並把新觀念注入兩大洲近四十位高等教育領導的思維中嗎?最後,也算是急中生智吧,我就以“超級大洲及新文藝復興”為題發言。但我清清楚楚記得,當時因為我要討論的觀念就算對我來說也是嶄新的,所以我總有忐忑不安之感。

文化相通”會推動中國“由內而外”的千年思維變遷

十九世紀英國文豪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裡開門見山地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其實,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的確與狄更斯所形容的十九世紀有極為相像之處。但是從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類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這個轉變令今天與十九世紀截然不同。這個轉變就是湯瑪斯·弗裡德曼在2005年所說的,“地球今天是平的”(WorldisFlat!)。毫無疑問,在“平”的地球上,人與人,國與國以及文化與文化肯定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頻繁交往和沖擊!

在今年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中,習主席講了下面一段話:

歷史地看,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為造出來的。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

習主席的這段話真是令人深思。今天的中國,一方面是一個嶄新的現代化經濟大國,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文化久遠厚重的古國。中國有著古今交融的本質。習主席竟然可以如此宏觀,如此清晰地向全球倡議促進“各國人民交往”,真是難能可貴。但是地球今天處處存在著各種類型的衝突,那麼各國人民又該以什麼方式交往呢?

2016年11月5日,這個問題的解答有了頭緒。當天,在北京舉辦的一個國際會議上,中國保監會原副主席周延禮語重心長地指出:

一帶一路很重要的一點是文化相通,只有把文化相通做到人的心理相通,才能實現實現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把各個項目落地。”

在這句話裡,周延禮用“文化相通”四個字概括出“一帶一路”的一個核心挑戰。

在某種程度上看來,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一帶一路”倡議都可被視為是要“復興”古代絲綢之路。所以在討論“一帶一路”時,尤其是討論前面提到的它對中國以及整個世界的前進走向有些什麼影響的時候,我們不可回避地要拿它與古代絲綢之路作比較。

毋容置疑,這兩個絲綢之路最明顯的不同就是古代絲綢之路的發生是“有機的”。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先進大國,因此雖然有了絲綢之路,它並沒有去深入瞭解他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同時中國商人也不需要拋頭露面、遠離家鄉到遠方去尋找商業機遇。

有一個例子能說明當時的中國人不到遠方去。中國漢朝時,亞洲西部的猶太族群大概聽聞在遠東有蓬勃的中國,所以從絲綢之路不遠千里來到了中國的開封市。毫無疑問,這批猶太族群來到開封後一定非常成功地發展了他們的事業,而且他們成功的資訊也傳回到他們原居地的親戚朋友耳中。這些“好消息”吸引他們的同胞絡繹不絕地由遠方來到開封市。根據記載,到北宋時,己有數以千計的猶太族群在開封落地生根。

假如古代絲綢之路的交通是雙向的,而且中國人的經商能力絕不亞於猶太族群,那麼我們從未聽聞有大批中國人從絲綢之路到亞洲西邊去尋找商業機會,這一定表示中國人缺乏這樣的意願。千餘年來,缺乏如此意願漸漸成為中國人的內在思維方式。

與古代絲綢之路不同,今天的“一帶一路”倡議完完全全是中國人提倡發起的,也就是“非有機的“。它對中國提出了史所未有的要求:那就是要求中國人改變其千餘年來的思維方式,全方位地“走出去”。

也正是因為對中國有如此苛刻的要求,所以“一帶一路”的成功不只會令中國做出史無前例的思維轉變,而且因為中國在廿一世紀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所以這個轉變也有可能成為人類歷史的轉捩點。既然中國要真正走出去,那麼周延禮先生提出的“文化相通”,要求中國人轉變自己的千年思維,就是重中之重的挑戰。

超級大洲與新文藝復興

2013年,我在臺灣新竹的演講原因如下:

首先,我問了一個自從童年時候就一直困惑我的問題。自從我記事開始,我的愛好之一就是看地圖,特別是世界地圖。眾所周知,即使隨意觀察,我們也能很明顯地看到北美是一塊界限清晰的大陸。南美和非洲同樣如此。澳洲和紐西蘭是處於南半球的兩個大島,這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經常好奇地問自己:為什麼歐洲和亞洲雖然明明屬於一塊大陸,但卻被分成歐、亞兩個洲?

多年來,我給自己的一個似乎合理的解釋是,之所以如此劃分也許是因為這片大陸的人口分佈情況。我們都知道,今天中亞的五個以“斯坦”為名的國家,雖然彊土遼闊,但總人口卻非常稀少,大概只有七千萬左右。這個人數和六千七百萬的法國以及一億四百萬的廣東省比較一下,結果顯而易見地告訴我們:在這片陸地上,大多數人要麼集中於西部,也就是歐洲;要麼集中在東部和南部,也就是亞洲!人口集中在兩頭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但是千年來,無論出於經濟、文化還是軍事原因,人類都似乎想把這塊大陸的兩端連接起來。亞歷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的軍事宏圖就是著名的例子。不過這些“驚天動地”的例子最終都沒有真正衝擊歐洲及亞洲人的思維,更遑論融合。

其次,中國有句古話,那就是“要想富,先造路”。但到了20世紀末和21世紀的今天,這句古話可要作修改了,應該改成“要想富,先造高速鐵路”。

因為科技、經濟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我相信大家一定注意到全球,特別是亞洲與歐洲,今天已經明顯在快速增建高速鐵路系統。所謂“高速”就是列車運行速度至少在每小時兩百五十公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高速鐵路的快速增長主要出現在這塊大陸的西端,也就是歐洲;以及東部,也就是亞洲。無論從何種角度去看,高速鐵路發展最快也最多的就是中國。剛剛邁進21世紀17年,中國就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靜悄悄地建造了兩萬多公里的高速鐵路。到目前為至,除了最西部和西南邊陲,中國高鐵系統已經大大改變了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因交通系統落後而使人們多年來生活極為不便的情形一去不返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發展再也不會受到交通系統落後的阻礙。

上述兩點作為我演講的基礎,使我對題目所要展開的討論充滿信心。

我相信大家都有過下面的類似體驗。如果我們從香港乘飛機去倫敦,那麼我們的經歷僅限於這兩個城市的機場。但是大家想像一下,如果我們可以乘高鐵從香港到倫敦,那我們對這兩座城市之間的一切,幾乎沿線的每個城市,每個鄉村,甚至每片田野都能夠產生深刻的印象、深刻的認識。正因如此,高速鐵路可以加深人們的互相接觸,從而引發經濟、文化以及政治的廣泛變革。

實際上,到目前為止,亞歐的航空旅客有很大比例是從大陸的一端(比如北京)到另一端(比如倫敦);而在兩地之間的許多國家——橫跨亞歐大陸的俄羅斯,資源豐富的獨立共和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東、東歐及西歐的眾多國家——都不會在旅客的行程計畫內。但是一旦有了這條連接歐洲和東亞的高速鐵路,這些中亞歐國家將會全部搭上高速前進的“文化相通”列車,在知識和經濟上快速發展!

這也就是為什麼被稱為“新絲綢之路”的亞歐高速鐵路系統能夠給這片廣袤大陸的人們帶來千年未有的新思維,誕生出“超級大洲”概念的原因。2013年12月,在對“一帶一路”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對此論述還是有所保留的。今天,得知習主席的“一帶一路”倡議後,我對“超級大洲”充滿了信心。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個人類千年思維的轉變。

新文藝復興

來自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和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的眾多頂級學術機構的領導人,其中許多是大學校長,在一起開會的兩天裡,自然而然會問到下面這個問題: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麼?畢竟,歐洲擁有世界上形式最古老的大學(以這次會議中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的成員為代表),而亞洲則擁有最年輕、最有潛力的現代化大學。另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是:歐洲和亞洲的頂尖高校如何共同肩負責任,一起創造嶄新思維,克服人類在21世紀面對的挑戰?當然,問題還有:在本世紀末或者未來,這兩個大洲成為一個“超級大洲”的時候,人們可以對這個“超級大洲”抱以何種期望?

關於大學的根本重要性,以及有關高等教育在“超級大洲”時代的未來發展等問題,我們可以從文藝復興時期大學激增的這個案例研究中借鑒一二。

眾所周知,“文藝復興”誕生於歐洲。假如歐亞成為一個“超級大洲”,它可以誕生出“新文藝復興”嗎?假如亞洲與歐洲在思維上成為一個“超級大洲”的話,這種新衝擊會對大學產生什麼影響?還有,“新文藝復興”又對現今地球有何影響?

我相信大多數人被問及如何看待文藝復興的時候,必然會想起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之類的名字。毫無疑問,達芬奇、米開朗琪羅以及他們的同時代者,開創了藝術、工程、醫學和科學的新前景。

如果繼續發問的話,大多數人也許會想起文藝復興時期的眾多天才,譬如伽利略、笛卡爾、哥白尼及培根等,還有文藝復興後期的牛頓和麥克斯韋。

但是,僅這些巨人就能蓋括幾百年文藝復興的精髓嗎?其實不然!

根據上面的簡要討論,我想沒有人會否認文藝復興時期以及文藝復興後期誕生的人類偉大成果是永恆的。那麼,他們有什麼共通之處呢?當然,他們都是人類努力追求的不同領域的天才,共通之處一定不是他們的成就。

其實,共通之處就是:他們都與大學分不開。儘管達芬奇和米開朗琪羅沒有接受過正式的大學教育,但是他們的作品肯定是文藝復興時期大學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個人的淺見是,文藝復興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社會運動。我稱其為社會運動是因為在那幾百年裡,歐洲大陸普遍設立起了高等教育機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大學!正如今天的大學一樣,當時的大學也吸引了千萬學子,以有效的、系統的方式來推動人類對自然、文化以及自我產生更深、更正確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它們把人類帶離出了“蒙昧”。

牛頓與哥白尼等人的許多同學,與這批大師一樣學識淵博。雖然這些同學不能如大師那樣創造出不朽的傑作,但是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也對文藝複興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拓展並加深了“人與人之間”以及對“自我”的認識。在我看來,這就是大學對人類的巨大貢獻,也是大學存在的原因!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學改善了人類的未來,引導人類走出了“蒙昧”!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文藝復興的偉大成就之一就是歐洲高校的創立、擴散和普及。為了應對當時歐洲面臨的挑戰(事實上相當於如今的全球挑戰),當時的大學造就了一批能夠克服愚昧無知、突破嚴峻挑戰、具有清醒頭腦和敏銳觀察力的偉人與知識份子。

如今人類面臨的挑戰比文藝復興時期的挑戰更加嚴重和迫切。這些挑戰包括:水資源短缺、能源短缺、全球變暖、持續貧窮、大範圍教育水準落後、人類仇恨不可調和、疾病威脅、貪污腐敗現象橫行、人口爆炸等等。如何解決這些挑戰,決定了地球的生存與否。確實,克服這些挑戰不僅需要科技,還需要不同文化、思想、公共政策以及政治勇氣間的相互理解與包容。

這也正是“超級大洲”創造新文藝復興的用武之地。東西方文化將在“超級大洲”的每所大學中交叉、混合、碰撞。新時代偉人提出的創新思想將不再完全是西方的觀點,而是東西方的混合。在“超級大洲”上,新文藝復興時期的“伽利略、哥白尼、笛卡爾和牛頓”等新偉人將帶給東方人與西方人“內心自信”,讓東西方去共同面對“超級大洲”的新挑戰,我深信他們和他們的同學一定能夠找到前所未有的解決方法,克服新的全球挑戰。

湯瑪斯·弗裡德曼曾經在他的一個演講中指出,人類今天面臨許多從未有過的挑戰。僅憑今天的方法與知識,人類似乎克服不了這些挑戰。譬如,如果哥白尼還是用了文藝復興之前的舊思維,他很可能解決不了“地心說”這個錯誤觀念。回到21世紀的今天,我們面臨著許多嚴峻的挑戰。假如我們還是依賴現有的思維,很有可能解決不了這些挑戰。以此類推,我相信要真正解決人類今天的挑戰就要用新思維去尋找答案。而新思維必須出現於新文藝復興裡。這個新文藝復興,不是兩個相互區隔的東方和西方文化,而是東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全方位融合。

在這裡,請容許我說一下今天“內心自信”的重要性。2009年,我在亞洲發展銀行組織的“金融風暴後的工業重整”主題會議中做了一個總結性的演講。關於“內心自信”,我在那次演講中講了以下內容:

“縱觀20世紀,亞洲在心理上一直追隨西方,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西方發達的經濟與智力優勢,亞洲很自然地將其作為‘優異的標杆’。但是,經過西方暴露出如此明顯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的這段期間之後,這也許是第一次在現代全球經濟中,亞洲可以在心理上與西方‘脫鉤’。我並不是建議亞洲應該在經濟與知識上與西方斷絕關係;而是‘心理上的脫鉤’——撤銷對西方的依賴感。如果不能‘脫鉤’,亞洲將不可能培養出深厚的內心自信;沒有‘脫鉤’,21世紀也肯定不是‘亞洲的世紀’。”這一切好像是為創造新文藝復興搭建好了舞臺!

文化相通

“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之一是要實現“文化相通”。其實,這種思想轉型的必要性在中國已經存在兩千多年了。例如,西元前5世紀的《孫子兵法》已經簡明扼要地道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一智慧。它的目標讀者是軍事戰略家,但在當前情況下也是適用的。在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中,“認識對方”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在當前情況下,“一帶一路”的“勝利”不應該也絕對不能被認為是中國強有力地擴大影響力。相反,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尋求通過“文化相通”,即使不能實現人類總體上的多方勝利,至少也要雙贏。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瞭解對方”就是說,無論是去外國投資、發展經濟走廊,還是強調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實際上都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文化相通”應該而且必須先於上述努力,或至少與之並行。

再舉一個“文化相通”的例子。近年來,北美許多頂尖大學的校長是印裔美國人,這些大學包括考內基梅隆大學(Subra Surash),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Satish Tripathi),休斯頓大學(Renu Khator)和布法羅大學(Satish Tripathi);此外,還有大型跨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這些公司有微軟(Satya Narayana Nadella),百事可樂(Indra Krishnamurthy Nooyi),穀歌(Sundar Pichai)和萬事達(Ajaypal SinghBanga);以及許多美國大學的頂尖工程和商學院院長等重要職位也都是印度裔美國人擔任。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考內基梅隆大學的Subra Surash剛被南洋理工大學任命為其下一任校長。

顯然,上面提到的大學校長和首席執行官都清晰地表明,除了具備豐富優秀的個人能力,熟悉瞭解美國的文化和方式方法,他們還更出色地掌握了“文化相通”的藝術,走出印度社區這個舒適區,利用美國的方式方法與人互動。我經常告訴我的學生,學習另一種語言事實上是學習其文化。如果這些人不具備這樣的能力,無論他們個人才能多出眾,也難有大的建樹。

我的一位好友David Naylor(曾任世界頂尖大學多倫多大學校長)說過,“我希望多倫多大學的學生都能夠用他人的文化來瞭解他人面臨的挑戰。”他想說的是,不同文化的人之間應該從“文化相通”開始。

總結

以此為前提,要使“一帶一路”成功,中國作為一個現代經濟大國及文明古國應該帶頭改變人民的思維模式。我們不應低估中國在這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程度。我所提到的議題都需要轉變千年思維模式,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古國,要在全球範圍內實現“文化相通”,這將是一個艱巨但又必須完成的任務。

但是,既然中國的領導己經向全世界宣佈推動“一帶一路”,我深信中國已經走在轉變思維模式的路上了。

甘迺迪總統在1961年向美國宣佈:“我相信我們的國家在60年代結束之前,將全力以赴地實現一個目標,那就是讓人類登陸月球,並保證安全返回。”國家領導人闡述出這樣清晰簡潔的宏偉願景,使得美國能凝聚全國力量,克服一切思維局限,成功應對科技的巨大挑戰!

同樣,對於“一帶一路”,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清晰簡潔地闡述了這一宏偉願景,中國正努力瞭解所有“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並讓這些國家也同時瞭解中國,這其中的複雜性和困難程度或許比當年甘迺迪希望美國在10年內登陸月球還要大得多。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互了解是“一帶一路”必須面對及克服的挑戰!

中國的“中”字,其含義是“以我為中心”。而“以我為中心”在過去幾千年使中國在保存了優秀文化遺產的同時,也阻止了它試圖主動瞭解其他文化的進程。古代絲綢之路既不是中國創造的,也不要求中國理解其他文明的文化。

如今,“一帶一路”是中國創造的,這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苛刻要求,最重要的一個要求就是中國要在通過“一帶一路”保持其豐富、強大的文化的同時深刻理解其他文化,使中國在雙贏的情況下與其他文明互動。以此為目標,我認為高等教育必須承擔起這一沉重又深刻的責任。中國的3500所高等教育機構應該培養出一批新型知識份子和骨幹。這點毋庸置疑!

“一帶一路”倡議將會帶來全球轉型,改變“遊戲規則”,那麼中國應該如何轉型呢?我相信,新舞臺的規則之一就是必須要“文化相通”!

作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通過闡述“文化相通”,將會重新界定“權力”的意義!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國家以這種方式來決定這麼做。畢竟“一帶一路”的最終成功不僅僅是中國的成功,也必將是人類的成功! 

 

馮達旋|絲路智穀研究院 首席顧問 

核子與核天文物理、量子光學與數學物理領域的專家,在美國和臺灣多間大學及企業服務超過30年,曾出任M. Russell Wehr講座物理教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理論物理組主任、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研究副校長兼任物理系教授、美國五百強企業SAIC任副總裁、臺灣清華大學與成功大學資深副校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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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南大、蘭大退出世界大學排名,打響文化脫鉤第一槍

文丨拾光小貝 拾光紀事 2022-05-07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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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計,因為教育培養的是國家未來的棟樑。一批又一批的棟樑進入國家的公務員領域、人文領域、工科領域、科技領域,什麼樣的教育培養出什麼樣的人才,什麼樣的人才決定國家未來發展的競爭、命運和前途。 

教育又是意識形態的橋頭堡,教育幾乎伴隨著一個人的前20年,相當於一整代人的底層文化、思維邏輯都是通過教育來塑造。為什麼有民族立場、賣國立場,除了後天的洗腦之外,教育的潛移默化和滲透也是非常關鍵。 

堅持獨立自主為主,必要的相容並蓄為輔,還是被國際教育體系牽著鼻子走,正確的選擇,將成為未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人才體系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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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6日,中國人民大學決定從2022年開始,不再向世界大學排名機構提供相關資料,不再參與世界大學排名! 

中國人大並不是唯一退出世界大學排名的高校,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與中國人大一樣都有明確的意向,不再向國際大學排名機構提供任何相關資料。 

中國人大曾經深入探討了“洋指標”的弊端,根本原因就是:不想再被洋指標綁架了! 

這絕對是一個重磅信號,什麼叫做“不想再被洋指標綁架”,意思是中國的教育話語權和文化主權得中國說了算。 

擺脫洋指標綁架的背後是教育主權的回歸,教育主權回歸的背後是文化回歸,文化回歸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們經常說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果沒有文化主權的獨立,這個復興工程就要打折扣。 

因為教育決定了培養人才是為誰而服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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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會問,中國的教育培養出來的當然是為中國服務,這難道有問題嗎? 

當然有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不是已經把問題都擺出來了嗎?“不想再被洋指標綁架”。 

至於是什麼指標我們不需要去糾結,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想獲得國際上排名靠前的名次,就得聽洋人的。 

什麼都得聽洋人的,這才是最要命的。假如你擁有這個權力,你想對中國實施文化殖民,最好的手段是不是對教育滲透,在中國的教育界培養二狗子,誘導中國的教育思想往西方偏。 

只要解決教育的問題,就能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們舉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影視界和文學界。 

中國的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想要在國際上獲獎,題材必須顯示中國人的愚昧、無知、殘暴、專制,影射體制或者抹黑領導人,洋人就會給這樣的作品掛一個勳章。 

這就是被洋指標綁架的典型,想要獲獎就得討洋人歡心,為了討洋人歡心就只能作踐自己。活脫脫一副斷脊之犬的姿態,還得堆滿笑臉去迎合洋人,這種懦弱無能的嘴臉,幾乎把民族的臉都給丟光了。 

還有醫療領域,我們現在使用的也是洋人的指標。今天洋人說哪個資料才算高血壓,明天又換個資料才算高血壓,處處以洋人為主,卻不考慮本民族的實際情況,也是會脫離實際,也會受制於人。 

同樣的道理,我們的教育為了要達到洋人的指標,必然也是需要做出犧牲的,否則洋人憑什麼抬高你的國際名次。 

教育的競爭本質上就是文化戰爭,文化戰爭是民族與民族之間戰爭的延續。打贏的人征服其他民族,戰敗者就得屈服,就得用異族強加在頭上的一切規則。 

我們都知道,打仗是男人的天職,因為男人要保護國家的疆域、家園和妻兒老小,還得去開疆拓土,把我們民族的生存空間開拓的大大的。 

戰敗的民族不僅會失去疆域,男人會被屠殺,小孩子會被閹割,女人會被當做生育工具豢養著。總而言之,戰敗民族是不允許存在強悍的雄性特徵,這對於戰勝民族而言是一種威脅。 

這些都是屬於看得見的雄性特徵,文化就是屬於看不見的雄性特徵。勝利的民族為了徹底滅絕戰敗民族,就會推行自己的文化,強制戰敗民族學習並接受異族文化。久而久之,戰敗民族的文化、語言、風俗就會慢慢被閹割,再到徹底絕跡。 

當年日本在我國推行奴化教育,法國人的《最後一課》都是很典型的文化滅絕案例。 

勝利民族只要不斷的傳播自己的文化,通過在戰場上打贏的戰爭條件,逼迫戰敗民族學習自己的文化,就可以實現和平滅絕其他民族的目的。 

中國人民大學指出的“不想再被洋指標綁架”,就是拒絕被別人把刀架在脖子上,忍氣吞聲的幹著喪權辱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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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有一些大學的教師隊伍出現恨國的聲音,他們是憑什麼條件混入大學教師隊伍的,這個問題很有趣。實際上,他們就是洋人的滲透勢力,屬於比較笨的五縱隊伍。他們的任務是帶節奏,通過智商篩選來試探在洋指標指導下的中國教育教出來的學生,腦子被洗腦程度如何。 

因為一般情況下,敵人是不會隨便暴露自己。既然要暴露,就不會做無畏的犧牲。 

我們的教育要獨立,我們要擺脫文化殖民的局面,要實現文化獨立自主,第一步就是打響文化脫鉤第一槍,這一槍由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轟轟烈烈地打響了。 

有人可能會有疑問,我們的教育跟洋人脫鉤,不再按照洋人的指標辦教育,我們的教育該何去何從?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因為我們的教育必須回歸民族立場,回歸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服務的立場。要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就得回歸傳道授業解惑的本質。 

所謂教育,不是隨隨便便找個什麼就能教,不止是學習做人的道理,也不止是學習物理化,而是要回到教育最初的核心是什麼。 

為什麼會產生教育?這個問題在西方人那裡是找不到答案的,因為一百個西方人會有一百種答案,這個答案在中國這裡,答案是唯一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在足夠久遠的歷史,中華民族的大家長和百姓都是要幹活捕獵,才能保證族群的繁衍生息。 

但是族群的規模得不斷擴大,這樣民族滅絕的幾率才會無限被規避。我們不得已從吃肉轉向吃草,也就是種糧食。既然要種糧食,就得看天時,做曆法,得觀象授時才能獲得大豐收。 

所以,我們民族裡面一些更有智慧的人開始仰觀天文,根據北斗七星、二十八星宿的變化制定了一整套極其精密的中表和曆法,繼而保障了百姓在種地的時候不會失農時。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中華民族的規模得到進一步擴張,中華文明終於在天文找到了錨,萬世而不移。 

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須設百官來輔佐自己來管理天下。這時候,民族的大家長就需要更多的賢人君子來傳道,來授業解惑,因為靠人君一個人來傳道授業解惑,力量實在太有限了。 

人君把自己掌握的天道思想通過各種方式類比下來,同時把這些知識傳給族群裡其他相對聰明的人,讓這些人來做教育的工作,輔助自己管理天下,司徒就是古代專門管教育的官職。 

可見,教育的內容從一開始就是直奔天道,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民族生活地更美好,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具有民族立場的人才。 

為什麼說中國人民大學退出世界大學排名,是打響文化脫鉤的第一槍,根本原因就是我們要回歸教育獨立和文化獨立的立場,要徹底剷除洋人文化殖民的毒瘤。 

我們要培養民族的人才,而不是構建培養為洋人輸送人才的教育體系,這是根本的區別。 

那些言必稱外國的斷脊之犬,關於你們橫行霸道的時代已經逝去,你們現在已經不是處於時代的黃昏,而是屬於你們的黑夜已經開始籠罩在你們頭上。你們可以轉變思想,早日從崇洋媚外的思想脫離出來,重新回歸民族立場,回歸為民族復興而奮鬥的立場。 

我們基本上實現了種族本能的復興,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是華夏族群,是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 

但是我們在文化本能的復興和道德本能的復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實現這個目的,我們的教育體系必須做出更多的付出才能達到。 

我們已經說過,文化是一個民族看不見的雄性特徵,只有雄性特徵爆棚的人才會率先蘇醒,然後喚醒尚未在文化上蘇醒的同胞。 

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慶賀的事,雖然我們這個民族飽經風霜,每當危難時刻總有英雄撐起我們頭上的天空。他們的格局是如此的宏大,他們是如此的鐵肩擔道義,如此的堅韌不拔。 

在他們的內心裡,還有什麼比保境安民、道濟天下更重要的呢?沒有了,因為這就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英雄所能做的最偉大的事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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