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

從1949年「美國對華白皮書」看今日美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反思 ☆作者:楊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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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8

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前言

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4、5月份,共軍相繼攻佔南京、上海,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撤至廣州,各地人心惶惶之際,美國國務院於1949年8月5日發表「對華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將中國大陸陷共責任悉數推給國民黨。當時蔣介石已下野,仍掌握著部分的國民黨組織與軍隊,國民政府及桂系部隊則主要由李宗仁負責,蔣李不合,中共南下勢如破竹。至十月,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二月,中華民國政府撤出大陸,轉至台灣。這段時間,中國與台灣皆面臨巨大變動,共產黨和國民黨「主從」角色互換,國民黨「長征」渡海至台灣,共產黨一鼓作氣追剿至海角金門古寧頭時才受挫銳氣,第二年夏韓戰爆發,美國正式介入,國共隔海對峙,至今兩岸關係仍不平靜。本文從1949年「白皮書」切入,回顧當年錯綜複雜的歷史,進而反思近代百餘年來中國與中國民族經歷的災厄與掙扎,認為最後解決問題的責任與觀念仍在我們自己身上。

內戰末期國民黨的處境與問題

8月11日,在台北發行的報紙《華北新聞》頭版刊出〈白皮書對策在商討中〉,國民黨非常委員會在廣州召開第三次會議,由副主席李宗仁主持,到會委員有于右任、何應欽、朱家驊、陳立夫等(這些人,除了李宗仁在文革前回到大陸,都隨蔣介石了到台灣),會議商討對於美國公布的白皮書,國民黨應有的態度與回應。緊接同版著的標題是〈共匪眼內的白皮書〉,引用中共在香港發行《華商報》上的報導:「美國不會放棄中國,……白皮書是美國對於中國人民的新宣傳書,……美國有可能對中共政權進行國際干涉」。所謂「國際干涉」,是援引1917年列寧領導蘇維埃革命後,西方列強及日本聯合白俄軍隊對紅軍進行攻擊,歷經三年,紅軍勝利。事實上,1948年以後,國民黨方面一直寄望美國能夠以軍事干涉共軍攻勢,如此,國民黨有機會保住半壁江山,與中共劃長江而治。如果這成為事實,解放半個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在北方建政後,所有的政策都不會那麼的激烈與極端,因為老百姓在忍無可忍時就會大量南逃,中共必須改弦易轍,另一方面,國民黨的施政也必須愈加落實憲法的規定,這等同於多元民主的效果,在南北中國的競合下,反而可以逐漸出現一個真正意義的新中國。

當日8月11日《華北新聞》的〈社論〉中說:「自剿匪以來,在國軍方面,情報不夠準確,兵力不能主動的靈活運用,實在是軍事失利的主因。這無庸置疑,是沒有堅強的地方武裝配合作戰的結果。」這是說軍事方面。實際上,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固然有維護國家主權不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重大貢獻,但是期間對於社會基層政經的建設遠遠不足,抗戰勝利前後,即便是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情形亦至為困難,待接收一般百姓尚可維持生計的淪陷區時更是一片紊亂,而長期在延安勵精圖治的中共在日本投降後立即揮軍東北,同時鞏固關內。在這樣的形勢下,國民黨軍隊從南方「長征」北方,由於不能適應天候、地理、民情,指揮不當以及後勤補給不足而逐漸潰敗。

《華北新聞》8月11日復旦社南京電:「蔣公赴滬,籌編遣費,外傳辭職絕對無著。」又說:「蔣主席決定各地同時舉行剿匪,限三個月肅清。」復旦社漢口8月11日電:「鄂贛湘實行聯合剿匪。夏斗寅、張發奎兩部已開始搜剿。」此時,國民黨長江以南以及西北部隊多數呈現「孤軍」狀態,逐步受到共軍以壓倒之勢包圍蠶食。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再過兩個月,國民黨在中國執政時代即將落幕。這是中國歷史悲劇新一章的開始,此後經過三十年,一直到文革結束,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國家社會愈趨高峰的動亂浪潮才漸入緩和。關於「復旦社」的來歷,可能是當時國民黨某方面勉強聯繫起來的一個通訊社,後來不知去向。

8月12日,《華北新聞》刊中國新聞社台北訊〈吳國楨暢論白皮書〉,前上海市長吳國楨說:「白皮書放棄尚有巨大力量之中國反共軍隊,……其中希望中國新領導者產生,……非常時期,國之領袖,必須卓越之聞望,豐富經驗,惟有蔣總裁具備此種條件。」當時吳國楨支持蔣介石出來收拾局面,而非李宗仁。吳國楨為親美派,他的態度至為重要,不久吳國楨由美國建議,蔣介石任命為台灣省主席。後來二人決裂,吳國楨遠赴美國,其中曲直牽涉到國民黨內部在台灣的權力鬥爭,以及韓戰後冷戰在東亞開始,美國佈建「島鏈」圍堵中國大陸,同時維護台海安全,形勢丕變,蔣介石已不再必要對美國一意屈從。這看出蔣介石堅持國家獨立自主,雖然不得不要求美國的支持,但不容許美國干涉內政。兩蔣以後,台灣的執政者皆受美國干涉過深。

8月17日《華北新聞》,國民黨非常委員會委員及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會長吳鐵城訪日,在東京會見記者時說:「即令共匪可以征服全中國,也需要幾年時間,決不是幾個星期,幾個月的事。」8月19日《華商報》報導:「十七日吳鐵城在中日文化協會上大唱『中日合作,共同反共』。」當時要重新組織日本部隊投入華南戰場對抗中共解放軍,有程序與法理困難。而吳鐵城認為全中國陷共還需要幾年的時間,實際上也是誤判,三、四個月後,除了蒙、疆、藏以及東北仍在蘇軍監治之下,中共基本佔領了中國本部,約略具有明朝的版圖,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不到十年經略,將新疆、西藏、東北納入中國版圖。然而,吳鐵城為何這麼說?有一條線索,在《中外雜誌》第四卷第五期上,汪公紀的文章〈追懷吳鐵老〉中說:「大陸變色時,麥卡瑟將軍正領重兵,雄鎮日本。三十八年,鐵老急於想看他的老友,……麥帥畢竟是個有肝膽的漢子,在幾次懇談後,他拍鐵老的虎背說:『目前我無能為力,但只要你們能支持到聖誕節,我一定設法來援助你們。』」汪公紀說:「其時我們江南尚餘半壁,湖廣一帶倚險而守,還有得好打。豈料程潛兵變,兵敗如山倒。」由這條過去很少注意到的資料,可以推測可能在吳鐵城內心中盼望情勢可以撐住,等待麥帥來馳援。當時惟一有辦法制止中共攻勢的只有美軍參戰,《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羅伯特•麥考米克上校在1947年11月訪問中國上海、北平,「見到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在摧毀中國的經濟」,麥考米克上校建議,「需要組織良好的機動化軍隊,有吉普車和輕型坦克,由美國將軍及參謀指揮」,應可制勝。但是麥卡瑟(麥克阿瑟)沒有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國會的支持,而且駐日軍力不足,不可能下令介入中國內戰。之後,麥克阿瑟惟一的機會是在韓戰中聯合蔣介石派軍渡過鴨綠江,果然發生杜魯門撤回麥克阿瑟的事件。1949年8月時,麥克阿瑟希望國民黨軍能夠撐到年底,應該是他需要時間去說服美國當局讓他出兵。而毛澤東並未等到解放軍占據全境即先下手為強,吳鐵城於日本東京公開講話以後的43天,毛澤東在北京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能要避免麥克阿瑟與日軍真的在年底參戰。實際上,國民黨部隊的有生力量已經被中共計算出只剩有正規軍百餘萬,內戰中損失達三、四百萬之眾,而且餘眾分散各地,彼此無法救援,補給困難,容易逐一被共軍殲滅。尤其根本的問題在於不能團結。1949年8月15日《華商報》刊出以桂系黃紹竑為首的國民黨四十四位要員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聲明「與中國共產黨徹底合作」,即是準備投共,名單中有前國民黨政府中的國防部次長劉斐,其做為「匪諜」的身份正式曝光。之後長沙綏署主任程潛、雲南省主席龍雲等率軍「起義」投共,更進一步瓦解了國軍固守形勢。9月20日《華商報》公布「偽立委王又庸等五十三人,聯合聲明脫離死黨,願接受中共領導爭取新生,並向蔣區偽立委提出忠告。」這些人投降太晚,需要「接受中共領導,爭取新生」。至於如何「新生」?這個問題後來證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在不斷的階級鬥爭下,一個人沾染了國民黨的「污點」,永遠不能洗淨。1949年底以後,國共內戰在西北、西南邊區中斷斷續續進行,1950年3月,四川省主席唐式遵戰死,是唯一守到最後的中華民國省主席,而唐式遵名沒而不彰。筆者回顧國共內戰,至為感嘆,國民黨軍並非不能戰,問題在於不能有效連結與團結,尤其缺乏戰鬥意志,降將太多,和日本軍隊的堅貞不屈如天壤之別。日後蔣介石在國民黨改造委員會上大罵「軍人無恥」,事實確實如此。時窮節乃見,是以,近年來筆者一力主張「要有氣節」,在目前台灣的狀況下,內部已經出現明末內爭不已的現象。因此,尤其是現在與過去大大小小有職權的人與知識分子都必須穩定不能動搖,堅守中華民國,否則國祚就將亡在我們身上,而亡國者要求征服者給予「新生」機會,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許多人不了解歷史殷鑑,只是情緒化反應,非常危險。

當時共軍所能掌握的總兵力十倍於國軍,集結了原來的「偽軍」、國民黨降軍以及持續在新解放區進行土改產生了大量的民兵。當時共軍除了飛機和軍艦不足,相關的重型武器與裝備,皆由蘇聯自東北關東軍以及打敗的國軍手中獲得。1949年4月攻打山西太原城,即以大炮轟炸,困守城中的國民黨官兵悉數被殲滅與自殺。太原是國軍堅守最頑強的的戰役之一,尚且如此。下一仗,就是古寧頭之役了。筆者認為國共內戰是中國歷史上最慘烈的中國人打中國人的鬩牆之戰,死亡人數至今中共沒有宣布,估計最少在數百萬之譜。

吳鐵城在到台灣以後似未受到重用,只位於華僑協會會長,相較於大陸時期曾任職國民黨秘書長,相差太大。關於吳鐵城之死,有一些流言。吳鐵城心臟病發作的死前一日,1953年11月18日,他對汪公紀說:「我們黨內不能人才輩出,黨外人才未能虛心羅致,所以才有大陸沉淪的一幕,我本人應該負責的。」這話說得誠摯,但是說他「應該負責」,似有所指。國民黨不能羅致黨外人才,到台灣以後依然,容易和異議者為敵,而有為淵驅魚的情形。不過,中共得天下後亦然,民進黨今日亦同。這可能是中國文化中一個必須深刻思考的核心問題,普遍缺乏充分溝通與容忍異議的精神。

8月17日《華北新聞》緊接著的標題是〈外交部宣佈:美國白皮書所載內容,我政府持嚴重異議〉,外交部代部長葉公超於16日發表書面聲明:「美國國務院所公佈之中美關係白皮書,中國政府業經閱悉,中國政府歷年來所堅持的之兩個基本認識,美政府已往抱不同見解,今已獲得相同之結論。其一為,中國共產黨乃徹底之馬克斯主義者,且為莫斯科之工具,其二為,蘇聯確已破壞一九四五年中蘇條約之條文與精神。」當時國民政府所發出對美國白皮書的回應,可以說是非常溫和的,明顯仍然寄望美國的支持,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國確實開始其反共政策,這個政策的落實是在次年五月的韓戰爆發後,美國在東亞形成防共第一島鏈。而此刻,非常詭譎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並未跟隨國民政府遷往廣州,反而留在南京試圖建立美國與中國新政權的關係;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卻隨國民政府遷往廣州。這件事後來傳誦一時,但是到底史達林的想法為何?沒有明確的答案。當時史達林並不反對國共劃長江而治,不論如何,史達林和國民黨政府在1945年8月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史達林不能完全自食其言。從「雅爾達密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到「美國對華白皮書」,都在形勢與過程中使中華民國與國民黨遭受重大損害。至於才情過人的葉公超,後來在駐美大使任內關於外蒙進入聯合國案與蔣介石不同調而被撤職。

8月17日《華北新聞》同版刊出〈政府下旬遷渝〉:「行政院副秘書長倪烱聲一週前來重慶部署政府疏散事宜,現在已大致完畢,日內飛回廣州覆命。」這件事相當「烏龍」,後來自重慶遷台更為遙遠,不少國民黨要員與中層幹部解放後滯留重慶,命運悲慘。同版標題〈馬步芳離台,臨行對記者說:「拚力打幾個勝仗給大家看看」〉,其中說:「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將軍於十五日下午七時偕副長官胡宗南乘專機飛抵台北,晚十時即赴草山晉謁總裁。」可以看出,當時幾位重要的部隊官長仍多以蔣介石為最高領導人。但是馬步芳和胡宗南之後皆在西北敗仗,幾乎孤身來到台灣,所留殘部許多在韓戰中成為炮灰,至為悽慘。

1949年9月18日,中共透過《華商報》發表新華社的「社論」〈六評白皮書〉,其中說:「最近數年的這這一場戰爭使得幾百萬的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帝國主義有計畫地組織成功的。」承認內戰中死亡幾百萬的中國人,而且是美國人的計畫。又說:「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會了一樣新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毛澤東曾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至此,國民黨啞口無言。1949年以後,國民黨對於自己在大陸的失敗一直不能公開與坦誠的態度探究整個過程,由此,國民黨要真正復興,非常困難。

關於東北問題

8月9日,在台灣台中市召開國民黨黨、政、軍、教人員四十餘人參加的「時事座談會」上,《華北新聞》報導〈白皮書發表後,眾人憤悔交并,聲淚俱下〉,市黨部書記陳建文說三點:一、抗戰勝利前夕,美國拉出不必要的蘇聯參戰,致使東北局面特殊化;二、美國派馬歇爾嘗試調停國共內戰,助長了中共的勢力;三、美國迄其公布白皮書還認為中共是土地改革者的政黨,難飾其判斷錯誤。東北籍立法委員高語和指出:「魏德邁報告中要中、蘇、英、美、法監護東北,如此友邦,令人憤悔。」事實上,這是魏德邁寄望的「國際干涉」,後世對此議題研究很少,美國當時做不到這點,可能由於蘇聯佔據東北而美國佔領日本,美國顧此則失彼,而且中共在東北戰場上反敗為勝,時間上也來不及了。台中市長陳宗熙說:「馬歇爾從前硬要我當局『容共』、組織『聯合政府』,而我國亦認為友誼敦厚,尊重其意,如今後果如此,逼得美國自認『中共有赤化中國的企圖』。」崔巍說:「美國是專為本身利益著想的國家,美援是有代價的。」市立中學廖先生說:「美國有意犧牲中國領土,早在雅爾達協定時就很明顯了,白皮書只是更現實了。」關於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簽訂的雅爾達密約,實際上是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蔣介石被蒙在鼓裡,這是中國大陸陷共悲劇的起點。之後史達林(中共方面譯為斯大林)是否提早告知毛澤東,以致抗戰勝利之前,中共已經準備全力部署東北?這是筆者做為歷史研究者長期放在心中的一個問題。

關於內戰中國共在東北競爭的過程,國共日後都沒有作出客觀與完整的解析,多數論述局限軍事上的成敗。實際上在這之上有更大的歷史與政治的框架存在,其中核心部分在俄國對於東北的長期關注,以及史達林長期對中共形成的戰略「障眼法」,也就是說,史達林表面上以國民黨為中國盟友,假意輕忽中共,讓美國與國民黨皆受欺矇,以為戰後史達林必然仍然以國民黨為中國正統政權交手,實際上打國共兩手牌,而以中共為底牌。對於東北,俄國在十九世紀末即占據旅順、大連以及部分的東北,後來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勝出,使得俄國失去太平洋艦隊、太平洋出海口以及極為重要的南滿鐵路權。所以,蘇聯對於重新據有東北,尤其是旅順、大連,一直有其心理與利益上的重大意義。這一點,長期被許多中國政治人物所忽略,而以被日本軍隊佔有與支持的滿洲國為注意對象,美國政府的領導者在二戰末期也不可能理解四十年前在中國東北發生日俄戰爭的意義與影響,藏身滿洲國背後的是長期心懷憤恨的蘇聯。而在毛澤東與中共眼中,陝北過於貧瘠,東北是其真正可以燎原的「從龍」之地。由於中共與蘇聯在意識形態以及戰略形勢上的緊密關係,抗戰期間中共對於東北的重視與經營遠超過國民黨。從這個角度看,就是沒有「雅爾達密約」,蘇聯與中共都會盡一切可能在日本戰敗以後佔領東北。中共據有東北,進可攻退可守。國民黨方面,如果沒有美國的足夠支持,當時不可能擊退有蘇聯直接間接支持的中共。其中除了國民黨忽略團結「偽軍」,主要的因素是當時國民黨的治理能力在一些關鍵方面不及共產黨,尤其在黨員幹部的組織與佈建、農村中的政權建立、同盟圈子的統戰以及軍事謀略與後勤補給上,國民黨都相對弱勢。國民黨對此懵懵懂懂,在大陸的節節敗退失敗中,一直不能及早改變策略,到台灣以後才有相當的反省與補強,但是仍然顯現出其本質上的不足,就是目標不清,組織力不足,地方自治不良,以及依賴強人領導。

在《吳鐵城回憶錄》中,孟廣厚回憶1949年4月他在廣州拜訪吳鐵城,當時南京已淪陷,國軍主力局限於華南。吳鐵城陳述他對東北的意見:第一,國民黨對共產黨鬥爭的失敗,主因在抗戰勝利後,對東北決策的錯誤;第二,對東北決策的第一大錯,在於沒有收編東北地方武力(即偽軍)與共軍作戰;第三,國軍精銳部隊被牽制在東北,中共在華北、華中對國軍分進合擊。吳鐵城說的是有道理,但是不能說不是後見之明(hindsight),並且太注重軍事行動。國民黨不了解共產黨的性質在於以社會主義制度與文化改造中國的堅強決心以及日常工作重心在於組織基層與底層人民。國民黨長期稱呼中共「共匪」,說明國民黨的傲慢與蔑視中共,認為中共是「欺騙」、是「蘇聯馬前卒」,以至於輕敵必敗。筆者從國民黨的相關文獻來看,可以說,國民黨從來沒有真正認真地、謙虛地研究過共產黨,至今猶然。現在國民黨陷入民進黨與台獨的圍剿,而他們依然傲慢與蔑視民進黨與台獨,也從來沒有真正認真地、謙虛地研究過民進黨與台獨的歷史與思想,認為是「欺騙」、是「皇民」,因此國民黨命運將與其在大陸最後時期相仿,小部分投向中共,大部分沒有遠見,形同漂萍,由於一直沒有偉大的領導者如蔣介石的帶領,經常地感受惶恐不安,不知未來何去何從。

關於台灣問題

8月17日,《華北新聞》頭版〈中國必能永保台灣,絕不交聯合國托管〉,吳鐵城「斷然拒絕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的見解。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台灣人完全是中國人,如果共匪不能獲得外國的飛機、軍艦,我們可以永久保護台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美國當時判斷台灣遲早會陷入中共手中,由某方面放出「聯合國託管台灣」的風聲。在二二八事件前,台灣本地部分仕紳即有此種願望,並成為後來台獨論者有關「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要件之一。所謂「聯合國託管台灣」,實質上即是由美國佔領,如同日本的情狀。然而蔣介石方面不可能同意,他必須東山再起,美國託管台灣,國民黨與其撤出中國的部隊與精英就失去了最後的根據地。事後證明蔣介石的決定是正確的,大陸西南和西北最後都沒有辦法守住,台灣以海峽為天塹,自1950年來和中共對峙七十年至今。

關於1948至1949年期間的台灣問題,十分複雜,日後三方面-國民黨、台灣獨立派、共產黨皆以自己立場論述當時的情形,以至於至今一般看不清原貌。而美國則以實力原則處理,一直站穩上風,處理中華民國「對日和約」的過程即可看出。

1949年3月15日中共新華社發表「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樣說:「去年十二月間,當國民黨賣國反動政府在軍事上遭受決定性慘敗的時候,美國的合眾社就傳出了美國準備直接攫取台灣的陰謀。……美國經濟合作署在台灣的侵略計畫已經擴大,美國記者且已傳出美國不久就要把台灣“合併”於日本的消息。……美國駐日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最近經過台灣省漢奸美國奴才廖文毅之流發出了所謂要求“台灣獨立”的狂吠,並正醞釀將所謂台灣“獨立”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麥克阿瑟且已公然發出“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台灣仍屬於盟軍總部”的荒謬聲明。……台灣省偽主席陳誠在蔣匪“引退”後且曾表示,在必要時將宣布台灣“獨立”。」新華社的報導基本屬實,但是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各方面對於「台灣獨立」的意義和目的不同,但是基本上是恐慌中共占領台灣,隨之而來的土改和鎮壓反革命是逃不了的。

戰後長期以來,台灣獨立者仍然寄望由美國直接間接託管台灣,成為美台共治下的台灣政府,以避免中共軍事犯台或國共合作,將台灣納入中國版圖。近兩年來美國川普(大陸譯為特朗普)總統對中政策愈演愈烈,台灣獨立者認為是歷史契機,中共必然垮臺,台灣可以「出頭天」。由是台灣的深綠民眾,在川普敗選後一面倒地認為拜登陣營「舞弊作票」,因其希望幻滅。這說明一切必須靠自己,這是「獨立」的真義。

結論

1949年夏,中華民國與國民黨在風雨飄搖之中,美國公布「白皮書」,無異落井下石。事後證明,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大陸陷共,並非沒有責任。而當時國民黨在大亂中,尚能穩住腳步,所依靠的是蔣介石的佈局以及許多跟隨來台的忠貞之士,包括筆者的父母,可謂「板蕩識忠臣」,在三千多年來的中國歷史書寫中,此事值得記上一筆。對於在大陸的失敗,蔣介石當然有重要責任,但是他能夠及早安排政府各部門部分人員與裝備逐一撤退來台,之後長期堅守與發展中華民國以及保存部分中華文化,仍可以說是一個英雄人物。兩蔣的遺志,還待後人承擔下去。

事隔71年,兩岸及國際時空變化很大。今天中華民國的處境,似又重複著當年的情形,中共兵臨城下,可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已退無可退,對於據有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協商的實力與條件不足,是以中共方面近年來「武統」之聲四起。一方面,台灣社會中缺乏當年從中國來到台灣具有高度決心與信心的諤諤之士,認同與堅守自由中國,另一方面,台灣內部統獨對立,不能團結自強,局面的勉強平衡與穩定,來自於美國可能的軍事干涉。事實上,國共雙方的戰爭與和平議題遺留至今,並未解決。歷史的走向是迴旋地回到了當年的視域。

那麼,中華民國何去何從?台灣何去何從?中國何去何從?歷史的謎底,隨著時間的拖,終會圖窮匕見。筆者對於回答這個問題的線索,來自思考人與歷史的關係,這個問題的解決,還在於做為廣義的中國人的身份,在我們的歷史洪流中,在觀念和行動上,如何互相推動著歷史巨輪的轉向。筆者堅信個人與團體的信念與努力必然會產生作用。

就美國的角度看,1949年以後,歷經波折,由馬歇爾、季辛吉、卡特、雷根到歐巴馬等領導人,期望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由「和平演變」的過程中產生轉變,成為民主體制,甚至開明專制,似乎是失敗以至失望了,於是在川普總統任內由於國內外的形勢而走上了美中衝突的局面,將中共蘇聯化,必擊垮、拖垮之而後已。對於這個影響人類歷史的命題,我們更需要深入一層的檢視。實際上,我們不能準確地判斷中國共產黨在本質是否改變了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世界觀與治國方針,但是整個中國的狀態確實是自1970年代開始的美中關係中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是中國自1940年鴉片戰爭以來經歷無數挫折與掙扎中所產生的現代化社會的一個雛形。雖然在外觀上中共政權以及中國政府仍有著馬列主義的樣貌,然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整體中國(包括台灣、香港),過去四十多年來在科學與經濟方面實質上的進展。筆者認為香港雖然目前處境困難,終將回復正常,並且繁榮興旺。香港是中共統一工作的指標,中共必須重新思考一國兩制的意義,容許內外有別。大陸內部已經太過同質化,如果再將香港同化,中共和中國都自我孤立起來,產生盲點,看不見不同的世界,聽不進不同的聲音。

從中國歷史以及(廣義的)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我們不應鼓勵再度產生孤立中國與中國人的思維與政策,也更不應該激化彼此之間的對立與仇隙。雖然就我個人,做為一個中華民國與國民黨遷台第二代「遺民」的複雜心情,緬懷我們當年在國家動盪下,多少人包括我已去世的父母,在台灣與本地同胞胼手胝足地勉力撐起中華民國與台灣的現狀,由此我們對於中華民國和台灣有著深厚的感情與倚賴,而對於中國朝代可能發生更迭的留戀與失落感,也是正常的、可理解的情懷。然而,重點在於目前在兩岸和台灣內部雖仍有著政治思維的不同以及對於政體認同的分裂,筆者認為我們必須珍惜與維護著兩岸(包括香港)都已經出現的、難能可貴的「現代化初級階段」的社會,做為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與海外華人,大家應齊頭並進,不再彼此對立。至於反中或反共,親中或親共,俱應在其中逐漸地融釋掉,以一個新生的中國世界做為共同的盼望與目標。由是,下一階段大家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融合起來,應該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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