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

民共清洗國民黨「遺跡」──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十五) ☆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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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21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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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煥擔任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時,陪同嚴家淦總統及行政院長蔣經國參加國父誕辰紀念會,後右一為李煥。取自林蔭庭著《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圖文:龍城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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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學論戰中,作家陳映真(左)是主要角色之一。(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筆者認為國民黨長期太右,內部缺乏左的思維和人物,沒有辦法平衡地了解社會整體發展現象以及提出完整方案,反而不斷抓匪諜,過度敏感對於社會黑暗面的描繪,造成其治理社會的資產階級性質與中國大陸型高等文化習性過重。筆者認為國民黨頗有明末的政治與文化傾向。

第三,民國66年(1977)1月7日,涉及郵寄炸彈,炸傷省主席謝東閔的台獨人士王幸男被捕,許多反對人士趁機擴大此事的社會衝擊。

這件事,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國民黨上層以及當時的黨外,真正的黨外是和平追求民主,不可能使用暴力。所以,李煥的解讀,筆者需要再進一步了解。

第四,稻穀收購政策變更,引起農民不滿;

這個問題,在許信良在擔任省議員期間,就主張地方政府應從事農業改革的重點。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第63-65頁中,許信良有所說明,這是一項德政,許信良在桃園縣長任內基本解決長期以來農會壟斷稻穀收購政策,受到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讚美。

讀者可以注意到,許信良並非只是一個權力追求者,他在年輕時確實了解家鄉農村的問題,而且在省議會和桃園縣長初期就力求改變。可惜他過於急切希望領導黨外推動台灣民主化,未注意行政程序而參與余登發事,遭國民黨方面予以停職處分。筆者認為國民黨不無報復反應,其實並無必要如此作絕,將許信良留在桃園進行改革,有多方面的作用和意義。

第五,民國66年(1977)5月19日,省議員許信良出版風雨之聲,嚴厲批判省議會生態,引起73位議員反擊,助長了許信良的聲勢。

此事,在前面幾期中,已有說明。

第六,民眾懷疑選舉的公正性。李煥表示,地方黨工勝選不擇手段,國民黨三令五申禁止選舉舞弊,近年來已有改善。

這個問題,以李煥的說法,表示過去確實曾有此事。但是地方黨工為何「勝選不擇手段」?李煥並未說明,簡單地說,輔選的勝敗嚴重影響當地的黨工升遷。1982年關中(1940-)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委任內,台北市提名7名立委候選人,全數當選,號稱「七喜」,關中聲譽扶搖直上,此後雖有轉折,最後官至國民黨副主席、考試院長。關中雖然本身有家世餘蔭,但是若在輔選中不斷落敗,在眾多藍二代中亦不可能升官。

所以,對於基層地方黨工,若不能輔選得勝,要如何在沒有文官制度保障的黨務環境中生存發展?所以批評「勝選不擇手段」,必須要求「勝敗皆可接受」,讀者認為可能嗎?這裡牽涉到國民黨體系中職員的工作保障與發展問題,否則不存在許信良、張俊宏等的脫黨競選情事。

第七,這次5項公職競選,本應分兩次舉行,但中央決策小組認為選舉的社會成本過高,決定合併舉辦。李煥不贊成此議,黨內同志為求勝選而同室操戈。

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是台灣社會問題,選舉過於頻繁,造成族群對立,政治人物汲汲營營於選舉,因此不論如何辦理選舉,皆無法避免「勝選不擇手段」。

第八,由吳伯雄推薦歐憲瑜,競選桃園縣長,但是歐從不參加邀宴,表示遵守蔣院長十大革新。

李煥對於歐憲瑜表示「從不參加邀宴,遵守蔣院長十大革新」,感到頭痛,因為桃園地方人脈非常複雜,牽涉到航空城之龐大土地利益。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縣長劉邦友血案,縣長官邸內發生殘酷槍擊殺人事件,8死1重傷。因此,筆者也認為調查局出身的清廉官員歐憲瑜,要有效調和桃園縣的黑白利益,恐有困難。台灣的縣市長,除了台北市,在任內不碰土地重劃利益的,幾乎不可能有效治理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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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壢市長歐憲瑜。(劉永嘉攝)

第九,李煥負責培植本省人才,某些保守勢力頗為不滿。

這個問題,是否如此,值得思考。當年的「吹台青」(戲稱會吹牛的台灣青年)政策,其實是來的太晚了。政府來台,發生二二八事件,和大陸籍官員習於任用自己人有一部分原因。這本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台灣環境這麼亂,地方這麼複雜,又有政治問題,不用自己人,怎麼做事?近年來民進黨政府用人,幾乎全部是自己人,而且大多數是閩南人,官員、學者經常在行政與學術會議中公然全程使用閩南語,事實上造成對外省族群的「反歧視」。

二、關於李煥游說許信良當放棄參選桃園縣長一事

在《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第196-197頁,據李煥與許信良的回憶,李煥在登記參選前幾天,吳伯雄安排許信良與李煥見面,李煥受到黨內壓力,情緒十分緊張和憤怒,要求許信良:「你過去給我惹過那麼多麻煩,我都維護你,這次就算給我一個人情吧!」姿態非常低,許信良則開出條件,只要國民黨更換提名人選,立刻宣布退選。李煥同意:「我回去就立即作業,如果決定換人,明天早上通知你,你明天早上就宣布退出。」許信良說:「好。」隨即返回桃園。李煥則請吳伯雄次日早上赴桃園會見許信良,確定許信良的承諾,李煥可以向經國先生報告,再做應變。沒想到,吳伯雄第二天清晨7點趕赴桃園,遍尋許信良不著,換將之事就此作罷。

據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教授主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第34-35頁,許信良說當時他對李煥說很感謝李煥的栽培,但是:「講這些都太晚了,我已經登記了,也被國民黨開除了。」後來二人不歡而散。

《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第169頁,林正杰回憶:「這段時間,許信良還在與國民黨溝通究竟要不要參選,有一些客家大老如翁鈐,國民黨組工會也來了好多次,秘書長李煥更是親自帶了人來,動之以情,誘之以利,開出一堆交換條件,例如讓他當省府委員等,希望他不要出來參選。而許信良應付的方法是,有時候和他們談一談,就假裝喝醉了,最後不了了之。」

而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第302-305頁,《中國時報》採訪主任周天瑞的回憶:「李煥向他說明,許信良曾經帶吳仁輔來看他,李煥告訴許信良他面臨強大壓力,黨部多次提出要把許信良開除黨籍,他都設法擋掉了,所以要求許信良委屈一下,避開這個浪頭,以後會給他別的機會,李煥說許信良一口答應,說不選了,一切由主任做主。沒想到,有一天秘書長張寶樹告知李煥許信良登記啦!」周天瑞就找許信良、吳仁輔追問,許信良說:「你有所不知,我是答應了錫公(即李煥),我是不好改變,來自地方的壓力大到不行!地方上要求至少先登記再說。」這樣拖到登記的最後一天,許信良拉著吳仁輔到李煥四維路家,李煥已經出門了,他倆轉往黨部,就等著,等過了中午,求見無門,就趕去桃園辦登記了。

周天瑞分析:「對許信良來說,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反正他就是選定了,他來看李煥,是基於情面,不是來請示的,等了一個上午,仁盡義至。總之,搞政治的各有盤算,局外人終究顯得天真。」

對於當時許信良與李煥之間的事,事後呈現出各說各話,但是基本上大致清楚,許信良是吃了秤砣定了心要參選桃園縣長,李煥和許信良交涉的時間太晚,而且李煥其實沒有本錢和有雄心壯志的許信良交換條件。

李煥在國民黨的官僚體制中,表面上權傾一時,事實上稍為大一點的事都不能拍板。後來筆者在《郝柏村日記》中觀察到同樣的情形,郝柏村常在一些雞皮蒜毛的事上向蔣經國報告,經國先生非常注意細節,一旦幹部之間的報告兜不攏,就會看出一些問題跡象。然而這容易造成領袖對部屬的信任感不足,國家的一級幹部皆不易主動規劃與決定方針與決策,凡事層層上報,最後不得不由領袖一個人決定國家大小事。其實這是中國官場一般現象。

筆者研究中共歷史,發現1940年代開始,尤其是50年代以後,大小事毛澤東都具有否決權,連劉少奇、周恩來這樣的開國元勛說話都不能算數。弄到後來,文革時,出現歌頌毛主席是「一句頂一萬句」,也就是說,咱說一萬句也頂不上毛主席一句話正確。有趣的是,毛澤東本人並不是喜歡如此,但是萬眾一心,也莫可奈何。

比如說,文革初期,下屬不斷要求毛澤東上天安門接見全國各地奔來的幾十萬、幾百萬的中、小紅衛兵,毛引為苦,說「今天又要去站班了」,但是不能不去,就說「不是說我一句頂一萬句嗎?現在我說一句不去也沒行!」,只得又擺出偉大姿態出現在天安門上揮舞著紅小書(即毛語錄),接受百萬中、小紅衛兵們的瘋狂膜拜、熱愛、呼喊,許多人甚至大聲哭泣,形同宗教朝聖的屬靈現象。

筆者母親老家四川,文革時,出現不少青年人把毛澤東大徽章用別針穿透胸口肌肉,別緊後血流如注,光著上身,走在街上,看有誰比得上老子更熱愛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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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毛語錄的紅色浪潮。(中時檔案照)

美國的政治文化是不同的,當然這和美國的個人主義,從小教導孩子表達,並且尊重孩子的意見有絕對關係。筆者在美國時,經常見到美國父母親切詢問5、6歲小孩的意見,而且基本尊重,令筆者當時難以置信。而中國人(包括台灣人),則一個人不論長到多大多老,都得聽從父母、老師、長官的話,一切強調團體與集體利益,個人不能標新立異。要改變與改善我們民族這種文化現象,筆者認為需要相當的時間。包括筆者所認識的民進黨以及台灣獨立團體,對不同意見的容忍度也是相當地有限。

初步的小結

為了了解許信良脫黨參選桃園縣長,筆者訪問前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專任委員兼大陸工作會副主任徐新生先生,他當時是李煥屬下,任組工會(組織工作會)助理幹事。徐新生說1977年11月19日發生「中壢事件」前一日,他去中壢看選舉情勢,許信良和歐憲瑜兩邊的場子都非常熱鬧。許信良的競選總部上懸掛著大幅口號:「國民黨很久沒有烈士了!」許信良要當「國民黨烈士」,改革國民黨。這股氣勢驚人,後來眷村票開出1/3,投給許信良。這說明當時國民黨在地方上,就是外省族群也已經很有意見。

關於不少眷村票投給許信良,筆者相信會投許信良的眷村人,應以年輕人居多。筆者幼年居住眷村,清楚了解許多眷村老舊破爛的情況,甚至沒有自家廁所,但是國民黨方面不予重視。而台灣社會自1970年代開始十大建設,經濟起飛,外省人多軍公教家庭,如何參與商業發展?所以逐漸處於社會弱勢。外省年輕人除非功課好,在無家世,無恆產的情況下,要何去何從?只有到軍校去,要不然混幫派。讀者可以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片中看見一些當年眷村外省孩子們的苦悶。

民進黨與深綠學者近年來一切光榮順利,把他們過去的「苦難」完全歸咎於國民黨「暴政」,而且影射外省人的「原罪」。他們把「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等當作政治資產,不斷鋪陳國民黨的「錯誤」,說明民進黨與台灣獨立的路線正確,而且一再徵集資料,出版事件集,邀請深綠學者開會發言,在媒體上宣揚,目的是完全推倒國民黨過去的貢獻以及應有的合理性。這和中共在解放後所做的清洗國民黨「遺跡」的各式各樣運動,如出一轍。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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