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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風雨 忘不了的時代|憶老楊 ☆作者:黃榮村|何步正

忘不了的風雨 忘不了的時代 ☆作者:黃榮村

- 楊國樞老師的學術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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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那個時代,都稱呼大學裏親近的老師叫先生而不名,這是一種混合日本式與民國式的流行說法。從當他學生到同事,有一段長時間,楊先生都留平頭,訪客甚多,有慕名而來,有參與或關心民主運動的,那時的他全心研讀心理學,而且什麼都涉獵,主張一個學系要五臟俱全,從生理到社會、從正常到異常、從嬰孩到老人、從個體到集體,要不然體會不出心理學真正精神之所在,我們也都要教多類課程,認為理所當然。當有了總體性的了解後,便亟思真正走入主流之中,或另外走出一條有特色的路後匯入主流。對台大心理學系現代化與本土化卓有貢獻的三公,是劉英茂、柯永河、與楊國樞三人,他們分別推動了中文的認知研究、臨床心理學的在地化、與心理學本土化,其中尤以心理學本土化的運動最為外人所知,這是因為楊先生的領導魅力,以及其跨領域的關聯性高,有以致之。

台灣的社會與行為科學領域在1960年代,不管是實質上或心態上都還處在相當學術邊緣的階段,社會與行為科學本土化運動要到1980年代後期才逐漸成形。李亦園與楊國樞(19720)主編〈中國人的性格〉一書時,雖已標舉華人性格與行為之主題及內容,但基本上其研究、分析與解釋方式仍是西方式的;一直要到楊國樞與文崇一(1982)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之後,才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推動華人心理與行為研究之本土化走向,之後更擴大成為國際性之學術活動,延續至今。本土心理學運動之用語及內涵亦已從中國人與中國化之範疇,擴展成指涉更為廣泛的華人與本土化。

但楊先生並未自限於心理學一端,而他最為國人所懷念的,是他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所作的貢獻。那一代的讀書人一般而言包容性較高,具浪漫性格,追求信念與理想一以貫之,捨民主法治再無其他。威權及強人的概念,與民主法治的主張,是兩組對比強烈互相碰撞的概念,透過他們的闡釋與實踐,一直是我們當年在戒嚴時期得以獲得啟蒙的柱石。他身為台大自由派四大寇之一(還有胡佛、張忠棟、與李鴻禧),不計毀譽與安全,奮起作為當年黨外及當年台大的守護者,主持大學雜誌,在中國論壇、中時、與聯合頻頻發聲,心繫政黨政治的建立,協助呵護黨外香火,穿梭在街頭,穿梭在各個黨派之間。在那種戒嚴時代,祇有來自勇氣與無私,才會義無反顧去做這些事情的。

楊先生是一位聰明有彈性的人,跟他在一起可以嘻笑怒罵互逞機鋒。至於人情世故的練達,在他那世代並不少見,但很少能像他有那種始終如一的耀眼風格。解嚴之後他與有志之士馬上創辦澄社,在創立澄社集結有志之士頻頻發聲的時代,他的穩健與練達,舖就了一個得以均衡與寬廣論政的平台,瞿海源與我分別接下他的擔子出任社長,確實共同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他雖然參與這麼多大事情,但基本上卻是一位街頭害羞派的讀書人。「知識界反軍人組閣」運動,在新公園台博館靜坐三天,之後他當為代表被告,但從沒聽他說過任何怨言。嗣後在台大推動軍警不得進入校園,經1991年11月校務會議通過,後來寫入學校組織規程:「除校警外,軍、警未經校長請求或同意,不得進入校園,但追捕現行犯不在此限」。在澄社主辦台大哲學系事件20周年檢討會時,他出面協助主持,促成台大成立調查小組(楊維哲召集,葉俊榮是小組成員之一),做出調查報告,實質平反 。

解嚴之後,有勇氣出面的人愈來愈多,意識形態的檢驗卻愈演愈烈,楊先生是個自由人,從來不是意識形態中人,也許覺得階段性任務已了,他選擇優雅的淡退,回歸同行與學生群中,推動心理學本土化的基礎研究,培育下一代人才,在兩岸學界聲名日盛,可謂是一代學術人與一代教育家。

楊先生是一位君子型但有堅定看法有格局的教育家。他在台大長久的教育生涯、在參與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推動大學教育的宏觀規劃過程中,主張政學不兩棲、教育中立,主張應有培育下一代大儒的完整計畫,都是站在教育與學術的制高點上,倡導大學教育應有宏觀的推展方略。凡此種種充分表現出時不我予的急切,以及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是真正的大師風範。

他是我一生在參與公共事務上的思想導師,我常想楊先生一生栖栖遑遑,在學術與民主自由這兩條路上來回奔波,難道祇是因為那個時代的特性而造成的?應該也跟楊先生的個性及為人處世風格有關吧,假如不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哪會有家事國事天下事的事事關心!他的離去,雖然代表一個時代即將結束,但感謝楊先生,帶領大家穿過好長的風雨歲月,一起向前走,這一段時代教訓點滴在心頭,是永遠忘不了的。 

(作者為前教育部長,台大心理學系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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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村,胡卜凱,鄧维楨,孫隆基,何步正,黃樹民 (由左至右)


憶老楊 ☆作者:何步正

 

一九六八年,我在台大,唸經濟系。在台大附近溫州街,租房子。同居人有王曉波,黃樹民,陳秋坤,王中一和黃榮村。都是台大不同系的學生。經常來往的朋友,有鄧維楨,蘇慶黎,王拓,胡卜凱,郭譽先,劉容傑。是各路人馬的大本營。

鄧維楨已畢業。獨資辦大學雜誌,邀我當編輯。出文集,杜鵑花城的故事,大虧。雜誌出刊,鄧老是老板兼打雜,我是約稿編輯校對,一腳踢。曉波,王拓,卜凱,所有朋友都是推銷員,一律義工。四個月下來,全賠。

老鄧不幹了。我們僑生,我,邱立本,甄燊港,馮耀明,卓伯棠,共同集資,募款硬索,勉強出版了幾期。都是窮學生,無以為繼。張俊宏邀請青商會,獅子會資助,張襄玉也出資支持,直到環宇出版社接手發行,編輯社員擴充,大學雜誌才算納入正軌。

經常出席編務的編委有,楊國樞,丘宏達,陳鼓應,張俊宏,許信良,鄭樹森,何步正。鄭、何是政大台大學生,楊、丘、陳,是台大老師,張和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黨工。編輯部在張俊宏家。日常編輯開會是在羅斯福路台大師大之間的一家㗎啡室。

楊國樞是最負責任的編委,看最後大校,因此我和樹森經常要去台大心理糸他的辦公室談稿件。編委間,我們互相直呼名字,但和國樞見面次數特多,我和樹森覺得特別親切,就叫他老楊。有一次,國樞請我倆吃飯,説:你們為什麼叫我老楊老楊的呢,好像叫花王老楊一様。我和樹森一起說,我們改。

其實也是,國樞是系主任,我倆是學生。在系辦公室學生叫系主任老楊,是有點那個。之後,我稱呼他楊教授。相安無事。及後,開編輯會議,我們慣了互叫名字,鼓應,俊宏,信良。就這樣子叫。單獨稱他是楊教授,每個人都抬起頭來,那裏來的教授?這下子,國樞坐不住了。又請吃飯,就叫我國樞,成麼。自此,直呼其名。

好幾年後,我去心理系探望楊國樞和黃榮村。一起吃飯。楊是系主任,黃是老師。黃尊稱楊教授,我一下子還是老規矩,國樞。榮村瞪起眼睛看我,好無規矩。蓋我和榮村是同輩,都是學生輩。

國樞當編輯,十分專心盡力,比較敏感的內容,他會和我一起到印刷廠,看上機印刷前最後大樣,校對再三無誤,才簽字上機。

編輯事務上,看法容有不同,當時大家都稱心直說。萬一出事了,國樞也一力承擔,絕不避肩。

楊國樞兄是我看到的,在這個時代,難得一見的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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