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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和西方政黨 究竟有何不同 ☆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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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社會裏產生什麼樣的政黨,有著深刻的內在原因。若翻開政黨史,可以看到政黨的誕生、演變的規律。時至今日,政黨數量越來越多,演變速度也越來越快。長期以來,因為中共與西方政黨有太多不同,所以很多受西方思潮影響的人認為中共遲早會崩潰,變得與西方政黨大同小異。但中共迄今非但沒有崩潰,還在西方政黨屢屢顯露出嚴重問題的同時,創造出發展奇蹟。這讓越來越多的人產生疑問,中共究竟與西方政黨有哪些差異?

 

歷史傳統與文化根基有別

在不同歷史和文化背景下誕生的政黨,意味著彼此產生的基礎和土壤不同,也注定政黨理念、組織型態及其建立的政治體制會大相逕庭。西方文明史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自那時起就存在城邦民主,且城邦國家林立,對外的海上貿易活動盛行。後來雖然出現過幾次大一統帝國,但存在時間有限,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貴族制。換言之,在西方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並未出現明顯的中央集權大一統,世俗政權的力量一直不太強勢,盛行「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謂國王只不過是最大的貴族或領主而已。即便是被人稱為專制黑暗的中世紀,也始終存在宗教權力和世俗王權的相互制衡。宗教改革後,世俗政權擴張,宗教神權退縮,但國王也必須聯合新興的資產階級才能一起對抗教宗。世俗政權的羸弱,使西方近代在反宗教神權和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並未形成對世俗政權的信賴,而是演化為一種個人主義本位的國家理性,強調社會契約精神,重視對個人權利的保護,限制國家權力,重視程序正義。

 

在不少研究者看來,正是因為西方缺乏中央集權大一統的歷史傳統,加之古希臘的民主文化淵源,所以在500年前地理大發現後,西方才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社會契約精神,形成一種「小政府、大社會」的傳統,並延續至今。

 

中國則是一部不斷走向大一統的歷史,雖然有過多次分裂,但最終趨勢仍朝向大一統,進而奠定中華文明的主體疆域。自秦朝以來,中國就摒棄周朝的分封制,建立在郡縣制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此後兩千多年裏,儘管分封制偶有復辟,但整體以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為主,而這套制度經歷了不同朝代的鞏固和完善後,在明清時期達到頂峰,既和古代「大一統」思想有效鞏固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發展,又使得中華文化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斷流的文化。

 

相較於西方文化中強烈的個人主義傳統,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文化誕生於農耕社會,形成了以「家庭」為中心的「家-國-天下」秩序,與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相輔相成,重視人倫和道德修養,強調「秩序」和「統一」,具有濃厚的集體主義傾向。在認知方面,與西方重視純粹理性不同,中華文化主張經世致用,強調實踐理性,孕育出豐富的道德文化。在國家治理方面,西方講求性惡論,發展出完備的法治系統,而中華文化推崇性善論,故存在重禮治教化、輕法治的傳統。

 

意識形態的差距

正是因為中西截然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根基,所以不同背景下產生的中共和西方政黨,自然在意識形態、組織型態和政治體制上存在明顯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觀點。

 

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指社會思想與制度等)的組成部分,會對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產生潛移默化的指導性作用,同時也會對經濟基礎產生反作用。尤其是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更對社會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西方政黨之間儘管並非鐵板一塊,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有著區別,但大多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即自由民主理論。該理論先是承認人的尊嚴和價值,認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主張群己權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主體,只要不侵犯他人,皆有自由的權利。在政治上,它既認為政府是避免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必要之舉,又擔心政府這頭「利維坦」(Leviathan,古代傳說中象徵邪惡的海怪)濫權,所以必須透過分權制衡和憲政,限制並規範政府權力。應該說,相較於容易釀成暴政的君主專制體制,這種理念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彰顯出自由和民主,因此不少人認為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

 (圖:Getty Images)(圖:Getty Images)

 

同時中共尊奉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非常重視人民的整體利益,有一種民本主義的思想,認為「民惟邦本」、「民貴君輕」和「民水君舟」;另一方面卻不迷信民主,也不贊同民治,提倡為民做主。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看來,社會多數人並不具備足夠的理性和能力進行民治,所謂「同是人,類不齊,流俗眾,仁者希」,故應該透過制度設計把德才兼備的菁英選拔出來,由他們來實現「保民-養民-教民」。至於馬克思主義(Marxism),本源自西方,卻與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諸多耦合之處,比如共同的集體主義價值,都重視歷史傳統與人的中心地位、都強調辯證思維和實踐理性,加之一些歷史原因,在中國獲得遠超過西方的接受度,重塑中國人的政治話語體系。

 

目前自由民主理論有西方強大的國家硬實力作為後盾,加之中共正陷入理論危機,暫時未能整合傳統文化、馬列主義和西方文明,提出一套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故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守勢。即便如此,若想理解中共與西方政黨的差異,就不能不瞭解其背後的意識形態。

 

政黨組織型態和結構有別

以組織型態和結構的嚴密化程度而言,西方政黨大體分為兩種:剛性政黨和柔性政黨。剛性政黨的黨章相對嚴謹,具有一貫性,黨紀相對嚴格,黨員實行登記制度,不能隨意參加,各級黨組織職權明確,黨的領導人有較大權力。這種政黨在歐洲比較常見,特別是傾向於工人群體的政黨多屬於此類,如英國工黨(Labour Party)和法國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柔性政黨的黨章則比較模糊,黨紀相對鬆散,甚至沒有黨員登記制度,各級黨組織職權比較隨意,往往在選舉期間才發揮作用,且主要以協助候選人競選為主,沒有實質領導權,美國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即屬於此類。

 

而中共的組織型態和結構則完全不同,它的黨章非常嚴謹、明確,黨紀十分嚴格,入黨程序複雜、門檻高,幾乎實行軍事化管理,在思想和行動上高度統一,嚴格禁止一切公開的或祕密的派系活動,各級黨組織屬於垂直管理關係,黨的領導人在民主集中制的架構下擁有最高領導權。

 

為什麼會有這種區別?差異在於西方政黨普遍產生於選舉民主體制之下,以程序正義為核心的法治相對完善,使得它們能夠透過和平的選舉運作掌握政權,而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盛行,注重個人的理性作用,嚴格的黨紀制度缺乏市場,加之西方社會的發展至今已相對成熟,治理挑戰相對有限。反觀中共誕生於一個有著數千年君主專制傳統,且內憂外患、軍閥常年戰亂不止的近代中國,它要面對的是「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挑戰,不是「要不要選舉」的問題,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問題,缺乏透過選舉以改變國運的條件。這種現實,令中共注定只能是一個列寧主義(Leninism)政黨和革命黨,而不是一個選舉黨。

 

對革命黨來說,要實現革命理想,必須在黨內建立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紀律,以達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效果。當然,像中共之類的列寧主義政黨革命成功、掌握政權後,又無一例外地面臨著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挑戰,特別是如何兼顧維持政治秩序穩定,還要展現多元和民主的困境。

 

政治體制的區隔

政治體制是國家結構形式,指國家的權力安排方式及國家機關之間的關係,也被稱作政權組織形式。西方政黨賴以維繫的體制是選舉式民主,國家權力透過選舉進行轉移和分配。此種體制注重權力制衡,有政府、社會與公民權的劃分,有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的縱向制衡,同時有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的橫向制衡,以及政務官和文官的分工。此外,西方體制強調政府的「節制性」,政府不能過度干預市場,屬於「小政府、大社會」的範疇。

 

而中共建立的政治體制屬於威權體制,一黨執政是基本特徵,權力只能在執政黨內部分配,且黨居於絕對的主導地位,是廣義政府的領導者和構成主體,「大政府、小社會」的特徵明顯。

 

當然,中共體制具有一定色彩的混合體制特徵,起主導作用的中共,有點像君主,匯聚名流的政協有貴族制特徵,人大和黨內民主制度又帶有民主制特色。只不過民主的成分相對有限,而這種治理體系也有待改進。

 

本文所述四方面,不在比較孰優孰劣,只是揭示出二者的差異。對中共而言,包括意識形態危機、亟待治本的腐敗,以及去專制化,都是必須克服的嚴峻問題,要透過借鑑和吸收人類社會已有的經驗以厲行改革。另一方面,那些長期受西方思潮影響的人士,也有必要放下意識形態的偏見,尤其是中共正積極透過中國崛起而傳遞出巨大外溢效應,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情況下,理解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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