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風美雨

歐風美雨

烏克蘭與俄羅斯:千年來誰出賣了誰? ☆來源:北門三號傳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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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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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眾城之母

烏克蘭的首都基輔,被譽為“羅斯眾城之母”。它是東斯拉夫人建立的最古老城市,位於第聶伯河右岸一塊高度約90米的台地,三面瀕臨陡峭懸崖,形勢險峻。東斯拉夫人最早的編年史《往年紀事》(作於公元12世紀)記載了關於“基輔城”的由來:波良人部落首領三兄弟——基伊、塞克和霍里夫共同“建造城堡,以長兄的名字命名為基輔。”其時在6-7世紀之交。這是後世基輔城的核心。

基輔處於三條重要商路的交叉處。一條通過第聶伯河的“瓦良格人到希臘人之路”,從水路上把波羅的海一帶與黑海連通。另一條陸路大商道由東向西:自黑海起,經基輔、克拉科夫、布拉格,把阿拉伯世界與西歐連接起來。第三條商道起自里海,通過基輔抵達波羅的海,把阿拉伯世界與北歐連接起來。可以說,誰掌握了基輔城,誰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權力擴展到這一地區廣大的土地上。歷史注定將賦重任予基輔城。

公元885年,歷史上第一個東斯拉夫人的國家——基輔羅斯,便以基輔為中心建立。在其鼎盛時期,基輔羅斯的版圖北到波羅的海、南到黑海,從西面的波蘭邊境往東延伸到遙遠的伏爾加河,是當時歐洲面積最大的國家。大公弗拉基米爾感到斯拉夫人原始的多神崇拜已不適合統治如此廣袤國土上的眾多臣民,為此他向各鄰國派出使節,考察適合羅斯的宗教。最後,弗拉基米爾拒絕了天主教,因為“西方教會(天主教)的教堂和儀式不夠富麗堂皇。我們在那裡看不到榮譽”;拒絕了猶太教,因為猶太人的上帝太不強大,無法使他們繼續留在耶路撒冷;還拒絕了伊斯蘭教,因為它戒肉禁酒,而他認為,“喝酒是羅斯人的樂趣。沒有這種樂趣,我們就無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爾決定贊成東正教。他的使者們為在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聖索菲亞大教堂看到的儀式而傾倒:“我們不知道是在天空,還是在人間。因為人間沒有如此壯觀、如此美麗的景象,簡直叫我們難以形容。”公元988年,弗拉基米爾命令搗毀所有異教神像,大公屬下的全體居民,都到第聶伯河去集體洗禮,就此奠定了東正教-斯拉夫文明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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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烏克蘭被視為國家英雄與國父

好景不長,到了12世紀,盛極一時的基輔羅斯走向衰弱,分裂成許多獨立的公國,基輔大公只保有名義上的尊崇地位。就連這統一的最後殘餘,也在蒙古人可怕的登場時消逝得無影無踪。1240年,橫掃東歐的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統率15萬蒙古大軍兵臨基輔,很快包圍了這座當時羅斯最大的城市,“韃靼(蒙古)人的無數兵車聲、牛和駱駝的鳴叫聲、馬嘶聲及野蠻人的兇惡的喊殺,眾聲沸騰,以至同在城內的人彼此說話都聽不見”。蒙古人很快就用從回鶻人那裡學來的投石器攻破了基輔的城牆,隨後徹底摧毀了這座城市,包括由弗拉基米爾大公建立的羅斯第一座石砌建築——雄偉的什一教堂。基輔以南的第聶伯河兩岸土地變成一片人煙絕蹟的荒野,一直持續到16世紀晚期。基輔羅斯就此退出歷史舞台。

早在1187年,“烏克蘭”的名稱已經在史籍上出現,意為“邊區”,且又有“小羅斯”之稱。因此,逐漸形成的烏克蘭民族也被稱作小(俄)羅斯人。對於昔日基輔羅斯的歷史歸屬,今天的俄羅斯與烏克蘭各執一詞。在俄羅斯看來,基輔羅斯是俄羅斯的民族搖籃,是俄羅斯人建立的第一個國家。1240年基輔羅斯被蒙古人摧毀後,倖免於難的居民北上遷徙到“俄羅斯母親的心臟地區”,莫斯科公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基輔羅斯。“在一系列的領土變更中,俄羅斯國家從基輔羅斯延續到19世紀的俄羅斯帝國。烏克蘭人沒有建立過自己的國家,不是基輔羅斯文化的正式繼承者。”對此,(尤其在獨立以後)烏克蘭學者則反唇相譏,聲稱那些北上的居民在故鄉局勢穩定後又返回了原居住地,因此“基輔的光榮”應該屬於基輔羅斯的直系後裔烏克蘭人民,在16世紀以前,烏克蘭民族和俄羅斯民族在文化上沒有任何联系,“俄羅斯民族的歷史開始於東北地區,而烏克蘭民族的歷史則始於基輔羅斯。此後兩個民族獨立發展,儘管他們的命運有時交織在一起”。

哥薩克與沙皇的“解放” 

無論後世如何爭奪基輔羅斯的“所有權”,蒙古入侵滅亡基輔羅斯與隨後的“韃靼桎梏”確是烏克蘭與俄羅斯命運的分水嶺。與莫斯科從一個邊境城堡轉變為羅斯東北部的地理和政治中心,並以此形成俄羅斯民族核心的莫斯科公國相比,烏克蘭顯得命運多舛,根本無力抵禦外部侵略,只能屈服於異族的統治。1340年,立陶宛人打敗了金帳汗國的韃靼人,奪取了烏克蘭的大部分土地。隨著1569年波蘭與立陶宛簽訂盧布林聯盟條約,立陶宛統治下的烏克蘭又併入了波蘭-立陶宛貴族共和國(往往統稱波蘭)的版圖。

波蘭歷史學家對“盧布林聯盟”大加頌揚:肥沃的烏克蘭土地為擁擠在自己貧瘠的維斯瓦河流域土地上的貴族開展殖民拓墾提供了廣闊的幅員。當時波蘭是歐洲“穀物的最大出口商”,對烏克蘭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蘭貴族地主紛紛在這裡建立大莊園,而把烏克蘭人變成農奴。更令烏克蘭人無法忍受的是,波蘭把自己看成“保衛歐洲基督教(天主教)的前哨”,強迫烏克蘭人天主教化。許多烏克蘭人在威逼利誘下改信天主教,埋下了日後烏克蘭東西部對立的種子。

經濟和宗教的雙重壓迫迫使烏克蘭農民大量集體逃亡到波蘭統治薄弱的東部邊疆,他們被稱為“哥薩克”,意即脫離本民族的自由民。烏克蘭哥薩克在面對波蘭封建主、猶太人管家和商人的盤剝以及韃靼人、土耳其人的侵襲時,主動承擔了保衛家園的職責,成為了在草原馳騁的勇士。烏克蘭的哥薩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準國家組織“蓋特曼”,到1648年,終於爆發了反抗波蘭統治的大起義。

起義領袖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1596-1657)被認為是烏克蘭最偉大的軍事政治領袖。俄羅斯、烏克蘭、波蘭歷史學家在歷史事件上的看法齟齬不斷,唯獨對此一致公認。赫梅利尼茨基本是蘇博蒂夫的一個小莊園主,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樂無邊。1647 年發生的一次變故改變了他的事業。當他離開自己莊園時,他的妻子被一名波蘭貴族綁架了,幼子也被那個貴族的隨從殘忍地打死了。他卻不能為這個案件從波蘭法庭獲得滿意的答复(將他的妻子判給了罪犯!),他被波蘭的司法所激怒,“這次個人遭遇把他從一個完全忠心地臣服於波蘭的貴族變成了一名華沙的堅定敵人”,從而組織了反波蘭的哥薩克起義。

連年戰爭使得烏克蘭經濟最發達的第聶伯河兩岸廢墟成片,人口損失高達30%以上。波蘭只想用武力徹底解決“烏克蘭問題”,“叛亂首先必須由軍隊鎮壓。”儘管獲得了許多勝利,但力量有限的哥薩克“蓋特曼”已無力再戰,只能尋求外援。權衡利弊之後,烏克蘭投入了沙皇俄國(1533年由莫斯科公國改名而來)的懷抱。

1654年1月18日,烏克蘭在基輔近郊小城佩列亞斯拉夫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上層哥薩克大會——拉達大會。赫梅利尼茨基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你們都知道,我們的敵人想滅絕我們,甚至連羅斯這個名詞都不讓在我們的國土上提及。因此,請你們從四位皇帝中選擇一位國君。第一個是土耳其蘇丹,他壓迫(信仰東正教的)希臘人。第二個是克里木汗,他已多次使我們的弟兄們流血犧牲。第三個是波蘭國王,至於波蘭地主的壓迫就無需多言啦。第四位是俄羅斯沙皇,東方的皇帝,唯有在信奉東正教的沙皇那裡可以找到最令人放心的庇護和棲身之處”!按照哥薩克的傳統,在場的人們高聲呼喊表示同意。當天,哥薩克就與來自莫斯科的使節簽訂了宣告烏俄結盟的《佩列亞斯拉夫協議》。

匪夷所思的是,如此重大歷史意義的協議正本竟然已經丟失了,更有甚者,按照俄羅斯古文獻家彼得·沙夫林的考證,連副本也有可能是沙皇偽造的!因此,俄羅斯和烏克蘭對於協議的內涵分歧嚴重,在沙俄-蘇聯時代,“這是兩個斯拉夫民族的重新合併,烏克蘭人民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渴望與俄羅斯重新合併,如果沒有合併,烏克蘭民族不可能得到拯救”是不容辯駁的主流觀點,但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學者更傾向認為這只是一個臨時性的軍事同盟條約。雙方各執一詞,反正是死無對證。

不管怎樣,結盟之後俄國如約出兵對波蘭開戰,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蓋特曼政權。1667年和1686年俄國兩次與波蘭簽訂條約,將基輔與第聶伯河以東的土地併入了俄國,烏克蘭人在莫斯科統治下的日子開始了。

烏克蘭人很快就發現,這是“烏克蘭國家的嚴重錯誤和戰略失策,導致烏克蘭人失去了國家和民族獨立”。莫斯科並不是解放者,只不過是以“俄羅斯化”代替了“波蘭化”。沙皇逐步取消了哥薩克人的自治權力,取而代之的是與俄羅斯本土完全一致的行省體系;“烏克蘭”的名稱遭到禁止,被更加政治正確的“小俄羅斯”代替;烏克蘭語被視為俄語的一種方言(兩者互通),禁止烏克蘭語文藝演出,也禁止學校教授烏克蘭語。許多烏克蘭(尤其是東部)精英逐漸被同化。最典型的就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得力助手維克多·科楚別伊。他說: “儘管我生來就是個'一簇毛'(當時對烏克蘭人的蔑稱),但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是個俄羅斯人”。就連烏克蘭最偉大的民族詩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知名度也遠不如同時代的烏克蘭作家果戈理,後者用俄文撰寫的《欽差大臣》、《死魂靈》等作品被列入經典俄語文學名著的行列,本人甚至通常被(不正確地)視為俄羅斯人。

大革命與大饑荒

到1914年,烏克蘭的大部分土地屬於俄羅斯帝國,而以利沃夫為中心的西部加利西亞地區則是奧匈帝國的領土。在悲慘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俄軍中作戰的烏克蘭人先後多達350萬,在奧匈軍隊裡也有25萬烏克蘭人。分屬兩大陣營的烏克蘭同胞被迫兵戎相見,充當了統治者的砲灰。

大戰的結果是古老帝國走到了末路,1917年二月革命宣告沙皇政體的崩潰。4月份,基輔召開了烏克蘭中央拉達大會,中央拉達主席,著名烏克蘭歷史學家格魯雪夫斯基在聖索菲亞教堂廣場上向遊行隊伍發表了演說“烏克蘭人!千年的枷鎖已被打破,你們解放的時刻到了!”十月革命之後,1917年11月20日,烏克蘭中央拉達宣布成立“獨立、自由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幾乎與此同時,聽命於莫斯科的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烏克蘭隨即陷入內戰,局勢一片混亂。

在歐洲國家的近代史上還不曾有哪一個國家經歷如此激烈的內戰、政府權力如此徹底的癱瘓。當時烏克蘭同時存在多達6種互相仇視的武裝力量。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古城基輔竟然在“佩特留拉匪幫”、白軍、紅軍、波蘭軍隊間五次易手。奧斯特洛夫斯基曾經生動地描述了這種情形下市民無所適從,見什麼人掛什麼旗的窘境:“……要是搶劫猶太人,那就準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們',那一聽說話,也就知道了……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維奇就是因為沒看準,糊里糊塗地把列寧的像掛了出去。剛好有三個人沖他走過來,沒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們一看見列寧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傢伙,一口氣抽了他二十馬鞭……”

最後,保爾·柯察金為之奮鬥的蘇維埃紅旗戰勝了“佩特留拉匪幫”的藍黃旗(今天烏克蘭共和國的國旗)和其他勢力。除了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統治下的加利西亞,其餘大部分烏克蘭土地上成立了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並於1922年12月30日以加盟共和國的身份正式加入蘇聯。

為了把蘇聯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現代化工業國,從1928年開始蘇聯進行了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然而,蘇聯工業化的實現是靠犧牲農業的巨大代價換來的,蘇聯一方面向國際市場大量出口糧食,一方面在國內採取武力手段推行農業集體化,農業集體化對農業生產造成嚴重破壞。在糧食產量不斷下滑的同時,中央的糧食徵購指標依舊很高,這最終導致1932年史無前例的飢荒。

作為蘇聯的糧倉(當時糧食產量佔全蘇42%),烏克蘭在這次大饑荒中遭到特別沉重的打擊。1931年,烏克蘭糧食產量1760萬噸,上繳國庫700萬噸。1932年,烏克蘭糧食產量降到1280萬噸,但蘇聯政府的徵糧指標還有660萬噸!最後,這一年蘇聯政府竟從烏克蘭運走700萬噸糧食,付給農民的糧款只相當於市場價的5%。在這一年的冬天,烏克蘭一個5口之家的農戶只有80公斤存糧。也就是說,每人每月只有1.7公斤。農民只好宰殺牲畜,收集野菜和樹葉來補充糧食的不足。在長達22個月的飢荒中,農民沒有見到過麵包,食品嚴重短缺,大批人因飢餓死亡,農村變成一個個廢墟。為了防止饑民外逃從而洩露飢荒的消息,擾亂工業建設,蘇聯政府甚至動用武裝力量切斷公路和鐵路交通。兩個月內,超過22.5 萬名農民由於逃跑而被捕,有85%的人被送回了自己的村子,等待他們的仍然是飢餓和死亡。

根據俄羅斯國家杜馬2008年公佈的數據,在這場飢荒中全蘇聯共有700萬人死亡,其中烏克蘭人超過一半,達到400萬人(當時烏克蘭總人口約3400萬)。對此,烏克蘭歷史教科書指責“1932年大饑荒是莫斯科故意製造的,目的是壓制烏克蘭人獨立願望”。俄羅斯則認為,飢荒不僅造成烏克蘭農村人口大量減少,蘇聯其他地區農村人口也急劇減少。1926年和1937年全蘇人口調查數據表明: 30年代初的飢荒導致哈薩克斯坦農村人口減少30.9%,伏爾加河流域減少23%。因此,這場飢荒是“我們的共同災難”。

大饑荒前的1927年,俄羅斯人的數量是烏克蘭人的2.25倍。而到了大饑荒後的1937年,俄羅斯人已是烏克蘭人的3.5倍,佔蘇聯斯拉夫人總數的比例上升到四分之三。俄羅斯人在蘇聯特別是斯拉夫民族中一家獨大的人口格局就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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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8日,烏克蘭基輔獨立廣場,反政府示威者組織“百萬人大遊行”推倒列寧雕塑。基輔的抗議示威是烏克蘭橙色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

從兄弟到鄰居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烏克蘭大地再次淪為殺戮場。對於這場戰爭,今天的烏克蘭歷史教科書從完全不同於俄羅斯的視角做出評價: “對我們國家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最不公正的一場戰爭,因為無論蘇聯、還是德國都沒有考慮過烏克蘭獨立問題。英明的烏克蘭人明白,無法指望別人的幫助,只有自己能決定國家的命運。1942年烏克蘭反抗軍成立,反抗軍從法西斯分子手中解放了城市和村莊,保護了和平居民。蘇聯政府不希望烏克蘭擁有自己的軍隊,所以在1943年納粹侵略者被趕出烏克蘭後,布爾什維克黨人開始同烏克蘭反抗軍作戰。旨在消滅烏克蘭人民的戰爭一直持續到1953年”。在西烏克蘭,人們把二戰期間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班杰拉分子視為民族英雄,在一些地區豎立著班杰拉分子等人的雕像和紀念碑。相反,聚集著大量俄羅斯族的烏克蘭東部地區則為曾經解放烏克蘭後被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和烏克蘭反抗軍殺害的蘇聯傑出統帥瓦圖京大將建立了紀念碑。

二戰結束之後,原先屬於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烏克蘭人聚集區被劃歸蘇聯,實現了“所有烏克蘭人都生活在一個國家”的夙願。1954年2月,作為慶祝《佩列亞斯拉夫協議》簽訂300週年的活動,赫魯曉夫把沙皇1783年從韃靼人手里奪來的克里米亞半島作為“友誼的象徵”贈予烏克蘭。現代烏克蘭的疆域就此最後形成。對於赫魯曉夫的慷慨,俄羅斯一直耿耿於懷,蘇聯解體後的克里米亞的俄羅斯族居民也一度出現過聲勢浩大的從烏克蘭獨立的浪潮;可是烏克蘭卻也並不領情,“在紀念俄烏合併300週年之際,把克里米亞半島併入烏克蘭是企圖把韃靼居民從半島遷移出去的部分道德責任轉嫁到烏克蘭頭上,迫使烏克蘭負責恢復半島的經濟和文化生活。莫斯科中央則毫髮無損,因為同樣可以監督烏克蘭”。

赫魯曉夫把克里米亞送給烏克蘭的時候,恐怕不會料到俄烏還有分家的一天。莫斯科越來越傾向相信,在“牢不可破的聯盟”之中,民族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最後解決,各民族將以俄羅斯人為核心形成新的共同體——“蘇聯人民”。但平靜的表面下始終有反抗大俄羅斯主義的暗流湧動,1972年5月,烏共第一書記謝列斯特被解職,第二年被趕出蘇共政治局並強迫退休,他的罪名是在1970年的烏克蘭文著作《我們的蘇維埃烏克蘭》中謳歌了烏克蘭的歷史,肯定了哥薩克“蓋特曼”的進步作用,對本民族的愛溢於文字之間,因此“過多地渲染了過去的烏克蘭”、“有民族主義情緒”。與他相關的3.7萬人受到牽連。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出生於1908年的謝列斯特的壽命竟然比成立於1922年的蘇聯還要長,在1996年去世前,謝列斯特有幸見證了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變化:蘇聯解體。

1991年12月1日,就在“8·19”事件後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為維護一個哪怕只是徒有虛名的聯盟而苦苦支撐的時候,烏克蘭舉行了全民公決,83%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其中99.85%贊成獨立。這給了搖搖欲墜的聯盟大廈致命一擊。在人口和綜合國力上,烏克蘭是聯盟內的第二大國,它是蘇聯的糧倉和重工業基地,1950年代至80年代,烏克蘭上繳中央的資金佔蘇聯預算的五分之一。聯盟的讚成者和反對者都承認,“無法想像一個沒有烏克蘭的聯盟”,烏克蘭的獨立敲響了蘇聯的最後喪鐘。

在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布熱津斯基看來,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的出現是俄國在地緣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烏克蘭從300多年的俄羅斯帝國歷史脫離出去,意味著俄國失去了一大塊潛在富裕的工農業經濟和在種族與宗教上同俄國人極為接近的5200萬人”;“任何沒有烏克蘭而僅建立在俄國力量之上的新歐亞帝國,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其歐洲化色彩將不可避免地減弱,而日趨更加亞洲化”。

這當然是俄羅斯所不願接受的。許多俄羅斯人仍然認為,烏克蘭(“小俄羅斯”)只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很難從心理上接受烏克蘭獨立的事實。2008年4月,普京甚至在北約峰會上對美國總統布什說:“喬治,你不了解,烏克蘭甚至算不上一個國家。烏克蘭是什麼? 它的一部分領土屬於東歐;而且相當一部分領土是我們贈予的”。這不啻坐實了烏克蘭人的擔憂:“他們的國家體制的外部危險來自於過去的宗主國,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裡它都在毫不留情地壓制烏克蘭人獲得自由的一切嘗試,即使是現在它也沒有對獨立的烏克蘭表現出應有的尊重”。

於是乎,烏克蘭與俄羅斯這對昔日的好兄弟似乎已無可能成為好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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