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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田飛龍】港版「顏色革命」倒逼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下) ☆來源: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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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0 

香港01: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模仿香港的「顏色革命」,包括英國倫敦、西班牙加泰羅尼亞、智利等。

田飛龍:但其實不一樣,雖然有些形式上、口號上、手法上的模仿,但是矛盾的性質與衝突的激烈程度不一樣。衝突激烈程度不是指街頭那種打砸搶,還有死不死人,這是表面的激烈程度,實際上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激烈程度是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但在智利、西班牙、法國還有英國倫敦的抗爭不包括意識形態的抗爭,實際上是關於社會公平、發展正義分配的抗爭,主要是一些偏於經濟政策性的因素。比如智利的地鐵漲價,雖然背後也隱含了一些政治矛盾,但不包含基本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矛盾。在「一國兩制」裏面,香港的反修例是包含基本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矛盾的,這是個很重要的差別。不過,各國對香港抗爭模式的模仿確有共同損害全球法治的極其負面的意義,如果持續會嚴重反噬歐美政治穩定與法治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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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指,在智利、西班牙、法國還有英國倫敦的抗爭不包括意識形態的抗爭。圖為近日於加泰羅尼亞發生的示威。(美聯社) 

香港01:基於這樣的意識形態之爭,所以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這場較量類似於縮小版的中西方之間的衝突。

田飛龍:對,我們也多次談過,這其實是一場微縮版的或者迷你版的文明衝突,是一個屬於崛起進取形態的中國東方文明與受殖民文化深度影響、深度西方化的香港社會之間的衝突。香港由此得到西方無保留、全方位的支援。所以香港未來變成什麼顏色是個大問題:香港是要繼續保持這種黃色,在「一國兩制」之下繼續與西方的價值觀與體系完全一致,訴諸完全自治甚至港獨,還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會被逐步改造為一種不那麼黃,有點白,但是白裏透紅的,紅的色彩越來越重的新狀態?我們期待香港越來越認同國家,越來越與國家戰略緊密結合,去奮鬥,去創造,獲得新的發展。「紅」不再是政治禁忌,而是法治、發展與民族復興。所透出的「紅」正是「一國兩制」的「一國」基礎與前提,是「一國兩制」的底蘊與血色。

兩個顏色背後是兩個香港前途,這與形式上模仿香港暴亂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暴亂是不一樣的。其他地方是一個顏色,比如說加泰羅尼亞就算獨立了它也是一個顏色,它獨立了也不會選擇社會主義,它獨立了也依然是個新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香港要獨立了那跟內地之間是個非常明顯的意識形態的顏色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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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指,智利等地發生的不是顏色革命,而只是內部的一種社會抗爭。圖為示威者在智利聖地亞哥示威,抗議地鐵票價上漲。(視覺中國) 

香港01:所以世界範圍內的這波示威抗議的浪潮,其實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顏色革命。

田飛龍:對,西班牙、法國還有英國、智利發生的不是顏色革命,而只是內部的一種社會抗爭,抗爭之後國家的體制和意識形態繼續保持。它只是要換掉一些國家的執政者,它並不是要換掉那些國家的制度。真正的顏色革命是不僅要換掉執政者,還要換掉制度,比如說像卡達菲或薩達姆被推翻之後,他們維繫的那套制度也要被推翻。可是在西方發達國家模仿香港示威者的這些暴亂,他們並不是要推翻他們社會制度。香港暴亂包含著顛覆管治權與「一國兩制」的政治威脅,因而帶有「顏色革命」的特徵。

香港01:革命的背後,是人們對於公平正義的訴求越來越普遍和迫切。

田飛龍:這個是有共性的,除了極端政治目標上香港示威者跟他們有差別之外,追求社會公平正義,追求分配上受到更加平等有效的對待,這些是共同的,也是逆全球化時代社會抗爭的通常面貌。

香港01: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提出「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原因所在,因為如果只是一味地沿著原來的資本主義道路走,有關公平正義的問題沒辦法解決,「香港特色」其實就是在融入社會主義的部分。

田飛龍:實際上中央還可能進一步想到,香港的問題用資本主義的方式解決不了,普選的方式也解決不了,香港的問題只能是在香港引入一定社會主義的政策與管治方式,包括民生的回應,包括經濟基礎結構的轉型,政府非常強的干預跟分配,這些都跟原來特區政府的管治哲學還有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是不同的。包括在香港也要實施精準的扶貧,特區政府提出來的是對每一個具體細微的階層跟群體都要幫扶到,這就是港式精準扶貧。林鄭最新的施政報告裏面有些內容就是精準扶貧的思路,就是用社會主義的思想元素跟政策措施在解決香港社會所出現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這不是在用一種所謂更多民主的方式去解決社會的衝突與撕裂,而是用一種公平分配以及共同發展的思路去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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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最新的施政報告裏面有些內容就是精準扶貧的思路,就是用社會主義的思想元素跟政策措施在解決香港社會所出現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香港01) 

香港01:所以香港反修例風波的爆發,也讓人們重新思考資本主義,重新認識社會主義。

田飛龍:其實「一國兩制」裏面應該旗幟鮮明的提出來,香港社會的問題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固有矛盾的一個爆發,化解香港問題就是對這個固有矛盾的解決和克服。比如說地產霸權、貧富分化,以及民主的局限性等等,這些需要引入社會主義的思維跟管治方式,用社會主義改良香港的資本主義。從而,「一國兩制」的制度交流就具有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改良、提升的意義,這是要放在中央管治權加強背後的理由當中加以聲明的。社會主義是廣大窮苦人的哲學,平等者的哲學,那社會主義怎麼樣照顧跟回應香港那些貧困者呢?社會主義是要承擔責任的,用資本主義的方式已經回應不了。這也可以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矛盾衝突來回應,儘管那些國家的抗議者沒有質疑到資本主義體系本身,但資本主義體系對他們的回應總是治標不治本,所以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可以提出來怎麼用社會主義之善去補資本主義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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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十分嚴重,居住問題嚴峻。(資料圖片) 

香港01:但香港人一聽「社會主義」,不認為是在補資本主義之弊,反而認為是一種戕害。

田飛龍:這是教育和社會意識形態造成的,這表明港人對一國,對社會主義還不夠了解。當然,社會主義要考慮到包括在香港以及將來在台灣落地的認同問題,否則也會造成儘管政策很好,但是別人無法理解,無法轉變成一種認同意義的深層機制。

這裏面應該也有政策執行跟監管的問題。惠港政策就有社會主義性質,一些優惠政策是否能夠公平、精準、有效地對接香港的需求群體,中央也並不迴避這樣的問題。在回歸以來中央惠港政策與香港需求群體的對接失衡上面中央是不迴避的,而且以這次運動為契機要做很好的反思與政策檢討。

香港01:最根本的,還是要發展出一套真正意義上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田飛龍:有人曾提出過一個對「一國兩制」的認識,說內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香港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和你說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頗可諧趣。「一國兩制」下兩種主義共存於一國,使得這兩種主義不可能是100%存在,因為在一國之下,兩制之間必然要有種種衝突、融合、互動,所以香港也必須帶上一定的來自社會主義的影響,從而使得香港的資本主義與西方有別,具有香港特色,而這個香港特色是無法迴避一國的籠罩與框架的。「一國兩制」是偉大的永久和平之道,試圖以和平方式及東方智慧終結冷戰秩序與冷戰世界觀,但香港人似乎並未自覺到這一框架的完整戰略意義與規範旨趣。窮則生變,痛定思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需要重建觀念與制度平衡,香港自身的自治與自救能力是關鍵性的指標。

(本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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