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隆基

“普世價值”與“戰爭之居” ☆作者:孫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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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13

近日中美衝突升溫、南海與台海開始冒煙硝味,一位美國學者從2012以來一直熱炒的“修昔底德陷阱”又成為話題。但我卻去重溫美國新保守主義法蘭西斯·福山1992年的名著《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該時蘇聯與東歐集團剛解體,而中國似乎正在接受“招安”,令該書宣佈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大獲全勝,並自滿自得地提出了“後歷史”的概念。

福山所謂“後歷史”就是自由民主社會,尤指西方內部彼此不再會爆發戰爭,因此也是“後戰爭”之域。與之相對就是處於獨裁與極權主義底下,仍陷於“歷史”泥沼中的地區,但也進入尾聲,其跳出“歷史”指日可待。“歷史之終結”只差臨門一腳,但在目前,“後歷史”地區與“歷史”地區互動則難免採取後者的規則―包括戰爭。

“歷史之終結”這個概念沒大家想像中的彆扭,乃對“大同世界”的憧憬耳。中國的公羊學裡有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世之說。在清末受西潮衝擊下,公羊學被康有為重新發明為斯賓塞式的直線進化程式:據亂世(君主專制)"昇平世(君主立憲)"太平世(民主共和)。當時康有為不無創意地說:歐美等國內部已達太平之世,中國則正努力進階昇平之世,但國際間仍處於戰國時代的“據亂世”。康有為在1880年代寫作《大同書》的同時,也在著述《諸天講》,認為將來世界進入大同,但星際間仍會有戰爭,故銀河系仍處於“據亂世”。

福山認為“後歷史”與“歷史”兩區進行互動難免採取後者的規則,包括戰爭,卻多麼像伊斯蘭對世界之二分:“伊斯蘭之居”(Dar al-Islam)與“戰爭之居”(Dar al-Harb)。理論上,教友團體(Ummah)內部如爆發戰爭,需多重理由將它合理化,不幸爆發可視作“失和”(fitna),也作“考驗”解。對信眾以外的“戰爭之居”(就乾脆俐落得多—發動“聖戰”(jihad)便是。

對“後歷史”的美國來說,有一個“戰爭之居”存在其用大矣哉,它有助在全世界超過70個國家和地區維持近800個軍事基地,它有助平均20年打一仗,維持戰爭工業的活力,以刺激總體經濟的成長。“戰爭之居”一旦消失了,將會如現代希臘詩人卡瓦菲斯(Constantine Peter Kavaphes)筆下《等待野蠻民族來臨》中的拜占庭朝廷:皇帝早朝、百官齊集,民眾群聚市集,皆屏息以待,期待邊境告急,不料待至夜幕低垂,邊境探報傳來:“已經沒有了野蠻民族!”。文明世界悵然若失:“沒有了蠻夷我們該怎麼辦?彼等乃一種解答方案。”

帝國乃文明的化身,蠻夷乃化外之民。有一個“戰爭之居”這類他者,方能烘托“伊斯蘭之居”為真理的化身。至於康有為的大同主義,表面上抬舉西方,原創者卻是孔子,故此救世方案乃原產地中華文明的大一統理念(也是真理觀)。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之所本亦至為昭著:西方價值就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之用亦大矣哉。“後歷史”的國家可以藉詞譴責猶困於“歷史”中的國家:你們不該搞國安,如果國安是國防的一環,言下之意也不該搞國防,因為都是用來踐踏“普世價值”的。

“普世價值”之源頭乃西方的啟蒙運動,而“人權”的最原初形態則是西方人的“信仰自由”。這一點連當時的啟蒙運動的旗艦法國都做不到,它仍以國教天主教迫害新教徒。俄國的凱薩琳大帝與普魯士的腓特烈大王自詡為伏爾泰的學生,在境內推行了信仰自由。他們自然不敢干預法國,但既落後又是死硬的天主教國家波蘭則另當別論,它為歷史提供了強權利用“人權”幹干他國的首宗案例。凱薩琳大帝以保護波蘭境內的東正教徒為名,腓特烈大王則以保護路德派為名,對波蘭進行了第一次瓜分,隨後又發生兩次出諸其他名義的瓜分,導致波蘭從地圖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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