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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難題」是科技史上著名的問號，中國歷史上的科技成就突出，但為何與「工業革命」擦肩而過？英國學者李約瑟以畢生精力推出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展現文明演進仰賴交流，此次香港李約瑟研討會就探討了公元三世紀前歐亞大陸文化與科技傳播的形態。
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是科技史上著名的問號，中國歷史直至清中葉以前在科技方面都有長足的成就，甚至長期領先於西方。但是，中國的科技成就沒有孕育出科學的知識論與方法論，科技更在清中葉之後便大幅落後於西方。西方出現「工業革命」之際，中國卻落入了科技的停滯。以至於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爆發之際，掌握科學的西方文明為中國帶來「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歷史何以至此？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始，以畢生精力追尋答案，推出了七卷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發現中國歷史上具有卓越的科技成就。這部書是文明傳播史研究的典範，展現文明的演進仰賴於傳播與交流，方能促成科技的昌明。因此，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李約瑟科技與文明基金會（前身為東亞科學歷史基金會）、李約瑟研究所在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共同舉辦了「李約瑟研討會——歐亞大陸與中國之間的早期文化與科學傳播」，探討在公元三世紀以前，歐亞大陸之間文化與科技傳播的形態。這次研討會上，也播放了中央電視台為李約瑟製作的紀念短片，可見李約瑟在中國的特殊地位。
李約瑟的遺產
研討會由李約瑟科技與文明基金會主席李勵生發起，與會者包括劍橋大學的馬丁鍾斯（Martin Jones）、東京大學的麥文彪、李約瑟研究所的梅建軍、香港中文大學的蒲慕州等，他們對於中國科技史與文明的關係都有長足的研究，報告題目遍及農業、考古學、天文學、宇宙論等，力圖展現公元三世紀以前，歐亞文明的早期文明交流全景，也展現了文明的交流除了今日常提到的「一帶一路」，也包括了歐亞大草原這條路徑。
發起人李勵生曾於劍橋大學跟從李約瑟進行研究，認為李約瑟「是常在思考之中，思考科學與世界互動的關係，對世界有敏銳的觀察」。李勵生亦認為李約瑟的可貴之處在於：「除了發現中國歷史上燦爛的技術成就，也注意到文化交流對於科學成就的意義。」同樣曾經協助李約瑟研究、參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三分冊寫作的唐立教授（Christian Daniels）則認為：「在中國一九二零至三零年代這段時間，中國尚沒有人能夠掌握基礎科學的情況下，他就強調了文明與科技之間的互動關係，並為之付出畢生努力。」會上對於李約瑟在文化交流以及開創研究中國科技史風氣之先的成就充分肯定，認為今日中國也需要延續這種歐亞文化交流的開放精神。
李約瑟與中國有特別的緣分，李約瑟始終相信「中國能對人類作出新的貢獻」，對中國未來懷有深切希望。李約瑟在中國得到的榮譽與掌聲非常多，唐立教授便提到：「中國人很容易記得他（李約瑟），其他國家的人則不然。」在中國，李約瑟被認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於二零零九年評選出的「中國緣．十大國際友人」的其中一位，與白求恩、薩馬蘭奇等人齊名。李約瑟在冷戰期間親近中國的表現，為他帶來許多榮譽的同時，也帶來相應的質疑，李勵生認為：「一個人走了，只放個標籤給他，是很不公道的。」反對把李約瑟生平化約為親中、親共，李勵生認為：「李約瑟先生不是這麼負面的人物，他是個左翼的自由主義者，不應該因為這些政治、思想上的原因，就給予他不公正的評價。」
文明、思想與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難題與錢學森之問並稱，是中國科學界難以回答，也難以迴避的問題。李約瑟難題不單是科技的問題，也是思想的問題。中國沒有「工業革命」的出現，中國古代有科技，而無科學，最為顯明的就是沒有出現西方的科學哲學，培根（Roger Bacon）主張的孤立實驗變項、經驗主義，以至現代科學主流所奉的否證主義等，一系列的科學知識論、方法論沒有在古代中國出現。要回答李約瑟難題，就必需面對這個思想上的難關。
為了回應李約瑟難題，同為劍橋大學教授的馬克．艾雯（Mark Alvin）就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工業革命，是因為中國古代出現了「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認為中國出現了可耕地擴大卻遠落後於人口增速的發展形態，因此廣泛存在廉價勞動力，因此中國文明在人口激增的情況下，技術發明難以刺激經濟發展，對科技的需求甚大，墮入了這個人口富足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而中國王朝興替長期都在恢復生產力後，步進「高水平均衡陷阱」，故中國士大夫對科技貶抑，稱之為「奇技淫巧」，因此沒有出現科學革命。
工業革命的里程碑是蒸汽機的發明及廣為應用，值得留意的是，李約瑟在著作裏證明了蒸汽機的技術基礎都幾近完備了，而且在著作裏，李約瑟提出許多具有現代機器雛型的中國古代科技，例如指南車具有自動控制原理，這種雛型與原理的發現在中國科技史上屢見不鮮，但總是無法轉化為現代化的關鍵技術。歷史學家金觀濤、劉青峰則提出「『大一統』技術結構」的觀念，認為中國傳統以來的研究，高度重視技術的發展，而輕視理論與實驗，而得以普及的技術則往往與大一統國家的存續具有密切關係，而中國古代的技術傳播都是通過大一統國家體系加以傳播。與此同時，與大一統國家利益不相符合的技術就難以傳播，相異的學術思想、理論發現、實驗成果就更難以傳播，因而中國古代技術失傳情況相當嚴重，輔以中國傳統盛行的「直觀外推」的推導因果方法，故始終無法進行知識系統化的積累，從量變而至質變，形成工業革命與科學系統的形成。
李約瑟難題無疑依然是中國科學的未解難題，馬克．艾雯與金觀濤的說法都是一家之言，未必能完全命中李約瑟難題的核心。即便在科技史上得出個較完善的答案，是否就證明中國文明不如西方現代文明，或者文明的優勝劣敗呢？這依然是社會科學家們終極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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