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隆基

美國左右兩極分化各自呈現的“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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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14

我曾在台灣的書店物色蘇聯史的中文教材,看到有一書內將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譯作《一場幼稚的共產主義動亂》。西文中的disorder用於此是指身體出現了狀況,例如鬧肚子是stomach disorder,乃患病,但disorder這個多義詞也可用於社會失序。台灣的譯者根本不參考大陸已經出版有年的中譯《列寧全集》目錄,反共有年的台灣似乎也未形成研究傳承供他參考,唯有訴諸望文生義。列寧自身是共產主義者,他指出某些同志的教條主義形雖“左”實質上對運動反而有害。上述的亂譯透露的是不知列寧何的方矢,根本不知整個歷史背景為何。這種偶爾飄過來的無根浮萍,能令人相信台灣有像樣的共產主義研究傳統嗎? 

我在本文中套用列寧的“幼稚病”的概念,把它應用在當今美國政治兩極化的情況裡,暴露雙方的幼稚表現,並不在乎這些運動誰是誰非,只為一些有趣現象留下一個歷史紀錄。

查理‧寇克槓上了西蒙‧拜爾斯

在東京奧運期間,美國的女子競技體操選手西蒙‧拜爾斯(Simone Biles)在參賽第一輪後,在現場宣布因“心理不適”退出。至此為止,她曾是競技體操史上獲得兩性合計獎牌(包括世運與奧運)最多的。她之臨陣退出,使美國競技體操團隊的成績降居第二,屈居俄國之後。這在國內並未引起軒然大波,只爆發左右兩極化的又一次對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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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自由派媒體多尊重西蒙‧拜爾斯個人的決定,一位評論家甚至稱讚她有“優先考慮自己”的勇氣。右翼媒體則炸了鍋,福斯電視台指責她是“運動界最大的逃兵、自私透頂,佔用且浪費了另一個比她有膽氣的選手的機會。”川普的死忠查理‧寇克(Charlie Kirk)在他的平台上則怎樣難聽的話都罵出來: “既然代表國家出賽,怎能優先考慮自己!猜結果是把冠軍拱手送給了誰?竟然是俄國! 她簡直是一個國恥!一個自私的反社會的人格(a selfish sociopath)! 她荏弱,透露我們是如何將這一代人養成這般荏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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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情況,寇克的反感在東亞也會爆發,與右不右翼無關。如果有中國選手臨陣抽腿,會被網民的口水淹死。然而,在美國,正是右翼在將自由派和民主黨“抹紅”,說成中共的同路人,但右翼自身的心態反而是與中國的集體主義共鳴,豈非諷刺!今日的台灣,個人主義亦抬頭,評論員已留意到今年參加奧運的青年選手有異於楊傳廣與紀政那一代,追求個人的卓越已多於為國爭光。台灣選手如發生臨陣退出,該不會被點讚“有優先考慮自己的勇氣”,多半還得向國人道歉個不停,至於是否會被網路義和拳揍死,得視該選手是曾與蔡英文還是與韓國瑜合照。 

因此,蠡測這類事件的標準的反應,實屬無益,即使美國這個case,也必須先掌握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西蒙‧拜爾斯是黑人,白人或許不無咕滴: 一個黑人竟斗膽把自己優先置於美國這個偉大的國度之上! 但查理‧寇克可沒這麼說,不能把話往他嘴裡塞。令他氣炸的是: 不愛國、自私、反社會、荏弱、這一代美國人已成廢柴。如此逐浪而高的無限上綱其實是一串環環相扣的思路,是美國右翼批左的標準“黨八股”。 

西蒙‧拜爾斯是曾遭一位體操教練性侵的150位女子之一,該犯已於2018年被判服刑175年。西蒙‧拜爾斯是受害者中唯一能入圍奧運者,她將這次出賽奉獻給這一群,而不給美國體操協會(該機構在這些性侵案中無助於受害者)。既然奉獻了,為什麼又沒完願,據她說棄賽的理由是呈現空中旋轉失控症(lost move syndrome)。顯然,這不應與以心理創傷為藉口,故意在奧運會上將性侵的家醜外揚令美國在國際殿堂上坍臺混為一談。 

但查理‧寇克可不作如此想。西蒙‧拜爾斯的性侵案不可免被捲入Me Too運動,該運動自2017年燃燒至今,與2020的Black Lives Matter同為射向右翼的連珠炮,已經政治化,因此右翼亦必以政治化反應之。在右翼看來,將性侵案等同“父權社會”在壓迫女性、將少數警界敗類濫殺黑人等同整個體制是“白人至上主義”,基本上是左翼的政治操作,目的在顛覆美國現有體制,動機並非伸張正義,而是一場陰謀。這是一場甚麼“陰謀”? 是一場將“一代美國人養成這般荏弱”的陰謀。本文正是為了追蹤這條思路,它的來龍去脈說得上是七彎八拐的。

美國目前的一場“文化鬥爭”

查寇克的思想背景,他正是“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陰謀論的宣傳家之一。該論的原型是納粹德國的“文化布爾塞維克主義”(cultural Bolshevism)陰謀論,指的是猶太人營造悲觀、絕望、荒謬、頹廢的現代主義腐蝕健康的德國文化。“布爾塞維克主義”即蘇聯式共產主義,它從下層發動工潮、用階級鬥爭瓦解德國社會,乘亂奪權。“文化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則是被猶太知識菁英把持的文化事業從上撒下的一團灰色毒霧,讓健康的德國文化染病,與共黨顛覆異曲同工。反正,共產主義是猶太人發明的,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當時以色列還未建國)才會發明“無產階級無國界”的國際主義,乃專門腐蝕別人健康的民族國家有機體的一股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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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論從來是一類低心智水平的思維,它總是把自身內在的矛盾通通歸咎一個外面的“異己”的操弄,簡單的腦殼也只有兩個鍵盤: 非黑即白,且不講究實證,反應則粗糙不堪—除了仇恨,還是仇恨。今日美國普遍認為外在的威脅是中國,可比擬20世紀蘇聯的威脅。但對本土文化有毒害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又如何定性? 這既然是一場右翼奮起應戰的“文化鬥爭”,敵軍就是被他們“抹紅”的捍衛女權、黑人、原住民、移民、同志、雙性向、易服僻、變性人權利的運動—彷彿這股逆流就是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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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根據這些“左翼”範疇建構的“認同政治”,簡直就是腐蝕美國這個健康文化理肌的溶解劑!它將統一的美國人分化為“非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原住民美國人”、“太平洋島嶼系美國人”,甚至有人戲稱是否該也有“婦女裔”、“同志裔”和“酷兒裔”! 偏偏美國白人無從加插前綴(prefix),故凡是“美國人”之前加了一個前綴,不免蒙上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集體之嫌,語意上也內建了“非全然是我族類”的含意。 

本來,美國就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多民族國家,連官式的表格上都必須勾選“族裔”。記得有一位香港移民不知“高加索種”範疇為何物,竟然去勾選了,被老婆罵了一頓。官方的分類是為了統計,一旦被應用於“認同政治”,就成了奪權、爭取補助、保留名額、插隊、後來居上的“平權政治”。 

認同政治最要命的一環是文化政治。配備有一個前綴的“美國人”類較容易將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說良心話實質上多半也是弱勢。今日所謂的“認同政治”就是將自我從新發明,而且是政治化的重構。如此的“自我”,必須透過一個相異的、對沖的多半是仇視的“他者”方能下定義,因此並沒有固定在一個真空管裡的“認同”。我不厭其煩舉的一例是: 在北愛爾蘭,作為“天主教徒”是舉槍向新教徒射擊,在黎巴嫩,“天主教徒”的定義則是舉槍朝穆斯林射擊。目前試圖建構“台灣認同”者勢必以“去中國化”始,以“仇中”與“逢中必反”為其必然歸依。 

今日美國的大眾文化主題裡充斥“認同政治”,不盡是突出婦女受家暴(敵對方是男性)、黑人被私刑或遭冤獄(敵對方是白人)、同志被解雇甚或被殘殺的故事(敵對方是被“正常化”的異性戀以及食古不化的基督徒),也可以用同情的角度描繪他們的正常人生,顯示他們不是弱者、異類或變態者。最近好萊塢以東亞裔和印度裔為主角的故事也多了起來,志在淡化他們被“異國情調化”。這些作品的面世正是“認同政治”的發酵,是在主流文化裡試圖把這些旁流也“正常化”。 

白人歷來是主流、其形象透過好萊塢推廣為“全球的正常典範”。幾乎可以代表 “人類”的人自然沒有專門屬於他們的故事,主角建構認同的故事可以是青少年的成年禮,或者是一位音樂家或拳擊手勵志的心路歷程,皆可普世化為個人打造自身認同的楷模。然而,在今日左傾風潮瀰漫的大眾文化裡,故事中一旦白種男性作為一個群也在搞“認同政治”,在銀幕上的塑型不是3K黨,就是玩槍的民兵!簡言之,大家都玩得起“認同政治”,為了去汙名化,重獲尊重,唯獨白種男性搞“認同政治”被汙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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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在今日美國,加了前綴的“XX-美國人”公民類別掌握了道德制高點,而白種男性反被壓在圖騰柱的最底端。可想像他們的感受! 這個國家本來是他們的,如今來了許多“異類”,原主人—應該說是滅絕了原住民印地安人後最早的物業主吧—的白人呢,不論走到那裡,都被指著鼻子罵“政治上不正確”! 如果美國失業工人身受經濟全球化之苦,對這些白人來說,則感到即使在本土也被“全球化”壓到了自己頭上。彼等的“我們要討回自己的國家”(We want our country back)的吶喊遂與川普的“使美國重新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號產生共振。伏爾泰曾說: “即使沒有上帝,祂也必須被發明出來!”因此,天不生川普,也得發明一個出來。川普主義重塑共和黨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 從此以後,一個傳統的保守黨被改造成一個白人的“申訴冤屈黨”(grievanc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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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政治正確”的文明

美國右翼理論家威廉‧林德(William S. Lind)索性將“文化馬克思主義”等同“政治正確”。在右翼眼裡,“政治正確”是左翼的文化專政,它不只在操弄刷白誰抹黑誰,基本上箝制了言論和表達自由。固然,時至今日,美國人不分左右,不會再接受20世紀上葉大眾文化塑造的粗糙種族主義刻板印象,例如黑人腌臢、愚蠢、聞樂起舞、蹦蹦跳跳;東方人則是奴才相,而東方男性尤具太監化氣質。對黑人、華人、義大利人、波蘭人或任何褐色人種的種族歧視貶稱: Nigger、Chink、Dago、Polak、Brownie如今不是絕跡,就只聞於沒有文化的下等人談吐中。 

我想今日連右翼理論家也不會再走這條回頭路,好比他們不會否定1960年代通過的民權法案一般,彼等不能容忍的是民權意識如今被教條化為“政治正確”。後者無疑有過火的傾向,但在處理其爭議性之先,必須介紹一下它的內容。

在過去,在工作場所一位上司或同事言詞涉及侮辱黑人或婦女,常常無關痛癢,在今日多半得引咎辭職,如涉及婦女還會吃官司,雖然一直以來性侵都是犯法,但今日定義寬鬆了,標準多由承受一方界定。這一個轉折為何具革命性呢?

在台灣,校園性侵條例的制定很晚,是由某校園發生師生性侵案見報後才有的。當時大家對這方面的事情都相當無知。為了替犯過的教授開脫,系內的大老竟然說: “沒摸到要害不算!” 這種“客觀”標準又能抵什麼用? 在從前,即使“客觀地”發生了強姦,定罪率也奇低,但“政治正確”成為主流後,即使是所謂“兩情相願”者,事後女方感到受侵害,就可以起訴,而“性侵”的範圍已從強姦、猥褻寬鬆化為不當的觸碰(不是指只觸碰“要害”—那是猥褻)、不當的手勢、不當的言詞、不當的眼神、不當的暗示。這個“不當”是由“受害者”定義的—男方還以為是在“求愛”呢,女方已受到“侵害”。

姑不論其過火之處,這種對性侵的新觀點,正是“政治正確”的精神所在,同一原理之應用在族群矛盾的處理上,更有助說明: 它是設定我們這個世界有強勢與弱勢,有否不當之處的話語權該在承受方,即賦權予(empowering)弱勢一方。在“認同政治”方面,由本人決定該如何貼標籤。例如,美國黑人的稱呼就有講究,“黑鬼”與“尼哥”一般禁用,甚至連Black一詞能避免則避免之,在1970年代一度流行過Afro-American,但黑人似乎不怎麼喜歡,方定為今日的African-American。但美國境外的黑人無疑更多,而喊起口號來也不得不用到Black一詞,例如Black Power、Black Lives Matter,因此在非萬不得已的情形下,Black算是一個過得了關的中性稱呼。

賦權予承受方去決定命名學,其實是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讓他肯定自身的價值,應用在弱勢者或“異常者”身上,此措施的正面意義就更凸顯。像傳統中國索性將一個人臉上有麻子、瘸腿、啞巴、瞎子、聾子或其他身體缺陷或特徵當作他/她的綽號,代替真名,如今該是不許可的了。“瘦子”和“長子”(高佬)仍可沿用,既然這兩者可以,將體胖(fatso)與身矮(shorty)或禿頭(baldy)作為綽號無疑更普世化,卻成了灰色地帶,是否可上綱為“歧視”?得看“政治正確”上綱伊於胡底,容後再談,如今先談欠缺“政治正確”概念的地方會是甚麼模樣,則更有助測量今日美國的文化革命已經到了哪個地步。

“政治正確”在港台

“政治正確”這個新生事物,必定有很多缺陷,但無可否認它有建樹。沒有這場文化革命的話,1960年代的民權法案就將徒具形式,上述一切的族群刻板印象、族類歧視的談吐與態度仍會持續,敵意仍會滋長,美國永不可能成為一個 “熔爐”(雖然今日仍未達標)。推動“政治正確”類似中國文革時代的 "狠抓上層建築"。沒有"政治正確"的現代社將會是怎麼一幅人文景觀,可以一則反面教材說明之: 香港。 

美國的“政治正確風”已成為當代文明世界的共識,是曾為殖民主義的西方國家的自我批判,也是它們的長進。在這個西方帶頭的文明世界裡,有一個“侏儸紀公園”曰香港,即史前的活化石的棲息地。在台灣,是將西方人籠統地叫做“老外”,黑人則另成一類,直呼“黑人”,猶帶中性含義,在香港則被歸為5類: 鬼佬、鬼婆、鬼仔、鬼妹,黑人則是“黑鬼”。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個修詞學問題,言詞影響思維,簡直是思維的一環

我曾對香港人指出不妥,答覆卻是並無存心歧視,實在是不存在其他詞彙可用,固然也偶而聽到“西人”一詞,卻顯得文謅謅、彆扭。在日常用語中,你如果插入不自然的用詞,會把大家在進行中的交談打斷,乃反社交行為。有人認為這是廣東話獨有的用詞,近代中國是被鴉片戰爭打開門戶的嘛,故廣東人特別仇外云云。但反帝的人民政府統治下的廣東沒養成此風,它反而大盛於被英國人統治得服服貼貼逾150年的香港,而且保留的還是慈禧太后義和團之亂時代的命名法,豈非咄咄怪事。

從美國種族主義談吐只存在於沒有文化的下等人之間,可推論香港從未曾有過文化大傳統,表面的現代化掩蓋不了其文化底色的鄉鄙氣息,彷彿仍聞開埠時那個珠江口漁村的海腥味,從未聞士大夫文化的書香味,相應的是人文精神的貧困和人文素養的匱乏。

香港近日有向大陸爭民主之抗爭,卻連民國革命的“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等口號都不得而聞,只聞“驅逐支那人”、“大陸蝗蟲滾回大陸去”以及毆打講普通話的人或未能用廣東話回話者(有一回誤揍了日本人),且重演納粹1938年排猶的“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將猶太人商店的玻璃全砸碎,港暴也將持不同政見的商店的玻璃全砸碎,不同於納粹者是將“玻璃之夜”延伸為“玻璃之年”—乃納粹的365倍。那些成了川粉的香港暴民甚至杯葛美國“黑人的性命也是命”的抗爭,全面站到了反黑人這一方。此乃是在從頭到尾浸泡在種族主義的文化中搞“民主運動”的一段奇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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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素來面不改色地將非我族類“鬼化”,輪到要建構“香港民族”也就將同胞的中國人也非人化,何足怪哉? 這或許還有利於詭辯: 香港並非不達標於當代文明,反倒是趕上了最時髦的“認同政治”!不正是將一個敵對方“他者化”才能建構“自我”這一方嗎?果如是,則那些從18世紀傳下來的“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是已經老掉了牙,不是什麼可吹噓的“普世價值”了。 

至於在港亂期間挺中的一方,也是在同一個人文精神貧困和人文素養匱乏的缺氧層呼吸的。港亂期間,美國正對中打貿易戰,兩者似乎有默契,故視其為西方陰謀者大有人在。有港人說出“白人世界”不會坐視黃種中國崛起,終需一戰。這令我聯想起旋轉門式的失憶症,患者可以一下子喪失人生中段數十載的記憶: 中國近大半個世紀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作為亞、非、拉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的一環都在歷史記憶裡被遺落了。時光機一下子回到了120年前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的“種戰論”: 即20世紀將會是一個黃白大對決的世紀。時值1900年義和團之亂,但康梁等知識菁英當然不是受這些烏合的愚民啟發的,其靈感來自西方和日本知識界早先提出的種戰論,乃是達爾文主義大盛年代的“學術”產品,這個120年前的達爾文時代,有待我在這裡進行歷史意義岩層的考古挖掘,方重見天日。

香港反中份子黃之鋒被挺中派稱做“越南猴子”,這也招致我的非議。一來,香港人不限於華人,有非華人參加抗爭不該以“非我族類”排斥,稱越南人為“猴子”則是直白的種族主義。但論者毫無不妥之感,打圓場的第三方則說用詞以避免“不雅”為妥。將種族主義輕描談寫為“用詞不雅”,透露“政治正確”此概念還未登陸香港。

相形之下,台灣倒是蠻講究“政治正確”的,不只是學術界,校園,媒體在涉及族群的言詞上尤其戰戰兢兢—例如已不能稱原住民為“高山族”,甚至發明了一些在英語中沒有的新意。某電視政論節目評論員阻止參與討論者用“走狗”一詞,倒不是怕傷了狗的感情,而是台灣養毛小孩的人日眾,不宜引起他們的反感。 

遠的不說,台灣有從大陸移植的大傳統,文化心靈對世界當代文明水平的感知度遠較香港的鄉鄙心態敏銳。近者,民進黨在野時仿效的是美國的民主黨,提出過“人權治國”的綱領,執政後兌現同婚合法化,成為東亞的翹楚。但皮相底下,台灣的人權意識到底有多深刻,真是天曉得! 只需看2020防疫期間,台灣人在世界衛生組織網頁上天天留下罵譚德塞“黑鬼”、“尼哥”(nigger)的惡劣言詞,就是台灣攤在世人眼前未具“脫亞入歐”資格的呈堂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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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患無詞”

台灣這個例子,似乎印證了美國右翼的一種論調,謂“政治正確”名為促進民主,實質上乃知識菁英的花招。的確,台灣的民進黨推動同婚合法化使它折損了一些選票。在美國,將墮胎合法化運動提升至“婦女身體自主”這個命題高度者,多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婦女,難得有黑人,某些受基督教荼毒很深的黑人婦女甚至還說女權份子搞墮胎合法化乃對黑人“種族滅絕”的陰謀 (言重了!)。這裡涉及“進步”與“民意”的矛盾,進步的往往並不能訴諸大多數,否則列寧不會有“先鋒黨”的概念,孟子也不會有識“大體”與識“小體”之別。

在“政治正確”這個議題上,識大體者該是指高瞻遠矚者,看出人與人間互相歧視的前景是大家都遭殃,識小體者只顧自己、只逞眼前一時之快,把在種族、性別、性向、體型、健全或殘障、青春或老耄、甚至個性特異者都“他者化”,以他們為負值,來建構“自我”的“正常性”。統計學上來說,目前恐怕還是後者居多吧!

美國目前防疫受挫,正因為不識大體者匯流成龐大的“民意”。美國有右翼政客,為了贏得選票,竟然在防疫期間去捍衛不戴口罩與不接種疫苗者的“自由”和“權利”,宣稱身體的自主權是屬於個人的,絕口不提對全國全世界造成的惡果,還有比這個更具“體”的不識大體嗎? 右翼這般立場是反智的,反智者勢必反“菁英主義” ,蓋有知識者、有科學頭腦者,方能高瞻遠矚,方能統觀全局。因此右翼攻擊“政治正確”是菁英主義的花招其實沒說錯。

要求在任何表述上“政治正確”,也與要求戴口罩與接種疫苗侵犯個人權利一般,“侵犯”了不少人的表述自由,雖然它不完全是由政府下政令執行的,但在自由主義—右翼眼中的“左派”—營造的大氛圍底下,也形成了一整套條條框框,一種箝制。這些不滿者是否大多數,說不準,但是很大的群。

美國黑人爭取民權在20世紀初就開始,至1960年的民權法案是跨過了一個里程碑。戰後第二波女權的興起以及同志運動的合法化也始於此時。黑人在"認同政治"未興起前,已經被白人當作另類,因此"認同政治"幾乎是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婦女則不然,在一戰前後,第一波女權運動爭取公民投票權是為了跟男人一樣。從1960年代重啟的女權運動則發展成與男性分道揚鑣,亦即是不以男性代表"人類"(Mankind不能代表Humankind),將兩性對立朝黑白對立看齊。

在女性"認同政治"激進化的氛圍下,有些女性為了剔除women一詞中的men,將它改寫成womyn、祈禱文結尾的Amen改成Awoman,“歷史”一詞在保留history的條件下另創herstory,也就是他說他的故事,她另說她的故事,各有版本,拒絕用男性史權充“人類史”。英文的《聖經》裡沒有中文的"祂",遂出現將上帝的He改成一個較中性名詞的爭議。但真不知道怎麼一個改法? 英文裡除了He、She外,就是禽獸與死物的It,難道應用代數符號不成?

“政治正確”運動無疑是1960年代人權運動的深化,將1960年代的人權範圍涵蓋率從黑人與婦女擴大到所有弱勢或獨異範疇。這類意識進入美國知識界的主流,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事。當時大家都感到很新鮮,因此也出現了不少調侃與諧謔。

當時,我系裡的同事,即使並非右派,也戲稱“政治正確”類似奧威爾《1984》小說裡極權主義政權推行的“新話術”(Newspeak)。該時已有直呼身障者為“殘障”(cripple)、弱智者為“智障”(retarded)乃不當的共識,社會上遂有人提出替代的名稱: “殘障”改稱“受挑戰”(challenged);“智障”則改稱“能力在其他方面” (differently-abled)。卻有人來系上應徵,乃一身高不足5呎的女子,有些同事就在背後調侃她是“垂直度受到挑戰” (vertically-challenged),政治正確的“新話術”反而變成了缺德的貧嘴。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參加一場跨州的中國現代史學術會議,其中一個專題是抗戰時期的汪偽政權,會上有人提出“漢奸”一詞是非學術的,建議停用,但想不出替代的稱謂,有人半開玩笑地建議: “愛國心受挑戰者”(patriotically-challe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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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這類象牙塔裡的饒舌是脫離社會大眾的,因此屢遭譏諷。在一部電影裡,有鬼魂出現,當生人驚呼: “有鬼!” 這卻傷了他們的感情,鬼魂說他們“正確的”稱謂是“活人狀態受妨礙者” (the living-impaired)。但隨著時代的遞嬗,去蕪存菁,在那些乖張的話術都被歷史過濾掉後,凝結的卻是一個比較懂得尊重異於己者,對異於己者的感受較敏感與體貼的大氛圍,但說話則如履薄冰,口無遮攔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矯枉必須過正"

毛澤東語錄有一句: “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足以矯枉。” 我們在這裡不談那些“兩情相願”事後女方去告性侵的案件,到底是討回公道還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尤其在順勢扳倒名人、權貴的案件裡,有製造敵我矛盾—不只是性別間的,而且是階級的—之嫌,乃十足的“與敵同眠”(Sleeping with the Enemy)症候群。該議題有太多的地雷,不便深究,這裡只想討論在右翼眼裡,左翼維護正義只是一個幌子,要搞“文化大革命”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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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翼眼裡,學院文化與大眾文化都控制在左翼掌中。性侵和家暴的題材往往上綱至對男性整體性別的控訴,並暗伏“打倒父權”的潛台詞,作為性別鬥爭的最高綱領。描述同志受歧視的故事有將基督徒都丑化的傾向,名為反對宗教的偏窄心態,實質上是與“打倒父權”搞統一戰線,瓦解社會的綱常。伸張黑權的不用說,其對立面是整個"白人至上主義體制"。

很不幸,“認同政治”是一把雙面刃: 弱勢的一方要把強勢者加予的刻板印象標籤摘掉,重新打造自身的認同,然而,建構新的“認同”仍有賴在一個對照組中建構一個“他者”,到頭來是將男性、白人、基督徒刻板印象化,其標籤也是全負面的:男性是“沙文主義”、白人是“至上主義”,基督徒則是“蒙昧主義”。但這些既然都是該被“鬥倒”的對象,那就不客氣了—用中國文革時代的一句悍話:要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

今日美國右翼憤恨左翼掌控話語權,只准州官放火,陰謀將美國推向共產國家那種“無產階級文化專政”、箝制思想與言論自由,這是就總體來說。本文先聚焦右翼的一個更具體的隱憂,那就是如納粹德國一度恐懼猶太人用頹廢文化腐蝕健康的日耳曼人一般,今日左翼的“政治正確”教條也將美國變成一個廢柴國家。本文的開端是川普死忠查理‧寇克槓上了奧運的黑人選手西蒙‧拜爾斯,後者因心理不適臨場退出,被寇克臭罵一頓,卻以一段耐人尋味的謾罵結尾:“她荏弱,透露我們是如何將這一代人養成這般荏弱的!”

“政治正確”的教條藤蘿的蔓延,是替“侵害”這個範疇孳生了無數的“微侵害”,如雨後的蘑菇,定義皆由承受方說了算—不要忘記,身受的一方是最有“話語權”的。如果一位男士拿了一簇花向一位女士示愛,在未懂政治八股的純真年代,不接受他就和他直說便了,如今一旦造成她不安,則構成“微侵害”。在一幅諷刺漫畫中,一位男士邀請一位女士約會,為了免惹官非,聘請了律師在場。

1990年,俄亥俄州的安條克學院(Antioch College)當局在一群女權份子的要求下,頒布了學生性事的管制條例,主要是針對約會行為。條例規定: 啟動性行為的一方必須用言詞表達,被啟動一方必須用言詞同意,這個SOP必須在每一個層次重複一遍,例如: 我可以吻你嗎? 獲同意後,我可以把舌頭伸入你的口腔嗎? 獲同意後,我可以解掉你的奶罩嗎? 獲同意後,我可以觸碰你的乳房嗎?獲同意後,我可以移除你的褲子嗎?獲同意後?我可以刺激你的陰部嗎?獲同意後,我可以用我的性器官插入嗎?在任何一個層次,對方如果說不,或者保持沉默,行動必須立即終止;這個SOP不適用於對方神智不清或睡眠狀態;這個SOP即使在男女兩造過往有親密關係的背景仍需執行。在條條規規上做到無暇可擊,"性侵"被微分化為不同程度的"微侵害"防範,管控在不鬧上法庭的範圍內,學院的行政當局是躲到免責免咎的保護傘下面去了,男女約會的花前月夜的羅曼蒂克氛圍也煙消雲散了,變成了進階程序的鍵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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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位知名的澳洲華裔社會人士受當地電台訪問,主持人的開場白使用普通話向她問好,接著把這句"你好嗎?"用廣東話再重複一遍,該女士立即切斷傳訊,事後並在網路上公開指責電台主持人"種族歧視",因為他越俎代庖地替她選擇了"認同": "我明明是澳洲人,他因我的姓名我的膚色而設定我一定聽得懂普通話和廣東話!" 她的粉絲還在網路上助陣: 用中文問好即暗示你這個黃皮膚的還不是充份的澳洲人,云云。澳洲的國策明明是多元文化主義,盡量鼓勵各族群表達自己的文化,也沒有官方文告敢於公告作為澳洲人必須歐裔化。那位電台主持人賣弄幾句中文,炫耀自己不是不習多元文化的土包子而已,值得被如此無限上綱嗎? 沒輒,在"認同政治"底下,是由承受一方決定是否問責,準則是對方的言行有否造成己方心理不安,對方的動機為何不在考慮之列。

最一派胡言的一回是我的一位美國的左派朋友,他完全符合列寧的"左傾幼稚病"窠臼,竟然說稱讚女性beautiful是"性別歧視",因為男性不會用這個詞形容自己。這位極左人士本身是男性,他倒忽略這個讚美的承受方或會很受用,反而教條地搞機械“平權”主義。Beautiful其實也可應用於風景,但確實不適用於男性,但同樣不適用於寵物。在英語中,不會形容貓為beautiful,而是用adorable,那麼我對我的貓說牠很adorable,卻不用在我這個人類身上(其實對兩歲以下的兒童也適用的—但貓哪會知道),寵貓會否因此"微侵害"而招致心理的微創傷?

美國這場“文化革命”新鮮嗎?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將北京西方大使館集中的那條大街改名為“反帝路”、蘇聯與東歐集團使館集中的那條大街改名為“反修路”,香港則改名為“驅帝城”。上海永安公司的招牌也改了,改成“東方紅百貨公司”,因為“永安”是指“資產階級永遠安穩地騎在人民頭上剝削”。我當時想: 不如將西瓜的名稱也改了吧,因為它主張“西方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中國反抗帝國主義是一場百年的民族解放鬥爭,這類“新話術”是將自己打造成世界革命的中心。美國"政治正確"底下"微侵害"的新話術卻是在任何互動的人與人、同事、親朋之間,甚至家庭內都布下"微地雷"。

2019年美國出版了《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一書,作者們並無明確的政治立場,只關注美國的這一代已成為玻璃心世代,是由作者所謂的"安全文化"養成的,"安全文化"就是對會令這一代感到心理不適的信息先發出預警,但既然"微侵害"的地雷區有遍地化之勢,"政治上不正確"的虛警報就一股腦兒地響。"安全文化"也變成了一個被害妄想的警報文化,是將維護個人的心理安適域優先於培養個人面對世事的能力,甚至是無事生非地剝奪了這個能力,使心理不安適的因素倍增。這與發動文革時毛澤東的構想剛好背道而馳,毛怕在紅旗底下長大的一代會不知紅旗為何物,於是人為地製造了一場讓他們"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大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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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電視屏幕上,出現光屁股就會打馬賽克,屁股根本不是性器官,而且誰未曾看見過光屁股? 這是一個力圖避責免咎的行政文化的傑作,但它不能比喻美國"安全文化"於萬一。最恰當的比喻莫如台灣的養狗文化。台灣的狗主多把狗端在懷中,出門時則用嬰兒車運載,從不讓牠落地,在街上,懷中的狗看落地的“走狗”或生好奇: 以“不安全”因此也"不正確"方式移動的是何方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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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陰謀”之鼠尾無以續“猶太陰謀”之貂

在批判了“左傾幼稚病”後,讓我們將目光轉向它的現眼報(nemesis): 右翼。右翼的幼稚病也是光怪陸離的,值得留下一個歷史紀錄。左派與右派是彼此的現眼報,必須認識雙方唱對台戲的歷史舞台,才清楚它們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這個時代與1990年代恍如隔世。該年代香港應1989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而生的民運,矢志要當“民主中華”的先鋒,2019-2020的港獨則用日本右翼史觀來美化九一八事件,讚揚日軍侵華,並且將中國改名為現代日本人也不敢用的“支那”,已不限於反共,與民運更無尤。但右翼史觀必須先成為時代話語,方能被這批史盲信手拈來當作本身無能耐建構的、但又利於與自身的中國認同切割的“史觀”。

右翼史觀試圖改寫日本曾是侵略國的歷史,甚至美化“大東亞聖戰”,但對厭戰與反戰的戰後一代一直沒有銷路。今日,這一代已經走了,年輕的一代對二戰的感覺已想當遙遠,也無所謂厭戰與反戰,這就替右翼史觀開了方便之門,大大地提升了它的能接受度。它已經可以端得上檯面,在港台等地發酵是可預期的。無獨有偶,港獨的川粉也迷上了美國右翼的陰謀論,因為史盲註定是要當被時代牽線的木偶,而美國的陰謀論的時運也恰好來臨。

風雲際會,一直處於美國政治“瘋狂邊緣”(the lunatic fringe)的陰謀論,在川普與後川普年代亦有主流化的傾向,取代傳統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分庭抗禮。陰謀論總設定有一個國境外的圖謀對本國不利,幕後主謀者是超國界的,它們在國境內的操作則是透過內奸(可見,今日在台灣說某某人是“中共同路人”是一個已經在歷史上用濫的招數了)。在19世紀,美國有天主教羅馬教廷顛覆新教美國的陰謀論,導致愛爾蘭移民遭殃。至1903年俄國出土《錫安長老會紀要》這份偽造文件,讓“國際猶太陰謀論”肆虐了大半個世紀,迨至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被歸咎“國際猶太陰謀”。滅猶運動至納粹德國登峰造極,但在美國亦有揭櫫者,包括汽車大亨福特與飛行家英雄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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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希特勒雖然伏誅,但納粹的餘燼未成死灰,在美國無須復燃,它只須將國際猶太陰謀論作適合戰後美國“國情”的微調: 國際猶太陰謀集團在美國境內操作的新形態是幹把黑人抬舉於白人之上、將女人“非女性化”,將男人"非男性化",並大量引進亞洲移民的勾當,為的就是從內部毀掉美國這個偉大的國家。

1990年代美國右翼炮製了“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至2010年流傳於全球。這個新瓶裝的仍然是舊酒,它將今日左翼文化對美國的禍害,比擬猶太人用“頹廢”的現代主義腐蝕健康的日耳曼文化。今日最夯的是“認同政治”,連源遠流長的黑人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都往這個最新的型號升級,但“認同政治”的邏輯是必須越演越烈,以維持其動量。今日“認同政治”裡成為最夯的是LGBT: L是女同性戀、G是男同性戀、B是雙性戀,T則是跨性別。在右翼眼裡,如果政治正確的"安全文化"正在將美國這一代人培養成廢柴,LGBT則是將美國“娘砲化”—沒有比這個更能刨掉美國的老根(也是男根)的了(=去勢)!

陰謀論者從不看(也不會懂)自身社會文化內部的矛盾和發展,總是在找內奸,這個“內奸”就是推廣“政治正確”與替LGBT護航的左派,包括被其左翼綁架了的民主黨。將黑人抬舉到白人之上,女人抬舉到男人之上,移民抬舉到公民之上,則是國際猶太陰謀論的老劇本,民主黨身上早已背上這些罪名,如今是罪加一等。既然是先有了內賊,猶太陰謀和世界共產主義卻已從歷史中淡出,必須物色新的危害美國的“國際陰謀”來入座方可: 它就是“全球化”。最新近被塑造成頭號外敵的是中國,正是憑“全球化”崛起威脅美國的。上述那些美國“內奸”遂順理成章變成中共的同路人—右翼簡單的頭腦就只能有這般簡單的邏輯。

難題是: 納粹敗亡已久,“國際猶太陰謀論”的餘暉已黯淡,要將今日的中共納入其窠臼,則是連削了足也適不了履。美國的LGBT是個人的自由和人權發揮淋漓(還未盡致)的必然趨勢: 個人的型態多麼獨特都必須受法律保護,也必須受社會尊重,不應被歧視為“異類”,並容許參與文化主流。這像是當代中國文化的型態嗎? 反而,對各種"變態"側目的美國右翼與中國公安局的氣味還相投些。 

唯一能把中國與舊的“國際猶太陰謀論”牽絲攀藤的是中國介入了2020年的總統大選,幫助民主黨作弊,竊取了大選的結果。這是納粹劇本中的老戲碼: 德意志祖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並沒有戰敗,部隊明明還在法國境內,在東線還佔領大半個歐俄,怎麼會輸掉這場大戰呢?正是被國際猶太陰謀在背後捅了一刀! 此陰謀論造成的惡果是: 替代垮台的德皇政府去簽降約並執政的威瑪共和國從一開始就欠缺合法性,且被說成是猶太人操縱的政府,最後納粹黨用勝選的方式將它消滅。今日的拜登政府的合法性也蒙上類似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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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簡介陰謀論在美國的系譜學,對本文的目的來說,談這個源流是為了提供一個歷史背景,不如談美國目前是如何陰謀地被"腐蝕"來得相干。在這裡,該關注的是當前的右翼如何抵制LGBT將美國“娘砲化”、對美國的“雄健性”進行閹割。

男子漢的大玩偶

我在《殺母的文化: 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一書中追蹤美國現代史上的幾次“男性危機”,在20世紀初是由於黑人與婦女運動的興起,前者代表一種更精壯的“雄健性”,後者不安於傳統的雌伏因而也動搖了傳統男性角色,甚至引發性別倒錯之焦慮。待至佛洛伊德的性成長論以及“性別角色認同論”成為顯學,至20世紀中期就在大眾文化中湧現“殺母”的高潮: 作為“男性”,必須將心理沉澱裡的"媽媽"殺掉,以免情感狀態困陷在人生早期,養成被動與無助感的人格,無法勝任“異性戀羅曼史”這個偉大的美國制度。這份焦慮為二戰後婦女大量進入職場所加強,五零後避孕丸解放了婦女的性愛,更是在火上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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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期的美國出現了"陽具型的女人"這個負面型態,與“陽剛墮沉”的男性形成性別倒錯的對角線,LGBT還未登場,已經乖乖不得了。當時,美國"男性的理想"還有另一個反面教員,也是美國男性反照出自身內心焦慮的鏡中倒影,那就是在銀幕上塑造的中國男性的"太監化"形象。我近來留意到一個新生事物: 華人裡面的川普教的教徒,他們鸚鵡學舌地攻擊美國的LGBT,雖然後者並沒有惹到他們,這些川粉還恨鐵不成鋼,恨黑人騎在白人頭上,竟然還有一大半的白人在支持這些"黑鬼",真是"皇帝不急急煞太監"。這些人無知的是: 在不欣賞黃種人的白人眼裡,他們確實就是"太監",這些華人川粉充其量就是"小安子"、"小李子"的角色。

我著書正是談20世紀美國"男性理想"的形成及這枚錢幣的反面: 華人的"太監化"氣質。該書以美國的"男性危機"為他山之石,給在媽媽與女朋友之間優柔寡斷的、缺乏擔當的、將夫婦關係淪為母子關係的、個性被動的、感情便祕的中國男性作為功錯之用。也因此覺察中國人基本上缺乏"性別角色認同"的判別,中國人性別界線不明朗,甚至相當模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兩性雷同的家族義務(或人生任務),不是個體的人格內容,從這個中式思維前提出發,基本上也掌握不了現代西方人何以用性、性別、性向作為"自我的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the Self),亦即是傅柯所謂的私己的真相底蘊為何。至於將這些底蘊翻出來在世人前(也算是丟人現眼吧),化為“認同政治”,以備打群架之用,對東亞地區來說也是舶來品,而且銷路不暢。

我對美國"性別角色認同"的敏銳度令我觀察到一些表面微不足道之事。我留意一位美國同事喝飲料從不用吸管,他解釋說是從小養成的習慣,覺得用吸管有點"娘娘腔"。這令我對《殺母的文化: 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做出了新的反思: 如果以是否勝任“異性戀羅曼史”這個“偉大的美國制度”(the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作為唯一準繩,美國的男性確實比中國男性"成熟"。然而,即使這個美式"男性理想"仍然是它的刻板印象的拼圖,其中不乏膚淺的拼塊,例如在一部電影中,一名女生聽聞一名男生的運動是打羽毛球,就問他是否同性戀。

美式"男子漢氣概"也少不了有裝腔作勢(posturing)成份。我初到美國中南部的一個歷史系裡教學,在早期的系務會議上,感到系主任說話很“衝”,兩位老師不過交頭接耳談了兩句,他馬上朝他們喝道: "你們在密謀甚麼?”後來我才獲悉,他也是初來乍到的,是系裡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內部誰都當不了系主任的情形下,院方從外校聘來的,他為了生存於雙方的交叉火網,就發揮攻擊性,先發制人。這不像一位華人外來者當系主任,或會請客吃飯,和雙方拉關係,發揮自己受聘而來的功能(說實話,這在美國不管用),反到像一位軍官被派往經略紅蕃區,築起深壁高壘,名為強勁,實為四面楚歌。

系辦是一個前間後有一個裡間的組合,裡間才是系主任辦公室,初始我不太留意,後來才留意他在裡間的門上貼了一張海報,圖中是一條張開血盆大口的鱷魚,下面的兩句標語是"Get on with it, make my day”,字面上可翻譯為:"放馬過來吧,讓我爽活一天!" 後半句其實是反話,典故出自《撥雲見日》(Sudden Impact)(1983),其中由克林‧伊斯威特演的只相信用暴力除暴的硬漢督察,他用槍指著死剩一名挾著人質負隅頑抗的歹徒,吐出的一句狠話: "有膽就動手吧!有你瞧的!"(Go ahead! Make my day!) 這位系主任年紀也一大把了,頭已微禿,雙鬢灰白,但我感到他的心態相當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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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FB上曾發表《從喝飲料拒用吸管說起》一文,從同事喝飲料拒用吸管聯想到川普在任上防疫時拒戴口罩一事,雖然我的美國同事沒有一個是右派,因此這裡涉及的是泛文化性的背景。在白宮防疫指揮小組首次對全國建議戴口罩的當兒,川普本人卻拒絕戴,站在元首的高度替全國立下很糟的榜樣。這裡或許有政治計算,亦即是討好反防疫的人—這批人為數不少,涉及反科學的迷信因素(仿彿120年前中國那個以為自己刀槍不入的反現代科技的邪教如今全都移民了美國),但川普本人並無信仰,固不排除"性別角色"的扮演。第一夫人梅蘭妮亞翌日即戴起口罩,而她的老公依然我行我素,這裡是"性別角色"思維在作祟: 大男人不能示弱。

這個"逞強"因素在美國總統大選的相互攻訐中發揮無遺,川普不只一次地挖苦拜登戴防疫口罩,同時譏笑他總是懨懨欲睡,都在諷喩他缺乏"陽剛性"。在政權輪替後,右派的福斯電視台仍持續這個調調,它播出拜登新任命的黑人國防部長步下飛機的一個新聞片段,這位軍人在口罩外另加臉罩,右翼的節目主持人訕笑隨之。(事實上是入境菲律賓配合該國的防疫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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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男子漢的"逞強"置於人命、尤其國人的安全之上,逞的不是"強",而是幼稚。在去年3月,川普宣布拒戴口罩在國人面前作反示範的同時,太平洋上的羅斯福號航母艦集體染疫,一周內由三人增至逾百人,海軍部反應遲緩,直至艦長的求救信被外洩至媒體,方下令在關島清空船員(上岸後測出艦長本人也中了鏢),艦長克羅澤卻因外洩事件被免職。在中國人之間,如果一個長官寧丟烏紗帽而替全體官兵請命,會是“一條漢子”,但聽聽川普如何置評: "他荏弱 (he is weak)! ”

這和本文之首川普的死忠查理‧寇克對黑人競技體操選手西蒙‧拜爾斯因"心理不適"臨場推出的非難如出一轍: "她荏弱,透露我們是如何將這一代人養成這般荏弱的!”(She is weak! We are raising a generation of weak people!)

不"荏弱"又如何? 右翼對日趨“廢柴化”和“娘砲化”的美國文明,最直接了當的應對就是誓死捍衛"槍枝文化"。這些缺乏文化素養的人肯定沒看過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但實踐的卻是其中一句名言: "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 歐洲也有上街抗議防疫的示威甚至暴動,但唯有美國的反防疫示威除了去口罩之外還荷槍的。去年5月1日發生反封城的持槍民眾佔據密歇根州議會大堂事件,乃今年1月6日暴民攻陷國會山莊的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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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槍枝真的就是"荏弱"的對症下藥嗎?還是大男孩的玩具? 1989年發生斯托克頓小學屠殺案(Cleveland Stockton Schoolyard Shooting),5名無辜的東南亞裔兒童喪生,導致1994年國會通過某程度的槍枝管制法令。如果在台灣發生如此大案,該舉辦國殤才對,但在美國已成家常便飯,犯案所用的AK-47反因這樁大案被提升至“明星級”,它有將被禁的傳言,遂造成搶購潮,價格平白翻了4倍,達$1,500一枝。AK-47被愛好者稱做“男性的芭比娃玩偶”(Barbie dolls for men),其共同點是如女生的玩偶般有多項配件可以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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