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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31
9月18日，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在他的領英（LinkedIn）主頁上發布了2萬字長文《中國大周期及其貨幣》（The Big Cycle of China and Its Currency）。這篇文章是The 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最新更新，達利歐以一個海外觀察者的角度，針對中國近年的改革與發展給出了思考。
本文剖析了中國的歷史更替脈絡，以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運作方式，並著重分析了從1949年到現在的中國崛起之路。達利歐將中國崛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49年至1976年的基礎建設，第二階段為自2008年之後衝突的出現與全球化的終結，第三階段為2012年至今的成為世界大國之後的時期。
“自1985年左右以來，中國一直在管理匯率和利率。”達利歐分析認為，實施健全的貨幣政策，建立適用於借款人和貸方的良好信用體系的關鍵是，使該貨幣不會相對於其他主要貨幣、商品和服務價格產生任何大的上升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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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周期和貨幣
有不少人告訴我撰寫這篇文章的風險，因為美國正與中國進行著某種摩擦與角力，雙方都情緒高漲，所以當我說中國的好話，許多美國人會生我的氣，當我談到有關中國的批評時，中國人會生我的氣。雙方不認可我一些觀點的人會遷怒於我，媒體上的許多人也會歪曲我的話。
但是，我不能因為擔心遭到報復而不敢公開發表我的觀點，因為美中關係太重要且極具爭議，對於了解中美兩國的人而言這個議題都是難以迴避的。對我而言，不誠實地談論這種話題會有損我的自尊。
9月24日，星期四，我將發布本章的後續章節，該章節涉及美中關係。與過去的前幾章不同，該章講述的是現在這兩個國家之間正在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您發現有關中國歷史的這一章很有趣，那麼您會發現下一章更是如此。
我現在正在傳遞的是我最新的知識更新迭代成果。我的學習過程是通過我的直接經驗和研究來學習，寫下我所學到的東西，向聰明的人展示它，然後讓他們批判它，以便對其進行壓力測試，然後探索差異，再進一步發展它，一遍又一遍，至死方休。
因此，這項研究是我迄今為止36年來所做的結果。它並不完善，是非對錯還未被充分檢驗，它是為了幫助我們共同找出正確的事物而提供給您使用或批評。
本章是關於中國和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的。它的目的是傳達中國人的來歷。接下來的章節是關於美中關係的，這是前兩章和本章所涵蓋背景的延伸。
—— 1 ——
背景
儘管我不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治理方式的專家，但我在過去的近40年中與中國有著許多直接的經驗，我對中國進行了廣泛的歷史和經濟研究，並且擁有美國和全球視角。因為我需要在實際運行的宏觀經濟方向上下注，這個視角讓我獲得了巨大成功。這使我對中國過去以及目前的狀況有一些不同尋常見解，這可能對那些沒有相關經驗的人有所幫助。
更具體地說，我在這里傳遞給您的觀點來自於我過去36年與中國人就中國和世界問題（主要是中國和世界的經濟和市場）進行交流以及進行大量研究所獲得的經驗。通過我的自身的經驗，加上對中國的經濟和市場的學習了解，我學到了很多關於中國文化的知識，以及中國治理模式的運作方式以及它幾千年來的發展：比如家庭禮序、儒家思想還有新儒家思想，以及歷代統治者的為政得失。
當我說“中國文化”時，我指的是這些典型的中國價值觀和經營方式，我在自己的經歷和研究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了這一點。例如，從我的親身經歷中，從他們的經驗中可以發掘出中國是如何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願意。
在過去的兩年中，我還研究了中國歷史，這是我研究帝國及其貨幣的興衰的一部分，目的是總結出關於帝國興衰更迭的普世規律，並幫助我理解受歷史影響很大的中國人，是如何思考的。我在研究團隊的幫助下進行了深入研究，並與世界上一些最博學的中國、美國和非美國學者以及從業者進行了相互驗證，從而完成了這項研究。
儘管我對自己直接接觸過的人和物的印像有充足的信心（這使我對我對華人的主張比在本書前文中對荷蘭和英國帝國的主張更加確定），我當然無法完全把握自己沒有直接接觸過的人和環境。因此，我對它們的想法更是一種基於廣泛研究後的推測。
在我與中國36年的經驗中，我認識了許多中國人並保持著比較親近的聯繫。與我經歷過的美國一樣，我也經歷了中國的最近一段時期的歷史。最終我相信我對美國和中國的看法都是正面的，我會盡力在這里傳達他們。
我敦促那些沒有在中國花費大量時間的人擺脫對舊的“中國”的刻板印象，並回顧那些偏見的政黨經常描述的情景，這些政黨也沒有在那兒花了很多時間，因為他們錯了。我敦促您與在中國工作了很多時間的人一起，對所聽到或閱讀的內容進行交叉驗證。
順便說一句，我認為盲目和近乎暴力的忠誠以及媒體扭曲阻礙了人們對不同的觀點的周密探究，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個可怕標誌。
明確地說，我沒有意識形態傾向，也不做意識形態方面的選擇。例如，我不會根據是符合美國、中國還是我自己的思想信念來選擇美方或中方。我很實際，就像醫生一樣，醫生通過邏輯來對待事物，並且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方式是會行之有效的。我對歷史的研究以及對因果關係的思考使我對有效的方法產生了信念。
在本書開始時，我認為對使國家富裕起來最重要的是17種不同的衡量標準，而在我經常提到的8種衡量標準則更為狹窄。因此，當我看中國時，正是通過這些因素來判斷中國。我也嘗試通過他們的眼睛看他們的情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乞求您的耐心和開放態度，因為我與您分享了我學到的東西。
在本章中，我們將探討中國的悠久歷史和思想文化的誕生，我們將簡要回顧它從1800年代初的卓越無比到20世紀初的微不足道的衰落歷史，並且我們將更仔細地研究它起於毫末到與成為當今世界領先大國的興起，並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看到了荷蘭人，然後是英國人如何分別成為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儲備貨幣帝國，然後在由一個普世的因果律驅動的周期中變得相對衰弱。然後，我們看到了美國如何在相同的原型因果率驅動下，按照相同的周期性模式廣泛取代英荷兩國，成為世界主導性帝國。我們看到了在它的八個主要領域中，有些領域先起後衰（例如，教育，經濟競爭力，世界貿易和產出的份額），有些依然卓越（創新和技術，儲備貨幣地位，金融市場中心），以及其他一些領域（例如，貨幣和債務週期，財富/價值/政治週期等）如何在美國演變。
在本章中，我們將研究中國看待過去的方式，並藉助客觀的統計方法使我們了解現在，從而客觀地描繪出形勢。
就像在美國一章中一樣，我們將簡要探討古代和近代的歷史，對1949年之前的220年曆史進行一個較為詳細的描述；在最近的40年，中國從相對弱小的國家演變為與美國抗衡的強大力量，這段歷史將會著重討論。
這將完成我們對過去500年來主要帝國的興衰的考察。然後，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探討目前存在的中美關係和風險，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未來”中，我們將嘗試窺探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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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簡述
任何想基本了解中國的人都需要了解中國大約4000年曆史的基礎知識，以及其中不斷重複的模式，和從中提取得到普世原則，即使了解這些知識已經是一個很難的任務。
中國的歷史是如此復雜，對它的看法如此之多，以至於我覺得沒有一個說法是完全客觀可信的，尤其是我肯定不是。但是共識依然存在，而且我發現許多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學者和實踐者都有寶貴的經驗，可以嘗試將他們的經驗知識拼湊在一起，並輔之以諸如數據統計和文字史料，這是一個既有價值又令人著迷的工作。
儘管我不能保證我對中國的觀點是最好的看法，但我可以保證它們已經與世界上一些最有見識的人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並以一種非常直截了當的方式呈現在這裡。下面是簡要的敘述。
中國文明以其高度文明的行為，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悠久歷史。我無法描述它的廣泛性，因為從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朝開始（歷時約400年，以其高度文明化而聞名，並以創造青銅時代著稱），到公元前500年的孔子（其哲學極大地影響了今天的中國人的舉止），到秦王朝（在公元前221年將我們現在所指的大部分中國地區統一），高度發達的國家漢代（發展出至今仍在使用的治理系統）從公元前200年左右持續到公元200年左右，然後是許多其他朝代，再到到618年的唐朝，這期間經歷了無數朝代更迭。
我快速瀏覽了從夏朝時期[1]到公元600年的中國歷史（即在顯赫的唐朝之前），查看了大部分的王朝，仔細了解其形態。我寫了關於他們的研究，這部分將在以後再分享。現在，我將簡要地簡要介紹600年後的時期。
在下面的圖表中，我繪製了一張公元600年至今中國的力量比較圖。它傳達了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帝國的強大力量。儘管該國各地還有其他朝代以及其他各種勢力的存在，但我沒有在這張圖表中顯示它們，因為那樣會產生太多細節，以至於無法展現真正的大局。如您所見，在大部分時間裡，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除了1840年左右到1950年左右急劇下降之外，還有一個明顯的例外。如圖所示，大約在1950年，它開始重新崛起，起初緩慢然後非常迅速，重新獲得了其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強大帝國之一的地位。
在過去的1400多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大多數朝代都非常強大，文明且繁榮。
唐朝以後，中國擴大了疆界，並經歷了文化的繁榮。在南北朝時期（從900年代到1200年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具創新和活力的經濟體。在明朝（1300到1600年代），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大國，享有一段既富裕又和平的美好時期。在清朝初期（1600到1700年代），中國擁有最大的領土擴張範圍，統治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同時擁有極其強大的經濟實力。
然後在1800年代初期到1900年代上半年，中國實力衰落，而歐洲國家（尤其是大英帝國）實力增強。從1800年左右到最近，亞洲的財富和權力逐步轉移到了歐洲，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大一次的財富和權力轉移，主要是由於中國的衰弱，這種權力和財富的轉移應該認為這是一種反常現象，而不是常態。這種演變和這段歷史所提供的教訓在中國人的心中非常重要，對我而言尤其有趣。
在上圖中，週期性的起伏是值得關注的。其中的原因我在描述大循環週期的時候解釋過，源於週期性力量的獲取與衰弱和短板的暴露和修補（我將在本書的第2部分中為您詳細介紹這些朝代的興衰，其中將更深入地介紹本書所涵蓋的主要帝國和朝代的主要周期）。
請注意，這些朝代大周期通常持續約300年。在每個階段中，都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以及皇帝為使王朝從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所做的工作，以及挫折和衰落的原因。換句話說，這些歷史中蘊藏著許多教訓。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學習歷史以汲取經驗教訓，以幫助他們計劃未來並處理眼前的事件。相信我，從這些歷史中汲取的教訓現在正在指導中國的決策。
對我來說特別有趣的是，看到原型大循環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更遠的歷史，並進行瞭如此詳細的描述，因為中國的連續歷史是如此古老，而且文獻記載如此豐富。有趣的是，從17世紀到19世紀，東西方世界相遇並互動時發生了什麼？隨著自那時以來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相互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和西方大循環如何受到影響？彼此之間的聯繫使它們成為這兩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最大影響力之一。
在自習研究不同國家幾百年的歷史，並初步了解他們幾千年更久遠的歷史後，最重要的感受就是我看到的與我之前所認知的完非常不同。我發現這對於我觀念的改變類似於在Google地圖把視角拉高，這樣我可以看到之前從未見過的歷史輪廓。我還可以看到，同樣的故事由於基本相同的原因而反復出現，並且我學到了關於一些大事件如何發生以及更好應對的普世真理。除了影響我對事物的看法之外，我還了解到對歷史不間斷的研究如何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相對於美國人的思維方式。美國祇擁有大約300年曆史的國家（因為美國人認為他們的歷史始於來自歐洲的定居者），而且大多數美國人對歷史和歷史研究的興趣不大，我可以看到，美國人和中國人的想法截然不同。
例如，對美國人來說300年是很長的時間。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最近的事。儘管一場革命或一場戰爭會顛覆我們的體系，這對美國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中國人已經看到他們一直在發生，而中國人已經研究了他們為什麼會發生）。
儘管大多數美國人關注特定事件，特別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件，但大多數中國人看到了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變化，並根據它們的發生情況進行了分析。儘管美國人為目前的需求而戰，但大多數中國人都在製定如何在未來達到目標的戰略。由於這些不同的觀點，中國人通常比美國人更具有思想性和戰略性，而美國人則更加衝動和戰術。
我還發現中國人比美國人更具哲學性（從字面上讀懂哲學）。如果您閱讀他們的著作和演講，您會發現這是真的。關於現實如何運作以及如何妥善處理現實的哲學融入了他們的思想，這些思想在他們的著作中得到了表達。
就歷史的長期週期以及他對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交換了看法。談到了閱讀老子的《道德經》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對理性的批判》，以及如何意識到自己應該在最終事情到來之前，盡力做好自己的事。
要了解中國人民的思想以及他們的價值觀，這與了解他們的歷史以及通過幾代人的經歷和反思所產生的價值和哲學同樣重要。他們的歷史和由此產生的哲學，最重要的是其儒道，道教，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人民的思維方式產生很大的影響作用，相比於美國的歷史及其猶太，基督教，歐洲哲學對美國人思想的影響。這是因為中國人，特別是他們的領導人，非常重視歷史，以及學習歷史。
例如，毛澤東，像其他大多數中國領導人一樣，是歷史和哲學讀者。寫詩，並且練習書法。例如，一位尊敬的中國歷史學家告訴我，毛澤東讀了無數次《資治通鑑》（這是一部長達294卷的中國歷史志，涵蓋了大約16個王朝和1400年的中國歷史，從公元前400年到公元960年）還有更長篇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有關中國歷史的著作和非中國哲學家的作品，最重要的是馬克思。他最喜歡的書是《左傳》，覆蓋從公元前722年至468年之間，它以“理性的寫實風格” [2]聚焦於政治，外交和軍事事務。因為《左傳》提供的經驗教訓與他正在遇到的情況高度相關。他還寫哲學著作和演講。
如果您還沒有閱讀過他寫的書，並且對他的想法感興趣，那麼我建議您閱讀《實踐論》和《矛盾論》，這裡有他對一些主題探討的語錄彙編，我只有時間略讀，但印象深刻。這本書非常有趣且豐富，內容與今日息息相關。[3]
由於其悠久的歷史和更深入的研究，中國人比美國人更感興趣於在更長的時間範圍內謀求發展，相比之下美國人更願意尋求快速的成功，也就是說，中國人更加具備戰略性，美國人更加有戰術性。
中國人最關注百年的歷史長度（因為這是一個好的王朝可以持續的時間長度），他們了解典型的發展過程有數十年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此他們做好了計劃。
例如，發生在毛澤東時代的第一階段是革命發生，贏得國家控制權，權力和機構得到鞏固的時期。第二階段發生在鄧小平及其繼任者領導下，在不威脅領先的世界大國（即美國）的前提下，建立財富，權力和凝聚力。第三階段是在這些成就的基礎上，將中國推向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週年的階段。中國將成為“一個繁榮，強大，民主，先進，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將使中國經濟達到美國經濟規模的兩倍[4]。近期計劃中列出了近期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例如《中國製造2025》計劃，[5]《中國標準2035》計劃以及通常的五年計劃。[6]
中國實現了大部分目標。我並不是說這個過程是完美的，因為事實並非如此，我不是說他們沒有導致挑戰的分歧，包括一些關於應該怎麼做，因為他們（私下里）有這些問題。總而言之，我要說的是，他們有更長期、基於歷史的觀點、以及規劃視野，他們把這些劃分為更短期的計劃和運作方式，通過遵循這種方法，他們已經出色地實現了他們的目標。
順便說一句，多年來我巧合地發現，我學習歷史、尋找模式和處理戰術決策對我看待和做事情的方式有類似的影響。現在把過去的500年看作是近代歷史，最相關是近100多年，從這個角度看，我觀察所採取的模式是非常有助於預測事件如何發生，並讓我知道在接下來的幾週，幾個月和幾年中如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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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驗及運作方式
中華文化的發展是對中國人的經驗和他們在千年中汲取的教訓的延伸。他們在哲學中闡明了事物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在處理這些現實時什麼方法最有效。這些理念明確了人們之間應該如何相處，如何進行政治決策以及經濟體系應該如何運作。
在西方世界，占主導地位的哲學是猶太基督教主義，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每個人幾乎都從這些中選擇出適合他們的組合。在中國，主要的思想家是儒家，道家和法家，直到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融合。從歷史上看，最受歡迎的搭配就是皇帝最喜歡的搭配。皇帝通常會研究中國歷史，看看它們是如何運作的，並提出自己的偏好，將它們付諸實踐，學習和適應。如果這種組合有效，那麼王朝就可以生存並繁榮發展（按照他們的說法，它具有“天命”）。如果不是，它將失敗，並由另一個王朝取代。這個過程從記錄歷史開始就一直存在，並且只要有人決定如何共同做事，這個過程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雖然我很難用幾句話就把這些哲學解釋清楚（我將在第二部分更深入地討論它們），以下是我能做到的：
1、儒家思想尋求通過讓人們知道自己在等級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並知道如何很好地扮演角色來實現和諧。從家庭開始（在夫妻之間，父親和兒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等）一直延伸到統治者及其臣民，他們通過善行和順從綁定在一起。每個人都尊重和服從他們之上的人，他們既善良又對他人施加行為標準。所有人都應該善良，誠實和公正。儒教重視和諧，基礎廣泛的教育和任人唯賢。
2、法家主張專制領導人盡快征服和統一“天下”。它認為，世界是一個“殺或被殺”的叢林，皇帝的中央政府的力量和對它的嚴格服從必須存在，而皇帝/政府不能給人民太多的仁慈。西方與之對應的是法西斯主義。
3、道教教導說，自然規律和與自然和諧相處是最重要的。道家認為，大自然是由對立的事物構成的，和諧來自於良好地平衡了它們的陰陽。這對中國人如何尋求對立平衡起著重要作用。
其中，儒家思想和新儒家思想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通常還會加入一些法家思想。直到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得到中國的青睞。進入20世紀後，我將簡要解釋馬克思主義。當然，很自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這些都變得有血有肉，並隨著政府的運作方式而演變。從記錄的歷史開始，所有這些中國製度都是等級制。美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核心區別在於，美國人將個人放在首位，而中國人把家庭和集體高於一切。過去的幾百年，中國人以父母經營家庭的方式來管理國家-自上而下，保持高標準的行為，將集體利益置於任何個人利益之上，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並且孝順尊重層次結構中的人員，以便系統有序地工作。
“國家”一詞由“國”和“家”兩個字符組成，代表著如何看待自己在照顧國家/家庭中的角色，就像嚴格的父母一樣。因此，也許有人會說中國政府是自上而下運行的（就像一個家庭），為集體而優化，而美國的方法是自下而上（例如民主）而運行，並且是針對個人的。（這些方法上的差異可能導致對立的政策，我將在下一章中對此進行詳細探討。）
至於治理結構的工作原理（即在中央政府的等級結構中誰向誰報告，和如何延伸到與地區和地方政府的互動），這已經演變了數千年，許多朝代都發展了成熟的方法。因為離題太遠了，所以我不會介紹這些方法。
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存在著一種完善的結構，在這種結構中，皇帝擁有負責不同領域的大臣，這些大臣通過龐大的官僚機構與各省市進行互動，而與此同時，一直以來，皇帝和臣民都有很多爭奪權力的鬥爭。
從地理上講，中國基本上是被山脈和海洋包圍的大平原，人口眾多。因此，中國的大部分領土都在這些邊界之內，大多數戰爭是為了爭奪對中原的控制權，而且都發生在這些自然邊界之內，主要是中國人自己之間的戰爭，不過有時也會發生在外國侵略者和中國人之間的戰爭。
就戰爭及其哲學而言，傳統上的目標是理想地贏得戰爭，不是通過打仗，而是通過悄悄地發展自己的力量，使之大於對手的力量，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人們還廣泛使用心理學來影響對手的行為以產生預期的結果。[8]
歷代以來，中國境內發生過許多暴力戰爭，儘管在中國境外並沒有很多。中國境外的戰爭是為了建立中國的相對實力、安全和貿易，而不是為了佔領。學者們認為，中國缺乏在中國以外的顯著擴張是因為中國的土地面積如此之大，以至於對其進行控制已經綽綽有餘，因為它的資源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他們更願意通過隔離保持自己的文化純潔。與征服並佔領其他國家的其他大帝國不同，中國占領遙遠的國家相對罕見。傳統上，中國人傾向於與境外帝國建立關係，這種方式類似於先前提到的哲學所期望的-即當事方了解自己的位置並據此行事，其位置由其相對權力決定。
例如，如果中國更強大（在該地區就是這種情況），那麼實力較弱的國家通常會以禮物和恩惠向中國表示敬意，作為回報，它們通常會得到和平的保證、對其權威的承認和貿易機會。這些從屬國家通常保持他們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家的管理沒有受到干涉。
至於中國貨幣、信貸和經濟而言，歷史是漫長而復雜的，經歷了第二章及其附錄中描述的全部貨幣/信貸/經濟體系和周期，因此，中國與幾千年來世界各地的情況基本相同，儘管確切的時間和方式有所不同。
更具體地說，像在中國境外一樣，在中國內部，存在著各種類型的貨幣系統，各種實體發行的貨幣，所有系統都以我所描述的方式運行。在中國，幾千年來最常使用的貨幣是金屬（主要是銅），第二章中描述和債務週期由同樣的因素來驅動（即債務創造了購買力，因此提供債務使人們感到更富裕並促進了經濟發展和財富，並被允許增長到遠遠超過為他們提供服務所需的貨幣數量，並且貨幣數量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其可以購買的商品和服務的數量）。
在這些大的債務週期中，有穩定的時期，即債務增長不過度；相對的泡沫時期，債務的增長相對於可以維持的水平而言過高；債務危機時期，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償還債務；印製貨幣為緩解債務危機而印製鈔票的時期，這導致了通貨膨脹。
在國際上（有時在國內）白銀是主要的金屬貨幣，儘管有時也使用黃金。至於經濟的變化，主要是從原始農業演化至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等以製造業器具劃分的經濟時代，包括與外國人/野蠻人進行貿易的各種途徑（最重要的是通過絲綢之路） 。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有時會允許私人企業家經營企業，這通常還會產生財富和財富懸殊，導致財富重新分配。這些也以大周期發生。例如，財富創造、分配和破壞方式都發生了無數的變化。與中國是一個聰明勤勞的社會相一致，有許多技術發明創造推動經濟向前發展。它們以前面各章中描述的典型方式發生。儘管大多數情況都相同，但中國的貨幣和經濟趨勢有所不同。例如，即使中國在9世紀發明了紙幣，但是直到19世紀後期人民幣問世之前，使用銅幣的傳統一直很強。
下圖傳達了有關中國貨幣和信貸如何週期行運行的一些信息。正如我在第2章“貨幣，信貸，債務和經濟活動的大循環”中所解釋的那樣，貨幣系統具有三種基本類型，其中：1）貨幣具有內在價值（例如金，銀和銅幣），我將其稱為第一類貨幣系統；2）貨幣與具有內在價值的資產相關聯，即具有固定價值的紙幣可以兌換成黃金或白銀（第二類貨幣系統）；以及3）沒有任何联系，稱為法定貨幣系統（第3類貨幣系統）。
正如所解釋的那樣，隨著歷史上的每一個缺點變得無法容忍，這些問題在歷史上從一個變為另一個。下圖顯示了這些貨幣體係自唐代以來在中國歷史中的變化情況的極簡圖。
事實上，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因為中國的不同地區經常有不同的貨幣，有時來自其他國家的硬幣和鑄幣（如16世紀晚期的西班牙銀幣）的變化比圖表中顯示的要頻繁得多。圖表仍然具有廣泛的指示性，旨在表明它們擁有與世界上其他地區基本相同的全部貨幣體系，最重要的是，硬通貨導致了債務問題，導致了對硬通貨的拋棄，導致了高通貨膨脹，導致了硬通貨的回歸。
下圖顯示的通貨膨脹率可以追溯到1750年，這反映了貨幣價值的變化。早期相對穩定的通貨膨脹主要是中國使用金屬（銀和銅）作為貨幣的結果。與印製中央貨幣不同，金屬按照原始重量被兌換成貨幣（即一型貨幣體系）。清朝破敗時，各省宣布獨立並發行自己的貨幣，貨幣由銀和銅製成，其價值取決於重量（一型貨幣體係被保留），這保證了貨幣價值的穩定，並解釋了為什麼在這樣一個可怕的時期，這些錢也沒有出現過高水平的通貨膨脹。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債務(承諾交付資金)增長使得傳統的債務週期提供資金的承諾遠遠超出了提供資金的能力，並出現違約問題,這導致了傳統金屬標準的廢棄，金屬硬幣與銀的私人所有權被取締。如前所述，貨幣用於1)國內貿易，受政府壟斷控制，可以不受法定貨幣和虛假貨幣的影響；2)國際貿易，此時貨幣必須具有實際價值，否則將不被接受。一般來說，用於國際交易的貨幣要比較好一些。對一國貨幣實際價值的檢驗，是看該國貨幣是否在與本國相同的國際交易所中被積極使用和交易。當資本管制阻止本國貨幣在國際上自由兌換時，這種貨幣更容易貶值，這也是為什麼要把不進行資本管製作為儲備貨幣的標準之一。因此，一個原則是，當你看到一種貨幣受到資本管制時，特別是當存在嚴重的國內債務問題時，這種貨幣就會枯竭。
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有兩種貨幣，一種是用於國內的法定貨幣，另一種是用於國際支付的金銀貨幣。在國內使用的法定貨幣被大量印刷，貶值很多，而且發行這些貨幣的政府由於內戰失敗，所能控制的領土越來越少，這就是我們在圖表中看到的那個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出現的原因。
記住，作為一個原則，在債務危機和戰爭期間不要使用法定貨幣，因為它們會被大量印製以支付債務，這將導致法定貨幣貶值，並導致高通脹或惡性通脹。
如下圖所示，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內戰的動蕩之後，1948年12月，第一批人民幣作為法定貨幣發行，並保持有限的供應，以結束惡性通貨膨脹。1955年發行了第二批人民幣，1962年發行了第三批。從1955年到1971年，匯率固定在1美元兌2.46元。從1972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在控制貨幣和信貸方面做得更好。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你可以看到另一輪高通脹。它是由1971年全球貨幣對黃金貶值、全球通脹壓力、中國逐步取消價格控制、寬鬆信貸以及國有企業缺乏支出控制等因素造成的。1996年，中國允許經常項目可兌換，但資本項目不允許。從1997年到2005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保持在8.3。2005年，中國結束了與美元掛鉤的政策。
下面的圖表顯示了自1920年以來以美元和黃金計算的人民幣價值，以及這段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和增長率。在此之前，匯率的歷史非常零散，沒有參考意義。正如你所看到的，一共有兩次貶值，一次是在1948年建立新匯率的時候，還有一次是從1980年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貶值，其主要目的是支持出口商和管理經常賬戶赤字，[11] 這導致了那個時期非常高的通貨膨脹。如圖表所示，1978年前後，增長相對較快且不穩定；1978年以後，增長較快且比較穩定，直到最近由於COVID-19而出現短暫的下降。
總的來說，市場和經濟的漫長而動蕩的歷史賦予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經濟決策者，對於貨幣、債務和經濟的與其他歷史一樣深刻而永恆的看法。然而，這並不完全正確。
雖然它給了大多數中國人強烈的儲蓄慾望和恰當的風險意識，本能地驅使他們保存安全流動資產(如現金存款)和有形資產(如房地產和一些黃金)，大多數中國投資者在股票和風險債務等風險較高的資產方面有經驗有限，因而他們在這些領域表現得很天真，但他們學習得非常快。
當政策制定者了解貨幣、信貸、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經濟如何運作，以及如何重組壞賬時，我發現中國有很好的遠見，而且是世界一流的。
現在讓我們更仔細地回顧中國從1800年至今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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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00年到現在
立足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我想淺顯的回顧一下18世紀後期至今。我們會用20頁左右篇幅完成這些。
首先，我想讓你們注意一下，我之前向你們展示的1800年以來其他國家和中國的八項力量的衡量標準。如下圖所示。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註意到荷蘭、英國、美國的帝國周期經歷了上升或者下降，但是我們觀察到中國的周期是從最初的下降到最近的上升。正如你所看到的，儘管順序不同，中國和其他帝國的衰落和崛起的背後，有著相同的力量。
正如所展示的，八大力量有教育、創新和技術、競爭力、軍事、貿易、產出、金融中心和儲備貨幣地位，這八個權力的最低點出現在1940-1950間。從那時起，大多數力量——最明顯的是經濟競爭力、教育和軍事——都在逐步提高，直到1980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競爭力和貿易開始起飛。從那時起直到2008年左右，增長非常強勁，債務增長與經濟增長保持一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出現，中國，像世界其它地區一樣，使用大量的債務擴張來刺激其經濟，債務相對於收入增加了。
2013年以來，改善中國的債務管理,繼續創新和發展技術。如圖所示，中國現在在貿易、軍事、創新和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而且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相對實力正在迅速增長。儘管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具有高度經濟競爭力，但中國在這一領域的改善速度正在放緩。與此同時，在儲備貨幣和金融中心方面，中國仍處於落後地位。
雖然這些指標具有廣泛的指示性，但並不精確，因為這些力量都無法精確衡量。例如，就教育體系的力量而言，儘管我們的指數以相當快的速度上升，但它未能完全反映中國的相對進步，因為這一指標是由平均教育水平和總教育水平組成的。下面的表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表中顯示了這個索引中一些最重要的統計數據。如圖所示，雖然中國的平均教育水平遠低於美國的平均教育水平，但中國的高學歷人口總數明顯高於美國。
例如，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總數大約是美國的三倍(見下表)。與此同時，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教育的平均質量水平並不高，尤其是在大學階段。例如，只有一所中國大學——清華大學(排名第36)進入了世界前50名，而美國有29所大學。這張圖表列出一些指標，這些指標中，中國平均水平低於美國但總量高於美國，原因是中國的平均發展水平較低，中國的總人口是美國的四倍。這在很多統計數據中都有體現。這些力量的衡量只是泛指性的，而不是精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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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至1949的衰退
簡單講，19世紀中國衰退始於a)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走向腐朽與衰弱b）同時，英國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走向強大，並且使得本國資產階級殖民主義者顯著的控制了中國的經濟活動c)同時，在大量債務無法按時償付的情況下財政與貨幣體系失靈，大量印鈔導致幣值與債券價值迅速崩潰d）大量國內起義與內戰相繼爆發。[14] 當各種主要力量都開始相互導致衰退時，自1840年持續至1949年的猛烈的大周期衰退開始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絕大多數外籍人士相繼離開中國（除了香港與台灣），同時一場在中國大陸的內戰最終決定了國內財富與權力的最終分配。
這一長達100多年的大衰退——在中國亦被稱為“恥辱的世紀”——是一個由許多典型問題相互交織、逐漸自我導致化衰退並最終導致大周期衰退的經典案例。在這一經典的大周期衰退案例中，後續重新回歸上升階段來自新的領導人重新掌控局面，鞏固權力，在繼承先人成就後，開始構建新的後續發展所需的初始架構。
從更具體的角度看，在19世紀初，英屬東印度公司和其他跨國商販在巨額利潤的誘惑下從中國進口茶葉、絲綢和陶瓷銷售回國。但是，英國當時並無法提供任何中國需要的商品，因此只能用全球的通用貨幣銀元來進行貿易。英國人原有的銀元儲備快速耗盡，並最終導致他們開始嘗試從印度向中國走私鴉片以換取用於同清朝進行官方貿易的銀元。清朝政府很快開始阻止鴉片走私，並導致了1839-19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
在科技遙遙領先的英國海軍面前，清朝軍隊潰敗並被迫簽訂將當時中國主要貿易口岸（主要包括上海、廣州和香港）交給英國和其他戰勝國管轄的一些列條約，並最終導致清朝政府將北部一部分領土割讓給沙俄，和現在被稱作台灣的地區割讓給日本。清政府向西方列強大規模舉債以用於鎮壓內部叛亂，最終帶來了大量的欠款與賠款。特別是b義和團運動（1901年中國人反抗西方列強的運動）為清政府帶來了巨大的負債——約1.7萬噸銀元——需要清政府長達40年才能還清的債務。西方列強利用自身控制的口岸獲取高額關稅以保證清政府能償還債務。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在極度缺乏金融資源的同時，耗盡財政儲蓄以鎮壓頻頻出現的國內動亂。
當1）清朝政府缺乏領導力，2）金融資源嚴重不足，3）頻繁的國內動亂嚴重削弱生產力、減少人口、消耗金融資源，4）對抗外部入侵的西方列強再度消耗金融資源並減少勞動力，5 ）經歷一些破壞性巨大的自然災害等因素同時出現並相互強化時，“恥辱的世紀”由此產生。
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段歷史是如何塑造中國人的觀念——例如，馬列主義視資本主義為一種允許企業通過帝國主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體制（通過控制和壓榨其他國家——正如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滿足資產階級富人並壓榨無產階級勞動者。畢竟，在過去的100多年裡，這真實的發生在中國；而且1935-1940年的世界也正處在“富有的資本家”同“窮苦的勞動者”之間的激烈對抗中。這種對於資本主義的看法同我個人的看法存在巨大差異，但二者都是正確的。因為我身處的資本主義制度給予了我和絕大部分我了解的人，包括全世界的移民在內，巨大的機遇——美國是一個公平也充滿機遇的地方，一個人可以學習、貢獻並獲得無限制的回報。
我成長於一個工薪階層家庭，並且一直欣賞並欽佩那些一同拼搏進取、創造價值的人以及那些同員工一起奮鬥來實現個人理想並最終造福社會的創業者們。當我從個人視角和他人視角同時審視資本主義時，我意識到開放的思想和充分思考後產生的分歧是通往真理的必經之路。這驅使我去了解馬克思主義，並讓我從哲學的角度更好的理解其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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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渴望從中國人的視角來看待馬列主義，我意識到作為一個對經濟學感興趣的資本主義者，我需要更好地理解它。這促使我更仔細地研究它，改變了我對它的看法。如前所述，在我研究它之前，我假設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功能失調的資源分配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理論上“各盡所能，需求分配”，但由於缺乏創新和高效的激勵機制，無法產生很多產出。我沒有真正理解什麼是辯證唯物主義，我沒有意識到馬克思是一個傑出的人，他的思想值得我們更好地理解。理解這種哲學很有吸引力的過程促使我更深入地研究馬克思的著作。
馬克思最重要的理論/體係是關於進化是如何發生的。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辯證”是指對立的事物如何結合在一起並產生變化，“唯物主義”是指一切事物都有一種物質的（即物理的）存在，並與其他事物以一種機械的方式相互作用。馬克思鄙視那些與現實沒有聯繫的理論，那些不能產生好的變化的理論。所以我想知道馬克思，一個非常注重實踐的人，認為哲學只能通過其產生的成功和失敗來判斷，用他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完善共產主義的運作方式。
簡而言之，辯證唯物主義，即馬克思的產生變化的體系，是一種觀察事件演化，並通過觀察和影響對立的矛盾來影響事件發展進程的方式。矛盾促使了鬥爭，當矛盾被解決，進步就出現了。馬克思的意思是它適用於一切。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衝突中所體現的階級之間的衝突和鬥爭，只是眾多此類衝突中的一種。
到目前為止，這聽起來對我來說是正確的——比如，1）矛盾/對立會產生鬥爭，而產生這些衝突、反思這些衝突並努力克服它們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並且2）“階級”之間的鬥爭表現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衝突上。你們可能還記得，我認為衝突產生鬥爭，衝突和鬥爭產生進步，我認為階級之間的衝突（即“有”和“沒有”）是推動歷史的三大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你會記得,研究歷史之後我相信帝國興衰背後的三股最強大的力量是1）貨幣/債務/資本市場週期，2）財富差距/機會/政治週期，和3）挑戰現有力量的外部力量週期，這有點類似，不過我相信總共有17個重要因素。無論如何，我不認為馬克思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的這兩點是錯誤的。
用他的話說，或者我的，在1930 - 45年期間這些力量都在下降/衝突階段的周期裡，導致世界各地的革命和戰爭，以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大意識形態的衝突，從而形成了20世紀的格局。馬克思所指的這些力量是影響中國的重要事物。正如往常一樣，這些衰落的力量退出歷史舞台，新的國內和世界秩序開始出現。更具體地說，這場外部戰爭於1945年結束，隨後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外國軍隊離開了中國大陸的大部分地區。然後，中國發生了內戰，這場內戰在1949年結束，並產生了一個新的國內秩序。假設你身處1900- 1949年，想像自己讀馬克思的著作。你會有所感悟。
就中國人民的意識形態傾向而言，儒家思想、馬克思主義和一些嚴格的法家思想都是這個混合體的一部分。注意，所有這些都強調了解一個人在等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的重要性，並以指定的方式扮演的角色，所以這種方式是根深蒂固的。
我將非常簡要地概述1949年到現在發生的事情，然後深入研究中國從那時到現在的每一個不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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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9年到現在的崛起
雖然有點過於簡單化，我們可以把中國從1949年到現在的演變看作是三個階段，1）1949年到1976年，2）從1978年直至2013年, 3）從2013年到現在。每一個階段都使中國沿著長期發展的曲線前進，因此每一個階段都取得了成就，隨後的階段都以此為基礎。簡而言之，這些階段沿這一曲線發生如下：
- 從1949年到1976年，a）鞏固了政權，b）建立了中國製度、治理和基礎設施的基礎，c）管理中國。這個階段實行計劃經濟。
- 在1976年至1997年之前，中國轉向了一種更加集體的領導模式，對外開放，引進並發展了市場主義實踐，在金融和其他方面變得更加強大，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沒有威脅。與美國建立共生關係在地緣政治上是有益的。在經濟上，兩國關係是共生的，因為美國從中國購買價格誘人的商品，而中國又把賺來的錢借給美國人用於購買這些商品。結果，美國獲得了中國借給美國的以美元計價的債務，而中國獲得了美國欠中國的以美元計價的資產。中國以基本穩健的方式悄然變得更富有、更強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加劇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財富問題上的緊張關係，越來越多的人對流向中國的就業怨聲載道，並且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於債務擴張，包括中國。再加上中國的發展開始變得更具競爭性，兩國關係開始發生改變。
- 2013年之後，中國變得更富有、更強大，而中國本身也變得負債累累（儘管它的債務是國內債務）。加快經濟改革，在積極改革經濟的同時應對債務增長的挑戰，支持領先技術建設和全球化。加積極地縮小教育和財政條件方面的差距，保護環境和鞏固政治控制。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變得更加明顯，特別是在唐納德·特朗普(一個主要靠吸引失業者而當選的民粹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當選總統，引致當前類似於日本和德國崛起挑戰既有權力大國的1930年代。
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這些。
第一階段：1949年至1976年基礎建設
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談及建立一個負責基本服務的政府的實際問題。新政府迅速修復了交通和通訊系統，並將銀行系統收歸國有，將其置於新的央行——中國人民銀行之下。為了降低通貨膨脹，新成立的中央銀行收緊了信貸，穩定了貨幣的價值。政府將大多數企業國有化，並將農業用地分配給耕種這些土地的人。它還創建了“教育、科學、技術和公共衛生”的“公共機構”。不管一個人是否工作，他都只能得到基本的報酬。沒有基於業績的薪酬。這些保障每個人基本收入和福利的措施被統稱為“鐵飯碗”。這些變化創造了一個穩定的經濟，但除了用使命來激勵員工積極行之外，其他激勵非常少。中國大陸擺脫外國人，並建立基本的治理制度。正如上一章所解釋的那樣，1945年的世界新秩序將世界分成了兩大意識形態陣營——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陣營和以蘇聯爲首的華約陣營——以及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第三類國家。這些不結盟國家中有許多仍然是殖民地，多數是衰落的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如第四章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朝鮮半島分裂，蘇聯影響北方，美國影響南方，按照三八線劃分。美國與聯合國一起，對朝鮮的入侵做出了回應，將其軍隊投入戰鬥，然後將戰鬥帶到位於中國邊境的朝鮮。中國不能讓美國在自己的邊界或領土上，所以中國必須戰鬥。與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對邊界上的敵人非常敏感。抗美援朝的勝利被認為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從1949年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到1976年，中國經濟增長相當不錯，平均年增長率約為6%，平均年通貨膨脹率在1-2%，獲得了約4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因此，人民生有所改善但仍然貧窮。
1976年意義重大，中國面臨第一次代際變革。
1978年，最重要的政策都可以用一個短語來概括:“改革”和“開放”。改革意味著“市場改革”，這意味著利用市場化來幫助資源分配，從而調動人們的積極性，而“開放”意味著與外部世界互動，以學習、改進和發展貿易。這使得中國開始把市場經濟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20]並對外開放。更大的“改革”和“開放”——將讓中國的經濟更強大，只要沒有更強大的外國勢力想要阻礙當時經濟疲軟的中國的發展, 所以關鍵是要追求這些方向上獲取利益。1979年與美國建立了全面外交關係，這是改革開放戰略是一致的。當時的中國非常貧困——人均年收入不足200美元——所以中國需要發展。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達成這一目標需要接受一切事實，即“實事求是”。我並沒有看到兩者之間的矛盾，而是由此認識到這兩種看似對立的意識形態是通過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待的，比如，認為這兩個相互衝突的對立面將很自然地走到一起，它們之間的矛盾和不斷的對於矛盾的解決自然地使得二者之間的衝突得以解決，從而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上取得進步。政府觀念的連續性和合法性，在進行大的改革以使中國富強的同時，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共存對中國來說顯然是正確的。
改革政府的決策結構。領導團隊遵循同樣的基本路徑, 使中國更富裕, 更強大的通過使經濟更加市場化和增加中國的貿易和學習其他國家治理過程中的經驗。
1984年，我第一次與中國直接接觸。從那以後，我的直接接觸，以及我所接觸到的事實，影響了我的觀點。因為這些互動對與我建立我的觀點和幫助你們理解我的觀點都非常有價值，所以我會在相關的時候提及其中的一些。同時，因為我不想失禮，我也不會傳遞我認為那些給我消息的人不願意讓我公開的信息，而且我也不會提及任何在世的人的名字。
1984年，受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CITIC)的邀請，我第一次來到中國，向他們解釋世界金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這家公司是作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延伸而成立的。中信成立的目的是學習和試驗如何應對外部世界和資本主義。
中國當時非常貧窮落後。但是我立刻明白它的人民聰明而且文明。在這方面，它不像我以前習慣的發展中國家那樣，因為中國的落後是由於人們根本不了解或無法獲得外界擁有的東西，並且是因為他們在一個消極的系統中工作。例如，我送了10美元的計算器作為禮物送給人們，他們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設備。當時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職業或工作，他們工作得出色也得不到經濟上的足夠激勵，所有企業（包括小餐館)都是國營，沒有財產（如房屋）的所有權，並且就最佳服務和產品而言，與世界沒有任何联系。
我很清楚，消除這一障礙只是剛剛開始，這自然會使得經濟水平趨向一致，就像水會在沒有約束時自然尋求相同的水平面。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正在發生的變化。我記得我當時在中信的“巧克力大廈”十樓演講，通過窗戶指著兩層胡同（貧困街區），並告訴我的聽眾，胡同不用多久就會消失，摩天大樓很快就會代替它們。他們不相信我，並告訴我：“您不了解中國”，我告訴他們，他們不知道開放帶來的經濟套利的力量。我們過去40年所看到的高增長，其背後最大的力量就是開放。對外開放創造了巨大的機會，而中國人則充分利用了這一機會，他們的表現甚至超越了我的最高期望。在中國獨特文化的影響下，他們通過制定和實施改革來做到這一點。這些改革解放了人民，讓他們能去實現出色成果。全球化以及世界希望中國的加入也有很大幫助。我當時經常聽到的明確目標是“打破鐵飯碗”，這是指不提供消極的保底就業和確定的保底福利，而是以更加激勵性的補償代替它們。
在具體管理上，決策人員仔細詢問我很多細節，比如新加坡機場的運行方式（例如，乘客要等多久才能拿到托運行李）、新加坡如何取得了這樣出眾的成就、中國如何才能實現這樣的結果。很多年以後，我有機會邀請李光耀到我家。在那次晚宴上，包括其他貴客在內，我們問他對當時不同領導人的看法、他對過去的偉大領導人的看法、以及使他們偉大的原因。我們渴望了解他的觀點，因為他認識過去50年時間中的大部分偉大的領導人，並且也是這50年中最偉大的領導人之一。
中國繼續開放並以驚人的速度變得更加市場經濟。多年來，我在中國向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以各種方式扮演了一個小角色。1989年，新中國建立第一個股票市場。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我看到許多人把中國金融市場建設成為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場之一。通過這一切，我對中國人民，中國文化以及這些力量所帶來的迅速進步有了更深的喜愛和尊重。
實際上，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與西方的關係和貿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好。可以說，全球化極大地幫助了中國。全球化始於1995年，始於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直至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的2016年。中國於2001年加入。此後，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飛漲。2001年，美國與80%的國家的貿易額超過了中國。現在，在大約70%的國家中，中國是比美國更大的貿易夥伴。[22]
在全球化的這段時期，中美之間發展了一種共生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中國向美國出售以極低成本生產的消費品，而中國借錢給美國來購買他們的消費品。對美國人來說，這是一筆“先買後付”的交易。中國人喜歡它，因為他們通過持有美國借據以世界儲備貨幣的形式積累了自己的儲蓄，而美國人通過借錢來獲得所有廉價的東西。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國人的平均收入僅為美國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他們卻藉錢給美國人購買消費品，因為富人比窮人擁有更好的借貸條件。對我來說，這是令人震驚的，反映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願意舉債來為他們的過度消費融資，而中國人更重視儲蓄。這也反映了新興國家希望通過主要儲備貨幣國家的債券/債務進行儲蓄，從而導致新興國家建立債務資產，導致儲備貨幣國家過度負債。
同時，中國不得不應對他們放任其發展的內部債務危機。1991年，債務和經濟問題被稱為“三角債務危機”。結合對中國環境的實際了解，採用了世界上的最佳做法（例如，使用“壞賬銀行”清算，出售和減少壞賬）這個方式幫助清理了過去問題，得以用更好的狀態重新開始，從而刺激了增長。
1995年，我帶著11歲的兒子馬特（Matt）來中國，上了一所當地學校（史家胡同小學）。自從馬特3歲起，他就和我一起去過中國很多次。他會跟著我去參加一些會議，在我們見面的時候，那些善良的人會給他餅乾和牛奶。他參加午餐和晚宴，這些都是有趣的宴會。所以馬特愛上了中國人民和中國。他的生活條件是基本的（例如，通常每週只有兩天有熱水）。
那時，學校和中國的其他大多數地方一樣，都很貧窮。他不會說這種語言，所以他必須通過沉浸式學習，他做到了。儘管他的學校條件較差（比如，11月下旬才有暖氣，所以學生們在課堂上穿著大衣），但我看到了他們有多麼聰明和體貼的老師，他們為孩子們提供了優秀的、完整的教育，包括人格發展。
雖然馬特的生活方式很艱苦，但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受到人們的喜愛，比我們富裕的社區裡的人要發展的更好。他與他的老師和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這些感情至今仍然存在。這段經歷永遠地改變了他的生活，並引導他成立了一個幫助中國孤兒的基金會，他經營了12年，這讓他和我在中國有了更多關於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經歷。因為我對中國及其前景感到興奮，所以我也通過我的公司Bridgewater，同時聘請了一個本地投資團隊，該團隊在當地進行了投資，將美國機構資金投資到對我來說有吸引力的中國企業中。我推進了幾年，後來之所以停止，是因為我發現在家中同時運行它和Bridgewater太困難了。我做了幾筆盈利的小投資，從來沒有要求機構投資者把錢投到那裡。
這些經歷，加上與我以前認識的中國朋友的經歷，使我接觸了許多中國人，從最謙虛的人到最崇高的中國人，我都非常喜歡並尊重他們。
在1995-1996年間，這場危機的結果是，中國人再也不想再處於劣等的軍事地位了，因此他們為在該地區作戰的軍事能力顯著增強。我指出這一點是為了傳達a）台灣與中國統一的重要性，以及b）25年前的局勢有多危險。
從1978年開始改革直到1997年，中國經濟近20年的平均增長率為10％，經濟規模增長了六倍多，平均通貨膨脹率約為8％。中國的外匯儲備從40億美元增長到將近1500億美元（經通脹調整為今天的美元，外匯儲備增加了2500億美元以上）。儲備從1978年的年進口量的60％增長到1998年的進口量的125％以上（到那時，外匯儲備幾乎覆蓋了外債的800％）。
1998年至2002年，必須解決“三角債務”問題（即國有銀行因中央政府的隱性擔保而向國有企業放貸），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進行了非常成功的債務和公司重組，以解決該問題，其中包括政府出售官僚經營和無利可圖的國有企業，出口和外匯儲備的建立，打擊腐敗，發展和改善市場以及市場功能。這些以及更多的市場和經濟變化都是整個過程中重要的進化步驟。我很幸運能與基層組織緊密地參與其中的一些工作，例如債務重組和資產出售——這讓我有了一種緊密的接觸和讓我擁有現在的觀點。儘管這些事件當時看上去比回顧起來要大，但它們都是致力於中國進步的聰明的中國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此過程中，我還遇到了腐敗和不良行為的案例，以及善惡之間不斷進行的鬥爭，導致了我們所看到的改革和結果。
這個階段是中國取得巨大進步的時期。戰後和平與繁榮時期通常如此，當國家領導權沒有受到威脅並且新興國家尚未構成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新興國家（特指中國）可以從領先大國（特指美國）那裡學到很多東西，因為它們以共生的方式工作，直到新興大國變得強大到足以威脅領先大國為止。除了從學習中獲益，他們還從相互交易中，以及以共生的方式利用資本市場從中獲益，直到這種方式變得不利。
更具體地說，1978年至2008年是中國快速增長的時期，其原因是：1）世界仍處於大循環的和平與繁榮階段，在這個大循環中，全球化和資本主義被廣泛接受為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即人們認為商品和服務應能以最節約成本的方式生產，有才華橫溢的人才自由流動，不受其國籍影響，民族主義是壞的，全球機會均等和尋求利潤的資本主義是好的。2）同時，1978年之後，中國轉變為運行良好的“市場”和開放政策。這使中國學到了很多東西，吸引了很多外國資本，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出口國和巨大的儲蓄國。
隨著中國人了解並變得更有能力生產具有成本優勢的商品，他們首先為世界提供了廉價商品，之後又為世界提供了高級商品，在此過程中，他們變得更加富裕。其他新興國家也這樣做，世界的範圍擴大了，最富國與最窮國之間的貧富差距縮小，因為最貧窮國家的增幅最大，而最富裕國家的增速放緩。在此期間，該系統幾乎使所有人獲利了，特別是全球化主義精英們，而且即將到來的威脅並不明顯。在此期間，中國的力量幾乎可以與美國媲美，它們共同創造了大多數新財富和新技術，而世界其他地區相對於這些先鋒而言卻倒退了。從15世紀到20世紀，歐洲是全球最大強國的發源地，但歐洲變得相對脆弱，日本和俄羅斯成為第二大國。其他所有國家都是外圍國家。印度等國家和一些新興國家的條件改善了，儘管沒有一個國家獲得世界大國的地位。
第二階段：2008年之後衝突的出現與全球化的終結
傳統上，由債務增長所資助的繁榮時期會導致債務泡沫和巨大的貧富差距。泡沫在2008年破滅（如1929年），因此世界經濟萎縮，美國中產階級和其他國家的其他人受到傷害（如1929-32年），利率被降至0％（如1931年），這還不夠寬鬆，所以中央銀行在2008年（如1934年）印製了大量貨幣併購買了許多金融資產，這帶動了大多數國家的金融資產價格從2009年開始上漲（如1933-36年），那些擁有金融資產（“富人”）的人比“窮人”佔有更多的利益，因此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例如1933-38年）。就在這一時間，那些正在全球化中迷失的“窮人”，特別是那些看到自己的工作被移民所取代的人，開始與受益於全球化的精英們抗衡。通常，在經濟不景氣時期與巨大的貧富差距相吻合的時候，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不斷發展，一如1930年代。那時，新興大國向主要世界大國發起挑戰的威脅開始變得更加明顯，和平、繁榮和全球化的時代開始減弱，一國之內和一國之間的富人與窮人之間、新興國家和世界主要大國的衝突時代開始了。
在此期間，中國人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尤其是美國政府機構貸款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債務。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政府都沒有讓持有這筆債的中國人知道美國政府是否會背書。
2008年11月，在全球金融危機中，G20國家的領導人聚集在華盛頓特區，並同意通過積極刺激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共同刺激其經濟，這些政策要求大幅增加政府債務並要求中央銀行創造貨幣和信貸為其融資。在2009-2012年期間，由於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措施被用來幫助中國和世界經濟擺脫疲軟，中國的債務增長明顯快於經濟增長。
第三階段：2012年至今成為世界大國的階段
2013年之後，制定計劃的過程包括許多集思廣益的會議，討論哪些政策和計劃最合適。我很幸運地參加了其中的一些對話，他們就如何應對許多困難和敏感的情況進行了坦率的對話，包括如何應對腐敗，過多的債務以及其他類似的事情。有著不同觀點的希望幫忙的人們進行了一次出色的合作。這些討論帶來的坦率、開放的態度、友善和智慧十分美好。這些決策者顯然認為，必須進行經濟改革（即，轉向更多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包括減少對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的支持，減少對產生不良貸款的實體提供的保護），必須大力清除腐敗，加強法治。
從那時起，我就仔細研究了他們的財務和經濟狀況，有關他們債務的過度增長，影子銀行系統的發展和管理，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體系中的脆弱性，與美國的貿易爭端，與美國的其他爭端和合作，以及世界上正在發生的其他事情。研究了事物的工作方式（即因果關係），事物在整個歷史中的工作方式，當前的工作方式，並討論了妥善處理這些問題的原則。
您可能已經知道，我相信一切都像具有永恆和普遍因果關係的機器一樣工作。這些案例以及處理此類問題的永恆而普遍的原則將如何適用於當前的局勢。我發現，當我全面了解他們所面臨的所有考慮因素時，我幾乎總是會奉行他們所遵循的相同政策，因為這種情況的機制需要這些對策。我當然最關注經濟和市場問題，儘管我們的討論涵蓋了其他問題，例如人性，文化和地緣政治。
就經濟和市場而言，中國積極奉行改革開放市場和經濟，控制和管理債務增長，更靈活地管理貨幣，特別是在中國想要成為世界領導者的行業中支持企業家精神和市場導向的政策，建立由發達的監管機構制定的明智法規，在未來的技術和行業中建立其能力，擴大經濟利益，從而將其擴展到發展相對緩慢的地區和人民那裡，控制環境污染。
它完成了許多與這些目標一致的工作。儘管如此，一些人是不這樣認為，這是因為a）它們在其他措施收緊的同一時間出現，b）國有企業改革的速度不及一些人的預期，c）中小型企業的某些支持（例如信貸可用性）不如大型國有企業那樣好（這更多地涉及到中小企業賺錢和獲取貸款的挑戰，以及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意圖的減少）d）中國不允許某些外國公司以與在中國的中國公司相同的條件開展業務，e）與主要的儲備貨幣國家相比，中國更多地協調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對經濟進行調控以實現其目標。
但是，提出批評的最大原因是，大多數人不了解政策制定者的觀點，也不了解影響其決策的各種情況以及他們如何權衡，這是最主要的批評原因。多年來，我研究了中國的經濟和金融問題，並與中國的主要經濟政策制定者進行了多次討論，從這個信息充足的角度來看，可以告訴你，如果換做是我的話，我幾乎會做與他們完全相同的事情。因此，我認為我能比大多數非中國觀察者對中國人在經濟和市場上的成就更滿意的主要原因是，我很幸運能夠有機會通過他們的眼光看待事物，並對關於經濟和市場的運作機制進行討論、達成共識。
然後，我們爆發了大流行病，經濟衰退，大量印刷貨幣和信貸，並發生了各種類型的衝突（最明顯的是出於種族動機的抗議和騷亂），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當我們總結過去發生的事情時，值得快速回顧一下。
在過去的40年中，中國從孤立到開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改革”的轉變，對中國，美國和世界的經濟產生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大的影響。a）分別在中國和美國，b）在兩國之間以及c）他們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發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上最大的變化。更具體地說，由於中國開放和改革體制，向外國學習，獲得外資和吸收資本主義技術，它學到了很多東西，高效的生產，出口和賺了很多錢，借來了很多投資,在全球範圍內變得更加豐富和強大，徹底的改變了自己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在大多數年份中，這是在全球和平與繁榮的經典時期發生的，在那個時期，國家沒有受到威脅，全球化與合作蓬勃發展。這一時期一直持續到2008-10年左右，之後，隨著典型的“大循環”的發展，美國和世界變得更加民族主義，對抗性和保護主義。在過去的40年中，根據我的八種力量衡量標準，中國從最落後的國家之一過渡到了兩個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最重要的是經濟，技術，軍事和地緣政治。
其政策的結果反映在下表中，該表僅顯示了一些代表性統計數據。他們和大多數其他統計數據都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人均產出增加了25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從96％下降到不足1％，預期壽命平均增加了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大約80％。我可以沒完沒了地列舉幾乎每個領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據。中國現在在許多領域顯然是美國的競爭對手。
關於貨幣價值，下圖顯示了自1948年人民幣問世以來以美元計算的人民幣價值。如圖所示，直到1971年a）美元對黃金和其他多數貨幣貶值，包括人民幣和b）所有貨幣對黃金貶值，包括人民幣。
那時，中國以及美國和大多數貨幣實行法定貨幣體系，通貨膨脹率加速上升。人民幣對美元的最初升值損害了出口和經濟，從而導致人民幣在1980年至1994年期間貶值了83％（或每年約12％），這使這一時期的平均通貨膨脹率上升至7.8％。從1997年到2005年，人民幣一直堅守在每美元8.28元，儘管沒有自由交易。2005年7月，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以一籃子外幣進行管理（每美元起價8.11元人民幣）。自那時以來，人民幣一直有一定的波動，但一直沒有跌破2005年的匯率（取消釘住匯率）。左圖以美元為單位顯示現貨價格，右圖以黃金為單位顯示現貨價格。如圖所示，自2014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經下跌了一點點（每年約2％），而人民幣兌黃金匯率則下跌了更多（每年8％）。
這些現貨價格不包含持有人民幣的利息收益，而持有人民幣本應獲得的利率高於持有美元的平均利率，也高於持有從持有黃金的0%利率，持有中國人民幣的總回報率高於上圖中展示的收益率。到目前為止，我只有自1980年來中國的利率；圖表顯示了從那時起以美元和黃金為計價單位的持有人民幣的估計總收益。
實施健全的貨幣政策，建立適用於借款人和貸方的良好信用體系的關鍵是，使該貨幣不會相對於其他主要貨幣、商品和服務價格產生任何大的上升或下降。自1985年左右以來，中國一直在管理匯率和利率。
我們的研究還在進行中。9月24日，星期四，我將發布本章的後續章節，內容涉及美中關係和摩擦。與過去的歷史不同，這一章講述了現在這兩個國家之間正在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您發現其中一項很有趣，那麼您會發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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