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聲玉鐸

台灣人為什麼居危思安,處變不驚 ☆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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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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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個小島竟然找不出一個能夠團結全民的政治符號。包括國名、國旗、國歌、憲法、總統、任何機構、宗教領袖、甚至連對台灣歷史及血緣的認知都有歧異。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過去幾年筆者不時撰文示警台灣安全惡化,當時此類聲音很少,常被譏為「烏鴉」。最近「烏鴉」愈來愈多,僅我手邊外國政府、國會、及智庫的研究報告,堆起來就足足有一個人高。川普任內的國安顧問麥馬斯特日前甚至挑明,明年二月冬奧至年底中共黨大會,是台灣「最大危險期」。但台灣民眾似乎完全無動於衷。為什麼?

表面上看,台灣長期享受和平,警覺性本已很低。九六年美軍馳援台海飛彈危機,讓台灣人更認定「中共不會打」、「美國必來救」。但如深入探討,「無動於衷」的源頭似更深更廣,深的在人心,廣的在社會。 

九○年代台灣全民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都願追求民主化、務實外交、與兩岸和解;內部雖然迭起爭論,但普遍具有「生命共同體」的情懷。可惜千禧前後的政黨惡鬥撕裂了這個「生命共同體」。一次次選舉爭議(如錄影帶、槍擊案、走路工)重創政黨互信。對大陸政策的辯論(如九二共識、服貿)常常跳脫政策,直指國家民族的基本認同。延燒至今,台灣這個小島竟然找不出一個能夠團結全民的政治符號。包括國名、國旗、國歌、憲法、總統、任何機構、宗教領袖、甚至連對台灣歷史及血緣的認知都有歧異。 

不僅如此,民進黨選前壟斷「愛台灣」。選後利用公權力假「轉型正義」之名打壓「非我族類」,漠視他們對台灣的巨大貢獻,切割他們的歷史記憶,剝奪他們應有的切身權益。人心撕裂至此,如何期待大難臨頭時國人團結對外? 

「無動於衷」也與社會自我封閉有關,尤其是大眾媒體的集體向內看。在八○與九○年代,幾家大報與電視台都高度重視國際新聞,在華府等重要都會派駐特派員。這時期台灣民眾的視野開闊,比起日韓都毫不遜色。近十來年台灣經濟疲弱,媒體生態蛻變,國際新聞萎縮,國外駐點一一關閉,國人對國際政情的理解也碎片化,甚至扭曲。 

國內新聞也有責任。九○年代部次長經常開記者會,上電視,或接受報紙專訪。民眾充分享受知的權利,多半能說出部次長大名。千禧年後政務官退出媒體,慢慢連記者會都不開,躲起來「好官我自為之」,以致民眾叫不出幾個大官姓名。政務官遺缺起先還有立法委員補上,後來連他們也落居少數,讓位給「娛樂表演」的名嘴。淪落至此,難怪川普敗選,大半台灣竟如喪考妣。 

曾在台灣戒嚴與民主化時期發揮重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身影也愈來愈黯淡。資深學者專家發現多數政客及媒體只在乎立場與利益,不關心是非;談政策即使不選邊也被貼標籤,乾脆退出政策討論。年輕一輩為了生活,多半失去憂國憂民的豪情,全力拚寫一篇又一篇的學術論文,不碰公共政策。結果一整代金頭腦完全閒置在校園。 

智庫呢?它們在歐日韓向社會提供大量研究心得,在美國甚至供應三分之一的政務官人才。但在台灣,絕大部分智庫經費來自政府或政黨,只替它們默默服務;在社會既無聲也無影。這又牽涉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台灣雖號稱民主,但政府依然最大,公民社會依然微弱。民間企業只要和官員搭上線,就可以了解甚至影響政策,根本不需要捐款協助政策研究,或為國家培養人才。民間獨立智庫當然難有茁壯的機會。 

其中國防資訊匱乏的問題最為嚴重。由於國防部仍以職業軍人為主,文人極少,而民間專研國防的專家也如鳳毛麟角,軍人習慣長期守密,即使退伍後也守口如瓶,所以流進民間的國防資訊比起其他民主國家簡直少得可憐。 

既然一半人心冷,一半人眼睛半閉,台灣當然馬照跑,舞照跳。只是哪天真的出了大事,誰的責任? 

(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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