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自從中國開始建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往來、擁抱市場機制，並積極接納全球最佳實踐以後， 中國經濟便邁入了騰飛階段。如今，中國已憑藉其龐大的經濟體量躋身全球大國之列。中國在2013年躍居全球第一大商品貿易國，擁有110家《 財富》世界500強上榜企業（與美國的數量相當）,而且無論作為外商直接投資（FDI）的目的國還是對外投資來源國，中國都已躋身全球前兩位。然而，中國企業的絕大部分營收仍然來自本國市場。國際企業進入中國金融市場時，依然要面對運營與監管方面冗雜的掣肘因素。儘管中國蓬勃的數字經濟產生了海量數據，但跨境數據流的規模仍然較為有限。

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全球其他經濟體受益良多——消費者得以享受中國出口的低價商品，跨國企業也從迅猛擴張、活力四射的中國市場中捕獲了新的增長來源。但在此過程中也難免要付出某些代價，首先便是中等收入就業崗位的流失，這在發達經濟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中國與世界之間的經濟聯繫正在悄然改變。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發布的“ MGI中國-世界經濟依存度指數”顯示，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相對有所上升，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則相對降低。世界各國也隨之開始重新審視這種關係。於是，貿易爭端時常見諸媒體頭條，技術流動面臨新規審查，保護主義日漸抬頭，地緣政治局勢越發緊張。經過了若干年的深化合作之後，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是否將逐步走向弱化？我們是否會見證中國與世界的融合程度已達到頂峰？反之，如果雙方的經濟聯繫進一步加深，將催生哪些機會？將對雙方帶來多少經濟價值？在這種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的環境中企業又該如何自處？

本報告分為6章，首先我們將從8個維度審視中國經濟與世界融合的現狀（第一章），探討中國與世界經濟依存度的變化，並根據具體行業和國家展開詳細分析（第二章）。隨後將針對技術領域（第三章）以及消費市場（第四章）展開詳細分析——技術創新是所有經濟體的發展關鍵，中國也不例外；而消費市場更是中國乃至全球目前主要的經濟增長來源。在第五章中，我們將探討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繫的發展方向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經濟價值的變動。最後，我們將在第六章中探索企業高管面對這種變化應如何調整經營方式。本研究的基礎是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早先對於全球價值鏈變動的研究，特別是對於其中“新中國效應”正驅動全球需求增長及提升行業成熟度的研究。

雖然中國作為全球大國，擁有龐大的經濟體量，但中國經濟尚未全方位實現與世界融合。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4年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按名義GDP總量來計算，中國在2018年已達到美國的66%,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MGI連接指數"根據商品、服務、金融、人員和數據流動情況對各個經濟體的參與度進行了排名，結果顯示，中國2017年的連接程度位居全球第9。2018年中國的GDP約佔全球總量的16%。

然而，為了衡量中國與世界的融合程度，我們從8個維度分析了中國的經濟規模和與世界融合的程度（見圖1）。

貿易。在全球貿易舞台上，中國既是重要的供應方，也是重要的消費市場。中國在2009年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2013年又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貿易國，在全球商品貿易總額中的佔比從2000年的1.9%增長到2017年的11.4%。我們分析了186個國家和地區，其中33個國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是中國，65個國家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是中國。但不同地區和行業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差異較大。中國對某些地區（尤其是鄰國）和行業的影響偏高，尤其是那些技術產業鏈實現了全球整合的地區，以及將中國視作關鍵市場的資源出口行業。2017年， 中國以2270億美元的出口額成為全球第五大服務出口國，相當於2005年的三倍；同年，中國的服務進口額高達4680億美元，躍居全球第二大服務進口國。不過，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全球份額尚不及商品貿易——2017年，中國在全球服務貿易總量中的佔比為6.4%,約為商品貿易占比的一半。從全球來看，服務貿易比商品貿易的增速快60%。

企業。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自2010年以來，全球範圍內的中國企業總數從10167家增長到37164家，大約保持著16%的年增速。其中一些已成長為全球性企業。2018年，《財富》世界500強上榜企業中有110家來自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接近美國的126家。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2018年的一項研究顯示，2014-2016年間，經濟利潤排名全球前1%的企業當中有10%是中國企業，而1995-1997年間這一比例尚不足1%。雖然這些企業在中國境外的營收有所增長，但即使是其中的一些全球性企業，其海外營收的比例仍不足20%。相比之下,標普500企業的平均海外營收比例則高達44%。另外，2018年度全球最具價值品牌100強中僅有一家中國企業。

資本。2015-2017年間，中國是全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國，也是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然而中國距離金融體系全球化仍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2018年，外資在中國銀行系統中的佔比僅為2%左右，在債券市場中為2%，在股票市場中約為6%。另外，中國2017年的資本流動輸入和輸出總額（包括外商直接投資、貸款、債券、股權和準備金）僅相當於美國的30%左右。

人員。中國與世界之間的人員流動（也即留學生和遊客的流動）正在快速增長。中國現已成為全球第一大留學生和遊客來源地（留學生總計60.84萬人，為2000年的16倍；2018年中國出境游達到近1.5億人次，為2000年的14倍） 。相比之下， 2017年來華留學和旅遊的人數分別僅佔全球留學生總數的3%和全球出境游人次的4%。中國學生海外留學目的地一直高度集中，僅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三國就吸引了約60%的中國留學生。2017年，約一半的中國公民的出遊目的地在大中華範圍內，另有29%的遊客會前往亞洲其他地方。移民流動的規模一直很小。1990-2017年間，移民海外的中國人約佔全球移民總數的2.8%，移民到中國的外國人約佔全球移民總數的0.2%。

技術。近年來，中國的研發開支大幅增長。國內研發開支從2000年的90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293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但在一些核心技術上中國仍需要進口，例如半導體和光學設備。此外中國也需要海外知識產權的引進。2017年中國的知識產權進口額為290億美元，而知識產權出口額僅為50億美元左右（ 為進口額的17%）。與中國簽訂技術進口合同的國家的地域集中度非常高，逾一半的海外研發採購金額集中流向三個國家——美國（31%） 、日本（ 21%）、德國（10%）。

數據。中國擁有超過8億名網民，規模全球居首，雖然近年來跨境數據流有所增長，但總體規模依然有限。中國的寬帶數據流動總量位居全球第八，僅為美國的20%，考慮到中國龐大的數字經濟體量，這個流動規模可謂小之又小。

環境影響。自2006年以來，中國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國，如今已占到全球年排放總量的28%（ 雖然溫室氣體排放的比例已下降很多）。中國一直在大力投資開發可再生能源，2017 年在這一領域共計投入了約1270億美元，佔全球投資總額的45%，相當於美國或歐洲（ 均為410億美元）的3倍。中國之所以努力降低碳排放強度，不僅僅是為了履行簽署《 巴黎協定》 時的承諾，即在2005-2020年間將碳排放強度減少40%~45%（該目標已於2017年底達成），也是為了解決國內的各項問題（包括空氣質量問題）[4]。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6年中國的PM2.5濃度中值（一項空氣污染指標）是經合組織（OECD）平均水平的3.7倍。

文化。中國為了向世界發揚本國文化而投入了大筆資金，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全球孔子學院數量已從2010年的298所增加到了2017年的548所。近年來中國正在積極為全球文化娛樂產業提供融資，輔之以有競爭力的製作設施，已經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影片來華拍攝：2017年全球票房前50強的電影中，有12%的影片至少在中國拍攝了一部分內容，而2010年僅有2%。不過，儘管投資甚鉅，但中國尚未對全球範圍內的主流文化產生顯著影響。僅舉一例：中國電視劇的出口額僅為韓國的1/3 ，而中國十大頂尖音樂人在全球領先的一個流媒體平台上的訂閱總量僅為韓國十大頂尖藝人的3%。

中國與世界之間的經濟聯繫正在悄然改變

我們從貿易、資本和技術方面審視了中國與世界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之後發現：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在相對下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卻在相對上升。

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在相對下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卻相對在上升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從上述8大維度中選取了貿易、技術和資本三個重點維度，對中國與世界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進行了分析。2000-2017年間，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在這三方面均有所提升，而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卻有所降低（見圖2）。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編制了“中國-世界經濟依存度指數”，旨在通過與其他大型經濟體的橫向比較來衡量這些經濟流動對於中國和全球經濟體的相對重要性。研究顯示， 2000-2017年間，世界對中國經濟的綜合依存度指數從0.4逐步增長到1.2，而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指數則在2007年達到0.9的最高點，到2017年則下降到0.6。

中國對世界的依存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重點已逐步轉回國內消費市場。2015 年以來的16個季度中，有11個季度中國國內消費佔GDP增長總額的比例超過60%。2017-2018年間，中國約有76%的GDP增長來自國內消費，而淨貿易額對GDP增長的貢獻實際為負。在2008 年，中國的淨貿易順差還占到GDP的8%,但到2018年這一比例已降至1.3%左右，低於德國或韓國（這兩個國家的淨貿易順差佔GDP的5%?8%）。中國內需的增長以及國內價值鏈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近期全球範圍內貿易強度的下降。中國正在消費更多其生產的產品。這些顯著變化不但左右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重點，也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經濟彼此依存的態勢。

中國對世界經濟依存度的下降也反映了一個現實：在貿易方面，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統計數據，自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的平均關稅稅率已從2000年的16%降至2009年的約9%。但2017年的平均稅率卻上升到了10.6%（需要注意的是，稅率水平在2018年宣布新一輪關稅下調後或將再一次降至7.5%）。相比之下，美國和歐盟2017年的平均關稅僅為3%~4%左右。此外，資本方面的壁壘始終存在。雖然經合組織“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監管限制指數”為中國評定的指數已經從0.74下降到了0.39，但仍然遠高於0.08的經合組織平均水平。在此需要指出：該指數可能並未考慮到中國最近為減少監管限製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例如推行“負面清單”制度。

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上升，則表明中國作為消費市場、供應方和資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中國貢獻了全球製造業總產出的35%。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儘管目前中國在全球家庭消費中的佔比僅為10%,但在2010-2017年間，中國貢獻了31%的全球家庭消費增長額。另外，在汽車、酒類、奢侈品、手機等許多品類中，中國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場，約佔全球消費總額的30%（甚至更高） 。我們注意到，中國在2015-2017年間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和目的地。但我們對73個經濟體和20個行業的分析顯示，不同地區和行業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存在較大差異。

地理位置鄰近中國、資源貿易占比較高，並且參與跨境資本流動的國家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最高

我們從國家層面研究了各個經濟體對中國的進口（國內產值出口到中國的比例） 、出口（來自中國的進口額佔國內消費總額的比例）和資本（來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佔國內投資總額的比例）的依存度。自2007年以來，在我們研究的73個經濟體中，有69個經濟體的國內產值相對於中國的進口的依存度上升；有72個經濟體的國內消費相對於中國出口的依存度上升；還有58個經濟體的國內投資相對於中國資本的依存度上升（見圖3）。

亞洲經濟體與中國的聯繫因區域供應鏈而愈加緊密

亞洲國家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那些對華出口比重較大的國家。它們往往通過全球價值鏈與中國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對華貿易在國內產值中佔比很高。例如新加坡的對華貿易額（包括進口和出口）幾乎占到了國內產值的30%。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現，全球價值鏈呈現出區域化屬性加強、全球化屬性減弱的態勢。2013-2017年間，區域間貿易在全球商品貿易總額中的佔比增加了2.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在亞洲尤為顯著，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這三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都是中國。其中一些經濟體對中國資本的依存度也同樣明顯。舉例而言，2013-2017年間， 馬來西亞從中國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相當於其國內投資總額的6%；在新加坡則為5%。

資源豐富的國家更依賴中國的需求

對外出口自然資源的國家顯著依賴中國的需求。以南非為例，對華出口目前已占到其國內總產值的15%，而2003-2007年間這一比率僅為2%。與之相似，對華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亞總產值的16%，先前這一比率僅為4%。僅鐵礦石出口一項就占到了澳大利亞對華總出口的48%（礦產和金屬共計占到出口總額的84%） ，澳大利亞採掘業21%的產出都流向了中國。

一些新興經濟體和體量較小的成熟經濟體也高度依賴中國的投資

舉例而言，2013-2017 年間，埃及從中國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相當於其國內投資總額的13%，巴基斯坦則為8%。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不只是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其最大的基礎設施融資來源和第三大國外援助來源。來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非洲的房地產、能源以及交通基礎設施領域。

相比之下，大型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較低

從國內經濟體量的角度考慮，發達經濟體（尤其是西歐和北美各國）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對中國的依存度相對較低。對華出口額通常在其總產出中佔比不足5%，對華進口額在其國內消費中的佔比也不足5%。另外，來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佔其國內投資的比例更低於1%。

不同行業對中國的依存度各不相同

我們擇取了20個基礎產業和製造業，綜合分析了全球各國對中國消費、生產和進出口的依存度（見圖4）。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主要涵蓋的是基礎產業和製造業，而非服務業，這是因為基礎產業和製造業的貿易屬性更強，可用數據更多。

我們發現，由於中國的經濟體量極為龐大，幾乎所有行業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於中國：在20個行業當中，中國有17個行業的消費份額在全球總消費中佔比超過20%。此外，中國在全球服務消費中的佔比也在上升。這說明對於尋找增長來源的企業而言，中國市場的機會不容忽視。

我們根據貿易依存度的不同，將行業歸納為5個類別：

中國在電子、機械和設備領域已經全面融入全球價值鏈。在這些深度整合的貿易領域當中， 中國的角色既是供應方，也是市場。總體上，這些領域的貿易屬性通常很強。中國在這些領域的高佔比反映出中國已經高度融入全球貿易——中國占全球出口總額的17%~28%，佔全球進口總額的9%~16%。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產出佔比也很可觀，全球份額高達38%~42%。

對於貿易屬性極高的輕工製造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言，全球各國高度依賴中國的產出。某些行業把中國稱為“世界工廠”，生動地表明了全球各國對中國生產的依存度。中國在全球輕工製造領域（例如紡織和服裝）的份額甚至高達52%。在很多情況下，全球各國也高度依賴於中國的出口：中國占據了全球紡織和服裝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

隨著中國的工業化不斷取得進展，全球上游產業對中國的依存度均有所提高。那些為進一步加工提供原材料的行業都要依賴中國的進口。中國製造業的增長大幅提升了對原材料和中間品（用於加工成最終商品）的需求，人均收入的增長也推升了中國的整體商品需求。2003-2007年間，中國貢獻了全球採掘業進口額的7%，在2013-2017年間這一比例更升高到21%。

在另一些全球貿易屬性較強的行業中，中國並不是主要參與者。在一些著重於服務快速增長的本地需求、且有本地成分要求的行業，因此儘管這些行業的貿易強度很高，但並不太依賴中國。以製藥行業為例，中國的貿易額僅佔全球藥品出口的4%、全球進口的3%。同樣，雖然汽車領域的貿易強度較高，但中國的貿易額僅佔全球出口的3%、全球進口的7%。不過，這些行業在中國都有相當龐大的需求，因此對於想要涉足這些行業的企業來說，中國是一個不容錯過的市場。

沒有加入全球貿易的行業對中國的依存度往往較低。我們把5個貿易強度佔總產出的比例較低的行業歸為“本地自產自銷”的一類。儘管貿易強度相對較低，但中國仍在其中一些行業佔據了很大份額。舉例而言，中國的金屬製造行業佔據了全球出口的23%，農產品行業則佔據了全球進口的18%。

中國已融入全球技術價值鏈

中國近年來的技術創新勢頭迅猛，已經成為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全球大國，並在很多技術領域躍居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國。根據2017年的統計，中國的手機銷量占到全球銷量的40%，電動車銷量占到64%，半導體消費占到46%。中國市場已經為很多高科技企業提供了重要的增長機遇。根據“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指數”（MSCI）的統計，美國信息技術領域有14%的營收來自中國。

在數字化、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技術逐漸普及的時代，持續創新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技術鍊是最複雜的價值鏈之一，尤其需要各方通力協作，而中國早已深度融入其中，並佔據了相當大的全球進出口份額。以集成電路和光學設備領域為例，中國的進口額高達國內產值的5倍。

在審視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如何演變時，技術可謂是一個核心關注點。由於中國目前仍然需要國外的技術流動，所以為了促進本土創新並提高生產率，中國需要保持甚至加強獲取技術的力度。全球各國也對中國科技的迅猛發展越發關注，發達經濟體尤其如此。一些國家出台了新的法規，對獲取外國技術的中國投資展開更密切的審查。人們都在密切關注中國的技術鍊是否會脫離全球價值鏈，以及中國政府針對技術領域本土化所提出的目標。根據《中國製造2025》計劃設定的目標，在政府重點發展的23個子領域中的11個領域，國家提出，中國本土企業的市場份額的期望值為40%~90%。

中國在各個行業都在發展本土價值鏈。中國內需的增長以及國內價值鏈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近期全球範圍內貿易強度的下降。中國正在消費更多其生產的產品。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的技術市場似乎都呈現出本地化的趨勢，只是不同行業程度各異。在光伏面板、高鐵、數字支付系統和電動汽車這些行業，中國企業在本土市場佔據的份額超過90%。而在半導體和飛機製造等行業中，中國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佔據的份額都很小，而且高度依賴外國技術。對此次研究的大多數價值鏈而言，中國仍有很大的全球化潛力。若論全球化程度較高的行業，中國在海外光伏面板市場佔據了高達50%的份額；若論全球化程度不足的行業，中國在飛機製造行業的市場份額尚不及1%（見圖5）。

為了衡量中國與世界在技術鏈上的融合程度，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從11個領域擇取了81項技術進行研究。研究發現，中國對其中超過90%的技術均採用了全球標準（見圖6）。至於中國標準與全球標準相左的少數幾項技術領域，都可以用經濟動因加以解釋。以聚氯乙烯（PVC）製造業為例，中國採用的煤基工藝在成本上低於國際上更普遍的乙烯基工藝，這是因為中國擁有豐富的煤炭儲量。我們在分析中發現，中國的本土廠商有能力生產60%~80%的技術，這意味著仍然有至少20%~40%的技術需要跨國企業輸入。此外，我們對同類標准進行分析後發現，中國供應商可以在40%~60%的技術研究中實現與國際供應商同等或更好的效果。在一些尚未確立全球標準的新興技術領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量予計算），中國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即便在這些領域，中國也從設備進口、人才引進和國外投資中獲益良多，而且今後還將繼續使用這些資源。

全球各國的經驗均表明，一個國家若想向技術鏈的上游挺進，必須具備四大要素：（1）大規模投入資金；（ 2）擁有獲取技術和知識的渠道；（ 3）進入龐大的市場；（4）推行鼓勵競爭和創新的有效制度。日本（ 汽車） 、韓國（半導體）和中國（高鐵和液晶顯示器）曾經的技術飛躍無不表明上述四大要素對於科技發展和創新不可或缺。舉例而言，中國的高鐵行業便得益於國家層面的支持，中國政府從2004年以來持續投入巨資完成了2萬公里鐵路建設。中國也與全球4家領先的老牌高鐵企業簽訂了技術轉讓協議。此外，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高鐵市場，總里程數佔全球65%。由於高鐵被中國列為國家重點產業，企業高管和工程師都明白任務的緊迫性，因此能夠高效調動資源，實現“消化吸收再創新”，並且針對中國的運行環境開發解決方案，最終實現了大規模部署。

我們從以上四大要素入手，對中國的技術行業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中國不但有能力提供充沛的科研資金，也擁有足夠的市場空間來推動技術的商業化。因此，中國向技術鏈上游挺進的關鍵點就落在了第二和第四個要素上，也即積極開發和收購核心知識技術，以及設計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統，以確保其生態系統具有足夠的競爭活力來促進創新。對這兩個要素而言，參與全球價值鏈以及加強資本、知識、人才流動都可以加快中國向價值鏈上游挺進的速度。

我們分析了中國在3個全球技術鏈當中所處的位置，並且評估了全球技術鏈繼續整合將對中國以及世界產生何種影響：

電動汽車：2011-2017 年間，中國的電動汽車市場實現了超過90%的年增速，主要動力來自大舉投資和政府支持。但只有國內生產的汽車才能享受政府補貼。2017年，中國本土的原始設備製造商（OEM廠商）佔據了國內90%以上的市場份額，但在國際市場中佔比卻不足5%。雖然本土OEM廠商更依賴於國內市場，但中國也從全球價值鏈整合中獲益良多。中國的多數電子器件和電路元件都是從歐洲、日本和美國進口的。從產品質量上看，中國製造商在某些領域相對落後，例如中國頂尖電池製造商生產的電池產品在能量密度上要比日本頂尖企業低30%~40%。中國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國內電動汽車行業競爭力的計劃，對企業的補貼預計持續到2020年；對合資企業的限制也在放鬆，為跨國企業打開了新的機會。

機器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機器人市場，佔全球工業機器人總銷量的36%。從整體上看，外企在中國市場中佔據了逾50%的份額，但中國本土企業也在逐步取得進展，尤其是在規模較小、複雜度較低的應用領域。中國的OEM廠商目前在點膠、堆垛塑料成型和金屬鑄造機器人領域獲得了50%以上的市場份額，但在焊接及物料處理機器人領域僅佔據約10%的份額。具體到伺服馬達、減速齒輪、控制系統等需要頂尖技術才能生產的核心組件，中國仍然要依靠在國內設廠的外企或者從國外直接進口。

半導體：半導體已成為中國的戰略性產業，獲得了政府的巨大關注和投資，但目前取得的進展仍然有限。中國2018年的集成電路進口額甚至超過了原油。中國的集成設備製造和裝備行業的全球化程度極低，但在無芯片製造設計領域取得了一些進展，全球市場份額從2013年的11%增加到2017年的15%。中國政府已經宣布了一項計劃，希望國內80%的半導體需求到2030年可以由國內企業來供應（包括在華外企），相比2016年的33%實現大幅提升。

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整合有助於中國加速這一進程。遵守全球標準有助於中國獲取更多的全球知識和技術，便於相關資本、知識和人才的流入。全球價值鏈整合還能為中國本土企業創造更健康的競爭環境，尤其對國有企業而言。這一過程也將惠及全球其他國家——首先便是獲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市場。同時，全球整合也會催生全新的創新合作機會。舉例而言：隨著矽基半導體芯片逐步逼近“摩爾定律”預測的性能極限，石墨烯和氮化鐐等新材料的湧現以及3D和光電予等設計方式的創新都會為全球合作打開新的天地。

中國快速擴張的消費市場為國內外企業提供了重要機會

中國消費市場已經在擴張中變得更加自信、富裕、更加樂於嘗試新鮮事物，從而為中國和世界提供了強大的紐帶。消費市場不僅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也為國際企業創造了巨大機 會。到2030年， 58%的中國家庭有望躋身“大眾富裕”或以上階層，這一比例將超過韓國目前的55%。中國城鎮消費者的支出水平正在向世界其他國家靠攏。中國城鎮消費者用於可支配性支出的收入也在增多。食品支出在中國家庭總消費中的佔比從2000年的50%降低到了2017年的25%，已經與發達國家如今的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相差無幾——日本為26%，韓國為29%，美國為17%。

在華外企將可能面臨競爭格局的變化

中國消費市場已經與全球高度整合。自從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逐步降低了外企在華運營的門檻，並從2004年開始允許外國投資者在國內所有市場經營零售業務。中國還開放了分銷領域，允許外資分銷企業申請全國性牌照。因此，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滲透率相當可觀。我們分析了十大消費領域的30種頂尖品牌，發現2017年在華外企的平均市場滲透率為40%，在美國這一比例僅為26%。某些行業的滲透率甚至更高，例如在美妝和個人護理領域中跨國企業的滲透率高達73%（見圖7）。

隨著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本土企業和品牌的發展也被帶動起來。在我們研究的30個消費品類當中，外國品牌在其中11個品類中的市場份額有所下降。在這些品類當中，中國本土企業的產品質量和營收業績已經可與外企相媲美，其中有些企業已經開始走向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尤其是高端領域）曾經由美韓兩國的生產商所主導，但現在中國手機品牌已經逐步出口東南亞、非洲和歐洲。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DC）的統計，中國智能手機在非洲大陸、印度和馬來西亞的市場份額超過30%。中國的移動遊戲產業在2016-2018年間增長了250%，《王者榮耀》和《終結者2：審判日》等不少國產遊戲已經出口海外。

我們要著重指出以下兩個可為國內外企業提供巨大商機的趨勢：

中國消費者期待擁有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務選擇。隨著收入的增長，中國消費者渴望擁有更多選擇。雖然消費降級的說法很流行，但我們發現，有證據顯示中國正在經歷廣泛的消費升級。麥肯錫2018年全球消費者信心調查顯示，中國有26%的受訪者整體處於消費升級狀態，而全球另外10個頂尖經濟體的平均比例為17%。某些情況下，中國消費者對國內品牌有所不滿，部分原因在於產品質量不佳，而且選擇較少——無論是商品還是服務均如此。不過， 跨境電商作為一種便於中國消費者獲取海外商品的渠道，近年來正在快速增長。根據艾瑞諮詢的統計，2015-2017年間，中國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額幾乎翻了一番，達到1110億元人民幣(約合170億美元)。我們預計，服務將成為下一個在競爭中精益求精的領域。中國的服務行業仍然落後於其他國家，生產率僅為經合組織平均水平的20%~50%。在醫療和教育領域，一些高收入居民因為對國內服務的品質懷有擔憂，已經開始嘗試使用國外的服務。雖然政府已經實施了一些針對向外資開放服務行業的舉措，但外資的參與程度仍然有限。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增加境外消費。中國的人員流動逐漸加大(尤其是學生和遊客)，讓目的地國家的企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商機。中國如今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遊客源地，中國公民在新加坡和泰國的出遊消費分別相對於兩國國內個人消費的7%~9%。中國留學生也對其他經濟體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澳大利亞2017年對華教育出口額高達100億澳元(這還不包括中國留學生的日常生活開支)。各國企業不妨積極適應中國公民的習慣和偏好，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務，以充分把握上述趨勢帶來的商機。

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繫的發展方向，將可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價值變動

中國與世界似乎都在重新審視彼此之間的經濟聯繫。全球化的意外後果以及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成為全球各國(尤其是發達經濟體)高度關注的話題，在美國，還有人擔心“中國衝擊”(china shock)導致了製造業崗位的流失。一些主要經濟體正在醞釀出台法規來加強對外商投資交易的審核——當所涉技術具備重要的戰略意義時尤為如此。這些情況都預示著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聯繫正在減弱，但彼此脫離並非不可避免。

我們著重擇取了5項可能導致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發生變化的發展趨勢，並模擬了這些趨勢可能引發的價值創造或流失。這5項發展趨勢是：(1) 成為進口目的地；( 2) 服務業的開放；( 3) 金融市場全球化；( 4) 協作解決全球議題；( 5) 技術和創新的流動。

我們使用麥肯錫全球增長模型進行模擬計算，並利用外部研究對結果進行了調整，最終發現：這種價值絕大部分都表現為對GDP的影響，其餘則表現為其他價值形式，例如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時選擇不同，將導致社會成本出現或升或降的分化。到2040年，可能受到影響的總價值或將達到22?37萬億美元，大約相當於全球GDP的15%~26% (見圖8) 。

只要這種經濟聯繫發生變化，無論是加強還是減弱，總會有一些利益相關方得益或受損。例如，東南亞國家也許會因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減弱而受益，因為其他國家對它們的出口需求將會增加；而假如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加強，那麼中國某些行業的勞動者和企業必將經歷陣痛，因為政府將加大對世界其他國家的進口力度。需要指出的是，為了估算相關價值，我們在模擬時設定了一組具體的條件和假設，所以這些估算結果不應被視作對未來的預測。例如，在所設定情景下，我們假定了各要素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我們的研究結果會受到以下因素影響：中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以及技術交流所帶來的生產力提高程度。我們在模擬研究中排除了幾個因素，包括與政治議程和軍事干預相關的風險。本模擬研究側重於長期影響。我們並不是在試圖預測當前關於貿易和關稅辯論的結果。

中國可能成為新興與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出口目的地；但如果聯繫減弱，全球貿易流動將會收縮。根據各方的一致預測，中國從當下到2030年這段時間的消費增長可能將高達約6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與西歐的總和，是印度與整個東盟國家的約兩倍。中國可以通過進口更多優質商品來滿足中產階級消費者日益增長的期望，同時刺激國內消費。世界其他國家也將從中獲益。

在將發展重心轉向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以後，中國會從新興經濟體進口更多勞動密集型商品、從發達經濟體進口更多優質商品，從而幫助其他經濟體創造更多就業。然而，假如全球聯繫減弱，持續的貿易爭端可能導致長期關稅升高、全球貿易額收縮、生產率降低；發達市場的消費品價格可能上漲。在中國，貿易收縮或將導致製造業崗位供給過剩。模擬結果顯示，與貿易相關的經濟價值可能高達3~6萬億美元。

中外企業都有望從服務業的開放中獲益；但如果始終不放開服務行業的限制，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生產率差距將繼續存在。服務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佔比逐年增大，2018年佔國內GDP的比例達到52%,而2010年只有44%。但服務品質、服務能力和准入問題卻影響了很多服務業子領域的發展；而外企面臨的種種限制也會阻礙競爭和現代化進程，進而抑制生產率的提高。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僅為經合組織平均水平的20%~50%。雖然中國政府最近出台的一系列舉措顯示出擴大開放的信號但外企的某些經營障礙或仍將存在。模擬結果顯示,中國與全球的經濟聯繫發生變化後,服務領域受影響的經濟價值將在3~5 萬億美元之間。

如果中國能夠進一步深化金融體系的全球化和現代化，便可拓寬資本分配的選擇範圍、提高分配效率；中國的金融體系相對封閉,消費者在分配資產時的選擇很有限,由此便導致了房地產價格上漲、回報率承壓等一系列問題。國企債務在中國企業債務中的佔比高達70%,但只貢獻了略高於20%的工業產出。倘若中國的金融體係與全球市場進一步對接,中國的消費者、企業和投資者或可擁有更多選擇,資源配置效率也將有所提升。反之,倘若中國與全球市場的聯繫減弱,則中國金融體系的風險水平（例如不良貸款風險）將會升高,導致商業利率和無風險利率之間的利差擴大,從而推高融資成本。模擬顯示,這一選擇涉及到的經濟價值共計約5~8萬億美元。

中國能夠為解 全球經濟體系的基礎規則尚無定法，而中國可以為解決全球化問題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國已經加大對國際機構的承諾（以及融資力度），並且對代表新興經濟體的新機構給予大力支持。例如中國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中的持股比例分別為30%和20%。中國也在積極組建區域貿易集團， 逐漸成為製定全球化問題解決方案的關鍵參與者。例如在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上，中國正在積極開發可再生能源和清潔煤炭解決方案。不過，中國仍有潛力開發更多的創新性解決方案，並向世界輸出，例如共同定義全球化數字治理，以及填補每年預計約3500億美元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缺口[1]。根據我們的估算，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或發生變化，這方面涉及的經濟價值可能在3~6萬億美元之間，並且將在環境保護、網絡安全等一系列與全球公共產品相關的話題上拓寬國際合作。

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全球技術流動可能會增加，從而催生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解決方案，有助於提升生產率；創新已經成為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之一（既包括自主創新，也包括進口創新），並逐漸促使中國經濟整體向價值鏈上游挺進。若要加強技術流動，中國與世界需要攜手構建一套彼此接受的知識產權保護製度。如果能夠動員全球共同參與，通過透明、可信的流程解決知識產權問題，就可以提高外企向中國出售技術所獲得的收入，同時減少知識產權侵權的可能。一項研究顯示，知識產權侵權使得美國蒙受了一定的經濟損失。對中國來說，進一步推進全球化整合，有助於擴大獲取國外技術的種類，促進與國外投資者、機構和人才之間的合作，共同開發全球領先的解決方案。但如果當前的貿易緊張局勢持續下去，那麼長期關稅將會上升，技術流動也將受到實質性的限制，於是創新便會受阻，生產率增長也會大幅降低。對於世界其他國家來說，與中國的聯繫減弱意味著逐漸失去全球技術領域的關鍵供應商和市場，而且中國愈發活躍的技術創新也無法再向國外出口。2019年初，中國成為第一個實現了探測器登陸月球背面的國家；中國目前還在聯合埃及等新興經濟體共同研發衛星。如果聯繫減弱，中國也將失去促進經濟發展所需的關鍵技術。模擬數據顯示，這方面涉及的價值在8~12萬億美元之間，具體取決於技術流動的方式，以及對生產率增長的後續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各國可以共同思考並改革全球貿易體系。提升爭端解決效率和擴大包容性，並讓全球進一步分享中國經濟開放創造的利益，惠澤更廣大的群體。如果中國的金融行業實現了全球化，屆時全球各國都應當對中國投資持以更加開放的態度。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各國需要明確擬定目標和里程碑，避免一些國家為追求自身利益而損害全球福祉。此外，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技術與知識產權流動程度主要取決於各個國家對技術投資和國家安全問題所持的態度。

鑑於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聯繫將發生難以預測的變化，企業需要調整經營方法，才能在新環境下繁榮發展。

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將發生難以預測的變化，甚至還會潛藏風險。因此，企業需要從以下4個方面考慮如何調整髮展戰略：

評估自身在短期和長期受中國與世界之間經濟聯繫變化的影響程度。為了理解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的變化將對企業產生哪些影響，企業應當首先評估自身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依存度可以體現為很多形式。我們在衡量中國與世界之間的經濟聯繫時，已經為8個維度設定了可供企業檢驗和追踪的具體指標。企業可根據各自的依存度來評估聯繫發生變化後可能產生的風險和利益。即便在應對短期波動和不確定性之時，企業也應該考慮到中國經濟的長期基本面，積極思考哪些長期趨勢可能對自身產生影響— — 例如收入增長、技術流動和本地競爭加劇。

明確投資方向和價值鏈佈局。由於上述情景和所涉及到的經濟價值與每一家企業息息相關，企業高管可通過把中國的投資承諾等指標與其他國家進行對比，以確定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發展戰略，並確定中國在企業的全球價值鏈上扮演何種角色。企業應當明確自身在中國市場的期望——希望把中國市場作為關鍵的增長引擎，還是只想參與小眾行業？舉例而言，假如中國未來仍然是全球重要的增長和創新來源，那麼企業不妨把優化投資納入長期戰略， 甚至加大投資，並且加倍關注核心價值的創造（比如大力投資於研發創新） 。如果中國不再是重要的增長和創新來源，企業就應該考慮把商業活動和投資轉向其他地區。

培養自身的卓越運營能力，以管理風險和不確定性。鑑於監管及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企業需要更加靈活以實現其價值定位。各國政府在跨境投資、併購以及技術和人員流動方面的作用越發凸顯。企業應該重視業務市場的當地情況，因為情況可能發生驟變，敏感性可能會升高，在運營上犯下的錯誤將迅速升級，吸引利益相關者的關注。企業也不妨考慮調整運營足跡，但這需要企業本身俱備足夠的敏捷性，也意味著要向風險管理投入更多資源。

培養並保持倖存者心態。有一些企業經歷了經濟衰退和危機時刻，卻依然能夠繁榮發展。它們往往都保持著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和通暢的融資渠道，並且擁有廣泛的業務領域，不至於在某一行業衰退後就一蹶不振。然而，危機和不確定性也會創造某些機會，由此產生的壓力會推動企業重組，從長期來看有助於提升經營健康，並催生一些業務開發以及外延式增長的機會，使其得以拓展業務範圍或提升市場地位。

雖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全球貿易的動力源泉，但其與世界融合的進程仍不乏進一步深化的空間。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正在悄然變化。由於中國經濟正逐步轉向以內需驅動為主的增長模式，同時世界各國也在重新評估與中國的經濟聯繫，未來這兩方會不會相互脫離？如果聯繫減弱，那麼雙方都會損失巨大的經濟價值。相反，加深彼此間的整合能夠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無論這種聯繫未來將如何變化，依賴中國經濟的企業都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能在未來不確定的環境下繁榮發展。