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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到底有沒有衰落? 中國人應有清醒認識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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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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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來源於當代美國評論 ,作者王緝思

【導讀】近年來,美國國內社會政治問題頻出,國際表現反复無常,引發全球關注。東西方很多人感嘆美國正在衰敗,也有很多人反對唱衰美國。對於這一問題,究竟怎麼看?

在本篇訪談中,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指出,近十年來,美國的國際地位相對於中國確實在下降,但對中國以外的國家而言並未明顯下降。較之於以往的霸權國家,美國現有的各種優勢使其不至於快速衰落。當前美國的軟實力大不如前,其政治衰敗是歷史上少見的,但這尚未嚴重製約其經濟和科技發展。美國移民的增多加劇了種族衝突,但移民也賦予美國發展後勁。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雖然不會立即導致其霸權地位的動搖,但卻會影響外交政策邏輯。受制於國內政治極化,拜登政府的外交路徑實際上和特朗普政府相差不大,美國外交中的民粹主義色彩將會持續,對外政策也會更加強硬。

他也指出,中國是美國認定的首要“競爭對象”,但許多美國人並不認為中美競爭將導致“新冷戰”,因為中美矛盾與當年的美蘇矛盾不同。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強調要增強自身實力,聯合盟友共同製衡中國,同時也在等待甚至刺激中國“犯錯誤”。因為美國認為未來的競爭主要是國家治理能力較量,誰能不出現明顯失誤,誰就可以經由對手失誤而間接獲勝。對於近期關於台海問題的擔憂,王緝思認為美國底線並未改變,其對台海衝突的介入程度,主要取決於兩岸互動的方式和規模。在中美長期相持的背景下,對美國保持清醒客觀的認知十分必要。

本文原載《當代美國評論》2022年第1期,原題為《美國內政外交演變的表現與動因——王緝思教授專訪》,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美國內政外交演變的表現與動因

——王緝思教授專訪

美國的國際地位: 相對下降, 總體穩定

問:您曾於1999 年出版了《高處不勝寒: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一書,和20 多年前或者和冷戰結束初期相比,您認為當前美國在世界上是否還處於“高處”?

答:判斷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需要以事實為依據。如果從美國經濟的各項指標,尤其是GDP的數值來看,美國目前並沒有明顯的衰落。1980年時美國的GDP佔世界GDP的25.3%,到1995年升至28.82%,在克林頓政府執政末期的2000年達到30.4%。到2007年,這一數字回落至24.9%。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的2011年,美國的佔比進一步降至21.1%的最低點,到2020年又恢復到24.9%。這意味著在2011年至2020年的十年中,美國的GDP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佔比呈現出增長而非下降的趨勢。 

那麼,美國的經濟究竟是否衰落了,或者說,和哪個國家相比在衰落?答案是中國,而且唯有在與中國相比時才顯示出衰落態勢。在1980年時,中國的GDP僅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7%;到2007年,升至6.1%。2011年當美國經濟處於低谷時,中國GDP的全球佔比穩步升至10.3%;2020年則進一步增長到17.4%。這也意味著,美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佔比的下降相當意義上是源於中國的上升。但如果拿美國去和日本、俄羅斯、英國、歐盟、巴西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其經濟總量佔比上升勢頭表現得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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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20年中,中國gdp佔世界總量比例持續上升。圖源:brookings 

僅從這一點來看,我就對“美國經濟衰落”這一論斷存在懷疑。多年以來儘管美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相對下降,但都基本穩定在25%~30%區間,即使偶有滑出,也會在短期內恢復到這個區間。人們之所以感到美國經濟疲軟,只因為是把中國作為比照對象。除了經濟總量指標以外,美國在科學技術和國防支出等硬指標方面的表現也沒有出現明顯下滑,而是始終維持在高位。 

儘管如此,整個西方世界在經濟方面的衰退卻是事實。我們可以把GDP排名靠前的十個發達國家和十個發展中國家進行比較。2001年時這十個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佔比高達64%,而十個發展中國家僅佔12%;到了2020年,前者的佔比下降至47.3%,後者上升至26.7%。這顯然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總體經濟實力在上升,發達國家則在下降。這一表現也印證了“東昇西降”的總體論斷。 

談到所謂的軟實力,也就是美國價值體系、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吸引力,現在還有哪些國家會認為美國具有“榜樣”的力量?2021年初,特朗普鼓動美國民眾衝擊國會山,造成大規模騷亂。這樣的國家如何能夠作為“世界的燈塔”發揮引領作用?如果說美國在某些方面確實有所衰落,我認為主要是表現在軟實力方面。 

問:目前國內外學界對美國的國際地位有明顯不同的看法,您認為需要根據哪些指標來判斷美國是否衰落? 

答:人們針對“美國是否衰落”的討論大多是從政治角度出發的,我在《西風瘦馬,還是北天雄鷹?》一文中也曾經探討過這個問題。這個命題最早應該是毛澤東在1946年提出的,原話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但是美國反動派也將要同一切歷史上的反動派一樣,被證明為並沒有什麼力量。在美國,另有一類人是真正有力量的,這就是美國人民”。毛主席在1957年強調“東風壓倒西風”。當時中國的看法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現在我們說“東昇西降”,這都是一脈相承的。美國在世界上的一些對手如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朝鮮等認為,美國永遠處於下降中,“美國衰落”是一個恆量。美國學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如果和1945年時的狀態相比,美國始終是處於衰落中的。還有人從另一個視角考慮,認為美國沒有把該做好的事情做好,因而總體上呈下降趨勢是必然的,他們這樣認為是帶著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情緒。與之相對的判斷則是“美國始終沒有衰落”,持有此類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我認為客觀來說,美國的綜合國力基本維持穩定,但這似乎不是國內外的主流觀點,畢竟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美國是否衰落”更多意義上是一個政治判斷問題,而不是一個學術問題。 

問:相較於以往那些已經衰落的霸權國家,當前的美國具備什麼優勢? 

答:美國在自然禀賦、人口變化及地理位置上均具有明顯的優勢,這也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等曾經的霸權國所不具備的。這些要素既是美國成為世界大國的前提條件,也是其繼續保持活力的根基。因此認為美國將在短期內衰落是不符合邏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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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路透社)

美國政治: 衰敗持續, 韌性猶存 

問:拜登總統就職後,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施政計劃,也在大刀闊斧推進各項政策議程,但他的國內支持率卻不斷下降。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一結果?

答:拜登支持率的下降並不令人意外。幾乎所有選舉制國家的政府在執政初期的支持率都會偏高,而後逐漸下降。對於拜登來說,這種下降源於多方面因素,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倉促從阿富汗撤軍,以及隨後塔利班再度佔領喀布爾。無論拜登政府如何為自身辯護,也無法改變美國在全世界面前顏面盡失的現實。與此同時,拜登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表現沒有太多亮點,在國內推進各項政治議程的步伐緩慢,也未能兌現競選期間做出的“迅速克服新冠疫情影響”承諾,再加上他本人頻頻出現高齡化的特有表現,支持率的下降是很自然的事情。

拜登維持支持率的前提條件是其執政能滿足大部分美國選民的利益訴求。因此,提升民眾的生活質量和就業率而非單純改善經濟指標才是其基本要務,但這是他在短期內無法做到的。實際上,美國國內的貧富差距正進一步拉大,不過這不僅是美國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問題。我一直在關注世界範圍內的基尼係數變化,幾乎所有國家的這一指標都在上升,美國也不例外,而且美國上升的幅度可能更大。雖然我沒有具體的數據,但大部分美國人承認,本國的貧富愈發懸殊。從統計數據看,當前美國最貧困的群體仍然集中在拉美裔和非洲裔中,少數族群整體的貧困率要明顯高於白人,因此引發其強烈的不滿情緒。與此同時,白人群體內的貧富差距也在加大,一部分白人的生活質量明顯不如以往。從現實中看,儘管美國的經濟在回暖,但仍然是最富裕的少部分人獲得了主要的紅利,少數族裔與貧困的白人對此都很不滿,覺得生活質量不如過去,經濟增長指標再高對他們也沒有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拜登的支持率如何能夠提升? 

問:近年來美國國內左右兩派都更為極端,非理性行為越來越多。美國歷史上也有類似情況嗎?當前這種表現具有美國特色嗎? 

答:在我的印像中,儘管美國過去也有很多問題,但當前的政治極化和對抗是歷史上少見的。具體來說,我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初分別在美國訪問過較長時間。而現在再去,就切身體會到美國的服務質量在下降,族群之間的矛盾在增加,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而且對亞裔的歧視日益嚴重。

我剛接觸美國時的感受不是這樣的。我在美國的朋友以及老一輩的美籍華人,也有類似感受。在他們看來,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美國是一個“很好的美國”,即使也有種族歧視現象,也有貧富不均,但人們對生活、對家庭的態度和應對問題的方式都比現在要積極得多。 

在我考察了其他許多國家之後,發現很多現象並非美國獨有,美國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世界的縮影。幾乎所有國家的貧富差距都在擴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腐敗比過去更嚴重,社會風氣和人們的道德水平在下降,族群之間的分裂更常見,公眾對政府的不滿在上升。美國面臨的這些問題很多國家都存在,是世界性的問題。比較而言,中國的發展獨樹一幟,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很高,這是西方國家難以想像的。

問:您覺得美國政治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對於它未來的發展會有多大制約? 

答:客觀來說,美國國內的創造力與它當前的政治過程沒有多少直接聯繫。美國的政治衰敗不是一年兩年了,但有馬斯克這樣的人存在,而且他個人事業的發展越來越好,已經可以說明問題。另外,特別關注美國衰敗問題的福山也是外來移民,但他在美國也能成為有影響的人物。其他很多外國人和外國企業在美國也很活躍,包括一些非白人主導的企業,說明美國政治問題的影響相對有限,至少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明顯。但是,政治衰敗對美國社會的影響顯而易見,國內凝聚力已經今非昔比。這不會馬上就產生效應,但在潛移默化中會通過各種問題表現出來。從歷史上看,美國各種思潮和勢力始終都能保持一種基本的平衡,過於極端的終究無法長久,因此也不用太悲觀。雖然現在極化對抗是潮流,但美國國內對此還是很警惕的,選民不會讓一方全贏,同時整個社會也在悄悄向中間回歸,不可能永遠極化下去,也不至於走到極左或者極右的道路上去。

問:放在更長的歷史階段考察,您覺得美國國內的種族矛盾是趨於緩解還是激化了?您覺得美國的種族問題能解決嗎?

答:種族間的矛盾增大、新老移民之間的衝突,既存在於美國,也存在於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因此這也是世界性的問題。不同族群原本是分開居住的,當人類自由流動的“潘多拉盒子”被打開,這種矛盾就在所難免。美國在很多問題上的表現都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問題的縮影。 

同時美國也有其特殊性。我在研究世界政治的過程中發現一個現象:凡是移民多的國家,族群矛盾一定會增多。美國種族矛盾迅速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吸收外來移民的速度很快。相比之下,歐洲吸收移民的速度略遜一籌,而日本基本不吸收移民,因此規避了這個問題。在美國國內,不同族群的人不願意相互融合,自然形成了彼此隔絕的生活空間,利益衝突必然增加。即使美國強調平權,呼籲照顧少數族裔權益,但在具體推行過程中勢必面臨各種各樣的阻力。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的種族矛盾只會逐步加劇,而不太可能化解。 

儘管如此,這種大量吸收移民的傳統做法對美國來說仍然是把“雙刃劍”,雖然移民加深了國內矛盾,但包容開放使美國能夠吸引全世界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前去學習和定居,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優勢。如果這個優勢能夠保持,那麼美國在科學技術、教育和經濟等領域就不會明顯衰落。特朗普當選以後,很多美國人表示要移民加拿大。儘管美國到加拿大的移民確實在增加,但是到其他國家的移民數量似乎沒有明顯增加,他們好像還是願意繼續在美國生活,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美國的吸引力。簡單來說,當美國領事館前等待簽證的隊伍不再人頭攢動時,才是美國真正衰落之日。

美國外交: 邏輯傳承,路徑調整 

問:拜登政府提出的“中產階級外交”,與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有什麼區別? 

答:美國人對美國自身的表現非常不滿意,但對其他國家的批評更多。他們認為墨西哥人搶了他們的“飯碗”,中國人“奪走”了美國的製造業,甚至認為整個世界都“佔了美國的便宜”,美國國內民族主義意識上升,民粹主義情緒強烈,這是無可阻擋的。於是美國就開始抹黑他們不喜歡的國家,對外表現得更加自私和強硬,當前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在這種基調下形成的。 

提到拜登政府提出的“中產階級外交”,實際上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差別不大,仍然是要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優先考慮保護美國的利益,本質上仍是“美國第一”和“美國優先”,只是拜登政府不大肆渲染而已,而是把精力放在行動上。總的來看,雖然仍會以滿足內部需求為核心,但拜登政府會在國際上更多擁抱以美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 

問:當前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現象非常嚴重,同時兩黨內部的分裂也很明顯,這一局面會如何影響其外交政策? 

答:美國國內發生的上述變化,必然會導致外交上有所調整。美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懷疑、反感變得更多,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面更需要討好國內民眾,因此,更具有民族主義色彩,對外表態也會更強硬。美國需要針對一些國家,特別是其話語體系中所謂的“極權國家”和“占美國便宜”的國家表現出強硬態度,這樣國內一部分人的利益和心理需求才能得到滿足。比如,尼古拉斯·伯恩斯來中國當大使之前,在國會聽證會上發表了一系列對華強硬的言論。如果他不出此言,就很難得到國會對其提名的批准,他的話主要是說給國內聽的,這是美國的政治現實決定的。拜登政府必須要取悅國內選民,其對外政策只能是目前這個樣子。

中美關係: 深刻對壘,難稱“冷戰” 

問:您認為與特朗普政府時期相比,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的對華戰略有什麼特點? 

答: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有三個特徵。一是以強化美國自身的實力為出發點。拜登政府總是強調“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對話,因為如果自身實力下降的話,美國就失去了競爭力。所以他們第一步是要加強美國自身的力量,提升國內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實力,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找回”實體經濟。 

二是美國要聯合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來共同製約中國,要建立多邊對華陣營。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舉辦了“民主國家峰會”,建立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和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始終都在強調美國不能“單打獨鬥”。這是與特朗普政府明顯不同的做法,且與第一點緊密相關。談到這裡,我不得不提及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就是有關標準和規則的研究,其中包括技術經濟、技術標準、數字經濟、數字標準、網絡標準等。美國等西方國家把中國看作一個“異類”,希望通過制訂各種新的有針對性的標準,把中國排除在外。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還非常不足,希望年輕人能多下功夫,多關注涉及下一代技術發展的標準和規則方面的問題,不能讓西方陣營把中國完全排斥在外。

如果還有第三點的話,那就是美國認為未來的競爭主要是國家治理能力的較量,誰能夠不出現明顯的政策失誤,誰就可以經由對手的失誤而間接獲勝。民主黨政府認識到自身對於“改變中國”無能為力,因此只能想方設法期待利用中國或許會出現的“政策失誤”來削弱中國的力量。所以美國有時候會故意刺激中國,誘使中國做出“魯莽”的錯誤應對,這一舉動帶有明顯的目的性,雖然不像前兩條那樣擺在明面上,但卻是美方很重要的一個考慮。 

問:當前對華強硬已成美國國內的“政治正確”。其主要致因究竟是中美兩國實力的接近,還是在中美互動中美國對華認知發生了顯著改變? 

答:我認為這兩者之間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中美之間實力對比顯然發生了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有利於中國的,這導緻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美國覺得中國很厲害;另一方面,美國認為很難把中國“推回”到過去的位置上去,削弱中國一是做不到,二是不太方便名正言順地去做。因此,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使自己的力量仍在中國之上,就成為美國努力追求的目標。美國能夠採取的辦法只能是加強對華競爭,在世界範圍內孤立中國,使中國陷入被動。換一個角度來看,中國自身近年來確實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包括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許多舉措。中國認為這種變化是有利於中國實力地位的提高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美國卻認為這種變化對其不利,所以他們對中國的負面認知也顯著增多了。這實際上是兩種價值觀的碰撞,而且隨著中美實力的接近,這種碰撞是難以迴避的,中美關係趨於緊張也是自然的結果。 

問:特朗普對中美關係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當前美國的對華戰略與冷戰時期對蘇聯的遏制有什麼不同? 

答:談到美國的對華戰略,很難完全說清楚。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在其任內能夠形成可以用幾句話概括出來的對華戰略。如果希望用簡潔的文字來概括美國的對華戰略,那麼這種概括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簡潔的文字無法全面描繪這一複雜的主題。而且,美國政府的某些涉華文件公告,也不一定能夠轉化為實際政策。舉個例子,國內學界很關注美國政府發表的四年一度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每當新的報告公佈,很多人都會去仔細研究。但過了四年再回頭看,就會發現這份報告實際的價值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重要,因為發布年度報告是美國行政部門應對國會要求的舉措,國會需要一份成文的指導方針放在那裡,這樣他們就安心了。從行政部門的角度來看,為了保持自身政策的靈活性,並不希望過多受到這份文件的約束,不願看到它嚴格框定了未來四年美國政府實際應該採取的外交政策。 

提到當前美國的對華戰略與冷戰時期對蘇遏制戰略的區別,我認為更多體現在博弈雙方在文明和種族上的差異所帶來的影響上。美國認為,從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延續至今的西方文明體係屬於一種“普世價值”,代表了世界前進的方向,他們不相信此外還有其他什麼文明能具有如此的生命力和普適性。中國則認為,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已經足以說明東方文明或儒家文明的生命力與先進性,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將與西方基督教文明不同的中華文明發揚光大,兩者是可以並行不悖的。 

由此來看,中美之間的矛盾與當年的美蘇矛盾確實存在明顯不同。首先,儘管蘇聯同樣主張無神論,但卻無法擺脫東正教和西方文明對其潛移默化的影響,而目前看來俄羅斯還在利用東正教來擴大自身的影響,甚至普京也公開說自己信仰東正教。東正教與新教的起源是一致的,因此從文明的角度來看,美蘇在冷戰期間是處於同一西方體系中的,區別只在於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以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來改造世界。而在中美之間,存在的不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實際上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已經中國化了的,具備了鮮明的中國特色。雖然中國並沒有像蘇聯那樣試圖將自身的政治制度主動向外推廣,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大,中國的發展經驗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借鑒,卻是事實。這一現實讓美國愈發難以接受,因而認為兩大文明體系的碰撞和衝突在所難免。 

這又引申出了種族問題。西方人內心潛移默化且根深蒂固地認為,雖然很多其他種族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歐美地區的白人,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英語國家才真正代表著基督教和新教文明,非洲裔、拉美裔和伊斯蘭群體都不能代表。他們不能接受中國作為“異類”在世界上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又無力改變人口數量眾多的中國迅速崛起的事實。從世界人口的變化看,100年前白人在世界人口中的佔比是25%,而現在已經下降到不足10%。這一數據的變化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西方整體的實力和影響力顯著下降,其中文化影響力和宗教影響力已今非昔比。而作為“黃種人”代表的中國的影響力也在迅速上升,在以白人為代表的美國精英看來,由中華文明取代基督教文明是難以容忍的,因此他們會千方百計地阻止中國發展。 

問:關於中美之間是否出現了“新冷戰”的問題,目前學界的爭議較大。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答:與冷戰期間的美蘇關係相比,當前的中美關係還是有很多不同的。首先是雙方誰也無法訴諸“集團政治”,因此中美不會變成美蘇那樣的兩極對立。所謂“極”,是指吸引別的國家團結在自身周圍,組成一個一致對外的聯合陣營。美國想這麼做,但是很難做到。中國則並不追求建立這種陣營。相對而言,由於其他國家和中美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未來可能演變成“兩強”並立的世界格局,但是不會出現冷戰期間那樣的兩個陣營。 

其次從意識形態方面看,中美之間的競爭並非如美甦之間那樣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對抗色彩,而主要是一種民族主義的體現。因此,中美之間沒有出現像當年的美蘇那樣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鬥爭的態勢。 

最後一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我們都很清楚美甦之間是很少有經濟往來的,而中美之間在經濟上卻是割不斷的,經濟利益在中美兩國之間會發揮非常大的作用。正是兩國的經貿結構決定了中美完全“脫鉤”是做不到的,甚至於在經濟領域“部分脫鉤”都很難做到。 

目前,美國努力促成“脫鉤”的主要是技術領域,但這種“脫鉤”也是有限的。中美相互依賴並不是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誰都無法迴避的問題。一個國家不可能發展出所有的經濟產業部門,這既是由自然資源的分佈情況決定的,也是經濟發展規律。如果一個國家對外界完全沒有需求,這個國家也無法獲得真正的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無法對華完全“脫鉤”;而對於中國來說,即使存在“卡脖子”的風險,我們也還是要繼續堅持對外開放。 

問: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確實是美甦之間不可比的,但是英國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聯繫也很密切,最後還是發生戰爭了。您覺得經濟聯繫能夠阻止中美之間發生嚴重衝突嗎? 

答:當前中美之間聯繫的密切程度,包括信息的溝通、人員的往來、物資的流動等,特別是數字時代金融與科技的相互融合,是100年前的英德之間難以相比的。發生戰爭的風險之所以沒那麼大,是因為中美之間各方面的交流已經非常廣泛深入,使得突發事件或者遭遇突然襲擊的概率非常低。如果想發動突襲,讓對方在事先完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達成目標,這在當前條件下似乎不太可能做到;而且在傷害對方的同時也無法獨善其身。當然我們不能完全排除突發事件導致衝突迅速升級並最終失控的可能,但這種可能性相當小,因為中美雙方都不想打仗。做好應對戰爭的準備是必要的,而且在對外言辭上也不能軟弱,但兩國都知道在各自都擁有核武器的背景下,全面開戰會導致什麼結果,所以戰爭並不是當前的選項。

問:近年來,台海局勢越來越緊張,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較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您認為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是否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如果台海發生戰事,美國會介入嗎?

答:我認為美國的對台政策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美國仍然強調一個中國政策,但這種政策始終不包括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模糊,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可見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我們的一個中國原則存在根本差別。我們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三句話是連成一體的。美國祇接受了前兩句話,同時在第三句話上不斷“走鋼絲”,既不否認台灣是一個自主的政治實體,又表示不支持“台獨”。

在我看來,美國並不完全支持“台獨”。歷屆美國政府都在利用台灣問題來牽制中國大陸,假如“台獨”萬一真的實現了,美國就失去了利用台灣問題對中國進行製衡的籌碼。而且“台獨”會引發中美之間的戰爭,美國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對於美國來說,最好的狀態就是台灣既沒有處於大陸的控制之下,也沒有形成法理上的“台獨”,這可以使其在兩邊持續“撈好處”。一直以來,美國支持的都是台灣不統不獨,這一基本原則並未改變。當前拜登政府加大了利用台灣問題這個籌碼對華施壓的力度,但是我不認為美國的底線已經發生了改變。

至於如果台海發生戰事,美國是否會介入,以及介入程度的問題,我覺得很難去預設,主要還是取決於大陸“對台動武”的形式和規模。我們必須保留“對台動武”的選項,這是一種底線思維,而且隨著蔡英文當局對大陸挑釁的不斷升級,我們也會更多強調以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可信性和迫切性,以對“台獨”勢力形成更強的威懾。如果最終迫不得已必須動武,我相信大陸方面已經做好了規劃,同時對於美國可能的介入方式也有預案。

問:在特朗普政府任內,中美人文交往也屬於“脫鉤”的範疇。拜登政府執政以來,逐步放開了對赴美簽證的管制,但目前兩國學術界的交往依然基本停頓。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間恢復人文交往的前景?

答:目前有消息稱,申請赴美的中國留學生比以前多了,我不太確定,也不知道這些數字從何而來。我的感覺是,中美之間人文交流的恢復是一個緩慢的進程,不僅取決於新冠疫情的走勢,同時也需要人們對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恢復信心。未來中美人文交流可能還會繼續,也會有所恢復,但無法恢復到2017年以前的水平。這是由兩國關係的政治大環境所決定的。

問:您在一些會議上曾談到中美關係狀態和在美華人狀況之間的關係,您認為中美關係會如何影響在美華人的工作生活?

答:中美關係或多或少會影響到華人在美國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在美國受到的對待。特別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樣,因為疫情問題而在美國國內故意煽動民眾對中國和中國政府的仇視,這必然會激發一些美國人對有著東方面孔的華人的反感和排斥。但是我們看美國整體的犯罪率,這些年來似乎沒有明顯的增加,華裔受到嚴重的暴力犯罪侵擾的情況是否顯著增多,還缺乏足夠的數據支持。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美國的排外情緒更加強烈,一些亞裔也受到莫名其妙的侮辱、騷擾甚至暴力襲擊,但是整體來看並沒有出現大規模、高強度、持續以及有組織的刻意針對華裔的傷害行為。而且在自媒體上出現一些相關的視頻畫面後,美國主流社會對這種行為進行了嚴厲批判。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被殺害的事件引發了很多人的關注,這對其本人和家庭來說確實是一場災難,但是在兩國關係層面,並沒有帶來太大的影響,畢竟這只是個別刑事案件,不是政府行為,更非刻意針對華人。而且這種事情在哪個國家都可能會發生,我們沒有必要過分炒作,否則會對穩定中美關係不利,也會給在美華人帶來更大的壓力。我們可以對這些案例保持關注,進行研究,但是不要過度拔高到政治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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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當代美國評論》2022年第1期,原題為《美國內政外交演變的表現與動因——王緝思教授專訪》。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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