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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稼祥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從極權體制走向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走向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他將中國的政治改革分為三個階段，並認為習近平已經在一步步著手實施。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部研究員吳稼祥，是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人之一，他長期關注中共政治體制改革進程。春夏之交，吳稼祥在北京接受了亞洲週刊專訪，他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從極權體制走向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走向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他將中國的政治改革分為三個階段，並表示習近平已經在一步步著手實施。
政治改革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以前從未有人想到是如此之複雜。吳稼祥指出：「二十世紀以來政治改革的一種模式就是全部推倒重來，這對於比較窮的小國家比較適合；第二種模式就是台灣的模式，執政黨主動退位，這個相對容易，因為它有選舉傳統。但中國這種改革，歷史上沒有遇到過，中國既不能走以前革命流血的道路，也不能走這兩種模式。」吳稼祥將政治改革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一個序幕，就有三大工程，第一個就是軍備改革，而「習近平的軍隊改革是最硬的骨頭，他首先啃的就是這個最硬的骨頭」。
第二個工程是「三平一通」，一「平」即「最弱勢群體和權貴階層要相對平等」，因此這麼多年一直要打壓權貴，五年內扶貧六千萬；二「平」則是「多數民主和少數民主的平等」，比如十九大代表團中西藏的代表是漢族的一倍。吳稼祥認為三月兩會通過的修憲草案，關鍵一條是讓省市級的人大可以有立法權了，「我們代表的是立法上面的聯邦制國家，各個省可以起草自己的法律了，而且還有三百個地級市有立法權。將來國務院的權力會下降，類似於台灣的行政院。把聯邦意義上的立法權交給地區，地區的壓力就會得到釋放，不同民族的心就會相對平坦一點」；三「平」就是中國和周邊地區的國家要相對和平，「因此中國的南海巡演通過了，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關係和解了，中國對印度一再忍讓的目的也是為了取得一個和平環境，抓緊國內改革」。而「一通」是指政要通，代表制就是讓人民可以充分發表意見，有可以反映問題的地方，但也是相對的，吳稼祥認為雖然跟言論自由條件下「通」的程度有差別，但是一定要朝著好的方面改善。
第三個工程被吳稼祥稱為「水利工程」。他表示：「中國是一個大國，特點是國家越大越要求專制，突然改革了，權威就降低了，而民主化就是打開閘門，民意的閘門一旦打開就是洪水，底下就全被沖毀了，所以這個情況下要修水利工程。水利工程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分級落差，國家比較大，最高權威到最底下，不要有那麼大的落差，比如一萬米的落差分為一百級，一級就是一百米，相當於把如同『廬山瀑布』的民意變成『山中溪流』，緩緩流動。第一步，就是把這個國家的權力結構調整為多中心治理的結構，所以權威一旦產生，不致於一下落到地面上來。包括長江三角洲、京津冀、粵港澳等幾個中心的成立，正在呈現多中心治理正在落實的跡象，是習近平在省與中央之間發展的新思路。立法權和代表制上的聯邦制具有這種工程的意義，分級開流，就不至於讓民意變成洪澇災害。」第二部分則是「渠道引導」，吳稼祥稱，水放下來後要引到稻田裏，不能引到麥田裏，即「民意走向應該有法制軌道導引」，所以十九大時決定成立「全國依法治國領導小組」，相當於政治上的水利部。
在鄧小平時期，政治改革主要是權力下放，國家權力從單軌變成雙軌，但吳稼祥認為，所有的工程重疊，而且還有衝突，會產生混亂不清的情況。他說：「黨政永遠不能分開，分開是起到一個過渡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讓黨不要代替天下，一元化領導是沒辦法實現經濟改革的，分開是讓黨的權力流失一部分到經濟上去，市場化才有了可能。無論怎樣分開，政和黨永遠是有衝突的。現在要做的是，以政代黨，黨向政併軌。」
吳稼祥強調必須把政黨權力變成國家權力，因為「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階段是將所有國家權力、政黨權力、軍隊權力法治化，而第一步就是國家化改革，不國家化，法治就是一句空話」。他告訴亞洲週刊，十九大報告裏出現「省級以下的黨政要試驗合署辦公」一句，而「合署辦公」就是國家化。政治改革最後併到「國家化」這一軌上，如果不併，永遠不可能民主。所有國家化完成以後，民主化才正式開始。
談及習近平，吳稼祥認為完全用數字來表述他這五年的功績：六千萬左右人脫貧，二百三十萬軍隊改制，十四億畝農田延長承包三十年，十三億中國人護照出國享受大多數國家十年簽證待遇，所有的育齡婦女可以生二胎，農民和工人可以平權，以前一張工人的票相當於十張農民的票。他感慨道：「中國如果能讓市場化在一個和平的環境裏，不影響經濟發展，完成市場化改革的話，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工程。在不導致社會動亂、不影響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完成民主化改造，那是一個更偉大的工程。民主的工程還沒有建，在中國現在還沒有制度的條件下，領袖是絕對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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