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聲玉鐸

臺灣問題依然內在於中國現代化進程 (下) ☆來源:保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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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西化大潮時,知識份子的立場最容易“軟化”。優秀的知識份子,比起一般老百姓,更容易學好西方的語言,以及各種科技、經濟、法律、管理知識。憑著這些本領,只要他願意,就可以為入侵中國的各種勢力“服務”,從而取得優渥的待遇,可以過得起最現代化的生活,不必和一般人民一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這種例子太多了,無需舉例。但我們也得趕快聲明,雖然知識份子可以輕易這麼做,不過願意和全體人民共同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的人仍然占絕大多數,這也是盡人皆知的歷史。這裡要強調的是,選擇從自己的民族「異化」出去,以便和西方人或日本人一起過著文明、幸福的日子,知識份子比起一般老百姓「機會」要多得多。

西方開始征服全世界時,其原有的領土和人口規模在全世界範圍內所佔有的比例其實是非常小的,而且有過海外殖民經歷的國家,數量也有限,也就只有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幾國而已,當然還要加上後來急起直追的美國和日本。在二十世紀初期,真正稱得上殖民強國的,也不過英、法、德、美、日五國,義大利都還沒有資格入列。然而,它們卻能夠一方面鬥垮東鄰的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另一方面又先後征服伊斯蘭、印度、中國這三大文明區,其豐功偉績,確實讓人驚歎。

征服事業的開端當然要靠武力,但西方的武力所以能夠超越一些古老帝國,主要還是靠傳統文明區想像不到的科技。當英國敲開中國的國門時,中國人以“船堅炮利”來加以形容,可謂簡潔而生動。伴隨著科技的,還有工業生產,因此而來的是源源不絕的物資,這樣就衝垮了像印度和中國這樣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較為封閉型的經濟。當然,這一切的背後,還有金融、貿易、法律等等技術型知識。當這一切瓦解了西方所征服或控制的地區時,這些地區的傳統秩序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只得任由西方人予取予求了。

自救之道只有一種途徑,即從學習西方開始,而且以科技和軍事改革為開端,然後不得不以西方為模範,全面改變教育體制。但是,改革越是深入,就越是陷入金庸小說所生動形容的西方“吸星大法”之中,你使力越多,你的力量隨即為西方所吸納,又反過來對付你。就這樣,奧斯曼帝國終於消失於無形,印度次大陸全部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而中國則陷人“豆剖瓜分”的危機,傳統文明區真是求救無門。

向西方學習所產生的最大問題是,滿腦子西方現代知識的落後地區的精英階層,發現他們很難改變人數極為眾多的老百姓的行為方式與觀念。在這種情形下,要改變原有的社會結構與習俗,以建成現代化國家,就變得非常困難。最極端的例子要算土耳其,現在土耳其的統治精英,在凱末爾的強力主導下,幾乎已經完全西化了,而他們所統治的人民仍然生活在伊斯蘭的宗教習俗之下,整個國家就這樣由西化派和傳統派兩大塊所組成。印度的狀況也有些類似。印度被英國殖民近兩百年,印度的精英非常西化,他們的科技人才之多世所公認。但整個印度社會還有廣大的落後地區,很大比例的民眾仍然維持著傳統生活習慣,沒有改變。西化往往會擴大傳統文明區統治精英與一般民眾的差距,而不是使其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但我們也不能因此批評一般民眾愚頑不靈。知識份子因各種條件的湊合,很幸運的獲得知識與技術,他們容易相信,任何人只要肯努力,都可以達到這一成就;國家民族之所以不能現代化,就是民眾沒有覺醒,因此要不斷的進行啟蒙工作。事實決非如此。單就與啟蒙相關的教育而言,要對全民進行普及性的教育,國家要投入多少經費,而且還要有一大群人無私無我的長期投身奉獻。再深入而言,當社會已進入某一階段時,精英與大眾的區隔已經產生,我們怎麼可能想像可以把整個大眾全部教育成精英。當西方資產階級逐漸形成時,為了對抗佔據統治地位的封建階級,他們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捍衛自己的權利。當資產階級終於成為統治者以後,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就被奉為普世價值。這種思想的出發點是,只要你有機會發揮你的才幹,你就能出頭。相反的假設就是,你所以淪為庸眾,就是因為你既無才能,又不努力。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審案判官》那一節裡,曹西瑪長老說,民眾需要有上帝,不然他們無法生活。我以前從左派的觀點出發,認為這種思想純屬反動。現在我越來越相信,社會分成精英、大眾兩大塊,這種結構很難改變。自由、民主制的設想是從西方資產階級的成功經驗推導出來的,當他們控制了全世界的財富與知識以後,我們如何能夠讓全世界被侵略地區的大眾翻身呢?同樣的當一個落後國家的精英越來越西化,而且離他們自己的群眾越來越遙遠時,我們又如何教化這些“冥頑不靈”的群氓呢?從這種假設出發,肯定不能解決被西方侵害的“落後地區”的社會重建問題。

中國的狀況比任何傳統文明區都還要複雜,因為中國早在西元一千年左右就沒有了貴族制度,中國老百姓不可能像日本、土耳其或印度那樣聽從現有貴族階級(或類似貴族的那一階層)的安排。而且中國幅員廣大,民族眾多,各地民情極端複雜,完全不能為西化的現代精英所瞭解,因此,絕對不可能像日本那樣,由一個具有基本共識的貴族精英從上到下來進行現代化改革。從一九二七年開始統治全中國的國民黨原來就想走這一條路,但在抗戰勝利之後的內戰中敗給共產黨,就證明了這一條路當時並沒有得到民意的支持。

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由於在北方農村和農民密切合作,終於尋找出一條道路,即聯合基層農民,從下到上改變整個社會結構,先讓國家有了一個統一的意志,再由這個意志來執行貫徹全國的改革。有了這個基礎,再發動群眾運動,要求全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為了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一起先過著苦日子。這樣的時間長達三十年,知識精英剛開始大半都真心的配合,但經過反右和文革之後,知識份子開始有了異心。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始,知識份子比較能自由進出國門,才赫然發現,西方國家的生活比他們好太多了,甚至臺灣、香港、新加坡都比他們好,這樣他們的心態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他們認為過去三十年完全走錯了,從現在開始,應該回頭重新學習西方。

即使到了現在,仍然有很多人認為,一九八○年代是大陸知識界的“黃金時代”,至今令人懷念,查建英主編、二○○六年出版的《八十年代訪談錄》(三聯書店)就是最好的證明。八○年代被視為思想解放的年代,是第二個五四,知識份子終於掙脫了各種教條的束縛,思想空前活躍,人人活在幸福之中。他們對大陸的政治、社會現況非常不滿、對中國傳統文化更加不滿,他們主張“以美為師”,拋棄過去的路線,從頭來過。

陳映真曾經回憶當時最讓他感到痛苦的一段經歷。他說:“八九年四月,他第二度到南朝鮮,對南朝鮮的民眾民主化運動進行了系統的採訪。採訪結束,他應邀飛往美國,參加在加州三藩市的帕麗那斯舉行的‘八九年中國文化研討會’。他從南朝鮮人民為反美、反獨裁,為民族自主化統一的民主運動而鬥爭的現場,來到把美國著名『漢學家』和大陸『精英』知識份子聚集一堂,在胡耀邦死後北京學生為反官倒、要自由和民主化蝟聚天安民廣場的背景上,傾聽大陸‘精英’言論人、電影人、留美學生……大發反毛反共、促請美國為中國民主化干涉中國事務的言論,對大陸‘民運’和它的思想引起了深刻的憂疑。”(《陳映真全集》14卷164頁)

對於這些激進派知識份子,陳映真曾慨乎言之:“八○年以後,大陸上越來越多的人到美國、歐洲和日本留學;越來越多的大陸知識份子組織到各種國際性‘基金會’和‘人員交流計畫’,以高額之匯率差距,西方正以低廉的費用,吸引大量的大陸知識份子,進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腦。和六○年代、七○年代以來的臺灣一樣,大陸知識份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買辦精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卻滿心嚮往和推崇;對資本主義發展前的和新的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支配的事實,斥為共產主義政治宣傳;對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以來的一切全盤否定,甚至對自己民族四千年來的文化一概給予負面的評價。在他們的思維中,完全缺乏在‘發展─落後’問題上的全球的觀點。對於他們而言,中國大陸的‘落後’,緣於民族的素質,緣于中國文化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當然尤其緣於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鎖國政策’。一樣是中國人,臺灣、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豐羨的高度成長,而中國大陸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這種邏輯的證明。開放改革以後,即使從海外看來,卻能生動地感覺到中國大陸因市場、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摸索,相應於社會生產關係上的巨大改變,而產生了思想上的‘兩條路線’的分化。《河殤》系列以國家體制派意識形態宣傳的方式推出,在大陸全國範圍內引起激烈的震動和爭論,更是形象地表現了這個思潮上的分化。”(《陳映真全集》12卷375-6頁)

最讓陳映真和臺灣統左派瞠目結舌的,是激進改革派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陳映真說:

“在錄影影集《河殤》中,甚至嗟怨中國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國沒有在鄭和的航海事業上發展成從貿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奪南洋民族走向帝國主義!而這樣的世界觀,竟而曾經一時成為中共官方的世界觀,令人震驚。”(《陳映真全集》12卷,379-80頁)

《河殤》的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對比論,不久就為台獨派所引用。他們說,臺灣一直屬於海洋型文明,和中國落後的、體質不良的大陸型文明毫無關係,連中國知識份子都要唾棄自己的文化了,我們為什麼要當‘中國人’?河殤派和台獨派就這樣遙相呼應,令人為之氣結。

八○年代中期激進派主導的改革進程終於導致了八九年五、六月間的政治風波,並且引發了大陸知識界對現政權極大的離心力量。還好,不久蘇聯垮臺,俄羅斯經濟破產,社會動盪不安,這才使得不少知識份子在體會了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以後,稍微回心轉意。然後,隨著改革的日益深入,受益者日多;二○○二年以後,共產黨改變了“發展是硬道理”的政策,開始重視社會不公正的現象,特別是對於“三農”問題,花了很大的力氣去解決;二○一二年以後,又開始全面肅貪,把那些從改革開放中“非法受益”的人清除出去。就在這一時機,又適時提出“一帶一路”的發展大策略,大家終於真切的感覺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原來不只是一個“偉大的夢想”,而且還有實現的可能,這樣,全國的民心終於能夠團結在一起,為了一個明確的目標而共同努力〔補二,見文末〕。

我所以重提八○年代改革開放時期最讓我們感到痛苦的一段經歷,其實是為了引述鴻生書中最讓我感動的一段話:

“臺灣作為母國中國的一個邊緣地區,被現代帝國殖民之後產生了較為特殊的複雜性,看似臺灣的特殊問題。然而在比較香港被殖民經驗的異同,以及臺灣光復與香港回歸後的種種問題後,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特殊性也不能過度強調,不能視之為只是臺灣的個別問題,或是香港的個別問題,而是中國被割讓的邊緣地區的共同問題。當然‘臺灣問題’或‘香港問題’基於其不同殖民宗主國與歷史過程等因素,有其相對特殊性,但畢竟都是由傳統中國社會被殖民與現代化之後產生的問題所以還是傳統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的一環,就是說最終還是屬於中國的問題,一個在臺灣或香港的具體歷史情境下呈現出來的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問題。

中國的主體大陸地區雖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有其相對自主性,而且為了取得這個自主性曾經歷經血跡斑斑的奮鬥,犧牲遠遠超乎臺灣,但是就如日本在其現代化中所顯現的‘自主’與‘自我殖民’的雙重性格,中國的現代化也不免帶著‘自我殖民’創傷。這種創傷的一個具體例證就表現在它曾經比日本更強烈地厭惡自己的過去,露出更昭彰的羞恥感與自卑感。

因此臺灣、香港與大陸這三地如今所顯現的各種問題,就不應只被看作不同歷史經驗的個別問題,而應是傳統中國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共同問題,如此就還是要回到中國現代化的整體問題上,更具體的說就是一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如何真正尋回自我的去殖民問題。”(94-5頁,以上重點均為引者所加)

八○年代兩岸的知識份子同時表現出對中國文化的極端厭惡,印證了鴻生所說的“比日本更強烈地厭惡自己的過去,露出更昭彰的羞恥感與自卑感。”鴻生先從自己的經驗出發,雖然主要談的是臺灣政治光譜的變遷,但在拿臺灣和香港相互比較之後,又把視野推廣到全中國,因此看出了整個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之中所產生的大問題,這種見識,真是非常人所能及,而且文字中充滿了感情,不是對中國文化充滿了深情熱愛的人是說不出來的。我盼望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能讀到這本書,因為它不只是談台獨,它談的主要還是中國如何建設成一個現代國家的問題。

以上所述只是鴻生書中最重要的一個論點,其實本書還有許多獨到的歷史體會,以前很少人說過。如因為日本人不讓臺灣人參與政治,因此臺灣人一直缺乏管理人才;又說,英國人雖然在香港培養了一些管理精英,但是當香港成為特區以後,香港人似乎表現得缺乏政治領導能力(見本書84-5頁),這真是言人之所未言。又如,光復以後,臺灣人從學日語轉而學國語,學好國語以後,終於掌握了用語言論述的能力,這一點也講得很好。台獨派常以國民黨逼迫臺灣人學國語作為國民黨對臺灣“再殖民”的具體例證,事實上臺灣人在不到二十年間就學好國語,而且此後不斷的出現優秀的學者和作家,他們所寫出的中文毫不遜色于外省學者和作家,就足以證明,不論是閩南話還是客家話,都是漢語系統內的方言,所以臺灣人要學漢語的另一種方言北方官話並沒有什麼困難(相反的,日語是一種外國語,學起來就不像學中國普通話那麼容易),鴻生以充分的例證說明了這一點(相關論述見本書第三部分),也可以看出他的歷史文化素養之深厚。鴻生還有一篇文章談到中國文化的豐富與多樣,可以破除一般人對中國社會僵化、保守、停滯不進的刻板印象。如果鴻生自己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沒有深刻的認識,就不可能有這許多獨特的體會。

鴻生出身於臺灣自由主義大本營的台大哲學系,他的同學有極著名的台獨派,也有非常有名的自由主義者,他本人還在美國待了十三年,但最後美國的普世價值觀並沒有對他產生什麼影響,他始終堅持中國人的立場,靠的就是他對中國文化深刻理解和熱愛。鴻生為人和順,行事低調,在默默之中思考、寫作,最後終於寫成這本大作,初看會讓人感到驚訝,其實其來有自。因為只有中國文化才能培養出鴻生這樣的人格及其寫作風格。

〔補一〕陳明忠曾經回憶,皇民化運動為了推行日語,強迫村子裡的老人也要學習,總督府派人到村裡拍宣傳片,一個老人在被人教了好多遍之後,面對著攝影機,一時緊張,把あたま(頭)講成キんたま(睾丸),讓圍觀的人哄堂大笑,見《無悔》33頁,人間出版社,2015。又,《無悔》32-3頁所述均可參考。這些都可以印證我小時候對於農民不講日語的印象。

〔補二〕一九八○年代中國和蘇聯同時進行改革,這是有必要的,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先是以社會整體的力量進行原始累積,為現代化奠定基礎,到了一段時間以後,就必須更進一步的發展經濟,才能改善一般民眾的生活。以大陸來講,就必須在社會體制中引進市場機制,同時要有某種程度的思想解放。但在這樣做的時候,也就必然要和資本主義國家接觸,而當中國知識份子在看見外面世界、驚訝于西方的富裕的時候,思想隨即動搖,這是社會主義改革面臨的最大危機。蘇聯和東歐集團對這一危機估計不足,所以一開始改革,整個社會就趨向於解體。中國主政者對此有相當的警惕,但還是產生了八○年代末的政治風波。事後看來,中國不但能夠挺住,而且經過一段困難後,終於順利發展,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足以和美國對抗,真是不容易。一九八○年代可以是資本主義大勝的時代,但中國卻像中流砥柱一樣,不但為社會主義保留生機,最後還能夠制衡資本主義,其貢獻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2018、5、3完稿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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