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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骨幹
中國很多重要經濟指標已趕上美國
根據許多國際組織與智庫的分析報告，近年來中國在很多重要經濟指標上與美國並駕齊驅。包括：對外貿易規模、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規模、國際旅遊支出、國內零售消費總量、新能源投資規模、跨國電子商務、科技研發成果與科研預算等。中國依靠自身的國內需求拉動了世界經濟的消費總量。這對中國的交易夥伴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是強化國家間經濟合作與交往的根本動力。
在科技研發成果與科研預算方面，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統計表明，隨著科研團隊的擴充以及預算的增加，在科學與工程論文發表數量上，中國已超過美國；雖然美國在論文被引用量上仍維持領先，但中國已呈追趕之勢。美國在專利、智慧財產權收入和創新技術的風險投資等方面依然領跑全球。
中國在綠色能源領域快速躍升為全球的領軍者。根據能源經濟與金融分析院（Institute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一份最新報告，中國在風能、太陽能、水力發電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領域已經在全球居於首位，中國的投資規模已超過歐盟與美國的總和。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力推展綠色能源，已經投入的專案的規模超過320億美元。
在綠色金融領域，中國也走在世界前緣，2016年共新發行了362億美元的綠色債券，占當年全球發行量的39%。最近，中央結算公司發佈2017年中國債券綠色市場報告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國債券市場上發行貼標綠色債券2486億元，占全球份額22%。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綠色債券市場，在過去兩年，中國的發行債券規模占全球份額的30%。此外，中國也被認為是綠色經濟相關領域的全球創新引領者，包括發展綠色運輸工具、污染防治、節能建築、智慧型都市、資源回收與生態保護。
中國帶動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明顯超越美國
2015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92個國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場以及第一大進口來源國，而美國只有57個。近幾年，中國對欠發達國家的援助規模加大，把各種不同形式的援助加總，總量可能已經超過美國。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協助發展中國家克服基礎設施瓶頸的努力非常顯著。比如，依託中非合作論壇架構實施的“非洲資訊公路計畫”，中國電信集團帶領中國設備廠商興建覆蓋非洲大陸“八橫八縱”寬頻骨幹光線網路，投入約150億美元，8年修建長度達15萬公里，穿越48個國家與82個城市,預計2023年完成。這對於非洲大陸具有跨時代的意義。西方國家從未設想能啟動這樣一種跨世紀的，而且是貫穿整個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
麥肯錫顧問公司最近發佈了一份關於“中國在非洲企業的經濟帶動作用”的評估報告，它們在非洲8個大的經濟體裡，針對抽樣的1000家中國企業做了深度調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國企業，其中90%是民營企業。抽樣調查的這1000家企業給當地創造了3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89%的員工都是當地人，超過三分之二企業都對當地員工進行培訓以提升其專業技能。報告估計，中國企業給非洲地區創造的就業機會超過200萬個。
制訂國際經濟合作遊戲規則的主角將由G7轉到E7
根據普華永道的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GDP（以市場匯率計算）將超過美國，未來（2050年）全世界經濟的主角將不再是傳統的七大大經濟體（G7），而是七大新興市場國家（E7），即中國、印度、俄羅斯、印尼、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國主辦的金磚國家峰會是一個新起點——通過邀請墨西哥等國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參加，金磚國家峰會從一個封閉的五國協商機制，逐漸擴大成為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高層協商平臺。如果用購買力等值衡量，1995年E7的經濟規模是G7的一半，2015和G7的經濟規模已經相當。據估算，到2040年，E7的經濟總量將是G7的兩倍，成為全球經濟的骨幹與帶動增長的火車頭，而到2050年，現在的G7只剩下美國與日本。
世界經濟將要經歷一個巨大的變化，所有西方所主導的多邊體制都要進行調整，包括決策機制、責任分擔等等，將更大程度反應新興市場國家和更廣大國家的需求。
戰後美國建構的國際秩序面臨空前的裂解危機
西方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續性早已存在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權力基礎全面動搖，美國正快速失去在生產、貿易、科技創新、意識型態等領域裡的支配地位，勉強維持軍事與安全、金融與貨幣等領域的霸權；（2）自由貿易的社會支持基礎崩解，近年來在西方內部湧現的右翼排外民粹主義和左翼反全球化運動，不斷肢解社會的共識；（3）面對非西方國家呼喚全球新秩序，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呼聲，西方國家顯得十分無力，回應緩慢且不足。
西方國家內部出現了許多令外界和自己吃驚的政治風暴，有人稱之為“黑天鵝”現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紛紛被反主流、反自由經濟秩序、反區域整合的力量擊敗或削弱。英國的脫歐公投，義大利的五星級運動崛起，德國的“另類選擇黨”動搖默克爾總理的多數聯盟，都是這股反全球化潮流的最佳寫照。
特朗普變局帶來新的危機
特朗普的異軍突起更是讓原已動盪的政治結構重組過程出現更大波折。他主張美國優先、美國利益最大，將所有國際領導責任、政治信用、價值理念原則等都視作美國的包袱，皆可拋棄；對於既定的國際承諾、多邊體制與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棄或修改；對推進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的長期目標，則毫不留戀；美國原有的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皆可重新設定，既有的經濟協定則可重啟談判。
特朗普政府的許多舉動與美國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領導者的角色格格不入，包括美國宣佈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全球移民協定》，並威脅隨時準備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減少對聯合國各個專業機構的預算承諾，將美國一手創建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稱作“災難”並威脅不受制於其裁決。特朗普政府準備無視任何它認為有意侵犯美國主權的WTO裁決。其惡劣影響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在對全球貿易沒有任何實質共識的情況下落幕，慘交白卷。WTO協商體制已經完全失去功能，陷入癱瘓，完全無力紓解中美之間可能爆發的大規模貿易衝突。這些跡象都顯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搖搖欲墜。
面對自由國際秩序的裂解，美國主流外交精英擔憂“世界正邁向金德爾伯格陷阱”。哈佛大學著名政治經濟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當下炒得很熱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個偽命題，因為這種歷史悲劇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嚴肅面對的是“金德爾伯格陷阱”，即當美國拋棄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國又沒有能力和意願來填補這個真空時，世界經濟可能會出現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的危機。
依照已故美國經濟學會會長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論，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運行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或領導集團，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產品。國際公共產品包括兩個範疇：一是經濟交換與合作的基礎條件，即和平的國際秩序、跨境產權保護、開放的貿易體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貨幣、穩定的匯率、交易規則標準化等，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跨國貿易和投資才能實現。否則，這一體系將極難保持穩定，貿易戰和貨幣戰也就難以避免，並進而走入一種惡性循環。二是世界經濟的危機管理機制，即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在出現危機時扮演兩個角色——當經濟出現巨大週期波動或金融危機，第一，經濟出現嚴重緊縮時，這個國家是最後的購買者，它不但不會閉關自守，還會進一步開放市場，並且用財政刺激等多種手段維持旺盛的需求和購買力；第二，在資本市場陷入恐慌時，這個國家是最後的信用擔保者，可以即時為世界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防止其陷入流動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級大國或緊密團結的少數核心大國才能扮演這樣的角色，其他經濟體都只能搭便車。
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續
“鑲嵌自由主義”有效維護了二戰後頭三十年的自由國際秩序。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論”邏輯，確實可以用於解釋二戰結束後的30年美國在國際秩序重建上發揮的關鍵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為主導，構建了戰後國際秩序以及相應的多邊體系。在美國的引導下，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共識：一方面建構以開放、合作、互惠為原則的國際經濟秩序，為貿易自由化逐步建立規範，提供以美元為定錨的穩定匯率，並設置IMF與世界銀行等機構，協助發展中國家因應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及滿足發展融資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國內普遍設置相應的機制來調和資本主義破壞力量和社會保障需求之間的矛盾。這些與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相配套的機制包括：反週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推行社會保障體系、福利國家體制、累進課稅、財政移轉性支付等政策，其中特別關鍵的是嚴格限制跨國資本流動和跨國勞動力流動，維持階級之間的權力平衡，資本家必須在國內尋求與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政治妥協。這種體系被稱為“鑲嵌自由主義”（embedded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市場主導的自由主義。
美國主導建立的戰後秩序涉及很多領域，包括安全、維和、貿易、貨幣、金融、運輸、通訊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太空等。其中最重要的貢獻是：戰爭不再是通行的解決國家間爭端的工具，國際法不承認以武力奪取領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國際社會將集體予以抵制，聯合國安理會也會出面干預。這一新秩序開啟了人類近代史上最長的和平繁榮時期，儘管有美蘇冷戰與局部代理戰爭，但沒有爆發全面性戰爭，美國也趁機極力向外推廣其價值觀和發展模式。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時任美國總統雷根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蝕了社會階級間的力量均衡，民粹主義和右翼極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時開始逐漸累積力量。首先，過去30多年裡，許多西方國家（也包括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都變成面對經濟巨獸的政治侏儒，政府的經濟與社會職能被架空，放任跨國企業在全球市場裡的壟斷行為，最終導致全球化利益與風險分配嚴重不均。幾乎在所有國家內部，跨國資本取得絕對支配地位——壓縮工會權力、放寬勞動條件，全面減稅、厲行財政平衡，長期執行緊縮政策、倒逼社會福利體制逐步減縮等等。其次，金融市場本身變成創造巨額短期暴利的來源，大量資本被吸納進虛擬經濟，金融淩駕於實體經濟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鬆綁，拆除金融防火牆，全面開放衍生性金融產品，最終導致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跨國資本在全球化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過去30多年，美國根據新自由主義藍圖打造的國際經濟秩序，讓跨國資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與市場都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如果我們把國家也視為經濟體，將所有國家的財政收入與全球大型企業的營收作為比較基礎，全球前100大經濟體只有30個是主權國家，其餘都是跨國企業。全球營收最高的是沃爾瑪，只有8個國家的財政收入超過它。作為一個經濟實體，沃爾瑪的規模遠超過西班牙、韓國、澳大利亞。而在這些企業巨獸面前，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是侏儒，沒有任何談判籌碼。資本主義全球化使得極少數跨國企業與最富裕階層成為全球權力行使主體，他們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動自由與資本回報的全球治理或監管機制，他們有能力影響各國的法律、政策與國際規則。
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導致“尋租資本主義”（rentiercapitalism）愈演愈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佈的“2017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特別指出“尋租資本主義”對世界經濟結構的扭曲作用。現代經濟裡典型的尋租就是企業藉助政治影響力來取得特殊競爭優勢或鞏固自己的獨佔或寡占地位，然後藉此壓榨供應商、消費者或政府以獲取超額利潤。
UNCTAD這份報告首先指出，過去30年的全球化可以稱之為“超級全球化(hyberglobalization)”，全球經濟整合的深度與廣度，在以史無前例的超級速度前進。超級全球化導致了產業結構的高度集中，也讓極少數的享有壟斷地位的超大型跨國企業囊括了愈來愈高的超額利潤。根據UNCTAD的分析，在1995年，如果我們把全世界所有非金融業上市公司的市值從最大到最小進行排列，前100大的總市值是最後段兩千家公司的31倍，而20年後這個倍數已經暴增到7100倍。在過去20年中，這100大企業的超額利潤比例也不斷攀升，跟它們同業平均獲利率相比，在1995年它們的超額利潤占利潤的比例是16%，2015年則上升到40%。
這些超大型跨國企業之所以能急速擴張，又能享有驚人的獲利能力，主要不是靠它們的創新或效率提升，而是它們可以藉助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來扭曲法律、政策與市場監管體制，讓自己透過收購專利與濫用專利訴訟來壓制對手與阻擋潛在競爭者，可以在全球範圍逃避課稅，以及設法解除反托拉斯法的束縛，讓自己可以通過並購而快速鞏固市場壟斷地位，並讓自己暗中侵佔消費者權益的商業模式規避消保法的管控，甚至還可要脅各國政府給予特殊優惠的財政補貼。在全球尋租資本主義盛行的時代，貧富兩極化是必然的結果。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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