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週刊

中國權力繼承危機 ☆作者:黃宇翔

♦ 本篇文章轉載自 亞洲週刊。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1/7/5 

202130f01.png

劉少奇(左起)、林彪、江青、胡耀邦、薄熙來、孫政才 

中共建國後的權力繼承往往出現驚濤駭浪,甚至掀起腥風血雨,劉少奇、林彪、四人幫、胡耀邦、薄熙來、孫政才……關鍵是權力繼承無法透明化與制度化,有太多人為操作與偶然因素,讓中共權力繼承容易蒙上「政治不確定」的陰影。


權力繼承自古以來都是政治制度有效性的試金石,中共建黨一百年,也是建國七十二週年,建國後的權力繼承往往出現驚濤駭浪,甚至掀起腥風血雨,使國家前途籠罩在血色迷霧裏,關鍵還是權力繼承無法透明化與制度化,有太多人為操作與偶然因素,讓中共權力繼承容易蒙上「政治不確定」的陰影。

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經濟成就過人,治理能力有了顯著改善,權力繼承卻仍然是大問題。二零一二年,不足十年前,從胡錦濤過渡到習近平時代,就爆發「薄熙來事件」,背後暗藏危機。二零一二年候任領袖習近平曾經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十一天,引起了很多的猜測。

習近平執政九年,就打破了「七上八下(六十七歲續任,六十八歲退任)」的政治傳統,他修改憲法,打破了鄧小平定下的慣例,最高領導人的任期是兩屆,共為十年。如今習近平的統治,肯定超過十年,可能會延伸到二十年,即是執政到二零三二年。但之後的接班人是否順利?都為中共的繼承體制帶來隱憂。

胡耀邦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之一的孫政才也於二零一七年因為「清除薄王餘毒不力」下馬,最後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權力繼承的陰影仍籠罩在神州大地的上空,中國在近數十年取得世界矚目的經濟發展、抗疫成果,但權力繼承則是中共弱點的罩門,也是西方所說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

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繼承自蘇聯的「蘇維埃體制」,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時由全國人大常委行使職權,政府施政則由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行使。理論上蘇維埃體制奉行「集體領導」,政治局常委之間平等相待,都是「正國級」幹部,召集會議的總書記只是「同儕之首」(First among equals),並非領導各常委的「上級」。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集體領導」缺乏效率,如江胡時代九個常委,「九龍治水」,各自分管一塊,使事權分散,無從協調。

因此就出現了「領導核心」,「集體領導」就在一定程度演變成「個人領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毛澤東時代」,以至今日的「習近平時代」,都可以被視為「個人領導」的時代。不論蘇聯,還是中國,高層政治總在「集體領導」、「個人領導」之間徘徊,使得權力交接容易發生政治危機,綜觀中國每次權力交接,幾近都驚濤駭浪,法定「接班人」更有不少未克接班,又或者接班後中途下台,最著名的例子是法定國家主席劉少奇,就被紅衛兵批鬥至死,其中一次批鬥,劉少奇無奈地手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紅衛兵們抗議道:「我還是國家主席,憲法保證公民的人身自由。」結果國家憲法也無從保證國家主席的權利,被紅衛兵批倒下憂憤交加,只能以「劉衛黃」的名字死去,使人嘆息不已。

林彪則是另外一個悲劇,他是被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還寫進憲法,但最後還是在「伴君如伴虎」的情況下出逃,死在異國的空難。

權威的代際遞減

中國目前的政治秩序經常被理解為「新權威主義」,包括蕭功秦等學者曾主張中國要走過「新權威主義」的過程,及後才能作進一步政治改革。威權政治無可避免仰賴於領導人的個人權威,又或者像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歷史學家唐德剛就歸納出了「權威代際遞減定律」,意指第一代打江山的領導人有絕對權威,及後「魅力」則逐代遞減,需要在「魅力」以外建立新的「合法性」,更仰賴於政治傳統以及法理基礎。

綜觀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二年歷史,也大致符合這個發展方向,接班模式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自一九四九年起毛澤東時代至一九八二年的「十二大」,接班人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高層密室政治鬥爭決定。第二階段是鄧小平設立「隔代指定」、江澤民時代則加上「七上八下」、「七十歲劃線」的政治慣例,這些規則沒有寫在法律裏,但都是心照不宣的政治傳統,使得接班模式漸漸制度化。第三階段則是習近平時代,打破了上述由「魅力」轉向側重政治傳統、法理基礎的路線,重回魅力型權威領袖,既打破了「七上八下」規矩,可以終身擔任領導人,亦把原本「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孫政才拉下馬,舊的政治傳統被打破,新的政治傳統、法理基礎則未建立。

幾近中共每次權力交接都會發生政治風波,能成功接班的中共領導人甚至不超過半數,尤其是共和國前三十年以及八九民運前,即便擔任國家最高職務國家主席、總書記,也有很大機會被打倒,直到八九民運後,權力交接有了政治慣例可循,才較順利。以下以毛時代、鄧時代分為八九民運前後三部分繼續剖析。

毛澤東是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處於國家草創初期,國家法治未立,初期官員選拔皆以打天下功勞分配,中共八大後,受外國衝擊,社會主義法制發展停滯,到十年文革期間,更沒有立過一部法律,法治不彰,靠「政策」治國。權力繼承更是充滿隨機性的「宮廷鬥爭」,第一任指定接班人劉少奇在一九五三年開始就負責主持「一線工作」,已確立他的接班人地位,及後大躍進時期,毛澤東承擔責任「退居二線」,劉少奇在一九五九年正式接任國家主席,執政前後八年,但毛澤東始終想運用各種方法重新奪權,先是發動「四清運動」(「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發動「社會主義教育」,意圖重新在基層奪權。

「四清運動」被壓下去後,毛澤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打倒,及後劉少奇就被幽禁起來,送到河南開封軟禁後死亡。劉少奇之後,第二個接班人就是林彪,林彪協助毛澤東打倒彭德懷、劉少奇有功,在一九六九年第九大,確立林彪為接班人,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黨章,但旋即在一九七一年發動「九一三事件」失敗,墜機死於蒙古溫都爾汗。

毛時代密室政治隨意性

毛澤東最後選定的接班人是華國鋒任總理、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聯合汪東興、葉劍英等發動「懷仁堂政變」,打倒四人幫,及後鄧小平復出。隨後華國鋒因「真理標準大辯論」失勢,向中共中央請辭軍委主席、黨主席,中國進入「鄧小平時代」。毛時代權力繼承具有高度隨意性,往往在密室政治中處理,使得政變頻仍、政治運動頻繁。

告別毛澤東時代,經歷了數年的華國鋒管治,就進入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一九八零年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確立了「三駕馬車制」。「三駕馬車」源自俄文,即三個領導分工,鄧小平自任軍委主席;胡耀邦先任黨主席,再任總書記;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最高元首先是葉劍英擔任人大委員長,李先念則擔任榮譽性的「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總書記以及國務院總理構成新的「三駕馬車」。「三駕馬車」的權力結構也不穩固,黨總書記胡耀邦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之間,就常出現爭奪經濟權力問題,更致命的是在這之外,還有被戲稱為「元老院」的中央顧問委員會,「黨內民主生活會」更有時成為最高權力機關。黨總書記胡耀邦一九八七年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鄧小平家裏召開的「黨內生活會」被元老輪流批判,元老中只有習仲勳指出這種逼迫不合黨規,斥責這是文革手段,政治局於一月二十六日召開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請辭,但這不尋常下台情形引起廣泛不滿,埋下日後八九民運的伏線。一九八九年胡耀邦之死,引發八九民運,中央對八九民運處理手法起分歧,主張溫和解決事件的趙紫陽因此失勢下台,連帶當時最年輕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下台,失去潛在接班機會。

八九民運前的兩任接班人、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都因為政治事件下台。及後,鄧小平把接班人之位交給在上海處理學潮有功的江澤民,一改「三駕馬車制」的形式,把軍委主席、總書記都交由江澤民擔任,國務院總理則主責經濟事務,變成「雙元首制」,也確立了國家主席、總書記、軍委主席三權合一同樣由最高領導人擔任的慣例,與此同時,也確立「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制度。江澤民任內則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再加上「七上八下」、「七十歲劃線」,超過七十歲的政治局常委不得再連任,使權力繼承模式更有慣例可依。

接替江澤民的胡錦濤就是由鄧小平隔代指定,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則由江澤民隔代指定,走進了韋伯所說較仰賴政治傳統、慣例確立合法性的時代,鄧、江、胡三代的權力交接也較為順利,儘管從鄧到江出現了「楊家將事件」,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重新恢復改革開放勢頭,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之弟、實質掌握軍權的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率先在軍中提出「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引起不滿,楊尚昆及楊白冰因此在十四大被免去軍權,楊尚昆在十四大後退休,但總體來說權力交接則較為穩固。

從江澤民交棒予胡錦濤,就沒有像之前出現政治風波,接班過程極為順利。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交出國家主席、總書記職位後,江澤民還續任軍委主席兩年,軍權在手,監察胡錦濤施政,其親信曾慶紅也擔任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仍具有相當實權。胡錦濤年代九常委也被民間稱為「九龍治水」的集體領導,事實上作為國家主席的胡錦濤權力極為有限,自然政治交接較為穩定。

胡錦濤執政十年,始終受制於江澤民派系,胡錦濤因此在十八大之際決定裸退,不像鄧小平、江澤民那樣留任軍委主席,實際監督新任領導人施政。在權力交接的十八大前爆發了「薄熙來事件」,表面上是因為貪腐把薄熙來拉下馬。但直到五年後的二零一七年十九大期間,才正式把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以及徐才厚等被稱為「新四人幫」的集團定性為「篡黨奪權」,是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次以「篡黨奪權」形容黨前高層行為,也說明在從胡錦濤到習近平的權力交接期間,曾有政變陰謀發生,十九大的圖片展也說查處「薄、周、令、徐、郭(伯雄)、孫(政才)」六人是消除了「重大政治隱患」。

習近平新政打破慣例

習近平在十九大裏打破了自鄧小平、江澤民建立的政治慣例,十九大前把政治局最年輕政治局委員之一的孫政才拉下馬,打破隔代指定的政治傳統,在十九大也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並改變了「七上八下」、「七十歲劃線」的慣例,目前習近平很有機會打破做兩屆最高領導人的政治習慣,繼續執政下去。習近平的政治改革把舊有的權力繼承慣例打破,卻還沒有建立新的繼承制度,使未來權力繼承前途蒙上陰影。

習近平通過反貪腐、全面扶貧,重新建立一部分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合法性,這全仰賴於習近平的政治手腕以及他的個人魅力與威信「奇里斯馬」(Charisma),在他有生之年能維持這樣權威型領導,問題只是在他身後的接班人問題。

蘇聯經驗警示中國

參考蘇聯的經驗,當國家由個人領導轉向「集體領導」,也曾再轉向,回歸到傾向「個人領導」的情形,繼赫魯曉夫後,勃烈日涅夫就從一九六四年起擔任總書記,執政至一九八二年死亡為止,前後執政十八年,在勃氏任內,蘇聯國際影響力達到頂峰,「灰衣主教」蘇斯洛夫推出以「有限主權論」、「大國責任論」、「國際專政論」等理論為核心的「勃烈日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曾風靡一時,成為蘇聯老大哥控制衛星國家的合法性來源。

但在勃烈日涅夫逝世後。他的老同志們也垂垂老矣,老戰友蘇斯洛夫早於勃氏不足一年去世,較年輕的安德羅波夫六十八歲接班,儘管力圖改革,但在位僅一年就去世,及後七十四歲的契爾年科接班,在位一年亦去世。政治局逼於無可奈何,最終選出年輕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但個人威望、政治能量則遠遜勃烈日涅夫了,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教訓至今仍警示中國。

蘇聯、中國兩共產黨的高層權力繼承往往出於密室政治,接班人被打倒者有之,不少更劇烈地顛覆前任的政治遺產。反觀歐美民主政治,表面上有民主選舉,確保權力交接穩妥過關,但在近年來受到極右民粹力量興起的挑戰,也使這個過去被視為具有「法理正當性」的交接體制受到挑戰。過去歐美權力交接穩固,也在側面說明民主國家往往沒有真正的「權力轉移」,不論表面上在那個左傾、右傾的政黨手中,如美國的情形,分別只是被「新金錢」(New Money)的深層國家控制,或是被「老富人」(Old Rich)的深層國家控制,最終還是由極少數的資本家操弄,政治學者王紹光把這種被選舉篡奪的民主稱為「選主」( Electocracy),只有選舉的形式,卻沒有實現民主真正的內涵,帶來政治穩定性、賦予政權合法性。今年年初美國就出現了「國會山莊暴亂事件」,險些發生政變。

中國在七十二年裡經濟發展、近兩年抗疫取得長足成果,但在權力繼承問題上仍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甚至幾近每次高層權力交接都出現政變或政治風波,習近平在十九大後把建立了近二十年的政治慣例悉數打破,也礙於內外風雨如晦,受制於中美貿易戰的強大壓力,未能建立新的權力繼承模式,預料未來權力繼承,仍如改革開放一樣「摸著石頭過河」。 

 

 亞洲週刊  2021年27期 2021/7/5-7/11

202129j01.png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站立場 ♦ 

 

 

搜尋

追蹤我們

徵人啟事

41.png

稿約

43.png

新大學臉書粉絲頁

新大學臉書粉絲頁

QR code:

官方網站

web.png

LINE官方帳號

line.png

臉書粉絲頁

fb.png

趕食髦 Food Fashion Up

18836024_1698614263773063_6618469583031104682_n.png

「革命『仍』未成功,同志『更』須努力!」舊大學未竟的志業,香火必得新大學承接。鄭重邀請您的參與,就在這一天為「新大學」政論專欄網站的成立,再續熱忱共襄盛舉,為人類和平民主、公平正義的心力文明付出貢獻。 More...

© 2022 新大學政論專欄.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ed By Allst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