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

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挑戰與政治哲學的重構 ☆作者: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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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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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 |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導讀】將西方思想和實踐與中國現實和傳統相結合,是20世紀以來中國歷史進程的一個典型特徵。擺在當代中國學者面前的難題是,如何將這一過程上升到理論高度,在中國文化的框架裡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創造新的中華文明。

本文認為,20世紀的革命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階段。革命打破了舊的社會結構,擴大了人際交往範圍與政治參與,為工業化提供了條件,就此而言,歷史給予了中國共產黨改造中國的機會。而後中國共產黨通過改革開放,回歸務實主義的哲學傳統,實現了社會經濟巨變,也實現了自身的“中國化”:中國共產黨不再是西方意義僅僅代表部分利益的政黨,而是通過民主集中過程,成為全民族利益的加總機制。

作者指出,當前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實踐與理論之間的張力。從儒家學說出發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我們理應充分認識中國傳統中的務實主義、個人與秩序相平衡、賢能主義以及德治等優秀成分,並與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文化的其他優秀成分對接,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和哲學理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以儒家政治為體,重構黨的理論體系,是黨完成中國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華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關鍵一步。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3期封面選題專欄“建黨百年與理論創新”,原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現代中華文明的建構》,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新的中華文明

在過去兩千年裡,中國經歷了兩次外來文化的衝擊,一次是佛教的傳入,另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佛教對中華文化的衝擊有限,但中華文化花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對佛教的吸收:具有高度中國特徵的禪宗成為中國的主流佛教宗派,而理學通過吸收佛教個人覺悟的修行方法改造了傳統儒家學說。與之相比,西方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衝擊是全方位的,覆蓋技術、生產組織、政治制度、文化和哲學等方面。自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處在這個衝擊之中。這個衝擊如此猛烈和深入人心,以至於直到今天,西方文明是“歷史的終結”這樣的想法,仍是許多中國人的“常識”。然而,我們更應該做的,不是把中華文化變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像歷史上對待佛教那樣,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部分價值,把它們變成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被迫向西方列強打開國門。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燒毀圓明園,清廷上下這才開始覺醒,洋務運動應運而生。甲午戰爭中清軍的慘敗讓有識之士意識到,僅僅“師夷長技”不能救中國,制度變革是必由之路。但之後的變革沒有挽救清政府,新生的共和政府也無力維持一個長治久安的共和政體。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中國帶來新的希望。在五四運動的浪潮之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黨的宗旨是在中國實現馬克思的構想,打破舊有的社會結構,建立無階級差別的新社會。外敵入侵迫使黨與各界合作,首先完成救亡的任務。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黨開始對中國社會實施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些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党放棄蘇式社會主義教條,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黨的總目標。在哲學層面,回歸中國的務實主義傳統,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實踐層面,採取中庸和漸進的改革策略,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混合經濟的轉型;在政治層面,延續中國傳統的賢能主義,建立幹部隊伍的選拔體制,選賢任能成為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顯著標誌之一。

中國共產黨是西風東漸的產物,但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奧秘是將西方思想和實踐與中國的現實和傳統相結合。擺在當代中國學者面前的挑戰是,如何將這一過程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在中國文化的框架裡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創造新的中華文明。如同消化佛教衝擊一樣,中華文明能否成功消化西方文化衝擊的標誌是:如果不刻意深究,中國人已經不再注意到西方文化的存在。這個目標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但從今天做起,非常有必要。2021年是承上啟下的一年:既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也是中國向著第二個百年目標——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邁進的第一年。總結党在百年裡的成功經驗,創建新的理論,以期在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之時形成新的中華文明的理論雛形,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義不容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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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文化衝擊下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 

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遠超佛教。佛教的母國印度並不比中國擁有更先進的文明,而西方文明無論在技術、經濟和社會層面,還是在思想層面,對中華文明都有壓倒性優勢。1840年被迫打開國門時,儘管中國的經濟體量排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也不比西方低多少,但那是農業文明支撐的,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仍然停留在古代社會層面。當時,西方已經歷了啟蒙運動的洗禮,開啟了現代化的征程,進入工業文明階段,生產力實現了指數級飛躍。面對西方的強勢衝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註定不會一帆風順。在動盪的年代裡,中國社會需要一支強有力的領導力量,但清政府、北洋軍閥、國民黨等均無法承擔起在中國建設現代國家和推動現代化的任務。直到俄國十月革命後,以北京大學為主陣地的一批知識份子,開始認真介紹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最終于1921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自我定位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黨的一大給黨確定的任務是消滅階級,在此之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党聯合第三國際,黨的事業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黨的一大雖然提出了改造中國的任務,並為這個任務確定了標準和時限,即“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為止”,但並未觸及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之後中國該走向何方。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全面實踐黨的一大確立的綱領,在全國發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會改造運動。土地改革實現了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夙願;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工業生產的私有制;婦女解放運動讓廣大婦女走出家門,提升了她們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地位;識字運動和教育普及大大提高了國民,特別是底層民眾的人力資本水準,增加了社會縱向流動性;愛國衛生運動遏制了困擾民眾的傳染性疾病,低成本、廣覆蓋的醫療衛生制度提高了民眾的健康水準,大大降低了嬰兒死亡率。今天,多數國人對這些成就沒有感覺,把它們視為理所應當之事,但橫向比較一下就會發現,能夠和中國做得一樣好的發展中國家(地區)寥寥無幾。

以在許多方面都與中國極其相似的印度為例。兩國的人口數量相當,都是人口大國;兩國都有悠久和璀璨的文明;晚近的歷史也極為相似,新中國1949年成立,印度1947年獨立;在立國之後的幾十年裡,兩國都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都採取了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然而,到1978年時,兩國的成就卻有著天壤之別。印度此時仍是一個窮國,中國雖然更窮,但在其他方面遠超印度——成人識字率比印度高25%,人均期望壽命比印度高12歲,嬰兒死亡率比印度低50%中國唯一比印度做得差的是高等學校入學率,中國的高校學生數量要到2002年才超過印度。但這一方面是“文革”的後遺症,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兩國教育發展策略的不同:中國重視為廣大民眾提供基礎教育,印度更重視精英教育。儘管兩個國家都積極推動工業化,但中國的成績遠高於印度:在製造業占GDP的比例方面,中國比印度高23%;在製造業就業比例方面,中國比印度高4.3%。這些為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後的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今天,我國的製造業增加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強,超過美國和日本的總和;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之前的積累,這個成就是難以想像的。

如何評價20世紀的中國革命?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肯定的是,20世紀的中國革命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階段。有些保守的自由主義學者認為,中國在清末錯過了君主立憲的機會,是造成中國社會百年動盪的原因。這種觀點,如果不是認識上的錯誤,也僅僅是一廂情願的歷史浪漫主義遐想。事實上,自乾隆之後,清朝皇帝的個體生命就一代不如一代。但兩千多年的帝制、清朝近三百年的統治,不會輕易讓位給一個共和國,革命不可避免。這是歐亞大陸國家從古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過程中常見的現象。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最重要的差別是工業化、社會結構扁平化、政治開放、超越血緣和地緣的人際與社會關係以及思想層面的理性化。革命打破舊有的社會結構、擴大人際交往範圍、擴大政治參與,因此為工業化提供了條件。如果沒有革命,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會更為艱難。相較之下,那些沒有發生革命的國家(如印度次大陸上的國家),要花費更長時間去消解古代社會的制度遺留,它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也緩慢得多。

歷史給予中國共產黨改造中國的機會。黨本身就是西風東漸的產物,党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推行的社會改造,也是實踐西方文化中的一支(馬克思主義)的結果。就引進西方思想並付諸實施而言,近代中國沒有一個組織能夠與中國共產黨相媲美。但這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對西方文明的有選擇的吸收。當然,党在新中國成立後實施的社會改造中也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有些錯誤的後遺症可能持續很長時間,其中最重要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在革命時期,這種否定是必要的,因為舊制度是依託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進入建設時期之後,黨更需要的是長治久安的理論以及促進經濟建設的實踐。

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

在未來的歷史學家眼中,鄧小平的最大功績恐怕是引領中國共產黨回歸中國。這首先體現在對“階級鬥爭”的重新定位上。1981年6月發佈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真總結了黨在前三十年的經驗與教訓。1982年,黨的十二大重新界定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後,我國社會存在的矛盾大多數不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其他矛盾應當在解決這個主要矛盾的同時加以解決。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黨的任務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工作的重點,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應當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並且按照生產力的實際水準和發展要求,逐步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應當在生產發展和社會財富增長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城鄉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準。”

階級鬥爭不再是主要矛盾,社會改造的任務已經完成,不能依靠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今後黨的實踐。鄧小平帶領黨從社會改造轉向經濟建設,指導其實踐的是中國的務實主義哲學傳統。1978年5月開啟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當時針對的是“兩個凡是”;事後來看,這是中國共產黨脫離教條、走向務實的新起點。馬克思成長於德國的思辨哲學傳統之中,卻自覺超越思辨哲學,特別是在撰寫《資本論》時,他使用了大量實證方法。但對於中國人而言,他的理論仍然太抽象,特別是他關於終極真理的理論,在中國這片崇尚當下生活的土地上,很難生根發芽。鄧小平的改革實踐是從樸素的認知出發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意識到,教條式地執行馬克思主義已經讓中國落後於周邊國家,引進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自我革新的必由之路。

下一步的問題,是如何實踐。鄧小平的“貓論”恰逢其時:只要目的是合意的,採用何種手段是次要的。在上世紀80~90年代,幾乎所有改革都是為了解決當時最急迫的問題。農村改革是由農民和基層幹部為解決溫飽問題發起的,很快就從“包產到組”演變為“包產到戶”。這一改革之所以最終能夠打消領導人的疑慮,是因為它幾乎在一夜之間解決了中國的糧食供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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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農村改革的鼓舞,地方和中央的財政關係也開始實施“分灶吃飯”的財政包乾制,極大提高了地方的積極性,為1994年開始實施的“分稅制”改革奠定了基礎。漸進式改革成為中國改革最重要的特色,這在1984年秋開始的城市改革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城市改革的核心是從計畫價格向市場價格過渡,具體辦法是“價格雙軌制”:計畫內的產量仍然使用計畫價格,計畫外的產量使用市場價格。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定價的範圍逐步擴大。在正統經濟學家看來,這種“一物二價”現象是行不通的,因為會催生黑市和倒賣計畫內產品。黑市和“倒爺”的確出現過,但價格雙軌制總體上成功了,讓中國避免了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價格雙軌制下的市場軌為鄉鎮企業創造了生存空間,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的農村工業化進程。進入90年代,以1994年匯率並軌為標誌,價格雙軌制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價格改革完成,新一輪改革圍繞國有企業展開。與農村改革一樣,這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來自國有企業對地方政府財政造成的壓力。廣東順德和山東諸城率先開始國企改革,原因都是國企連年虧損,地方財政不堪重負。1995年,中央出臺“抓大放小”政策,國企改革在全國鋪開。

上述實踐都先於黨的理論;官方意識形態總是追認已經被證明是成功的實踐。作為對農村改革的認可,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1993年10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回應鄧小平南方談話,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不僅是對已有改革的承認,而且還對後續改革起到了指導性作用。90年代的改革加快了中國走向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步伐。改革成果在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得到了體現,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被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02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大上,“三個代表”理論寫進黨章,這一理論提出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經歷90年代的改革,中國社會和經濟發生了巨變,“三個代表”理論正是對這些變化的回應。在“三個代表”的旗幟下,党向各個階層的人士敞開大門。中國共產黨不再是西方意義上僅僅代表部分利益的政黨,而是為各種利益訴求提供表達的場所;通過黨內的民主集中過程,黨本身變成了各種利益的加總機制。

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

當前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大挑戰,是黨的實踐與黨的理論之間的張力。在理論層面,中國化剛剛起步。党的理論要回歸中國傳統,難度很大,畢竟反傳統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主導思想。但是,站在建黨一百周年的節點上,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後衝刺階段的起點上,是時候在理論層面認真對待中國傳統了。這要求我們充分認識中國傳統中的優秀成分,並與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文化的其他優秀成分對接,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和哲學理論。筆者認為,中國傳統中優秀的政治和哲學成分有務實主義、個人主義與秩序之間的平衡、賢能主義以及德治。

(一)務實主義 

中華文明和中國人的第一特質是務實主義。中華文明的主體在黃河流域發祥之時,這一區域比現在要潮濕和溫暖得多,屬於亞熱帶氣候,水草豐美,植物和動物眾多。我們的祖先因此養成了一種樂觀和入世的人生態度,很早就開始讚美人間的生活,所以《詩經》才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樣優美的愛情詩句。自然青睞我們的祖先,因而我們的祖先沒有對神的敬畏,只有對現世生活的憧憬。因為不信神,中國人不相信永恆的真理——這是務實主義的第一要務。西方世界的許多重大衝突,都是因為相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比其他人的更值得追求造成的,無論是十字軍東征,還是三十年戰爭,抑或美蘇冷戰,都起源於信仰的不同。務實主義會消解這種衝突,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因為信仰而發生的戰爭。

在和平時期,務實主義拒絕教條,為制度和技術創新打開大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創造世界,這是改革開放得以實施的先決條件。與此相一致,務實主義拒絕把手段作為目的,而是從目的出發,只要目的是合意的,採用何種手段是次要的。映射到現實層面,這意味著制度應以服務於人和社會為目的,制度本身不能成為全社會信仰和追求的終極目標。這與西方把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作為終極目標完全不同。對於一個務實主義者來說,評價一個政體是否合意的標準,是它能否實現正當性目標,而不是它的形式。自由主義民主能夠實現一些正當性目標,但不是全部,因此不應該成為“歷史的終結”。

(二)個人主義與秩序之間的均衡

現今的一般觀念認為,中國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這與清末民初革命者和思想家的觀點相左。孫中山認為,中國社會猶如一袋馬鈴薯,一個個馬鈴薯相互獨立且相互碰撞。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是基於血緣和地緣的小團體社會,西方社會則因為宗教團契形成市民社會。這些先賢的觀點比現今流行的觀點更符合實際。因為沒有宗教,中國基層社會一直是建立在血緣和地緣基礎之上的。佛教曾經短暫地在個別地方打破了這種格局,但隨著佛教的中國化,血緣和地緣還是在中國基層社會佔據主導地位。在家族與政府之間,中國社會少有其他社會團體。在基層,主導中國社會的是以家族為單位的個人主義,道德規範的維繫必須有血緣和地緣關係為基礎。超出血緣和地緣紐帶,中國社會就必須依賴政府維持秩序。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強政府正是基層家族個人主義所要求的,中國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是老百姓以服從權威換取秩序的表像。

這與西方特別是英國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國,在王權還沒有佔據主導地位的時候,宗教和習慣法法庭就已經成為基層社會的主導力量,它們是介於個人與王權之間的中間組織,起到了組織和管理社會以及對抗王權的作用。中國社會缺少這樣的中間組織,大型社會動員和組織都需要政府直接操辦。由此,在中國建立問責政府比西方更加困難。但中國的個人主義+強政府的治理模式也有自身的優勢:一方面,中國人崇尚個人努力和成功,這使得中國人較容易接受個人價值這樣的自由主義原則,也容易產生企業家;另一方面,一旦需要,社會容易聽從政府的調遣,在危急時刻容易形成社會合力,有助於成功化解危機。中國億萬富豪人數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應對疫情也比西方更加成功,就是證明。

(三)賢能主義

中國式個人主義的一個後果是賢能主義。不同于西方單一的人性論,儒家認為,人性是多樣的、流變的和可塑的。人生而不同,但除極其聰慧和極其愚笨之人外,其他人的成就取決於個人後天的努力。對於儒家來說,不存在抽象的平等,因為一個人最終擁有什麼樣的才能和成就是個人努力的結果,抽象平等忽視了努力的作用。儒家只承認關係平等,在社會分配方面,主張回報與努力成正比,這與亞里斯多德的比例平等有相通之處。這種人性觀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深刻和持久的。在個人層面,它表現為對個人成就的推崇;在政治層面,它表現為政治賢能主義,即要求官員具備與其公共職位相匹配的道德和能力水準,職位越高,要求越高。從西漢的察舉制度,到唐宋形成的科舉制度,再到今天的幹部選拔制度,政治賢能主義始終貫穿其中。

一個民族的任何優點,也一定是它的缺點。賢能主義也不例外。它最嚴重的缺點有二:一是缺乏對個體先天差異以及家庭和社會環境的關照,在獎勵個人成就時會忽視個體和社會偶然因素的作用;二是弱化社會群體意識,強化個人主義對社會共同體意識的排斥。在國內,強政府可以部分彌補這些弱點;但在海外,這些弱點就造成了華人“只顧自己”“不關心政治”“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形象。

然而,賢能主義可以成為當代西方民粹主義的一劑解藥。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本來不是單純的民主制,而是混合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共和體制。但是,“一戰”之後,特別是蘇聯解體之後,民主開始佔據主導地位,並演變為今天的民粹主義。為回應戰後民主化和民權運動的衝擊,西方知識份子在理論上為進一步的民主化和均等化提供依據,為上述變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純粹的民主制都無法獲得理性的政治決策。對於任何社會來說,長期來看,放棄政治層級和賢能主義原則,都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中國的政治制度可能無法在其他國家完全複製,但其背後的政治賢能主義卻是其他國家可以借鑒的。相較于完善民主,重新引入賢能主義、完善共和體制,才是應對西方民粹主義的出路。

(四)德治

以往對中國政治的一個批評是,中國只有“人治”而沒有“法治”。這個批評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因此完全否定人治,過於武斷。世界上沒有完備的法治,因此總是給人治留下空間。問題不是要不要人治,而是要什麼樣的人治。中國政治史告訴我們,德治是指導人治的根本原則。對於儒家而言,國家治理的最高目標是“仁”。“仁者,愛人。”仁政就是為天下百姓服務。要實現“仁”,統治者自己必須首先具備很高的德性,不僅能克己復禮,而且能判斷什麼是“仁”。與當代西方民主強調對政府官員實施問責不同,中國政治強調政府官員的責任。問責是對官員施加的被動約束,責任是要求官員必須主動為民眾服務。前者因此會弱化對官員的道德要求,後者卻要求官員必須具備較高的道德水準和能力。兩者都不能走向極端:前者過於極端,就會出現特朗普這樣的總統;後者過度強調官員的能動性,就會導致官員對民眾權利的侵犯。在現代社會,以法治為基礎,以德治要求官員,應該是最佳組合。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

改革開放以來,黨加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是西風東漸在中國留下來的最顯著的成果,是中國吸收西方優秀文化的證明。然而,如何定義“中國特色”,仍然是一個待解的問題。前一節表明,中國文化擁有具有世界意義的特質。這些特質應該成為構成“中國特色”的元素。問題是如何把這些特質組合起來,形成一種政治哲學。當今的世界文明,是軸心時代的延續。在那個激動人心的時代,中華文明大放異彩,為後世留下了無盡的思想資源。構建中國自己的政治哲學,必須從那個時代尋找資源。就政治哲學方面的潛力而言,儒家學說無疑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學說。從儒家學說出發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是最可行的方案。

與中國的務實主義傳統一致,儒家對人性的認識來自對人的經驗觀察,而不是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樣來自理論構建。人性是人的普遍特性的集合。但是,這種普遍特性是個人特性的集合,而個人的特性取決於一個人先天的材質、後天的環境和個人努力。現代心理學也告訴我們,個人在生理層面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是先天和後天因素累積造成的結果。因此,談論普遍的人性沒有多大意義。每個人最終形成的人性是不同的,這一點對於政治過程非常重要。

政治參與的最小單位是個體,它涉及個人的德性、知識量、判斷力和執行力等多方面因素。由於個人成就不同,不是所有人都應參與所有政治過程。政治層級是不可避免的,不同層級需要不同的個人德性和能力。越高的層級涉及的決策越複雜,因此需要更高的德性和能力。為此,官員的選拔不應該全部交給民眾決定,而是需要一個中央機構來完成。作為選拔機構,中央機構本身的官員也必須具有很高的德性和能力,正因此,中央機構也為國家提供大政方針。但是,中央機構的權力必須受到民選的主權機構的約束,它的人事任命和大政方針必須經由主權機構同意方可實施。這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是仁,中央機構的決策如果有利於仁的實施,就會不憚於交由主權機構審議;其二,中央機構把決策交由主權機構議決,可以消除民眾對中央機構是否誠心實施仁政的猜忌。在這裡,主權機構的主權是被動的,它不主動提出立法和人事任命,這與自由主義民主的主權不同。與自由主義民主一致,主權機構之下設立行政機構(政府)。此外,為防止中央機構濫用權力或出現決策失誤,還需設立一個諫議機構,專門負責監督中央機構的行為。

國家治理的目標是在各政治主體之間取得平衡,為社會提供秩序並實現特定的社會目標。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把社會目標交由多數選民決定,這不一定是社會的最優選擇,因為合意的社會目標未必由多數選民所掌握。上述儒家政治架構的核心是中國傳統的政治賢能主義,但同時也納入了西方的民主以及權力制衡因素。這樣一種共和體制有利於實施合意的社會目標,也可以防止任何權力的獨斷專行。它與自由主義有許多相通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樣保護基本的個人自由。但是,它拒絕抽象的平等,只接受比例原則下的平等。由此形成的儒家自由主義,既繼承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又比自由主義更真實地反映現實,因此更可能在現實中得到實施。

當代中國政治體制與上述儒家政治結構高度重合:中國共產黨是中央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主權機構,國務院是行政機構(政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諫議機構。黨在理論層面的中國化,必須從吸收儒家政治哲學開始。馬克思主義本身是西方改造原始資本主義的產物,傳入中國之後,成為黨戰勝舊制度及其一切從屬勢力的武器,也為黨改造中國社會提供了理論依據。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原始形態不適合作為黨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指導,我們要做的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此外,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中華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中佔據一席之地,就必須向世界展示自己獨創的文化。如何在保持馬克思主義精髓的前提下構建黨的新理論,是党在百年華誕之際最重要的任務。一個可能的取向是,區分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實踐,繼承前者而揚棄後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兩點與中國的務實主義及儒家的中庸思想有相通之處。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核心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剝削理論。在資本主義早期,生產相對簡單,資本與勞動的分野比較明確;但在當今全球化的生產和交換格局之下,資本和勞動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按要素分配被證明是較有效的社會分配機制。中國的實踐也表明,建立按要素分配的市場機制,是改革開放的成功秘訣。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以儒家政治為體,重構黨的理論體系,是黨完成回歸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華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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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3期封面選題專欄“建黨百年與理論創新”,原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現代中華文明的建構》,篇幅有限,內容有所編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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