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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春,中國政策的最高議程應是什麼?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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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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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永年 | 新加坡國立大學

游海洪(採訪)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以經濟改革為主,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為輔。然而在經濟與政治改革不斷深化的同時,社會改革並沒有得到必要的重視。鄭永年先生從中國社會改革最應該關注的三個群體——知識份子、年輕人、中產階級的生存與思想狀態出發,在國際比較與歷史視野中討論了中國為何需要社會改革、如何啟動社會改革等問題。他認為,當前這三大群體的現狀都令人擔憂:其一,社會進步需要一大批思想獨立又心系社會的知識份子,但如今知識份子還在糾結“依靠誰”的問題,無形中成為權力或資本的附庸。其二,很多年輕人看不到機會,社會越來越固化,現在的社會是利於老年人而非年輕人的,尚未給予年輕人充分的上升空間以及足夠的發展機會。其三,中國社會發展需要中產階層來維繫,中國政策的最高議程應是確立社會政策,創造和保護中產階級,但不必把它高度政治化。像日本和新加坡,中產階級都是支持政府的,這與西方模式不—樣。中國是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就是以社會為主體的。如果我們不去主動建設社會,比起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中國的社會風險會更大。因而,社會改革比政治、經濟改革更重要,也更迫切。

本文根據採訪修訂而成,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19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重啟社會改革:改革關鍵期的三個群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以經濟改革為主,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為輔。近年來,尤其是十八大以來出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目前中國正逐漸形成一個以黨領政、內部分工合作的政治體制。然而,對社會改革的重要性卻一直不夠重視。長期以來,中國的社會改革都是融合在經濟改革的進程當中;但是在通貨膨脹、房價高企的經濟背景下,社會改革並未起到真正的社會保障作用。尤其是當經濟改革帶來的增長效應減弱,貧富差距加大、社會階層流通管道固化的現象開始冒頭時,如何通過社會改革讓人民擁有更切實的“獲得感”,會決定中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社會發展狀態。

中國社會改革的意義不亞於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後的經濟改革,但也遠比經濟改革要困難得多。除了優化社會政策外,中國社會改革最應該關注三個群體,即知識份子、年輕人、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作為社會中的高知人群,應當立足於當下的中國社會實踐,為中國的社會改革提供發展方案;年輕人是任何一個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之所在,沒有年輕人的努力奮鬥和不斷創新,中國的社會改革不可能有長足的動力;中產階級是維持一個社會穩定的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中產階級的規模和狀態直接決定了社會的穩定狀態。然而,在當下的中國,這三大群體的現狀都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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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知識份子該如何研究中國?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為社會帶來的既可以是積極的變化,也可以是破壞性的變化。一個社會發展的成功與否,與知識精英所承擔的知識責任是相關聯的。應當首先說明的是,我們這裡並不想討論科學知識,因為對科學知識的責任和倫理問題,科學家們已經有很多的討論。因此,本文的知識份子主要指的是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知識生產者,在這個領域人們生產的是社會知識。歷史地看,社會知識對社會的影響非常之巨大,但是對社會知識的責任問題,很少有人去討論。

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從來不是一句空話,而與我們每個個體的作為密切相關。在教育改革和智庫建設如火如荼的今天,知識份子們在知識貢獻方面的使命尤為凸顯。一個文明的核心就是能夠擁有解釋自己和說明自己的知識體系,也就是自己的知識認同。沒有一個強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識體系,何談強大的文明。所以文明的重建,關鍵就是要基於中國經驗重建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這是中國知識界的責任。它本可以促成中國知識界的偉大時代,但當中國成為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實驗場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卻進入一個悲歌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界存在的現象之一,是許多學者將研究重心放在理論上,人人都標榜自己是理論家,習慣于理論先行,或通過搜集、羅列一系列現象去論證理論。而事實上,社會科學不存在先天的理論,而是先有實踐,將實踐的內在邏輯進行系統化的闡述,才成為理論。古希臘時期亞里斯多德通過比較和分析古希臘各個城邦不同的政治運作方式,形成了偉大的著作《政治學》,這種通過比較和分析所得出結論被後世稱為“理論”。比如民主,它並非先天的理論,而是一種社會實踐;如產權等一系列現在被奉為最高理論的制度,也都是社會實踐的概念化。所以,社會科學的理論應當隱含在研究者的觀察當中,而不是用封閉的理論約束研究者本應當保持開放的知識體系,否則很可能是以既有的理論來曲解現實。

中國近代的知識體系大多是西方化的產物,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式均來自西方。用西方的視角看中國,這在很大程度上會歪曲中國。比如,黑格爾以歐洲歷史觀看中國,得出了“中國沒有歷史”的錯誤結論;馬克思把社會發展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但中國歷史上並沒有經歷過西方那種大規模的奴隸社會階段,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中國就更難說是封建社會了。馬克斯·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推動了資本主義發展,而儒家倫理阻礙了資本主義發展,然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卻證明了儒家倫理同樣可以發展資本主義。這種種對於中國的曲解,主要是由於中國與西方的哲學觀念不同,西方文明產生的觀念之一是政府不能干預經濟,即政治和經濟是獨立的,而在中國的觀念中,管理經濟是政府的主要責任之一。西方到現在為止,理解中國幾千年歷史基本只有一個出發點:東方專制主義。現在各種版本的集權主義、權威主義都是從這裡衍生出來的,這怎麼能正確認識中國呢?

導致中國社會科學界被西方理論“殖民”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知識份子的自我定位出現了偏差。中國古代有“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每個階層各安其分,但近代以後,“士”階層遭遇困境。中國古代講究“學而優則仕”,“士”階層既是知識份子又是政府官僚,科舉制度廢除之後,知識份子做官的通道沒了。晚清以來,康有為、梁啟超等一批知識份子走上了改良改革的政治道路,孫中山創立的國民黨以及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都吸收了大量知識份子為革命貢獻力量,但和平時期知識份子該何去何從,現在仍在探索之中。

在西方傳統中,追求知識、創造知識是知識份子的終生追求,而中國至今還未形成這種理念。中國的知識份子如今還在糾結依靠誰的問題,要麼依靠政權,要麼依靠資本,心甘情願地成為其他事物的附庸。這種依附型知識份子是當下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的主體,他們從來沒有把創造知識作為自己的使命,缺乏自己獨立的定位,這是最悲哀的。人類的思維能力是沒有邊界的,但一旦依附於權力和利益,思維就有了邊界,知識就沒有了想像力。中國社會的進步取決於超越權力和利益之外的獨立知識體系的出現,這是中國未來知識體系建設的最低條件。因此,中國的變革和社會進步,需要一大批思想獨立,同時又關心社會的知識份子,他們的努力並不是為了權力或者其他利益,而是為了理解和解釋世間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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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80年代與當代青年

在很大程度上說,近代中國知識體系的西方化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今年(2019年)正值“五四運動”100周年,評價“五四運動”需要從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兩個角度來看待,“五四”之前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移風易俗,打破了傳統社會不尊重人權的弊病,具有很積極的意義。然而隨著“五四運動”進入政治化階段,其內涵發生了變化。就像歐洲的文藝復興為18世紀的啟蒙運動奠定了文化基礎一樣,早期的“五四運動”就像中國版的“文藝復興”,但後來卻在沒有足夠文化啟蒙的情況下,直接跳到了政治啟蒙,從而產生了激進化的後果,這導致中國至今仍然沒有確立現代版本的人文主義。中國真的需要一場“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不是一味排斥西方,而是對西方思想的相容並蓄和創造性挪用。宋朝時期二程、朱熹就曾將外來的佛教文化整合進儒家傳統,西方的文藝復興也是如此,從古希臘文明中提煉出民主思想,從阿拉伯世界中探索科學理念,從東方世界尋找世俗理性……所以“文藝復興”不應當是單個國家傳統觀念的復興,而應當是開放的、對各種具有普世性價值的人類優秀文明的復興。然而,中國如今的“文化復興”更多是本國傳統的復興,而且沉渣泛起。曾經被“五四運動”否定的“牛鬼蛇神”“封建糟粕”又紛紛湧現,諸如女德班、小孩念經班等,有些國學教授穿長衫馬褂上課——難道穿西服就不能學國學嗎?反觀日本,曾經所謂的“脫亞入歐”其實是假像,日本只借鑒了西方工具性的內容,對自身的文明保留完善,在現代化過程中堅持了自身的主體性。

80年代被認為是繼“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事實上,80年代與“五四運動”是一脈相承的,如果說“五四運動”是第一波西方思想在中國大地的文化爭鳴,80年代則是第二波。1949年以後,共產黨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中國基本排除了除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西方其他主義;在80年代,西方的其他思想重新湧入,又回到了“五四”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但依然沒有形成中國自己的主義。中國的政治啟蒙還是在用西方思想來啟蒙。

近代以來,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再到80年代的思想浪潮,主力軍都是青年。可見,青年人的參與是每一個新時期社會改革的內生動力。但今天中國青年的集體狀態卻讓人感到憂慮。所謂的“佛系”青年,體現出很多年輕人在生活面前放棄抗爭的態度,更不關心社會改革和國家命運。日本的情況同樣堪憂,500萬宅男,不要性生活,不結婚,不要小孩,這些社會現象值得我們深切警惕和反思。

年輕人不關心社會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大環境的改變。如今社會生活平穩,短時間內不會出現大危機,因此年輕人沒有面臨國家危亡、個人饑飽的問題,不需要再思考宏大命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看不到機會,社會越來越固化。這可能是危機來臨的前兆。中國現在的社會是利於老年人的,而非年輕人。中國用二三十年的時間走過西方國家一百多年的路程,這也意味著中國把未來幾代人的資源提前消耗了。所以,當下很多年輕人選擇在家“啃老”,並非因為他們主動“偷懶”,而是因為當下社會並未給予年輕人充分的上升空間以及足夠的發展機會。

現在這代年輕人面臨的社會與以往也大不相同,其最顯著的趨勢是資訊超載。年輕人所接觸到的資訊大都來源於興趣推送,這種所謂的興趣化、個性化的內容推薦,其實類似於一個蠶蛹,不知不覺地將人們裹挾其中。在資訊繭房當中的年輕人十分危險。所以未來人群很可能會出現兩極分化,少部分人越來越聰明,大部分人越來越愚昧。當然,並不是說現在每個年輕人都不思考,有些年輕人也在思考,而且最有成就的一定是獨立思考的那些人,但相當一部分年輕人的困境應該重視。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有沒有前途,在於是否給年輕人前途。我們必須要健全社會政策,要完善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制度,要給年輕人以機會。阿爾伯特·赫希曼曾在其著作中探討“鐘擺的情緒”,書中講到法國1968年革命,年輕人在公共空間造反遊行一段時間後厭倦了,退到私人生活,不再關心社會事務。然而一段時間後對私人生活也厭倦了,因此又重回原先狀態。我相信中國也是如此。我不認為當前多數年輕人會一直“佛系”下去,但是這確實代表社會存在問題。如果年輕人放棄希望,這個社會也將沒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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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實施與中產階級的關係

“五四運動”以後,民主的概念在中國已經深入人心。我認為中國不一定要用西方的方式來滿足民眾的政治參與需求,但民主的推行必須建立在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上。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從比較的角度更可以看到這一點。和所有傳統社會不同,近(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結構特徵就是橄欖形社會。這個社會結構是近(現)代化的最主要的和最了不起的成就。這個轉型和中產階級的形成主要由兩個因素促成:一是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二是社會主義。簡單地說,資本主義造就了中產階級,而社會主義保護了這個階級。

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追求發展和財富最有效的機制。在西方,表現為自下而上的工業化直接導致了中產階級的形成。很多歷史學家都曾說明了這樣一個邏輯: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中產階級;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這是對西方發展經驗的描述。資本主義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為社會帶來大量的財富,造就一個中產階級。但是,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所有社會關係貨幣化,包括中產階級,所以資本主義不能為中產階級提供任何保護。

如何保護社會?保護社會是社會主義在歐洲起源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沒有社會保障、醫療制度、教育、勞動保護等社會主義手段,中產階級就不可能生存下來。當然,如果沒有中產階級,政府的社會治理就沒有穩定的基礎。在西方,儘管政治上實行多黨制,但就政策來說,則是“一黨”的。任何政黨,不管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如果不能照顧到中產階級的利益,都難以執政。西方各國政黨政府輪換頻繁,但政策表現出驚人的連續性,同時政府的更換也沒有出現社會的不穩定,這背後都有中產階級的功勞。

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一直被視為屬於東亞模式。但在保護社會方面,中國似乎離東亞模式很遠。以比較成功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例,和西方比較,這些社會都屬於後發展經濟,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比西方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而在和中產階級的關係方面,東亞社會的政府也和西方的不同。政府不僅要創造一個中產階級,而且也必須對這個中產階級提供有效保護。在亞洲社會,政府花費很大的精力促進經濟發展,同時非常注意社會群體的收入公平,在歐美國家發生過的巨大的收入差異並沒有在亞洲發生。

與此相應,在歐洲發生的大規模的勞工運動在亞洲社會也沒有發生。這些都和政府的作用有關。很多亞洲社會能夠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裡走完西方社會花了上百年的時間才走完的道路,這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分不開的。在西方,中產階級比較獨立於政府,但在亞洲社會,中產階級對政府的依賴性就很強。在很大程度上說,歐洲的社會主義是通過工人階級運動自下而上“逼”出來的,工人階級通過“選票”或者“街頭運動”等機制把自己的利益表達於政治過程之中,從而促成了原始資本主義向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但在亞洲,政府一方面大力採用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機制,另一方面又自覺地引入社會主義機制來保護自己培養起來的中產階級。

一些人認為,現在的中國處於中產階級發展的黃金時期。如果從經濟發展速度來看,或許這樣。但實際上中產階級的生存空間正在受到各個方面的擠壓。第一,以GDP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增長破壞了中產階級的社會基礎,而中產階級的缺失轉而又變成了可持續經濟發展的瓶頸。沒有中產階級,哪來消費社會?沒有消費社會,哪來可持續經濟增長?第二,社會基礎不穩定,中產階級的缺失意味著收入差異和貧富分化。這就容易造成社會群體之間的互相對立,暴力行為也會容易發生。第三,執政的社會基礎變得狹窄。

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中產階級來維繫。同時,中產階級也是政治穩定的基礎,缺失中產階級意味著缺失執政基礎。因此,中國政策的最高議程應當是確立社會政策,創造和保護中產階級。無論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是社會穩定,都取決於一個健全的中產階級的形成和壯大。所以,社會建設是重中之重。中產階級是很重要的中國社會主體,我們不必把它高度政治化了。總有人覺得“中產階級”一定要跟政府分權,實際上則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產階級都是支持政府的。因為中產階級是政府培養出來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這跟西方的模式不—樣。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就是以社會為主體的。如果我們不去主動地建設社會,比起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中國社會的風險會更大。因而,社會改革比政治、經濟改革更重要,也更迫切。

結語

今天,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面臨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從國際經驗來看,任何一個處於轉型期的社會都會出現重大的社會問題,但如果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積累起來,最終就會造成社會失序的局面。保衛社會,重建社會秩序、開啟中國的社會改革是唯一的選擇。在中國的社會改革中,如何改變知識份子的現狀、匡正定位,形成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和話語;如何為年輕人創造機會,發動年輕人的力量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動力;如何讓中產階級獲得更強的安全感,擴大中產階級的規模,使得中國社會改革的基礎更加穩固,這些問題並非是這三大群體內部能夠自己解決的,而需要政府的重視和投入。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的建設已經刻不容緩,中國如果要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改革,也必然要通過改革來重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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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縱橫》4月刊目錄  

特稿

01.功能貨幣論與中國經濟的高品質發展

史正富

中國經過約 10年的經濟增速下行,持續地努力化解前期形成的種種失衡;時至今日,轉入新增長通道的機會已經出現。有錢:因為儲蓄率還處於高位;有物:巨大的過剩產能和迅速擴大產能的超強能力;有市場需求:大約10億農民及低收入階層進入中等收入水準的巨大消費潛力;有投資機會:五大發展理念中蘊含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積累以及富有活力的民間投資。

封面選題:全球風險時代的國家治理

在這場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中,中國政府率先以強有力的防控手段,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3月底逐漸控制了國內的疫情。中國的疫情防控,既保障了中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和中國經濟的發展格局,也為世界各國的防疫爭取了寶貴的時間。但是,我們一方面要看到社會主義舉國體制在這場防疫人民戰爭中發揮的巨大功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應對這種現代社會突發風險的過程中,當前中國的治理體系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結構性短板。
02.雙重社會轉型時代的國家治理難題|強世功

03.從抗疫“總體戰”反思工業動員與工業文化|嚴 鵬

04. 高流動性與低組織化——中國社會危機治理的雙重挑戰|劉炳輝

05. 公共衛生專業化治理如何可能?——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談起|曹東勃、葉子輝

06. 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王紹光

歷史觀

07.商人治國——從貿易到戰爭的邏輯|殷之光

世界觀

08.塑造“新美利堅”——美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社會歷史根基|牛 可

美國世界地位的升進是19世紀末以來最重大的世界歷史事態之一,其中的核心環節正是美國國家(state)的轉型和擴張——這也經常被表述為美國大政府的創生。冷戰史家也認為,美國之所以打贏冷戰,大可以歸因於它的“國家”的成功變革。這本是一種常識論斷。但“二戰”以後美國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的主流卻是:美國國家的研究議題,一直被政府、政治體系和政策過程之類的議題所替代和擠壓,也被廣為流行的社會中心觀和反精英主義所消解或遮蔽。

09.美國工會怎麼了?|閻 天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10.國家資本主義在摩洛哥|張玉友

國家干預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摩洛哥發展模式兩大核心要素。在摩洛哥語境下,國家更多的是指代以國王代表的王室集團。在發展模式上,國王哈桑二世在獨立後就選擇了受西方國家認可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時通過特權階層充分干預經濟活動,集中國家有限資源發展經濟。進入21世紀,隨著國際資本的湧入和全球化的深入,穆罕默德六世將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擴大化,採取了限制性的自由化改革,創造了大量國家冠軍企業來管理國家經濟。

11.伊朗行記:日常生活的水與火|黃婧怡

新國史

12. 從“猓猓”到“彝族”——龍雲身份變遷的歷史過程與現代啟示|趙 崢

在“現代國家”的眼光和視野之下,“民族”不僅僅是用來編戶齊民、徵收賦稅的輔助性符號,更是對民眾進行組織、對社會進行改造的重要動員工具,族群身份也勢必要隨之經歷由模糊到清晰、由流動到固化、由個人選擇到國家設定的轉變歷程。而中國對現代國家觀念衝擊的吸收和轉化,至今仍處於進行時。龍雲的族群身份與角色變遷,正可看作這一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

觀察

13. 文明對話應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對“一帶一路”沿線文化交流的反思|管世琳

文明對話必須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不能讓維護本土意識和自我認同的初心走向狹隘乃至封閉。那樣的話,文明對話就變成了徒有其表的自說自話,人文交流也將陷入“內卷化”的泥淖,重蹈西方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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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6期,根據鄭永年教授專訪內容改定,採訪人游海洪,原題為“重啟社會改革:改革關鍵期的三個群體”。圖片來源於網路,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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