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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區提出不簡單是一個個案，標誌著中國下一步經濟發展動向，就是要大幅度調整中國經濟發展空間佈局，先從北京開始，未來可能會討論到上海，廣州深圳。
10月9日，清華大學經濟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經濟學家魏傑在第二期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央企業領導人員經營管理培訓班上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解讀。
以下根據魏傑教授的講課整理：
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主要把握好兩個問題：一是風險在哪裡，二是增長動力在哪裡？風險在哪裡？主要是防範金融風險。增長動力在哪裡？就是推動供給側結構型改革。
一、防範金融風險
（一）抑制資產泡沫
什麼是資產泡沫？就是資產價格漲得太快太高。資產泡沫主要集中在股市和房市。從中國目前情況來看，股票不太可能，主要基於三點判斷：
一是證監會目前主要職能是加強監管；
二是證券部門對場外資金配置極度關注；
三是IPO速度快規模大。
預期未來五年內，股市將呈現慢牛態勢。目前來看，資產泡沫主要在房市。房市是否存在泡沫，重點關注住房供給與剛性需求的關係。房產具有兩種屬性，即居住需求和投資需求。日本在1985年就是因為住房供給大大超過剛性需求，加上美國的剪羊毛，從而導致房市泡沫破裂，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走出泥潭。房產超過剛性需求後，一旦沒有居住功能，也就沒有了投機功能與投資功能。
抑制房市泡沫的對策就是：中短期對策與長效機制相結合。中短期對策主要是兩個立足點：一是嚴格約束投機和投資性需求。採取嚴格的限購政策；二是約束開發商的行為。今年以來兩個手段很見效，一個是控制融資通道；另一個就是讓麵粉超過麵包價格（地價高於房價）。長效機制，主要包括租售同權、共有產權、調整空間佈局等手段。
關於調整空間佈局，是前段時間的熱點問題。突然冒了一個雄安新區，有的人很吃驚，我說不用吃驚。我們幾年前就在討論調整空間佈局。北京三大體系已經逐漸進入負面層面所以有必要調整，調整方向，把北京非首都功能剝離出去，找一個地方來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哪裡承載啊？這個地點選擇很重要，討論了很長一段時間，最後公佈的是雄安新區，承載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什麼叫非首都功能呢？首都功能就是四件事，第一個就是政治中心，第二個國際交往中心，第三個文化中心，第四個科學創新中心。這四項最後確認為首都功能，其餘都屬於非首都功能。
比如說北京不是經濟中心，因此經濟方面的功能逐漸要離開北京。我估計可能未來，許多企業總部可能會搬離北京。第二個不是教育中心，所以我估計可能一些大學搬離北京，當然北大清華不會搬。但是要擴大規模很難，擴大可以辦分校。再一個不是醫療中心，現在北京看病人85%是外地人，醫院辦到北京幹嗎？等等。還要往下排，都屬於非首都功能。這些功能要尋找新的地方，最後尋找的地方就是雄安新區，承載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不屬於首都功能的陸續要轉向雄安新區。
如果雄安新區建設取得成績的話，下一步就要討論上海怎麼辦，上海定義為經濟中心，什麼叫經濟中心，哪些不屬於經濟中心？上海一樣尋找新的東西，承載他未來的功能的，在哪裡？大家看到北京選擇了雄安新區，因為雄安新區是河北地區欠發達地區，承載能力巨大而且經濟落後。我們一旦啟動雄安新區一箭三雕，一個北京非首都功能轉掉了，第二欠發達地區發展起來，第三北京房價穩定住了。
下一步討論可能是上海，再一個深圳、廣州，深圳、廣州最近有一個苗頭提出來越港澳大灣區，如果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再造一個的話，就是產生四個新的一線城市，對中國經濟拉動，巨大的拉動力。所以實際上雄安新區提出來，有人把他看的是很局部的問題，這是調整國內空間經濟發展起點，標誌著我們調整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空間佈局。雄安新區是一個試點，是一個千年大計，一定是長久的影響。
實際上你們知道深圳和浦東都是靠尋找新的承載區起來的，沒有浦東就沒有現在上海，沒有深圳也沒有珠三角，實際上也是尋找新的承載區。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一線城市有四個，需要尋找新的承載區。雄安新區提出來不簡單是一個個案，標誌著中國下一步經濟發展動向，就是要大幅度調整中國經濟發展空間佈局，先從北京開始，未來可能會討論到上海，廣州深圳。
廣州深圳我看了一下，已經有一點討論的基礎，大家注意看到有各個原因找到雄安新區，原來通州太小，沒法承載功能。所以雄安新區這個概念標誌著我們要調整中國的經濟發展空間佈局，要再造幾個一線城市，如果再造幾個一線城市大家想一想，在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20年應該沒問題，實際上中國經濟發展啟動的一個新的發動機，通過調整空間佈局，把中國經濟持續向前推進，所以大家要關注雄安新區建設，關注他所有動向，因為不簡單是個案，是我們下一步整個經濟過程中一個重大的問題，要調整我們經濟發展的空間佈局。
雄安新區不知道你們在座去過沒有，我已經跑了幾次了，跑的原因幹什麼呢？就是通過在這裡設計一個新區，來思考一下未來我們尋找新的承載區堅持什麼原則，中央決定雄安新區一定有極其深刻的原因，不是簡單的原因。有人問我，會不會一陣風就完了。我說你錯了，千年大計，而且沒有上升到重大戰略調整高度上來，雄安新區起點實際上告訴大家，中國將大規模調整自己境內的經濟發展空間佈局，從一線城市先開始。未來將很大發展力度來支援中國持續的發展。
我估計我們很重要的經濟戰略調整，就是全面調整中國經濟發展空間佈局，以雄安新區作為一個龍頭，全面推動和討論。這就是我們宏觀上要調整經濟發展的空間佈局第一個層面，境內。就要從雄安新區開始，要支持中國經濟增長最少在20年左右，第二個就是要調整我們中國在境外的空間佈局，也就是所謂我們在世界的空間佈局，中國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主體，而且中國經濟生產能力已經嚴重過剩，我們產能過剩是一個大問題，所以這個時候也要尋找新的空間佈局，在國際上的空間佈局，怎麼來重新佈局？
（二）穩住外匯
外匯風險去年6月份開始顯現，一方面是外匯價格貶值壓力加大，另一方面是外匯儲備加速減少。中央政府果斷提出兩個“不能持續”，即人民幣不能持續貶值、外匯儲備不能持續減少。並出臺了三個應對措施：
一是放開的項目不回收，但是沒有放開的暫時停止（包括個人三項投資等）；
二是海外並購加強控制，對技術類的放開，非技術類的嚴格審查；
三是“一帶一路”投資使用人民幣投資。措施已經開始見效，人民幣價格企穩回升，外匯儲備守住基本底線。外匯引發金融風險的可能性正在減少。我最近參加了一個海外投資研討會，與會人員認為，對外投資放鬆管制的可能性不大。穩住外匯仍然是未來幾年防範金融風險的重點任務之一。
（三）穩住債務
債務分為三種：
一是個人債務。去年全國房貸餘額大致4萬億，這是個人債務大頭。中國人消費習慣決定以存款為主，個人債務風險不大；
二是企業債務。企業債務普遍偏高，但細分後發現，主要集中在國企債務偏高，去標杆的重點是國有企業。但國企偏高有其合理性，比如中國鐵路，主要購買公共產品。聯通混改、東北特鋼打破剛性兌付是解決國企債務偏高的兩起典型案例；
三是政府債務。這個明顯偏高，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融資平臺、PPP專案（去年以來增加了4萬億以上）、產業引導基金（去年以來增加了1萬多億）等加速推動地方政府債務上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痛下重手，對地方政府官員實行債務終生負責制。
（四）治理金融秩序
今年年初以來，對金融秩序治理越來越重視。主要存在兩個問題：
一是改革中由於規則未能跟上，引發金融混亂。放開非金融機構改革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准入條件和運行規則上有所欠缺，導致某些領域出現混亂。大量的投資公司（線上和線下）、基金、保險公司湧現出來，很多投資公司的商業模式不可維繫，很多基金、保險的專案是存在問題的。
二是新技術的產生，引發的混亂。比如區塊鏈等在金融領域的引用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要不要堅持金融的基本原則？要不要加強監管怎樣加強監管？
（五）調整貨幣政策
1991年以來我國基本上採用貨幣寬鬆政策，但總有一天要轉向。中央企業年初已經明確提出，要從寬鬆的貨幣政策轉向穩健的貨幣政策，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再次進行明確。未來，大面積投放貨幣的可能性非常小，作為企業應該關注這個動向，趕快進行自我調整。目前，貨幣增長速度已經回到2位數。
（六）穩住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穩不住，總有一天會轉變為金融風險。大部分實體經濟處於盈利邊沿，必須想辦法增加實體經濟盈利，最快的辦法就是降低成本：一個是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另一個是制度成本。具體有五個方面的潛力：
（1）稅費。營改增是減稅措施，但需要解決抵扣存在的問題；
（2）社會保障。降低五險一金比例；
（3）融資成本。我國的融資成本總體偏高；
（4）租金太貴。地價太高必然推高房價和租金；
（5）企業商務費用仍然偏高。這涉及政府改革的問題，讓更多政府權力交給市場。我們作了一個調查，如果制度成本降低10%，很多實體企業會扭虧為盈。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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