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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三大紀元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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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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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韓)金容沃 譯者/朱立熙

出生於1948年,早年畢業於高麗大學哲學系,後來相繼獲得台灣大學哲學碩士、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碩士、哈佛大學哲學博士、韓國圓光大學漢醫學士,被譽為韓國國師。1999年底,他在電視台開講“老子與21世紀”的哲學節目,風靡全韓國,不僅收視率空前,連金大中總統都是他的忠實觀眾。金容沃先生的專著《中國:人類最後的希望》《中庸:人類最高的智慧》即將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作為研究古代經典的學者,我一直被如下問題深深煩惱,即如何把中國古代經典做成讓韓國年輕人可以讀的書。因此,我最近正進行著龐大的註釋作業,已經完成的有《論語》《孝經》《大學》,目前正埋首於《中庸》的韓文註釋。

我出生於韓國,而韓國是一個小國。出生在小國的人再怎麼努力用功,所能發揮的影響力還是有所局限。但是,出生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在大國出生、拜大國所賜的機運而成長的各位,一定會成為“大人”,而不會成為“小人”。因為是出生於大國,雖然必須經歷激烈的競爭,但只要站上領導的地位,在同樣努力之下的各位,當然能擁有極大的影響力。若想想中國的未來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人類的未來,各位一定要成為“大人”。所以,中國的責任是很艱鉅的。我們可以這麼說,中國選擇何種歷史進程,將會決定人類的未來。過去唐朝的文明非常開放,融合了世界多個地方的成就,而且非常華麗,也將華麗的文明成果跟周邊國家分享。當時中國是具備主導世界文明資格的領袖。

現在北京大學有一個“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學術機構,院長是杜維明老師,他是我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的主考官。他曾經提出“中國文明三大紀元論”(Three Epoch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有趣論述。我受到他論述的啟發而有過許多的思考。第一紀元是孔子所創造,孔子把自己之前的中國文明傳統加以整理,而創造了新的文明紀元。不過,許多人只要想到中國文明,都會把它當作是悠久的古文明而引以為榮。但是在人類的古代世界中,中國畢竟不屬於古文明。就古老的程度而言,殷墟的甲骨文與埃及尼羅河邊吉薩(Giza)的大金字塔,在相同的時間範疇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中國文明在古代世界中,是屬於最近世的文明,它的偉大性並不在於歷史悠久,而是在於它打破神話的桎梏,創造了人文文明的革命。從孔子的血統來看,他雖是殷代的後裔,卻能擺脫殷朝的宗教桎梏,開創周代人文文明新的集大成。他力圖通過詩歌來探究文明的核心。他說“述而不作”,實則是透過“述”(Transmission of the Grand Tradition)來“作”(Creation of a New Humane Civilization)。所謂“作”,是意指為人類存續的文明價值創造新的轉機;“作”就是擺脫神話的人文作為。

第二紀元是由朱子這個人物來代言。當然,這個紀元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夠完成的。中唐時期的韓愈、李翱,以及北宋的史學家司馬光,還有與他同時代的周濂溪、張橫渠,以及二程等先驅,由於朱熹集他們的時代精神之大成,因此一般都將朱子視為第二紀元(The Second Epoch)的主角。在第二紀元,有來自天竺與西域的重大挑戰,印度的佛教成為這個挑戰的核心。但並不只是佛教而已,許多西方的文明與佛教一起進來了。而且,基督教也從波斯傳來。從波斯傳來的基督教被稱為“景教”,它在唐朝有多麼盛行,從現在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可以得到證明。說到基督教,儘管各位可能都會聯想到明朝的利瑪竇(Matteo Ricci)或是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或清初的湯若望(Adam Schall)等人物,但在他們更早之前,波斯的薩珊王朝(Sāsānian Dynasty)滅亡之際,在當地蓬勃發展的基督教被唐朝大舉吸收,對唐朝文明的興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教雖然是印度人所創的宗教,但是它一被傳到中國,就經歷了被徹底中國化的過程。複雜的唯識哲學也被翻譯成適合中國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詩,印度佛教多元的教義與論述,經過天台宗與華嚴宗龐大的中國化論述之後,最後昇華成為禪佛教非常簡潔獨特的詩的境界。印度佛教的主要概念在漢譯的時候,都藉用漢文蘊藏的概念來表達其義,而被稱之為“格義”。因此,我主張,中國佛教基本上是格義佛教。所以,禪佛教可以說是格義佛教的巔峰。禪佛教有名的公案集《碧巖錄》,可以說就是佛教的“論語”化。孔子與他的弟子進行的問答,在此以禪的形式表現出來。

由於波斯王朝的滅亡,使得景教只能在中國發揮如同羅馬教廷的中樞控製作用。於是基督教也被徹底中國化,景教幾乎與佛教或道教一樣被中國化到無法分辨的程度。

朱子學並非如馬克思唯物史觀所認為的,是幼稚的“客觀唯心主義”的一個理論體系,而是經歷上自漢代下至唐代的多元文明的挑戰,創造了主體性新理論的第二紀元,正是人類文明的新範式。歷經基督教、佛教、西方文明的多元挑戰,同時新創立了可與其匹敵的中國價值觀。朱熹找到了自己的四部經典,足以媲美西方的宇宙論、認識論。就是所謂的“四書”。《大學》把握了儒學精神的大綱,《論語》發現了儒學的根底,《孟子》展現了儒學邏輯性發展的樣貌,《中庸》體現了儒學形而上學所有的微妙價值。這是朱熹所提示的四書讀書法。他還為四書做了新的註釋,做出所謂《四書集注》的天下名著。這部《四書集注》支配了東亞文明七個世紀之久。

現在我們要談第三紀元(The Third Epoch)。第三紀元的主角是誰呢?究竟是誰創造了第三紀元的主軸呢?第三紀元的背景跟第二紀元的背景相同,有西方的挑戰。但是,這次的西方挑戰比印度或者波斯更加遙遠,就是來自西歐帶有很強烈的演繹性體系的文明。其中,宗教也帶著更加強烈的演繹性教義傳來,科學也在數理上,以很縝密結構的演繹邏輯做基礎。啟蒙主義以來形成的所有西歐成就,席捲了中國。其中最強烈的是自然科學、資本主義、民主主義,以及西歐的生活習慣和思考方式、價值體係等這些東西。那也是形成西歐近代的一切價值,這些價值跟中國本土的價值發生衝突。其中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的“天下主義”蛻變成為“民族國家主義”。現在沒有人將中國視為“天下”。各位也很清楚地了解,中國現在是一個國家。這也是從小民族主義的藩籬來思索的。這真是驚人的變化。

在我上述列舉的三種強烈挑戰中,中國放心地接納了自然科學。在中國儒教的世俗價值和西歐的科學之間,沒有理由發生任何衝突。本來,超越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那些衝突的第三個因應方案,應以“共產主義”的形態接納。不過,“共產主義”也不是中國的,那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對策在西歐所給出的替代方案。

假使孫文的辛亥革命壓過袁世凱的複闢野心,獲得成功的話,共產主義是沒有機會在中國取得勝利的。孫文的挫折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結果成了塑造中國共產運動的溫床。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取得勝利,李鴻章心懷屈辱締結《馬關條約》時,日本已經向各國宣告自己已進入世界列強行列。同時,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浮現,彷彿是日本的國策。日本的脫亞入歐,意味著存在於亞洲的日本,搖身一變成為蹂躪亞洲的怪物。日本的脫亞使亞洲淪落成為侵略的對象。而中國這個亞洲大國也淪落為一個弱國。同時,中國成為地球上被殖民的第三世界的代言角色,獲得對抗壓制的歷史正義。非常成功地打開這根本性僵局的偉大革命,正是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運動。韓國眾多的獨立鬥士也為了這一運動,不惜犧牲性命。各位知道在太行山十字嶺戰鬥中,幫助鄧小平脫逃的勇敢戰士,是叫做石正尹、出身於慶尚南道密陽的韓國人嗎?還有,你們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以及《延安頌》的作曲者鄭律成,也是出身於全羅南道光州的韓國人嗎?

毛澤東的功,是無法被後來的過給謫貶的。文革的過失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被充分提及。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反省,給予很高的評價。毛澤東以共產革命的主體勢力來設定“農民大眾”,這是對西歐共產主義的中國“格義”。在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腦海裡根本無法產生這樣的構想。中國的共產主義不再是根據蘇維埃的指令而行動的運動。參與長征的中國年輕人冒死渡過瀘定橋時,他們不是為了唯物主義辯證法而捐軀的。因為共產主義是讓中國從帝國主義的魔掌中解放,為祖國帶來光明與希望,所以大家奉獻生命。共產主義優於意識形態的是懇切的希望,先於理想的是迫切的現實。因此,中國的年輕人應該自覺到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專政”的綱領,是無法拋棄的歷史必然。中國共產黨1921年在上海創立,之後成立紅軍;依靠共產黨和紅軍的努力,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中國共產黨不是自由民主世界所說的一個政黨;它不是組成議會政治,以獲得維持權力為目標的多數人的集結體。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專政在某些情況下,也是不可拋棄的中國歷史的必然。

我認為現在高喊“改革、開放”的中國共產主義,有必要更徹底地進行“格義”。再說,中國的共產主義也沒有任何理由必須是西歐的“共產主義”。中國共產主義的出發點,本身不是出於如同宗教教理一樣,信奉西歐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communism)來自拉丁語的“communis”,著重在“共有”的意義。有必要塑造非“共有主義”的“共產主義”,使其成為更徹底的中國理念。“共產”的“產”,換句話說是“生生之謂易”的“生”,永遠是“創造性的創造”(Creative Creativity)。那是富有的大業,日新的盛業。如同在第二紀元,印度佛教本質性轉化成為中國禪佛教,共產主義現在則需要變成“禪共產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西方世界的人們就說是“中國的崩潰”(China's Disintegration)。後來中國開始躍進,又說是“中國的威脅”(China Threat)。但近來中國儼然躍升為強國,所以就異口同聲提出“中國模式論”(Chinese Model),說“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可是,中國青年們應該看清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模式”並非單純的讚揚,背後也同時有著不斷想要牽制的陰謀。

我們提到人類的近代性,大致上以“產業革命”或“法國革命”為起點。不過,19世紀的近代性主軸總是在歐洲。人類重要的近代性價值、制度和概念,發生在19世紀的歐洲。19世紀的主軸到20世紀,被美國文明帶走。但所謂“中國模式”的終極意思,是說中國文明擁有20世紀美國文明的主軸性。19世紀歐洲文明的模式換成20世紀美國文明,其過程沒有本質性的轉換。使19世紀歐洲文明的產業主義效率達到極限的,是美國文明。可是20世紀的美國文明轉換成21世紀的中國文明,其過程應該也伴隨歐洲文明—美國文明之類的幅度變化,同時意味著誕生本質上與歐美文明不同的新範式。以我個人的想法,上海浦東無法代表這樣的新範式。那隻會引起競爭、破壞、掠奪、泡沫、戰爭。在此所要求的,正是對中國“人文精神”的新闡釋,創造出可以贊助天地化育的新文明。

克服20世紀美國文明的綱領,絕對不是個容易的問題。各位請想想看吧!構成我們現代生活的文明利器,大部分誕生在美國。電器、電話、汽車、飛機、計算機、集成電路、網絡等等,這些決不是單純的物理性的革新,它們是道德性的作為。那是跟孔子所說的“作”一樣的作為。再說,20世紀的美國文明比起其他的文明,具有明顯的道德優勢。我們就拿爵士樂來說說吧!接納黑奴的旋律,創造超越傳統古典音樂和聲法的新爵士和聲法(Jazz harmonics),創造出人類普遍喜愛的即興音樂樣式。各位朋友,你們果真能夠超越這種美國的開放性、多樣性和創造性嗎?所謂的“中國模式”,不是叫做中國的這個國家獨特的模式。那是意味著雖然由獨自的構思出發,卻獲得能夠說服全體人類的新普遍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儘管有1300年的基督教傳教歷史,中國的基​​督教徒卻不到75萬。但是,聽說現在中國基督教徒超過1億。中國基督教徒顯然比中國共產黨員更多。這是怎麼回事呢?如果跟韓國人說這樣的事情,大部分韓國人會大喊哈利路亞萬歲,並拍手叫好。但是身為韓國思想家的我——杌金容沃,儘管我是基督徒、神學家,卻對中國前途感到憂慮。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惡劣的韓國保守教派在中國非法傳教,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事實上,更大的問題是共產主義理念不像基督教理念那樣,提供中國大眾心靈的滿足感,這成為一清二楚的證據。這實際上是很重大的問題。基督教在它發源的西歐文化圈,已經是喪失生命力的死宗教。它的生命力是透過美國黑人文化和第三世界來維持。其中最紅火的事例,是韓國的基督教。不過,耶穌教和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問題。耶穌教顧名思義,是“歷史耶穌”(Historical Jesus)的教誨,現代神學稱之為“耶穌運動”(Jesus Movement)。但“基督教”卻意指,歷史性存在、名叫耶穌的人,他是上帝之子;信奉名叫“基督”(Christ)也就是“彌賽亞”(Messiah),信奉早期使徒的信仰體系。耶穌教的出發是教會,就是艾克利西亞(Ekklesia),同時也可以跟耶穌無關。耶穌教雖然是耶穌常識性的箴言(logion),基督教卻是和受難(Passion)、復活論(Resurrection)、复臨論(Second Coming)、末世論(Eschatology)有不可分的關係。那是神話的結構。

我不諱言地告訴各位,中國不可以接納基督教。中國也不能跟梵蒂岡再復交,中國未來永遠不能承認梵蒂岡的權威。中國文明的可能性,只在於發現非神話性、原創的耶穌運動。基督教不能被高壓的手段給排斥,因為越排斥會變得越強烈。但是中國基督教徒的擴增,會成為顯示中國共產黨限度的一個測度計。各位在你們自己的人生中,應該要克服所有神話的虛構,徹底實現豐饒的實事求是的人文主義。21世紀人類的課題,也可以歸結為儒教和基督教兩者的對決與融合。那也可以是美國文明和中國文明兩者的對決與融合。在人類的精神史上,如果基督教成為主軸吸納儒教的話,那會是人類的災禍,中國文明的獨自模式無法存在。我們應該嚮往的是以儒教的人文傳統為主軸,吸收基督教。這是一道非常不容易的課題。這也是我要告訴各位背負在你們肩上的第三紀元的主要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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