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風美雨

歐風美雨

印度到底行不行? ☆來源:智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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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4

智谷君語:

隨著中印關係緊張,摸清楚印度的真實底牌成為了我們的必修課。對於印度引以為傲的醫藥、電影、IT產業,本文均有介紹。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於落後的法律、資源、土地政策,如果沒有推倒重來的決心,印度想要“複製中國”,沒有那麼容易。推薦閱讀。


以下文章來源於奧特快談 ,作者周雪玲

1962年10月,對印自衛反擊戰爆發。在西山口的戰鬥中,一位名叫龐國興的解放軍戰士因追擊過快,與主力部隊失去聯繫。尋找主力部隊途中,龐國興遇到了八班副班長周文軒和六班戰士王世軍、冉福林,四人索性臨時組成戰鬥小組,繼續作戰。

沿著公路追踪,四人小組又遇到了另外三名行進中的中國士兵。接著,七人對一處印軍砲兵陣地發起突擊,沒想到印軍丟下裝備直接逃跑。龐國興、王世軍、冉福林三人繼續沿公路追擊,又突擊了約500米遠的第二處砲兵陣地,印軍炸毀四門大砲後,再度逃跑。

隨後,王世軍推舉龐國興擔任三人戰鬥小組組長,三人繼續在森林中游擊,又與163團部隊一起,攻占了另一處砲兵陣地。

兩天多的時間裡,龐國興三人穿插印軍縱深十五里,進行五次戰鬥,攻克兩處印軍砲兵陣地,擊潰印軍一個砲兵營,繳獲各類裝備若干。在後來的作戰報告中,龐國興寫了這樣一句話:敵人非但不投降,還膽敢向我還擊。

對印作戰結束後,龐國興被國防部授予“全國戰鬥英雄”稱號,受到多位領導人接見。遺憾的是,1965年9月,年輕的龐國興在一次軍事訓練中不幸犧牲,年僅25歲。龐國興留下的這句“非但不投降”,卻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日後幾十年,中國網民看待印度的主基調。

從1965年打得人家差點遷都開始,很多中國人眼中的印度就一直是那個制度弊病纏身、宗教遺毒難除的魔幻大國。

正所謂我住恒河頭,君住恒河尾,日日思君不見君,你喝我的洗澡水。從火車“掛票”到牛糞計入GDP,從航母剛下水就起火,到官兵瞎操作炸了自家潛艇。當新聞本身就是段子,總讓段子手黯然失色。

但另一方面,“印度超越中國”的聲音這麼多年來也從未間斷,著名美籍經濟學家黃亞生就是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黃教授從1995年開始就為印度崛起搖旗吶喊,“龍象之爭”的說法也算是他提出來的。2015年,黃亞生做客許知遠的節目,談及印度時說:中國哪個方面都比印度優越,除了製度。

國內輿論對印度的看法,一直有種兩極分化的特徵。一方認為印度有人口紅利,也有更加市場化的製度,極具發展潛力。另一方則認為滿分100考40,當然可以說有發展潛力,但這麼多年下來,似乎也沒上及格線。

今年以來,印度在中國邊境不斷挑釁,一邊指責中國鳴槍示威,一邊又通過軍演和越線反複試探中國的容忍度。劇本依舊是熟悉的套路:布兵、挑釁、打不過就撤,邊撤還邊喊“是中國先動手的”。

9月7日,印軍非法進入了中印邊境的班公湖南岸。這片水域形成了一種非常奇特的自然景緻:東邊被高原雪水養得盈潤豐茂,西邊卻因為水分不斷蒸髮變咸而寸草不生。景緻差異劃了一條天然界限,堪稱中印對峙的絕佳映射。

隨著兩國關係驟然緊張,“非但不投降”和“印度被低估”這兩種聲音,又在同一時間竄了出來。說印度不行,論點往往在“看得見”的基礎設施、醫療衛生上,說印度崛起,論點又往往在“看不見”的體制、模式上。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摸清楚印度的真實底牌,又變成了一門必修課程。

 01  三大王牌

從各項經濟數據上看,印度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國。

根據美國研究機構世界人口綜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測算,印度去年的GDP將達到2.94萬億美元,超越英法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差不多是中國2004年的水平。而在衡量工業水平的三大硬指標:發電量、鋼鐵產量和煤炭生產上,印度的煤炭鋼鐵產量僅次於中國,發電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對很多中國網民來說,製藥、IT和電影工業是印度的三大王牌產業。幾年前,一部《我不是藥神》讓印度仿製藥走進了大眾視野,印度製藥品類之齊全、價格之低廉讓人稱奇。當時的主流輿論是:印度仗著專利強制許可繞過了研發,對歐美大廠直接複製粘貼。 的確,電影中的印度格列衛屬於復制粘貼的成果,印度製藥業的起步之路,也可以用撒潑無賴來形容,以至於從未獲得我們正視。但事實上,如今的印度製藥早已告別了複製粘貼的時代。在這一領域裡,中國甚至罕見地充當著印度的上游供應商。 藥品生產一般分兩步走:原料藥和製劑。雖然A股的醫藥股今年漲的很猛,但中國其實一直是原料藥大國,這個稱號是在說我們供給強勁,然而也意味著產業鏈其他環節的薄弱。2018年,中國藥品出口中有80%都是原料藥,而最大買家是誰呢?印度。

時至今日,印度都在承接著中國尚難以勝任的製劑環節。從原料藥到製劑,輔料的區別、生產設備的微小差異,都可能影響藥品的最終效果。在製劑方面,印度憑著制度優勢強行彎道超車,加之入世之後,WTO給了印度10年“保護醫藥產品”的過渡期,印度製藥又藉機在全球拓展銷路。

數據上看,印度製藥在數量上位居世界第三,在價值上排名第十,出口總額達到了180億美元,並且還在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著。《我不是藥神》中的格列衛,不光中國人代購,在日本韓國也是代購熱門,“世界藥房”的稱號絕不是浪得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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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製藥業年增長率一直在10%以上

製藥之外,印度IT和電影業的勢頭也有目共睹。

在矽谷,華人程序員和印度程序員雖然在數量上難分伯仲,但印度IT工作者有個特殊的諢號:IT Mafia。相比華人專攻技術,印度碼農更善於組織和抱團,幾大科技公司的CEO和高管更是清一色的印度面孔。 而在“印度矽谷”班加羅爾,近幾年也顯現出從量變的質變的趨勢:Uber、亞馬遜、微軟等國際巨頭紛紛在此地設立總部,孫正義更是拿錢投票,在過去三年給這個城市的科技企業砸了80億美元。

電影工業方面,印度電影則是和日韓共同組成了亞洲文化輸出的先鋒隊,從《三傻》到《摔跤吧爸爸》再到《調音師》,從薩爾曼·汗,到沙魯克·汗,再到阿米爾·汗,可以說,中國觀眾是一邊看著《小時代》和《上海堡壘》,一邊目睹了寶萊塢不斷擴大國際影響力的過程。

早在上世紀中葉,印度電影在製片數量上就牢牢佔據了全球第一的位置,超過了身後的美國、中國及英國。

雖然印度每年也誕生很多愛國神劇——比如一部名叫《印度2030》的片子裡,1盧比可以換80美元,服務員和清潔工都是歐美白人。但印度發達的電影工業,在全球範圍內也是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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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INDIA》中,白人小伙給印度顧客端茶倒水

如果說中印在製藥和IT領域上的對比還有爭議,那麼兩國電影工業肉眼可見的差距,幾乎是人人都認可的。然而,製藥、IT和電影這三大王牌產業,雖然貢獻了超過10%的GDP,卻也有著兩個關鍵的缺陷。 首先,這三大產業始終是國內精英的獨自狂歡,其價值並沒有惠及廣大的底層人民。以製藥產業為例,儘管印度製藥發展迅速,印度政府也一度拿著“印度人負擔不起醫療開支”來應對歐美的指責,但實際上,印度人的醫療保健並沒有得到顯著提高。

2015年,印度人均政府公共衛生開支為16.2美元,差不多是中國同期水平的1/15[11]。更諷刺的是,由於政府部門對黑產的容忍,印度實際上淪為了發達國家的“代孕工廠”:全球70%的代孕寶寶在印度3000家代孕機構裡呱呱墜地,借的是印度底層婦女的子宮。 其次,由於產業鍊長度和專業性的限制,注定了這三大王牌產業只能吸納一小撮就業。IT產業的就業,算上鄙視鏈底端的“軟件外包服務流水線組裝工人”,一共386萬。影視行業裡,把電影、電視、廣播等娛樂行業全加進去,也不過120萬。而製藥這個姑且與“製造業”沾得上邊的行業,一共也就286萬。 較之印度龐大的人口規模,不到1000萬的就業實在是杯水車薪。自莫迪上台以來,印度的失業率長期徘徊在7%上下,印度的三大王牌產業,雖然國際影響力有目共睹,但對於本國急需的就業,只能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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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印度失業率的不斷增長

由於突如其來的疫情,印度的失業率在今年二季度一度飆升至27%,即上億印度人,都處於失業狀態,無疑是一顆威脅社會穩定的巨型定時炸彈。

為了緩解國內矛盾,印度的外交和軍事路線也頻頻戰狼附體,而在中美脫鉤的背景下,全球製造業正在尋找新的土壤,這讓印度看到了機會。

 02  彎道超車

2019年1月,《福布斯》(Forbes)雜誌照例發布富豪榜單,一位名叫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印度人超越馬雲,榮膺亞洲首富。其產業橫跨製造、通信與互聯網,可謂低配版的郭台銘+任正非+馬化騰。

安巴尼的父親德魯拜·安巴尼(Dhirubhai Ambani)在英國殖民治下的也門長大,1958年前往印度投身紡織業。正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安巴尼在斯坦福攻讀MBA期間,和微軟CEO鮑爾默當過一段時間的同學。也許是受到鮑爾默退學創業的感召,安巴尼MBA讀了一半,就回到印度,投身家族企業。

80年代初,時任印度領導人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放開了PFY(聚酯長絲紗線)產業對民營資本的限制,通過和政府良好的關係,老安巴尼拿到了許可證並交由兒子打理。隨後,在安巴尼的主導下,其家族產業又向石油化工進軍。要知道在印度,化工工業也是一大經濟支柱。

2015年,當中國已經有70%的用戶用上4g的時候,印度卻還有三分之二的群眾用著2g,剩下三分之一是3g。那年安巴尼的小女兒從耶魯放假回家,巨大的網速落差讓她忍不住瘋狂吐槽,也讓老父親安巴尼嗅到了商機。

一年之後,安巴尼治下的信實集團宣布成立電信業務子公司RJio,向4G通信領域吹響進攻的號角。在2016年以前,印度1GB的4G流量價格高達3美元;而RJio拿出了一份沒人能抗拒的新用戶禮包:每天4GB的4G流量、100條短信、無限時通話——且全部免費。 這樣的超值套餐不僅足以讓中國的三大運營商汗顏,也讓整個印度通信行業深感震動。印度電信政策專家Deepak Maheshwari在電視節目上直言不諱“大家已經知道RJio推出的套餐會十分誘人……但沒想到會這麼誘人!”而他臉上的表情,也注定會載入印度電信業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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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隨處可見的RJio廣告

依靠母公司石油化工業務的輸血,RJio秉承“能虧損就盡量別賺錢”的策略和競爭對手大打價格戰,直接把流量價格壓縮到了從前的十分之一。從價格戰開打到搶走一億用戶,RJio只用了170天。踩著對手的累累白骨,RJio直接從內部創業項目晉升為印度最大電信巨頭。 幾乎是同一時間,在安巴尼的主導下,RJio策劃了一套精準的組合拳——2016年,RJio推出了印度版小米——LYF手機,價格只有2999盧比(約285元),和上面的套餐捆綁銷售。

2019年,印度的人均月收入是11254盧比,這意味著印度人用一周的收入,就能買一台上得了Google、刷得了Facebook的手機,流量還特別便宜。短時間內,LYF一躍成為印度第三大手機銷售品牌。

不是說好的華米OV佔領印度嗎?其實不然。中國四家品牌瓜分的只是印度智能手機市場,而市場規模更龐大的,是廉價、結實、易用的功能機;在這片戰場,LYF市佔率達到了38%,成為5.5億印度功能機用戶首要、甚至是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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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各類型移動數據用戶統計

自安巴尼涉足電信行業的這五年裡,印度通信領域發生了迅猛而天翻地覆的發展,如今4G用戶已超過5億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用戶年齡在12歲-39歲之間。可以說,安巴尼靠著一己之力,硬生生把印度拉到了4G時代。

在RJio的第一則廣告中,描述了這樣一副願景:錫克教徒夫婦、數名稻農、和寶萊塢必備元素——手舞足蹈的姑娘們,在印度各個角落裡用免費手機卡暢快地交談著。旁白輕聲說道,“現在印度騰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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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智能機與功能及市場分佈 

安巴尼的一騎絕塵,實際上反映了印度精英階層構想的一種經濟發展思路:不需要網線入戶,公路進村,直接通過移動互聯網,繞開印度錯綜複雜的地方與基層組織,快速創造一個幾億用戶規模的內需市場。

接著,用類似“技術換市場”的路子,通過本國廉價勞動力和龐大市場,吸引海外製造業投資,一步步蠶食“中國製造”的市場份額,從而改變40年來“美國創造、中國製造”的全球製造業格局。前段時間陸續傳出iPhone產業鏈向印度轉移的消息,並非偶然。

在印度政府眼中,中美關係掉頭向下無疑是個天賜良機。今年4月,印度罕見的主動聯繫千餘家在華美企,放出優惠政策吸引其前往印度。一個月後,印軍“兩次越線進入中國領土”。8月,蘋果開始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建廠,一個月後,班公湖的槍聲響起。

在我們眼裡十天十夜也想不明白的軍事挑釁,其實是印度珍瓏棋局中一招“自添滿”。以局部犧牲換取滿盤胜利,邊境騷擾作為印度聯西抗中策略的關鍵步驟,納了投名狀、救了製造業,順便還給中國來了一回釜底抽薪——印度精英的治理思路,其實清晰至極。

但無數的歷史已經證明,內需市場可以靠移動互聯網趕英超美,製造業卻沒有那麼多能超車的彎道。

 03  三座大山

製造業強國里,有的天賦異禀,如隨手一挖就是金礦油田的美利堅;有的歷史包袱輕,如徹底推翻舊勢力的新中國,只要肯邁開步子,終究能摸著石頭過河。但對大多數國家來說,法律、資源、土地都是橫亙在製造業崛起之路上的三座大山。 1947年,距大英帝國結束統治僅剩四個月的時候,印度政府通過了一項《勞資糾紛法Industrial Dispute Act》,即著名的ID act。這份立法遺產在當時看來,效仿英制的先進產物,如今卻成了印度製造業揮之不去的詛咒。  IDact承襲了英國的強工會、弱雇主的優良傳統,比如求雇主必須在協議上寫明崗位職責的細枝末節。這種規則乍看合理,但只要國企待過一段時間就能明白,越是具體的規定,越容易在執行上“走一些彎路”。

舉例來說,加爾各答有一家兩千個工人的口香糖工廠,就這麼被分出了119個操作崗位,一個負責在前端加料的工人缺勤了,同一條流水線是剩下的十幾個人都得帶薪發呆;就算有備崗員工,也不能讓他頂替——因為他的崗位職責裡沒有這一條。 勞動力閒散、生產力閒置,加爾各答的口香糖工廠只是IDact下萬千製造企業主的一個縮影。 更騷的是另一條規定:一旦企業僱滿300個員工,哪怕他們天天在辦公室搓麻將,想把他們裁掉也必須獲得政府許可,而這又意味著曠日持久的官司,或無休無止的賄賂。因此,小工廠主總會有意控制員工數量——而製造業需要的,恰恰是規模。                                       

到了1982年,美國拼命給企業減稅降干預,中國剛甩開膀子搞家庭聯產承包,印度卻搞起了反向操作,把門檻降到了100 人。2009年麥肯錫發布了一項報告,發現印度製造業中有84%的企業員工人數不到50人,而在中國,這個比例是25%。                                      

然而,就連這逃出魔掌的84%小型工廠,都沒能獲得良好的營商環境。因為IDAct規定,一旦僱用時間超過240天,解僱員工就必須支付遣散費。所以企業主要么僱傭一輩子都得在一起的家人,要么就只簽240天以內的短期合同。

如果看印度的製造業統計圖,會發現有90%的“公司”其實都是一家幾口齊上陣的小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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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各類型製造業就業人數

2005年,印度國大黨重新執政,為了履行拉選票時的承諾,國大黨通過了著名的MGNREGA,即聖雄甘地農村就業保障法。它承諾為每個申請人在當地提供100 天的非熟練就業機會,如果15 天內不解決就業,政府還必須提供一定的失業津貼。 換句話說,就是打工可以賺錢,不打工也可以賺錢。十多年的實踐後,印度政府終於發現高舉幫扶農村大旗的MNREGA好像是在幫倒忙:無條件的就業機會導致大多數人留守村莊,而非進城尋找工業崗位;短期非熟練的勞作又不能提升勞動效率,反而養了閒人,浪費學習時間。  除了律法上的人為枷鎖,印度還有著先天的禀賦缺陷。這個南亞次大陸最大的國家雖然礦產種類豐富,卻缺乏製造業的關鍵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儲量46 億桶,差不多是中國的1/6;印度冶金煤儲量337億噸,僅為中國的3%。

鋼產量一直是衡量工業化水平的硬指標:美英日韓等工業化後期國家,人均鋼鐵蓄積量都達到8-10 噸才企穩,完成了工業化需要邁過的門檻。中國鋼產量自1996 年站上世界第一,兢兢業業囤了二十多年,才堪堪攀上這條線。

印度從2018 年起接過第二把交椅,但和中國之間,絕對值還差著將近十倍。2018年,印度製造業產值為4030 億美元,而中國是4萬億,差不多也是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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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世界粗鋼產量分佈

同屬資源匱乏的經濟體,日本的解決方案是進口原材料,大力發展單一產業,但印度卻不行。在這件事上,大國才懂大國的痛:2000 年,中國進入了工業化騰飛階段,此後八年的時間裡把全球大宗商品指數推高了三四倍,鐵礦石從12美元/噸飚升至2008年的60.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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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鐵礦石價格走勢

這就是主力和散戶的區別——當需求體量龐大到一定程度,市場上所有國際賣家都會暗地裡磨刀霍霍。相比中國一直在半數以下的進口依存度,印度光是對澳大利亞冶金煤的進口依存就高達71%,莫迪提出2030年三億噸粗鋼產能的小目標,另一邊的資源國不知道夢裡要笑醒多少回。

如果說資源問題還能勒緊褲腰帶花錢解決,那麼土地制度的掣肘,則是花再多錢也難以解決的頑疾。 從1947年獨立至莫迪政府上台,印度進行過整整九次土地革命,堪比老煙民戒菸。然而與中蘇徹底推倒重來的土改不同,被國內大資產階級扶上台的尼赫魯,反手就把落實政策的重擔交給了地主——翻譯過來,就是被告當了法官。 不難猜測,九次土改,地主毫無懸念的九戰九勝。事到如今,印度5%的農業人口控制著32%的耕地;“富農”擁有的土地多達“貧農”的45倍;那些計劃收歸國有的土地,實際上有將近9成還牢牢握在地主手中。 2012年4月,鈴木汽車與古吉拉特邦政府簽訂了700英畝的土地購買協議,擬建成其在印度第二大的工廠。當地地主喜不自勝,目標地區的土地價格在短短數週內翻了幾番。

2013年8月15日,印度獨立日,造車廠附近有組織地聚集了五千名農民,自稱是這片土地的利益相關者。著裝統一的村民們高舉著彩旗與橫幅大喊“滾吧鈴木(Maruti, Go Back)”,節日氛圍濃厚。 接二連三的波折嚴重拖累了施工進程。第一階段產能上線時,距初次敲定協議已過去五年。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年後,特斯拉與上海政府達成合作;又537天,第一批Model 3交付至車主手中,製造成本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 沒有政府統一掌握地權,就沒有大片土地規劃;沒有大片土地,就沒有現代工廠。這是印度製造業在投資伊始,就需要面對的根本性難題。古吉拉特邦已經是印度排名前三的工業州,其他各州的情況,不言自明。 2014年9月, 64歲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就任印度總理。在首都新德里的直播中,莫迪向全世界喊出了“Made in India”的口號。他賦予自己的使命,無疑就是推翻印度製造業頭上的三座大山。 

 04  鎩羽而歸

出身古吉拉特邦的莫迪,最大的特點是頭鐵。 

少年時期,莫迪就被父母按著頭結了門包辦婚姻,結果結婚半年就離家出走,幾十年後才承認這回事兒。2001年,古吉拉特邦老領導身體突發狀況,考慮到莫迪資歷尚淺,三番五次想讓他先當個副職再接班,自己扶上馬送一程,結果莫迪斷然拒絕:“我要么不負責,要么就全權負責”。 

莫迪上任後,通過改善發電、建造水利設施、引進塔塔集團等大型製造企業,莫迪在2004年至2012年間實現了高達10.8%的GDP年均增長,古吉拉特邦連續兩年被世界銀行列為印度經濟便利性最高地區,人均收入也躍升至全國首位。 

就任總理後,莫迪的第一把火就燒在了資源進口依賴問題上。2016年,印度與澳大利亞大張旗鼓地簽了一系列資源採購協議,然而,莫迪另一邊卻逐年減少對澳煉焦煤的進口依賴,從2016年的87.6%,降到了2019年的67.7%;對美國、加拿大的進口倒是不斷上升。

正所謂合作夥伴越多元,資源供應就越安全。2018年,印度與俄羅斯簽訂250億美元的天然氣協議,作為與美國貨源的平衡;2019年,首富安巴尼的信實集團又與日本最大能源企業JERA簽訂聯合能源項目,說是合作,本質上就是日本精準扶貧,手把手教印度搞開發。 

在中美關係惡化的大背景之下,美國拉了日印澳組成四國集團,推出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印度也自然順水推舟,笑納大禮。 

對莫迪來說,資源問題尚且可以通過對外斡旋緩和,法律和土地問題,卻是要往自己身上捅刀子。對於這種焦灼的狀態,有一句中國人很熟悉的話形容的恰到好處:“改革進入了深水區”。

 莫迪上任三年,一千兩百多條法律進了碎紙機,還有一千八百多條在排隊等待,其中不僅包括像“風箏也是飛行器,放風箏需要飛行許可”這樣的滑稽擔當,還包勞動法、土地法裡面阻礙生產力的部分。 

前面說到100名員工需政府審批裁員的門檻,莫迪承諾放寬到300名;僱傭10名以上員工需要遵守的法律流程,放寬到20人;倒班時長從8小時延長到12小時,最長加班時限從每週50小時翻到100小時。 

勢力強大的工會第一個跳出來反對,2018年9月28日,印度所有的中央工會聯名號召工人罷工抵制“舔企業、反人民”的莫迪政府,一時勢同水火。 

不得不說,印度人在不工作方面相當有工作技巧。今年1月8日,2.5億人參與的全國性大罷工中,包括了3500萬名公交車司機和人力車夫。首都德里的公交站台上擠滿了學生和通勤人士,火車站連掛票都沒得賣,交通癱瘓搭配罷工遊行,效果可謂四兩撥千斤。 

結果可想而知,勞動法改革改了五年,裁員申報下限還是牢牢卡在100人,莫迪不僅在工人階級隊伍裡被批倒搞臭,商界也抨擊改革“缺乏任何誠意”,搞得莫迪里外不是人。

 土地的情況大抵相似。莫迪當選前,上屆政府緊鑼密鼓的出台了一部《2013土地收購法》,也可以叫做“土地永不收購法”,因為法案新增的評估環節,導致正常流程就要走58個月,找各種政府部門蓋十幾個章,幾乎把大部分收購直接拒之門外。 

莫迪上台後粉碎舊制,土地法首當其衝。為了讓小農群體支持改革,莫迪還承諾向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就業機會,“一個家庭至少保障一人就業。”

 這個話在中國說沒什麼問題,但在印度說,難免顯得有點不了解國情。在修訂案試點所在地哈里亞納邦,農民Raj Kumar接受采訪時說的一句話,道出了其中緣由:“我們家有12口人。”

同一時期,被莫迪視為改革重點的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也弄巧成拙。GST的確將29個州的稅制轉化為一個系統,然而在具體徵收上,又分成了CGST(中央商品服務稅)、SGST(邦商品服務稅)、IGST(跨邦商品服務稅)、UGST(部分印度特殊地區的稅),可謂一國四稅。

結果就是改了半天,又回到了原點,GST“一個頂過去29個”。小型企業更加敬而遠之。轟烈烈的改革之後,困擾印度製造業的頑疾,依舊巋然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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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印度製造業增速

2004年,韓國製造業巨頭浦項製鐵打算在印度興建工廠,當時媒體給出的標題是“印度勢頭直逼中國”。然而之後的12年,浦項製鐵相繼經歷了合作夥伴退出、農民抗議徵地、許可證審批受阻、當地政府乾預投資等等一條龍服務,最終在2016年宣布放棄建廠計劃。

12年的時間, 見證了一家雄心勃勃的製造業巨頭,在印度逐漸耗盡耐心,最終敗走的全過程,也恰似印度製造業屢戰屢敗的縮影。

 05  尾聲

印度如今的各項經濟指標,從GDP,到鋼鐵煤炭,從石油電力,到汽車生產,基本上都處於中國2004年前後的水平。

2004年的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是美國的槍口轉向中東,電子產業鏈向大陸轉移,中國剛剛加入WTO,一派朝氣蓬勃。在這個“歷史性機遇”下,國務院主導的中國電子產業振興計劃出台,醫改啟航、全民醫保穩步推進,大批基建項目陸續上馬,“中國製造”開始拓展國際影響力。

如今,中美間的摩擦加劇,全球製造業的目光投向東南亞,“脫鉤”之聲此起彼伏,印度面臨的局勢與十多年前的中國非常相似。但這個世界上有一種錯覺,就叫“中國可以,所以我也可以”。

對於亞洲的後發經濟體來說,土改似乎是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一條必經之路。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都經歷過土改,如果對比中印兩國的土改政策,就會發現一個核心的區別:土地國有化。

中國的土地徵收模式是,政府從人民手中徵收土地,進行補償安置。再將集體土地轉讓給使用方。這個轉讓環節中的差價,就是廣為詬病的“土地財政”。但必須要承認的事實是,土地財政讓地方政府獲得了更新城市基建的資金,招商引資的籌碼,這都是製造業發展必不可少的要素。

但在印度,政府徵收土地之後,便直接轉讓給了土地使用者,沒有任何好處的地方政府自然沒有動力推進徵收,甚至會為了撫平當地民意刻意添堵。

中國在90年代開始推行的分稅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獲得了財政上的主動權,這也是無數“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先決條件。朱相在兩個多月裡奔赴各省市一一說服,其中的阻力也絕非一句“重新分蛋糕”能夠概括。相比之下,莫迪大力推行的GST稅改,更像是一種隔靴搔癢。

為印度搖旗吶喊的經濟學家,論點大多可以概括為:印度通過改革,可以輕鬆複製中國的發展模式。但改革的本質,在於打破舊的生產關係,創造適應生產力的新生產關係。其難點不在“創造”,而在“打破”。

1992年的南巡講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那個姓資姓社大討論的徬徨年代,一句“誰不改革誰下台”,意味著打破一切阻力的決心。中國的模式和經驗,從來就不是可以“輕鬆複製”的。

歸根結底,印度的大國夢,需要的不是一句“Made in India”的口號,而是一次徹底的土改,一場雷厲風行的分稅制改革,和一位能夠說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總設計師。

 

 參考資料: 

  • [1]估值邏輯——中國的繁榮,孫加瀅,2020
  • [2]The Distribution of Firm Size in India: What Can Survey Data Tell Us?, Rana Hasan and
  • [3]Karl Robert L. Jandoc, 2010
  • [4]Coal in India 2019 Report, 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Sci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9
  • [5]Mobile data: Why India has the world's cheapest, BBC, 2019
  • [6]Mukesh Ambani Says Jio Was Founded After Daughter Complained That The Internet In Their House “Sucked”, OfficeChai, 2018
  • [7]The Rediff Interview with Mukesh Ambani, chairman, Reliance Industries Ltd, Rediff, 2007
  • [8]Modi's 5 years: A report card, Deccan Herald, 2019
  • [9]Media & Entertainment: the Nucleus of India's Creative Economy, BCG, 2018
  • [10]戰鬥英雄龐國興,榆林市黨史研究室
  • [11]中國社會統計年鑑,中國社會統計年鑑委員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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