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 11月 12日，在广东诞生的一位「医生」所擘划「医国」的蓝图，百年后是在台湾实践了和平民主的大业。只因所带动的竟是大国武力霸争所引发遍地灾劫恐慌的世界。上医济世救人之道，必得引小国众民参与全球治理的「医世」，为人类承担「心」文明的治世。

      「革命『仍』未成功，同志『更』须努力!」旧大学未竟的志业，香火必得新大学承接。郑重邀请您的参与，就在这一天为「新大学」(TheIntellectual) 政论网站的成立，担任社务委员共襄盛举，为人类和平民主、公平正义的心力文明付出贡献。

       何步正：《大学杂誌》裡面有很多侨生港生，尤其是香港来的港澳生，如卓伯棠、梁焕钊、郑树森、冯耀明、甄燊港、邱立本、我，还有一些马来西亚侨生，如杨升桥。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没有所谓爱国教育，也没有所谓中华文化一类的东西，他主要就是为殖民地服务的教育。按道理嘛他跟中国文化接不上关係，但是那段期间裡面，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流亡到香港的中国学者、知识分子如钱穆、牟宗三、劳思光、秋贞理这类型的人。如钱穆说中华文化花菓飘零要在海外生根开花。
这类型流亡到香港的中国知识份子，提倡要说的就是要自由、民主、反对独裁。那时候《自由中国》杂誌就说自由、民主、反独裁。《自由中国》杂誌、有雷震、有殷海光这类型的人物，在香港的《中国学生週报》，大学生活月刊的秋贞理，胡菊人主要就是说自由、民主、反独裁，针对的是台湾的国民党、中国大陆的共产党。
那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影响之下，香港的侨生去到台湾念书，要自由、争民主、反独裁是基本的思想形态。郑树森、甄燊港、我和邱立本都是在那段期间参加《大学杂誌》的。但那个时候我们不过就是高中生刚毕业，还在大学唸书，一年级、二年级，所以我们办《大学杂誌》的基本信念就是：自由、民主、反独裁。还有一点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不要打垮一个政权，而是要在现有的政权裡面进行改造，让我们享受自由、民主，没有独裁。在这种心态之下，《大学杂誌》裡面有很多大学教授、当代的知识份子，跟我们侨生、学生在一起。
那时候也有一些本地生，本地生譬如邓维桢是原始创办人，另外王晓波、王拓、胡卜凯都是我们《大学杂誌》初期就积极参与的朋友们。所以《大学杂誌》基本上是一个很多大学生、很多在学校裡面教书的老师和社会上的知识份子，还有包括你在党部裡面一起工作的许信良、包奕洪。所以《大学杂誌》是一个，严格来说党外运动第一批，综合很多不同的人在一起的一群人，然后发展出来从党外、《台湾政论》，一直到《美丽岛》。《美丽岛》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从党外到康宁祥到黄信介先生，在这样的过程裡面，是一个党外力量的结合要求结束党禁、结束报禁，解严，是在个时候开始发酵。而真正发生力量是俊宏你们参与领导的运动，康宁祥、黄信介一起发起的党外活动。那您是当事人，所以你会有充分的能力解说、回顾，请你做一些那个时代的历史回顾和解说。

         张俊宏：没有错，《大学杂誌》应该是属于国民党极权、军事统治的巅峰时代裡面，尤其是《自由中国》杂誌被停刊、雷震下了监狱的时候，接踵雷震的《自由中国》杂誌、对国民党反对力量的在野的代表。当时在军事统治那种白色恐怖巅峰状态的时候，老实说，台湾年轻人没有几个敢站出来，所以胡忠信常说的，他在我家裡，和平东路九号之一地板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听我们在谈民主政治；一种是国民党特务。在那个恐怖时代裡面，在《大学杂誌》裡面，稿费也发不起，当然更不可能有其他费用，工作人员都是义工，当义工也不是那麽容易的，首先必须要不怕死。而在这个时候香港侨生就进来变成主要的骨干，他们不在乎而且也拥有那份热忱在《大学杂誌》裡面工作，何步正就是最典型的一个，邱立本、甄燊港、郑树森、梁焕剑这一批代表港澳侨生的进来，当时我们从事这个，刚刚步正说的，信仰自由、信仰民主、信仰台湾独特的选举。所以这种运动，就如同后来《美丽岛》杂誌的总编辑，虽然是挂着我的名字，我是省议员，整天忙着选民服务、忙着南北救火的情况底下，我没办法负责编务，陈忠信就问我一句话，《大学杂誌》，当时你们为台湾努力，后来产生那麽大的影响，当时的哲学意义在哪裡，你们始终没有把他彰显出来。我的回答是：当时作为台湾的知识份子，包括香港的朋友一起努力办这个杂誌，所想的不过是军事统治的结束，政治犯不要再逮捕，当时几乎没有人想到，台湾的民主化除了改变台湾的集权统治外还产生些什麽。经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都过去了，今天才发现一个小岛的民主化不只是结束台湾的军事统治，甚至改变了世界，这是当时完全没想到的。即使是今天已经把世界改变成这样，我们谈的，当年的奋斗者都会说，我有没有那麽厉害，我还要回去想想看，连已经造成今天世界的改变了，他都没有想，都还没有进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